西藏与民族问题

2008年4月21日 下午 12:00Views: 81

西藏-“世界屋脊” -在1950年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后来并入中国人民共和国,成为”西藏自治区”。围绕北京政权宣布对西藏的主权引起激烈辩论-社会主义者应该采取什么立场?

首次出版: 22月9日, 2005年尽管近10年来西藏经济蓬勃发展,每年增加逾百分之十,对中国统治的憎恨现象还是很普遍。这是中国斯大林式政权的高压官僚体制和镇压措施遗留下来的,虽然这些在废除农奴制和在西藏实行深远的社会改革方面发挥了作用,但觉醒的藏族群众却忽略了它。正如罗伯斯庇尔警告说,人们不喜欢”带着刺刀的传教士” 。今天,新的紧张局势正在出现,因为汉族移民(中国的优势族群)在西藏首府拉萨和其他城市都多于藏人。根据中国官方数据,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因为’反分裂’的侦破行动,超过五分之一的西藏人口被逮捕或被镇压。在无数的反叛过程中,至少有10万人已经死亡,或被拘留和强迫劳动。虽然自从所谓的”文革”(1966年至1976年)以来,对宗教信仰的管制细则已放宽,但是大多数藏族寺庙被摧毁,携带达赖喇嘛画像—流亡中的藏传佛教’教主’仍然是一种罪行。尽管这样,中国政权在西藏的维持仍然十分脆弱。这场冲突起源于1950年,中国革命胜利一年后,由毛泽东进行的对西藏的占领,并强行把西藏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紧张的民族关系在中国其他地方同样地盛行,尤其是地广人稀的边境地区,在那里汉族是极少数。正如约翰·伯姆富里德(John Pomfret)在《华盛顿邮报》所指出的, “中国的两个最桀骜不驯的少数民族-藏族和穆斯林维吾尔族-所统治的地区,包括150万平方英里,几乎有一半的中国大,大部分是历史上最脆弱的边境地区”。近年来,西藏人民一直面临着一项新的威胁:在一个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经济边缘化问题。这种经济体系由中国引入,并由汉族商人和专业人士主导。这”大大加剧了城市和农村之间,汉族和藏族之间的收入不平等 “,亚瑟·霍尔考伯(Arthur Holcombe)-西藏扶贫基金主席,一个非政府组织——警告说。即使在国有部门,一个好的领导岗位也必须以中文(普通话)为就业条件。藏族成人识字率是50 %左右, 与85 %的汉人相比,城市劳动力市场是不利于土著人口的。

这些又被或多或少公开的对西藏人的种族主义强化了,藏人是”落后的”、”低劣的” ,这些意念几十年来由北京政权植入,为其镇压政策寻找借口。

“这比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歧视更糟糕” ,持不同政见的中文作家魏京生如是说。

移民和农村贫困 

“中国为西藏的经济发展政策,”《商业周刊》(2003年9月19日)评论说 , “也助长了城市贫困,犯罪和色情行业的膨胀,因为年轻,常常有低学历藏人迁移到城市,但很少有人能找到合法生存的方式” 。

经济景气无论如何只是一种城市现象,在很大程度上绕过农村地区, 80 %的藏族人口居住在那里。官方数字揭示了在西藏地区可能存在中国最大的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贫富差距,农村地区的人口是全藏,而城市却被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占主导地位。在2004年,藏族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是1861元( 225美元) ,是中国最低收入者之一。在另一方面,专业人士及州政府官员的薪金是最高的,产业工人也是居于上海之后的第二高。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央政府不能再指挥官员和专家迁移到’战略性’的地区,那就只能依靠事实上的’西藏特殊政策’运作吸引汉人员到该地区。假日延长了,工作时间缩短,定居者可以得到高原津贴、位置偏远奖金和大量的其他补贴。

