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89群众民主运动的教训

2011年5月5日 下午 11:51Views: 880

《震撼世界的七周——1989天安门事件》中文繁体版新前言

抵抗社会主义行动(工国委CWI香港)

在2009年「六四」20周年之际,这本关于1989年6月4日北京所发生的血腥大屠杀的小册子首次出版了简体中文版。在此后的几星期内,该书就遭到了中国当局的禁止,但仍然得以通过互联网等方式秘密地散发了数千份。现在,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在香港及中国的支持者组织的社会主义行动首次推出繁体中文版,以便能使香港市民和海外华人社区可以更广泛接触到这一资料。

无论名不副实妄称「共产主义」的党国多么努力地尝试抹灭「六四」的痕迹,但「六四的幽灵」却仍然四处游荡。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互联网警察管制体系,并对报导相关事件的媒体彻底予以取缔,但是新的一代青年仍在努力寻求真相。当局一直企图利用令人印象深刻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经济增长数字、世界纪录的建设热潮和中国不可阻挡的崛起等资讯来埋葬1989年的记忆。

打压——恐惧阿拉伯「流感」

由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最大的住房市场、最大的电信市场和最多互联网用户市场(4.79亿人),中国当局似乎不应该担心另一个「六四」周年。但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艺术家艾未未和其他一些最备受关注的维权律师受到非法而残酷的绑架,清楚显示中国目前正在对众多异议人士实施严厉的压制。对于这光天化日的公然绑架,所谓的「民主」西方政府却只有很微弱的抗议,而在软弱无力地谈论「人权」之前很久,他们已经与中国专制当局有着诸多商业联系。

人权律师们「被失踪」而又间歇性地得到释放,但当他们出奇地再次露面时,已经不能再畅所欲言。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有系统的恐吓,当局希望以此来扼制和控制异议的声音。同样,记者和博客写手受到选择性的恐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自1989年6月大规模无选择的屠杀以来确实实现了「某种发展」。一个更复杂的也更险恶的警察国家已经出现,它装备着由美国和其他所谓「民主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发展出来的的最新高科技设备;而那些国家同时在经济利益上与中国当局有着紧密的而又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1年的镇压被国际特赦称为「寒蝉效应」,这是自1989年以来最严重的打压,并带来诸多直接后果。但是,这远不是一种实力的标志,而只是表明了专制当局的不安感。从2008年奥运会和西藏动乱以来镇压日益增加,在今年甚至变得更加明显,因为当局担心「阿拉伯流感」——发生试图仿效阿拉伯世界革命的抗议活动。革命的冲击至少横扫北非和中东15个国家,二个独裁者被推翻,并威胁到更多的独裁者,对世界政治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西班牙和美国威斯康辛州发生的群众抗议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特别受到了埃及和突尼斯群众斗争的严重影响。

中国的改变即将到来了吗?

中共政权并非狂妄自大到一个地步,因蒙蔽于其显著的经济成就而无视警告信号。美国支持的独裁者穆巴拉克总统深受群众痛限,其统治下也实现连续数年强劲的GDP增长,每年经济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七左右。但这没有使埃及人民爱戴穆巴拉克军事警察控制下的政权。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一直以来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精英及政府的高级军政官员所「骑劫」——政府官僚们正式控制埃及全国几乎一半的经济。绝大多数的埃及人仍深陷在贫困之中,需要为争取生存而斗争以反对腐败、通货膨胀以及年轻人和大学毕业生严重缺乏就业。

不管经济成就的光泽有多么闪亮,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当局也深知这一点。中国的贫富差距比埃及、突尼斯和几乎所有其他中东目前正在发生人民起义的国家都严重;用中国政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中国13.7亿人中的半数生活在农村地区,但他们只拥有全国财富的12%。世界银行说,大约有5亿中国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而在社会的另一端,有极少数人正不断变得非常富有。中国去年消费了全世界27.5%的奢侈品,总额达到100亿美元。 2010年豪华车的销售增长了6倍。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类似中东的社会爆炸性事件的风险,并将之与1989年发生的事件相比较,不是什么远离现实的幻想。在「经济奇迹」的表面之下,经济矛盾正日益积累,这也预示了一个可能的灾难性变化。

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经济评论家们警告说,中国经济扩张由如类固醇兴奋剂一般的信贷驱动,是难以为继的。骑士资本集团战略研究部门负责人马克.拉帕罗(Mark Lapolla)曾经在2007年预测到美国金融市场的崩溃,他指出,中国经济的态势与1929年大萧条开始之前的美国经济异乎寻常的相似。他列举了几个关键的相似之处,包括严重的贫富差距,快速的工业化和劳动力转移,经济和金融数据的不透明和误导性,新兴阶层大规模累结的债务杠杆,住宅房地产和固定资产/基础设施都存在严重泡沫。

「从本质上讲,由于当局本身急切希望利用经济快速增长以安抚群众,所以中国出现强烈的通胀,并因此造成广泛的社会动荡而威胁到它自身。但如果它扼制投机和限制信贷,同样会出现通货紧缩崩溃的风险,这也将威胁社会和谐。其结果是中国不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而自由市场会。」[《商业旁观者》引述马克-拉帕罗(Mark Lapolla),2011年5月24日]

