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之前世今生:从何处来,往何处去?

2012年2月7日 下午 12:00Views: 61

对于台湾劳苦大众而言,要根本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与命运,就必须彻底推翻资本家和其蓝绿政客代表在岛内推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并联合海峡对岸饱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推翻野蛮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专制统治

范方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台湾总统选战期间,国民两党花样百出,空口许诺与相互攻讦漫天纷飞。为选举胜利,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在民国九十九(2010)年抛出“黄金十年”的主张,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祭出《十年政纲》的诉求,双方争相向2300万民众许下“甜蜜的谎言”。

但是,环顾天下,欧洲债务危机不断、美国经济停滞不前、日本萧条复苏无力、甚至连中国大陆经济也开始趋冷。身处全球性危机中的台湾,则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前途未卜,未来十年何去何从?民主均富的榜样Vs贫富悬殊的典型?

台湾经济自二战结束后,一直是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发展的模范,而且也曾经是国民党津津乐道的所谓“民主均富”的榜样。从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台湾经济(除若干年)在40多年间一直维持着8%以上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有些年的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20%、30%(按台币计算),人均GDP从1952年197美元增长到2000年13090美元,增长超过67倍。与此同时,台湾贫富差距倍数也从1951年的20.47倍缩减到1981年的4.21倍(当年台湾人均GDP2500美元),而此后台湾的贫富差距不降反升,在21世纪扩展到6倍以上,经济发展也日趋困难。

台湾最高收入20%与最低收入20%的贫富差距倍数:

 1951 1961 1964 1981 2002 2010
20.47 11.56 5.33 4.21 6.39 6.19

21世纪初,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正处繁盛高涨期,台湾的资本家们更是“西进南下“雄心万丈。2002年1月1日,台湾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台湾经济也在2001年出现自1947年以来首次负增长-1.69%,当年人均GDP为13348美元。而2008年遭到金融危机打击再次出现-2.14%的增长。2010年台湾人均GDP为18304美元,十年收入增长39%,年均不足4%。而且,不仅是社会整体收入增长缓慢,更严重的是社会财富分配呈M型发展,也就是居于收入两端的富有者和贫困者不断增加,而位居中间的中产阶级数量则不断减少,社会阶层撕裂明显,阶级矛盾加剧,青年一代反资本主义情绪日盛。

根据相关统计,2009年台湾收入所得最高的族群,平均年收入近281万元,但最底层的穷人全年所得只有9.9万元,两者相差28倍。全台低收入户为13.3万户;中低收入户为18.3万户,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的涵盖率为台湾总人口的3.7%。

2010年台湾每月平均实质薪资为4.3万元台币,甚至低于12年前的水平。1990年代中期,当时多数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在3万元台币左右,而如今多数大学生的起薪收入受制于“当局恩赐的22K”,甚至可能更低,只可勉强维持个人生活。在薪资降低的同时,青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维持在12%左右。即使获得工作的,也是合约条件极差而工时极长的临时性工作为多。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出具的《世界竞争力年报》台湾人均一年工作时数为2282小时,全球排名第一,甚至超过日本与韩国等以长时工作著称的近邻。

广大基层民众普遍感到收入低下,福利不健全,缺乏就业保障,缺乏法律保护,尤其是众多青年(无论是大学毕业生还是普通工人)都感到毫无希望改变生活。根据《天下》杂志发表的调查数据显示,受访民众认为台湾贫富差距严重的比例从2005年的77%上升到了2009年的93%。

仅仅十多年前还号称“台湾钱淹没脚”的“均富”典型如何变成了今天青年无望与民怨沸腾的“被撕裂之岛”呢?

国家资本主义与台湾模式

台湾经济在1990年代前是典型的东亚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台湾也被称为“党国资本主义”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广泛存在于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今天的中国大陆等东亚国家。即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由专制(准专制)政府积极压制底层民众反抗和压低劳动力成本,主导投资和产业方向,通过出口导向带动生产和产业升级,从而维持长期高经济增长率。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和市场养成并非是所谓利伯维尔场“无形之手”的结果,而是专制政府这个“有形之手”的操弄。

二战前,日本殖民资本全面控制台湾经济,当时台湾地区规模资本2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53万家,台籍企业家数量仅为总数的8.3%,占总股本的9%而已。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全面接收日资企业,除1950年代为筹措资金,释放少数公营企业股份允许民间收购外,长期控制台湾90%以上的工业企业。如以国有资本占工业经济比重比较而言,1950年代中期台湾国有经济比重甚至大于当时海峡对岸的“共产主义的红色中国”。

1950年代,一方面,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资本需要寻求劳动力成本低廉的边缘资本主义经济体体替代国内实体工业;另一方面,希望通过亚洲周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联盟和经济发展,围堵处于在亚洲扩张的“共产主义的红色中国与苏联”,加之此后在东亚地区来连续发生的韩战和越战两场战争带来的军事需求,所以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积极支持台湾、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等资产阶级政府的专制统治与经济发展。仅从1950年到1965年,台湾直接接受美国经济援助达14.8亿美元。所以,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台湾经济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在外部因素上很大程度受益于冷战和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的发展。

而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部主要因素包括廉价而缺乏组织与保护的劳动力(工人无罢工权、官方工会由一党控制)、人为控制和调节的低汇率和金融政策(禁止私人拥有黄金储备、外币管制,人为压低台币汇率)、政府主导产业发展和特殊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减免租税、设立产业区,发展“十大建设”)及专制统治下强行降低的交易成本(无新闻自由、无结社权、无反对党、禁止宣传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大规模镇压政治异议人士)。换而言之,台湾的经济发展是依靠专制机器压榨台湾工农血汗而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秩序的建立也是依赖于党国一体的专制政府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并非是所谓自由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当时台湾的“均富”也并非是“民主下的均富”,而是赤裸裸的暴力威权下“资本主义发展”。