虽然如此,但北京政府以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抵御西藏”分裂主义” 的企图,收到了好坏参半的结果。官方统计,藏族仍然占西藏自治区270万人口的93 %,大约有240万。汉族人口的规模是肯定高于这些数字,当解放军部队驻守在西藏自治区和数以万计的民工涌入。但即便如此,汉族的移民还没有达到与邻近的新疆同样的规模-那里,他们现在占到了人口的4 0%-这不是偶然的巧合。除了寒冷、氧气稀薄的空气-西藏是被称为”世界屋脊” -汉定居者还必须勇敢面对普遍的贫困和土著人口的怨恨。在1959年至1999年,共有111000中国官员被送往西藏。其中一些人,至少在最初几年,是出于革命或爱国热潮的意义而自告奋勇。大多数人并没有留下来。

早在八十年代,根据胡耀邦的“藏人自治”运动,汉族官员被勒令回家,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替罪羊。当时,现任主席胡锦涛,从1988年至1992年,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高层职位,在他的任期内,他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康复他的”高原病” 。这不是胡保持距离唯一的理由。《卫报》上网乔纳森·穆斯基(Jonathan Mirsky)回顾说: “我曾经有机会遇到胡锦涛。由于不知道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他告诉我他多么不喜欢西藏的海拔、气候和缺少文化。他让他的家人留在北京,他告诉我他很担心如果什么时候反对中国的起义发生,将没有西藏人愿意保护他” 。

汉族流动工人和复员士兵在拉萨开出租车或者从事建筑工作的,他们明显面对更严峻的对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打算一旦攒了足够的钱就回家,通常会经过2至3年。正如一个前往该地区的支持西藏运动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 “关于中国在西藏存在有一些脆弱。一旦你走出城市9000至10000英尺,那里就没有中国人了…大多数中国人真的不想去那里” [约翰·阿克勒(John Ackerley),ICT,《华盛顿邮报》,1999年10月31日]

为了加强在西藏的统治,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快将完成的1142公里的青藏铁路。这是有史以来在该国享有声望的工程中最负盛名的和最昂贵的。在高度超过4000米以上的高度,这将是世界上最高的铁路,在高于许多小型飞机可飞的海拔高度上营运。该项目面临着巨大的技术挑战,冻结地带,氧气不足,气压低。火车发动机将配备涡轮增压器,以获得足够的氧气运行,而客运车舱也要维持像航空客舱一样的气压。包括保健温泉和豪华餐厅的一流设施,这列火车象征了中国当前阶级区分的偏好。北京也在西藏兴建新的道路,水电工程及发电站,作为一种手段,以加快西藏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

废除封建主义

与浪漫的好莱坞理想相反, 1949年之前的西藏作为一个精神王国,情形与欧洲中世纪极为相似。 58 %的人口是农奴身份,被迫从事无偿劳动,为自己的主人,其中大部分是喇嘛(和尚) 。试图逃跑的农奴遭到残酷的惩罚,例如笞刑或割刑。即使是《毛: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张戎(Jung Chang)和乔·哈里戴(Jon Halliday)企图诋毁中国革命,也承认旧的西藏神权(宗教王国)有”非常黑暗的一面” ,他们虽然没有用更多事实来展开这一观点,但却立刻补充说, “毛泽东的统治更坏” 。

西藏封建主义是与佛教分支’喇嘛教’捆绑在一起的,是严酷的自然环境下几百年与世隔绝的产物,这种环境下实现大规模人类定居是不可能的。寺庙本身就是大地主,在1950年拥有百分之四十西藏的耕地。他们还发挥法院和收税员的作用,对穷人实行苛刻的宗教税。即使在今天,据估计,西藏人还会付出他们每年收入的三份之一给寺庙。

正如中国的封建儒家系统最终在经济和军事压力的重压之下崩溃一样,陈旧的西藏封建主义也会遭到同样的结局,只不过这发生在中国斯大林主义统治下。自从佛教神权被推翻,人均生产总值( GDP )上升了33倍。田间劳作的机械化,提供清洁饮用水和其他基础设施方面,都有较大改善。但由于这些无可否认的改进措施是官僚体系强加的-通过军事占领- 而不是从原著人的社会运动自发发展的(这可能转向中国工人和农民寻求帮助),这造成了对藏族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巨大和不必要的浪费。