1989年的教训

既然坊间(尤其是在海外地区)存在丰富的记叙和分析1989年群众民主运动的材料,为什么这本由我们社会主义者撰写的小册子仍然如此重要呢?首先,它包含了非常宝贵的来自史提芬.祖利(Stephen Jolly)的第一手目击资料。史提芬.祖利在运动的高潮阶段曾经身处北京,亲身经历了6月3日到4日的恐怖镇压,并曾经代表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与中国的青年和工人进行讨论。其次,因为这是少数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分析1989年运动的作品,既反对史达林主义/毛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并强调了工人阶级在这一动荡的革命中往往被低估的作用。而工人阶级的力量被诸多关于1989年运动的历史记叙所断然否认或忽视, 1989年当时中国正站在革命的大门边缘,与今天在埃及、突尼斯和整个中东所发生的事件具有诸多类似之处。

社会主义者并不否认学生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确实表现出英雄主义和勇气。但是,我们要强调任何政治运动不能仅基于学生。 1989年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而许多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社会主义者需要指出,尽管1989年许多学生领袖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但是工人阶级是每一个现代社会实现革命性变化的主要力量。这来源于工人阶级的经济角色和其日常经验,这些塑造了其政治观点并使之准备领导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的斗争。

中国的工人,特别是北京的工人阶级,在1989年5月末和六月初戒严的关键时刻,成为了这场运动的无名英雄。据估计,超过五十万或更多的北京工厂工人、学生、家庭主妇、办公室工人、公务员和其他民众夜复一夜地进行动员,形成强大的’「人墙」,挡住了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士兵向青年所占领的天安门广场的进发。

在这个斗争最后的关键阶段,邓小平专制当局无情地用部队镇压了群众抗议,但也遇到了诸如大规模的领导层分裂和背叛的问题,当时中国出现了权力分散失衡的局面。工人们开始组织自己的独立工会,并开始讨论筹划进行总罢工。在首都北京,部分青年开始讨论需要武装自己以捍卫斗争反对反动力量。并且,他们尝试将军队赢得到人民一边,还取得了部分进展——当时云集北京市内的20万军队事实上只有少数的部队真正用于包围天安门广场就表明了这一点。

正如我们的小册子所解释的,和当时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在其分析中指出的,这些事件的悲剧是在于当时群众性反对史达林运动中不存在以实现真正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党和纲领,只有它们才可能指明一条前进的道路。

在决定命运的最后的日子到来时,学生领袖的政治局限性则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运动突破了学生领袖曾设想的仅仅是「抗议」运动的局限,并对执政党和国家官僚集团构成了革命威胁。但这场革命缺乏革命纲领、政党和一个具有清晰意识的领导层,因此其遭到挫败并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

这不仅仅意味着镇压带来的惨重伤害与损失(这在中国仍然是「国家机密」)﹐而且是因为镇压的胜利使得邓小平一派的政治力量能够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压倒一切地推行其亲资本主义的「改革」——掠夺国有资产。这使「太子党」得以暴富,在使他们自己转变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和金融巨头的同时,仍然保持一个专制国家体制。这个过程在1980年代还只是处于初期,而这也成为了触发1989年运动的原因之一。与今天太子党们强大的力量相比,当时的太子党们仍然只是新手而已,他们在北京所发生的群众性示威中已经遭到了普遍性的攻击与指责。

随着对运动的血腥镇压,群众运动的幽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了驱除。在1990到1991年间官僚国家机器暂时中断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在恢复元气后得以继续推动。当时北京当局重新加强了其内部统治和在国际上重新定位自己,他们吸取了俄罗斯和东欧其他史达林官僚主义计划经济体崩溃的教训。

随着史达林主义政权的崩溃,资产阶级发动舆论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令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力量迷失方向、陷入困境,中共政权从此政治混淆获益非浅。正如这本小册子所解释的,这些独裁专制政权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虽然他们建基于国有经济之上,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体。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区别,使得这些社会具有比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体进行更均衡、迅速和平等的方式进行发展的潜力;但这只有在废除官僚控制和设置真正的民主规划和管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才可能实现。然而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发生,反而是徒劳无功的官僚体制的运作则得到了延续并耗尽了计划经济的所有活力,从而使这些社会陷入到经济衰退与危机之中。

香港未敢忘记

1989年的运动包含着对于今天反对独裁专制斗争的重要教训。这适用于中国、香港及全世界。近年来香港一年一度的6月4日烛光晚会已经起到了不同的作用,随着参与者数量的增长,意味着其得到新一代的补充。 2009年20周年之际人数激增,估计有20万人到场;而2010年甚至可能超过这一数字。当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是1989年以后出生的青少年。此外,重要的是有成千上万的内地群众跨过边境参与纪念活动。在密集的人群中,香港的一家报纸甚至采访到一位来自广东省的休班警员。他表示说,他参加这一纪念活动并不孤单,其他同事也决定参加。