尽管在中国的资本和技术的基础上,经济快速增长了,但西藏的轨迹严重落后于中共的其他地区,这在卫生,教育和其他许多方面都有对照。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 45.5 %的藏族儿童没有接受小学教育,相对于全中国儿童失学率是7.7 % 。跟1959年之前的情况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改进,那时只有仅2%的藏族儿童完成了小学教育,但与任何中国其他的少数民族相比,藏族迄今仍然是表现最差的。同样,只有13.3 %的藏民接受中学教育,全国平均数为52.3 %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 。由于落后的农业条件,农民家庭经常保留儿童,通常是一个女孩,在家工作(这造成了极高的妇女文盲率)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可以从北京的一胎化政策得到豁免。

婴儿死亡率也大幅降低,从1959年的43 % 降到1998年的3.7 %。但是这仍然是将中国作为整体而言的3倍。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也一而再,再而三上升,从1949年的36岁, 上升到今天的65岁,这是当今中国的18个主要民族中排名最低的(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68.9岁) 。

冲突的根源 

汉民族主义分子,其中包括北京政权,关于西藏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的争论是错误的。无论如何,历史先例中对于其他小民族的权利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群众的意识,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层。在此基础上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重大的动荡,民族意识可以在原来并不存在的地方发展起来,正如我们在巴基斯坦和厄立特里亚等国所看到的那样。

在过去的1000年,西藏在不同时间成为蒙古帝国、印度莫卧尔、后来是中国的清朝(发音为CHING)的附庸国。西藏在1728年归顺清王朝,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达赖喇嘛和朝廷之间的所谓的”教士-资助人”的关系。清朝皇帝(并非汉民族而是满族)为达赖喇嘛和西藏的封建精英提供保护,防止内部叛乱,而作为交换,喇嘛教被接受,成为中国的国家宗教,达赖喇嘛成为其”最高精神领袖” 。这项安排与清廷征服北部和西部地区的蒙古族部落的计划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那里也实行藏传佛教。即使有达赖喇嘛的祝福,由清朝发动的对这些蒙古人的征服还是实行了一系列可怕的、惨绝人寰的战争。这个过程中,中国向南扩展到了缅甸和越南,向东扩展到韩国,向西进入中亚和西藏。

但在19世纪,由于内部叛乱和外部帝国主义的压力,清朝开始瓦解,西藏开始摆脱它的控制。20世纪初叶,英国帝国主义争夺西藏霸权,企图在中亚寻找一个对抗俄罗斯扩张的缓冲地带。

英国上校杨赫斯本(Younghusband),率领一支多数为印度人的武装力量,屠杀了900多武装落后的西藏人,在1904年强迫拉萨政府实施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 1906年,强加给腐朽清政府的一项条约,让西藏成为英国既成事实的保护国。这就是当时所谓’独立’西藏背后的真实情况,在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宣传中,它被想象成一个’黄金时代’ 。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存在的基础上,对弱小的经济落后的政府来说,不会有真正的独立;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小的『独立』的公司很难生存,除非是作为大公司的分包商。十三世达赖喇嘛企图讨好英帝国主义,其中包括提供1000多人的藏族部队,为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斗。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将西藏转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又是另一个外国入侵的耻辱例子,与俄罗斯在1901年控制伪满洲国和日本在1895年吞并福尔摩沙(台湾)处于同一水准上。收复西藏回归中国母亲的怀抱,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一个信条,从蒋介石到毛泽东和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 。

但是,这不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态度。陈独秀——中共创始人,后来又成为列昂·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的突出支持者——反对 “自私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并具有讽刺意味地评论说,这些都是”从日本进口的劣质商品”, 跟其他日本货一样为中国工人阶级所抵制!

1949年革命

1949年的中国革命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取消资本主义和地主阶层,在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它动摇了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麻木和衰败。用卡尔·马克思的话说, “革命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这是活生生的证明。但由于在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下——在苏联其模式是官僚专政——革命的性质被扭曲了,新政府很快陷入了与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摩擦中,后来又波及到汉族的工人和农民。

与觉醒的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相比——刻画了列宁,托洛茨基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其他领导人——毛泽东政权的世界观最好的描述是激进的汉民族主义,结合了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反对和之前中华帝国内对全国少数民族的决不可容忍的沙文主义态度。出于国家安全和汉族威望的双重理由,西藏、新疆和内蒙古被赋予了重要的战略位置而不惜一切代价被纳入新的国家。由于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初始善意被浪费掉了。

在内蒙古情况与西藏和新疆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日本占领,那里的蒙古共产党人积极参与内战,反对蒋介石民族主义力量。但时至今天,蒙古的民族主义在年轻一代身上正在上升。尽管在煤炭需求增长的基础上,经济蓬勃发展了(内蒙古的国内生产总值名义上从1999年至2004年翻了两番) ,对民族英雄成吉思汗陵墓私有化的计划的抗议最近时有发生。尽管在过去双方都是形式上姓’社’ (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但是两个蒙古——一“内”一“外”——却被俄罗斯和中国的斯大林式官僚机构分裂开来。

毛泽东和中国斯大林主义者的立场,完全不符合传统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后者主张少数民族自治。在中国的情况下,新政权只承认在中国政府的权力范围内”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与此相反,列宁在1917年12月采取了授予芬兰独立的这立场,因为这明确表达了芬兰民众在经过数十年沙皇政权的强迫后渴望独立的愿望。对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来说,决定性的问题是不分国界的劳动阶层的统一和政治凝聚力的。在列宁领导下,苏联宪法赋予所有成员国自决权和脱离权。由于苏联斯大林官僚体制的蜕变,这项权利事实上被取消。在苏联的最初几年,由于苏联人被推选入苏维埃-工人理事会-,工人阶级通过它来行使权力。相比之下,中国革命的胜利却没有民主的工人阶级的权力机关,取而代之的是以农民为基础的人民解放军的共产党军官所组成的官僚体制。对新中国政权的夸张的信仰,用军事解决的办法(简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并结合汉族沙文主义,这意味着没有解决民族问题。新的爆炸性冲突正在酝酿。

西藏和冷战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的3个月,入侵西藏发生了。这意味斯大林主义的“东方”和资本主义的“西方”之间的冷战急剧升级。迫于急剧升级的国际紧张局势,毛泽东实施了他的入侵计划。10月7日,解放军40000部队占领西藏东部城市昌都,粉碎了小小的藏军,并迫使达赖喇嘛的政府进行谈判。这次试探并不是一次全面的入侵,反映了解放军在高海拔地区支援一支大部队的后勤问题,因为形势严峻到几乎找不到任何的道路。

占领昌都的入侵,恰恰发生在以美国军队为主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的前两天,其目的是推翻北朝鲜的斯大林政权。因此,解放军进入西藏,旨在预先阻止任何西方国家支持的、由拉萨政府推动的独立。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使台湾海峡“中立化”,挫败了迫在眉睫的中国对台湾的攻击。在美国,共和党右翼所拥护的韩国的联合国部队的总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叫嚣着要将战火烧到中国。麦克阿瑟主张轰炸中国的空军基地,甚至在中方和朝鲜边境上使用战术核武器,特别是100多万中国’志愿军’(事实上的人民解放军正规军)在1950年11月介入朝鲜冲突后。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律师团在华盛顿占了上风,导致杜鲁门在1951年4月将麦克阿瑟解职。

杜鲁门的立场反映了地缘政治的现实。美国及其盟国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冒险直接攻击中国的固有领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一段时期内民族解放斗争震撼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英国的工党政府勉力尽其义务入朝参战。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不能在西藏作出干预。他们想拉印度下水使其有些军事反应的企图也被尼赫鲁政府置若罔闻。朝鲜战争后,美帝国主义确实为西藏零星的反华运动提供过军火和训练,但在1969年,亨利·基辛格访华前夕,这种支持被取消了。通过这次访华,华盛顿与北京达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协议。这是半个世纪以来,西藏领袖们寄予强权(英国,日本,印度,现在美国)的希望第四次灰飞烟灭。

中国政权保护北朝鲜的大量承诺-高达4 0万的中国军队阵亡,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儿子——首先并非源于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援助,就像官方宣传的那样——而是由于美国胜利所带来的可怕后果(不只是美国的傀儡国家,还有在中国的东部边界建立其军事基地) 。然而,由于介入支持一个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原住民的斗争,中国政权的干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朝鲜,甚至全亚洲都享有广泛的支持。