近年来创记录的参与人数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尽管多年来,一些香港的泛民主派尝试使这项活动去政治化,试图使之与1989年革命传统和继续斗争的需要实现脱钩。而这正好与2010年以来香港泛民主运动的分裂相契合,有部分公开妥协的一翼泛民主派试图与专制当局实现媾和,而另外一些力量则正确地拒绝这一路线。

毫无疑问,2010年之所以出现大规模群众参与纪念活动的原因之一,就是「五区公投」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以及腐朽的政改方案得以通过,延续港英时代非选举产生官僚集团统治。 5月16日出现了50万张反对政府的选票,虽然曾荫权政府将之贬为「低投票率」,但这标志着年轻一代的激进化,此后有成千上万的青年涌入维多利亚公园以纪念「六四」。

资本主义和民主

这本小册子的一个中心目标就是揭穿资本主义支持中国和香港民主的神话。正如文森特-科洛所解释:「 今天,中国有着更多的资本主义,但与1989年相比则民主少了很多。」[本书《天安门和工人阶级》一章节]

与得出这一论点的2009年相比,今天这一点变得更为清楚。现在中国正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国家镇压的「黑暗时代」。一系列事件也证实了如美国、英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等诸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所秉持的反民主立场。埃及、也门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发生的革命所针对的令人仇恨的专制政权,它们几乎都得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持、武装和保护。

埃及独裁者穆巴拉克屠杀了800多名抗议者——在他的统治在二月解体之前,他试图制造一个自己的「天安门事件」。然而就在他被推翻的几天前,穆巴拉克被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用最光彩辞藻称为「一支非常勇敢和代表善的力量」。埃及的军队是穆巴拉克的权力基础,并继续威胁群众的革命。穆巴拉克政权每年从华盛顿收到13亿美元的援助,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第二大受援国。同样地,凶残的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为了粉碎革命已造成数百名群众的死亡,而其中关键的事实也是越来越令人尴尬,因为也门当局是美帝国主义的盟友。

这些事实清楚地显示诸如「人权」之类抽象的概念是无法与资本主义领导人们重视石油、经济实力和军事影响力之类有形资产相竞争的。当涉及到保护其权力和经济利益之时,所谓「民主的」美国和专制的中国有着类似的行事方式。

美国的虚伪

这没有什么新鲜的。由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撰写的新书《关于中国》引起了愤怒的评论,《星期日泰晤士报》因之无视侵犯人权和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而称之为所谓的「令人心寒的骑士」 。基辛格在结束政治生涯后通过安排美国的公司领导与中国政府官员之间的会面而建立起利润丰厚的业务,他不过仅仅是一个诚实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也许是因为他不再需要寻求任何公职。

在1989年大屠杀后,尽管老布希政府和其他西方政府对在北京大屠杀中的死难者撒了几滴用来公开展示的鳄鱼的眼泪,美国很快就表明它愿意与邓小平和大屠杀后的政府进行继续合作。詹姆斯-曼恩(James Mann)在他的优秀著作《中国幻想—— 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会给中国带来民主》解释说:

「虽然老布希曾公开宣布冻结美国和中国官员高层接触,但他在1989年7月和五个月后两次偷偷派遣[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Brent)]斯诺库劳菲特(Snowcroft )前往北京与邓小平会谈。当访问遭到外界批评后,布希解释说,他并不想孤立中国。 他想要实现一个与中国「全面接触的政策」。这一词汇的选择令人吃惊,因为列根政府曾在几年前使用「长期建设性接触」以描述其处理与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政策。

这显示了所谓的「民主」资本主义强国及其外交政策的虚伪性,无论是在中东还是面对中国都是如此。即使1989年大屠杀后,欧盟对中国实行的武器禁运在实践中也可以广泛规避,而且可能很快也要进行重新审查。因为中国政府大量购买处于危机中的欧洲国家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的主权债务,这进一步提升了欧洲资本家希望解除武器禁运并增强其贸易盈利的愿望。

支持斗争,支持社会主义!

我们之所以重新发行这本小册子是希望将1989年真正的教训与新一代左翼青年、工人和民主活动分子联系起来。这些一直被官方的审查制度所掩盖,同时那些「温和派」泛民主力量也一直排斥或忽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并拒绝将1989年运动视为革命斗争。他们通过这样做而错误地转述了这些史诗般的事件。

在以上的章节中,我们试图总结运动的主要经验教训,不仅是历史的回顾,而且是作为今后中国和世界各地即将发生的社会和政治爆炸的指导。在本书《震惊世界的七周》2009年第一次发布的时候,有数千份电子版本秘密地散发到中国大陆。我们从大陆读者处收到了许多积极的回覆。其中有一条简短的回复给与我们以极大的鼓舞:「1989年时,我是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绝食者。今天,我已经40岁了。我支持你们!」

工国委(CWI)在香港和中国的支持者所发行的新的中文繁体版本的关于1989天安门事件的手册

工国委(CWI)在香港和中国的支持者所发行的新的中文繁体版本的关于1989天安门事件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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