‘统一战线’与封建主义

但是对西藏,中国政权不是对原住居民的一个反封建主义或殖民主义援助,它本身是扮演的是一个军事侵略者的角色。使事情更糟的是,北京通过一个与达赖喇嘛和西藏封建精英的’爱国联盟设法巩固它的地位。
正如一位评论家解释的那样, “毛泽东并不急于把革命推进到西藏。与此相反,中共企图以一种很像清朝的模式来’管理’国家。尽管有革命性的承诺,中共却首先并没有尝试在西藏的任何社会改革。主权优先。只要让西藏回归祖国温暖大家庭的怀抱 ,北京很愿意容忍“封建农奴制”的保留 。 ” [《思考西藏》王力雄]

在中国,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将着手致力于发展民主,比如:土地革命,在西藏的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没收封建的和寺院的房产,深远的民主权利,包括自决权。在帝国主义时代,伴随外国资本主义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残酷统治,革命斗争将被迫超越这些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任务,采取社会主义措施,与中国、印度和国际上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

不过,与其立足于西藏那些少数激进的城市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共领导人更愿意与藏族社会的“头头们”打交道。平措汪杰领导的小规模的藏族共产党,其独立地位将使复杂的民族问题更加复杂,所以在1948年被强行并入中国共产党。无奈之下,藏族共产党人同意放弃他们的口号—”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西藏” ,但仍寄希望于中国革命引导西藏重建 ,让西藏“像苏联的许多自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一样进行自治…它将在中国的主权之下,但由控制藏人控制(《一个西藏的革命者》 平措汪杰) 。 1958年,平汪遭到了中国政权谴责,被斥为”地方民族主义” ,并被判18年徒刑。他的被捕是一个镇压的序曲,这意味着北京政权与封建寡头的政治联盟崩溃后,藏族社会随之瓦解。

1951年,毛泽东的政权和当时16岁的达赖喇嘛签订的一个条约,是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为香港和澳门制定的”一国两制”模式的原型。这项政策规定,北京政府绝不会”改变在西藏的现行的政治制度” ,并且”在各项改革的有关事宜中,西藏将不会受制于中央机关” ,协议提供了一个备忘录,回顾了中国在达赖喇嘛的要求下对西藏的入侵,并让中共控制外交政策和国防。但是在社会领域,除了减少高利贷的利息及兴建一些小型医院及道路(其实主要是担任军事目的) ,在这期间实行的变革非常有限。正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 “没有贵族或寺院的财产被没收,封建地主继续继承着对农民的约束” [《雪狮和龙》,作者迈尔文·戈尔茨坦(Melyvn Goldstein]

毛泽东将此描绘成一个与藏族人民的”联合阵线” ,而实际上,这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斯大林在中国的灾难性阶级合作政策(中共与蒋介石民族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的复苏 。当然,此时的不同在于,毛泽东的政权是从一个强势地位采取行动,他们凭借10万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的优势取得了对西藏的最终控制权。在向藏族精英交好的同时,中国政权在藏族群众中树立威信的努力处于最无能的状态。

“汉人提供的新方式让他们感到迷惑,害怕汉族人敦促“解放”农奴,但又与封建主建立联盟,又他们因此并没有大批地加入他们的“解放者” 。 [《现代西藏的诞生》,汤姆·格伦菲尔德]

1954年,达赖喇嘛被任命为橡皮图章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副委员长,尽管事实上他还申请加入共产党被驳回。在1955年,毛泽东的总理周恩来对西藏精神领袖说:“如果西藏还没有作好土地改革的准备,那么等待的时间可再延长50年” 。

1959年叛乱

但是,阶级斗争和变化在通常情况下并不会按照官僚体制的计划去发生。在中国本身社会转型的影响下,旧西藏开始出现裂痕。当时与现在一样,有一半以上的藏族人口居住在邻近省份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北京政权狭隘的官僚心态意味着:虽然它支持西藏自身”不改革” ,但它看不到有任何理将相同的规则适用于其他省份藏人社区。为了响应农业合作化,1956年初将合作化运动引入这些省份,结果发生了数百起叛乱,超过一万名藏族人被杀害。 [《解放军第11师的工作报告, 1952年至1958年》]

美帝国主义通过在尼泊尔的基地,给这个名为”康巴”叛乱的领导提供武器和训练,。当然,领导这个运动的大多是富农和一无所有的贵族,打着宗教和民族的旗帜,以团结他们背后不发达地区的人口。情况因为“藏奸”对毛派政权的响应再次恶化。解放军开始炮击寺院,逮捕高僧大德和游击队领导人,分期进行公开处决,以重新树立其控制。这些事件导致了西藏边境对面的紧张局势大幅上升,在那里,打击”康巴”反叛力量普遍解读为在汉族占多数的地区,对藏族人民和他们的宗教的一种种族灭绝攻击。大批解放军增援部队在1958年年底陆续抵达拉萨的时候,紧张的空气一触即发。他们的目标是围捕60000已经逃到那里的”康巴”难民。谣言传播,其大意是:解放军计划逮捕达赖喇嘛,导致数千人保卫在他的夏宫周边,设置路障,并高呼”驱除汉人” , “西藏属于藏族人” 。

1959年3月10日的拉萨起义被迅速粉碎,达赖喇嘛和大约10万名追随者——其中大部分来自过去的封建精英——逃亡到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在那里,一个流亡政府成立了,但只是一个没有被任何政府认可的政府。毛泽东亲自向达赖喇嘛保证他将获准出逃,主要是害怕佛教国家的反应和他在印度被杀害。起义是一个反动的、封建主义的运动,主要由喇嘛、封建贵族和老西藏军队的军官团支持。但由于北京政权的罪恶政策,并非立足于为社会主义赢得群众,而是立足于官僚机构”统一祖国”的名义,所以大部分的的藏族人把3月事件看成纯粹是一场反对中国占领的民族斗争。

在迅即结束的起义18个月,据解放军的官方数字,8.7万西藏人被杀害,大部份的人口被进一步隔离分散。这种穷兵黩武并不是出于西藏的情况多么严重,而是由于北京政权本身的一系列严重危机。因为’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开始初露端倪,对毛泽东的批评越来越多。原先估计1958年全年粮食产量在375万吨,已大幅减少至只有215万吨。在接下来的三年内,中国将遭受20世纪最恶劣的饥荒,一系列自然灾害加剧了这种情况,多达3000万人饿死。

拉萨起义一个月后,毛泽东作为国家元首被刘少奇取代(刘是邓小平的一个盟友),尽管毛泽东保留了最重要的共产党主席的职务。受到那个时候权力走廊上情绪的感染,毛泽东抱怨自己被像“死去的祖先”一样对待。在国际领域中,一场尖锐的冲突正在莫斯科酝酿,将在西藏起义后的3个月内公开爆发。 1959年6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公开嘲笑毛泽东的公社就像那些”不明白共产主义是什么或它是如何建立的人”的手工作坊 。在同一个月里,苏联抽回了对中国核武计划的支持。在中亚这场伟大游戏的倒行逆施里,苏联的官僚体系为自己玩世不恭的结尾,开始在哈萨克和新疆其他突厥少数民族中煽动反北京情绪。北京对西藏叛乱的高压反应,是企图粉碎他们的信仰-在国内和国外-并遏制中国其他地区的’分裂主义’。这应了中国的一句格言:杀鸡给猴看。

在经历了起义后,北京在西藏来一个180度大转弯:从容忍最恶劣的封建屈辱,到自上而下消除封建主义。考虑到藏族人文化水平和行政经验水平低,大批汉人的’干部’ (官僚)被输送进西藏,以推行新的政策。军事镇压还在继续,破坏曾作为叛乱基地的寺庙,以及毛泽东认为僧尼和信教群众要强行结婚的荒诞命令,都是旨在”消灭精英发起造反的能量” [王力雄]

文革 

虽然六十年代初期分配的寺院和封建土地,为中国政权在西藏创造了一个支持的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又被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在1969年,中央政府决定在西藏引入所谓人的公社(大规模集体农庄) ,比中国的其他地方落后了十年。农民和牧民将此诠释为对他们10年前刚刚获得的草场和牲畜的征用,他们再次武装起义,席卷了西藏农村。社会主义者都赞成集体农场,因为它可以极大地提高效率。但是,这只能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取得,要鼓励那些选择加入集体的人。这项工作,必须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工业基础,以提供农业机械、肥料和供应足够的工业制造品,以换取农产品。在60年代的中国,情况并非如此,更不用说在西藏了。

其结果是超过十年的经济停滞,因为大部份的农民有效地”按照规则工作” ,以表示抗议。这被那些引进的重大改革——如免费医疗和就学——扭曲了。然而,到1980年,有50万农民——超过四分之一的藏族人口——比公社来临之前更差了。伴随着农业方面的混乱,文化大革命又卷入了一场对佛教信仰的残酷的镇压,捣毁西藏的剩余寺庙和强制僧侣和尼姑接收’再教育’。而在1959年,在西藏有2463所寺庙,到了1976年只有10所了。据班禅喇嘛所说, “神圣的雕像被用作肥料,佛教画像被故意用来制造鞋子” 。

1980年,中国领导人承认在西藏犯下”严重的错误” 。这一点,第一眼看来,惊人的事态只是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中国官僚内部尖锐的权力斗争的一个副产品。面对经济危机加深,邓小平和’改革派’的官僚们主张转向资本主义的方法,一项政策在初期就遇到了忠于毛泽东的官僚们的激烈抵抗。胡耀邦,激进“改革”派、共产党总书记,在1980年访问过西藏,在一个高级官员的会议上指出, “藏人的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的民族利益” 。胡开始了暴风骤雨般的变化——解散公社,放宽对宗教的迫害,释放300多名1 959年叛乱中的囚犯,建立区域自治的“藏族化”( 藏族同胞的干部替代汉族官员 ) 。在此期间重建了许多寺庙,这不只是北京政权尝试通过鼓励宗教逃避现实的手段以安抚民众,北京政权也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利用旅游作为一种手段,以振兴西藏经济。但是,当许多训练有素的官员的离开导致官僚机构陷入瘫痪状态后,“藏族同盟会”的规模不得不相应缩减。尽管如此,1980年至1985年之间,西藏的汉人口减少了逾40 % ,因为大批官僚被遣返原居地。代替他们的那些人,绝大多数是从受过教育的、原西藏优秀传统宗族首领和贵族中选拔上来的。

胡为西藏选择的党委书记是吴景华,一个自由主义者,作为一名彝族人,他是第一个没有经过汉族委任而达到这一位置的人。为了扭转前任的强硬路线政策,吴的时期就像”开明复兴的统治” ,虽然这很短暂。当排华骚乱在1987年底和1988年初爆发时,吴的”通融”政策被指责为鼓励”分裂主义” 。这一次,吴的恩人胡耀邦也跌至邓小平的底线,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的罪名被调离办公室。20世纪80年代末反对中国的抗议活动,为西藏又一个突然的政策改变搭好了舞台。被指责恢复到传统镇压方法的人莫过于胡锦涛。

1989年3月,胡负责实施戒严法,并加强镇压,这成了3个月后对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更残酷的镇压的一个预演。这显示了在反对西藏”分裂主义”斗争中完善起来的镇压方法,是怎样被用来对付汉族的工人和农民,以及中国的其他族裔社区,这个时候,他们不敢提高他们的声音,反对官员腐败、不公正和缺乏民主权利。这是所有工人为什么必须反对中国政权镇压西藏的一个原因。

尽管藏族人自己的官员有了很大的增长(1989年达到了该地区官僚机构的66 %) ,但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藏族人在西藏自治区担任党委书记这一关键职位。这个职位在中国的国家机构中比名义上的政府首长更加重要。同样,驻守在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的指挥官一直是汉族任命。这是藏族官员一个特别的反感来源。由于北京的命令,政策无休止的反复,也导致了藏族官场上越来越多人对真正的自主权理念——或者像香港模式——的支持。这与达赖喇嘛和从旧封建阶级抽调出来的、流亡藏人领导们的立场几乎完全相同,也强调了西藏精英的内外两翼之间在视野上的广泛对称性。

达赖喇嘛削弱“藏独” 

从表面看,由于北京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们恢复的零星会谈,中国-西藏的紧张关系似乎已经降温。20世纪80年代末的独派抗议活动后,两党之间的会谈暂时停顿下来。藏传佛教领袖将斗争与西藏的民族运动结合起来,以降低独立要求,鼓吹”中国内部的真正自治”作为替代方案。这种自我标榜的”中间道路” ——企图复活1951年至1959年条约中的条款——-是一种认识,即试图从华盛顿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处为西藏独立而争取支持的失败。这也反映了西藏新的特权阶层的压力。他们已经随着中国的繁荣,被同化和成长起来。

西藏流亡政府的资产阶级战略和政策,已经证明完全破产。尽管达赖喇嘛作为一个藏族的象征很普及,但在流亡藏人中,对领导层的策略有越来越多的不同意见和批评。藏青会,一个流亡组织,最近警告说,他们将不排除武装斗争以追求独立。不过,这种做法在20世纪50年代- 60年代已尝试过,而且又是美国的武装和训练。从纯军事的角度看,因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以及”反恐”精英组织的发展,游击斗争在今天将是一项一边倒的竞赛。所谓的“城市游击主义”或恐怖主义,以20世纪90年代末新疆的经验来看,势必导致国家加紧镇压的状态,并削弱了发展成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可能性。

只有社会主义斗争——远离资本家和他们的政府,包括目前北京的亲资本主义政权,转向工人阶级,特别是觉醒的中国劳工巨人——可以指明前进的道路。即使西藏实现了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独立,这对大规模的人口又意味着什么呢?它的喜马拉雅另一侧的邻居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说明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基础上”独立”意味着什么。不丹和尼泊尔,在现实中不过是印度的附庸国,而锡金,在1918年脱离英国赢得独立,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国家” ,并于1975年被印度吸纳。

这些国家遭受到很高的婴儿死亡率(不丹几乎是西藏的三倍水平)和较低的预期寿命(尼泊尔59.8岁,不丹54.4岁,而西藏则是65岁) 。由于土著统治者采取的政策遵守着帝国主义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愿望(中国在其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无论是尼泊尔和不丹,境外难民的数量都大大高于西藏的。上世纪90年代初,不丹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驱逐了五分之一的人口( 134000 )流亡。尼泊尔,由自己的(印度教)“神王”统治,处于亚洲最血腥的内战的阵痛中,自2001年以来已夺去10000人的生命。一个伟大的历史讽刺是:中国政府提供武器给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抵抗毛派游击队的叛乱,这是因为它担心“尼泊尔病”可能蔓延到西藏。

社会主义解决方案 

西藏流亡政府领导层的新”中间道路”——与中共政权的媾和-没有更多可能比其以往的外交谋略更接近成功。在北京看来,会谈主要是一种用来转移国际上对它在西藏的行动进行批评的手段。私下里,北京的策略或许是要等到70岁高龄的达赖喇嘛死亡, “转世”成为一个孩子。继1989年的第10世班禅喇嘛神秘死亡后,已经强加了自己的班禅喇嘛(藏传佛教中的第二个最重要人物)给西藏,北京认为它可以决定未来达赖喇嘛的选择。

对于中国政权,仅仅放弃独立是不够的,它坚持西藏方面也要明确放弃对”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对香港的安排)的任何希望。就香港的情况而言,北京作出了重大让步,以保证这个城市国家的资产阶级回归后不会衰退,让他们的数十亿的资产一直在他们身边。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公式,香港有自己的法律、货币和金融体制,虽然它的“议会”只是一个幌子,但人们享有基本的民主权利(集会自由,罢工权等) ,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类似的“胡萝卜”也已经在台湾眼前摇晃,以哄它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但北京担心——并非没有根据——类似的优惠在西藏的情况下,将开创极其危险的先例。这将被视为奖励藏族违抗命令,并为其他省份和地区打开类似要求的闸门。

要取得成功,藏族群众必须将自己要求民主权利和结束军事占领的斗争,与遭受严重剥削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联系起来。为了完美的时机,藏族精英要继续追求与北京媾和,直到工人和农民抗议活动的爆发震撼了几乎中国的每一个省。藏族青年必须支持并建立与中国工人斗争的联系,他们打击的是相同的压迫者,并寻求从根本上相同的自由:结束一党统治和警察的恐怖活动;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组织权;通过民主控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来取消阶级剥削。在换句话说,西藏的斗争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要与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中国和世界的被压迫的群众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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