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台湾资本主义市场的日渐成熟,旧的官僚主导的产业模式与日益强大的本土资产阶级的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党国资本主义相伴的僵化控制、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和世袭垄断等弊病导致额外的交易成本和贸易障碍,这已严重阻碍资产阶级建立利伯维尔场和资本自由流动。

与此同时,由英美肇始的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全面扩张,于是台湾的政府和公营资本逐渐退到后台,成就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所谓“民营化(私营化)的历史背景。从民国78年起推动公营事业民营化,至99年底,台湾大部公营事业已经转换为完全私人资本或者含有私人资本的产业。迄今计完成38家事业民营化,结束营业17家;目前尚有经济部所属事业5家(台电、中油、汉翔、台糖及台水)、财政部所属事业1家(台湾烟酒公司)及交通部所属2家(台湾铁路管理局及中华邮政公司)等8家列于推动名单。

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体制开始逐渐放松对资本的管制,但其实不过是当初与国民党官僚官商勾结的那些资本家将原本掌握在官僚手中名义上的公产“名正言顺地”鲸吞蚕食,合法转化成他们的私产。而且,也正是在这个转型阶段,黑金政治与官商勾结瓜分公产的消息不绝于耳,为了填补所谓秩序维护者的角色,黑社会开始大行其道。

也是从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民进党虽然通过“民营化”和“追缴党产”打击了一党专制的国民党,但同时其自身也日益从街头运动的半群众性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政党日益变成体制内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精英政党,与众多资本家和财团关系紧密,从私营化中分得一杯羹。21世纪初,在民进党八年任期内,台湾的贫富差距也是有增无减,所谓建立福利社会的承诺,被一句“优先发展经济,社福暂缓”而抛掷脑后。仿照美国两党制的台湾特色的资产阶级两党制逐步建立。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名为“民营化”,实质就是“私有化”。广大的底层民众并没有得以在这场官商自肥的游戏中真正参与公有财富的分配。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发展,台湾基层民的处境反而愈加艰难,大量产业出走,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台湾(高收入20%与低收入20%之间的比例)贫富差距从4倍多重新扩大到6倍。

经过两次政党轮替已充分表现出,无论谁上台,都是采用类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资本家大佬服务。无论是“黄金十年”也好,还是“十年政纲”,除了一些空口许诺“社会公平”和“促进就业”外,仍然坚持利伯维尔场经济和推动融入全球化贸易。差别无非是侧重点依靠对象和手法不同。国民党强调要更为专注通过ECFA与中国大陆经济融合,而民进党则强调要多元化的国际贸易,虽然也时常唱唱“在地经济”的高调。其实只要在现行资本主义的利伯维尔场经济和全球化贸易体系下,这些政策既无助于解决台湾基层民众的民生痛苦也并不可能带来经济上的所谓自强与独立。

成也全球化,败也全球化

全球化分工,名义上是使各国有效利用自身资源,但实质是资本将由政治与民族边界划分的相互区隔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整合成同一大市场,以寻求最低成本和最高利润。由于资本主义建立在私有经济的基础上,这种分工和对于市场竞整合,一方面使各国经济依赖紧密相连,而另一方面又促使各民族资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间为利润和市场份额展开激烈争夺,弱肉强食,丛林规则。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所进行分工,往往是以牺牲劳动人民为代价,尤其是那些弱小经济体的最底层工农群众。

台湾的经济体系自清末以来就是典型的外向型贸易。今天,台湾的进出口贸易额总和约是GDP的140%,进出口分别相当于GDP的70%左右。在日占时期,台湾是向日本出口大米和蔗糖的典型殖民地农业经济。即使在二战后,1960年代以前日本一直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居其次。这是因为台湾的工业和技术发展一直严重依赖于相对更为发达的日本。从1961年开始,美国取代日本成为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则退居台湾第二大贸易伙伴,这一格局持续了近40年。

随着冷战结束,特别是1980年代后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复辟和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大陆迅速取代美国成为台湾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和日本退居成为台湾的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假如将中国大陆与香港特区的出口份额相加,占台湾的出口贸易额达41%以上。而且,同时中国大陆也是台湾资本家的最主要投资目的地,目前台资在大陆约有10万家企业,台湾常住中国大陆人口达到150万以上,多数为在当地投资的中小资本家和中层技术与管理人员及其家属。

于是,岛内有人担心,台湾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逐年攀升,中国对台湾的出口依存度却逐年下降,两岸贸易呈现不对称关系。中国不断复制台湾经验,挟其低廉制造成本,可能跨越台湾,让台湾日益边缘化。因此提出要限制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融合和对其投资,改变“西进政策”,或是“南下”投资东南亚或是强调“在地经济”促进岛内生产与消费。

民进党政府任内也提出过“戒急用忍”政策,对中国大陆的高技术和巨额投资进行限制和审查,但这并没有改变与中国大陆进一步紧密的贸易关系。事实上在民进党任内(2000-2008)台湾对大陆贸易增加了2.8倍,投资增加了3.8倍,2006年对中国大陆投资占台湾对外投资达50%以上为历史最高。

虽然这一发展与民进党的政纲和岛内倾向独立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下产业西移不过是全球生产分工下资本逐利的必然现象。譬如10多年前原本支持民进党和本土意识的众多台湾资本大亨,诸如奇美集团和长荣集团等,为登陆中国大陆分得一杯羹,早已改换门庭与中共当局眉来眼去。台湾资本家这种朝秦暮楚的逐利行为毫不奇怪。正如列宁指出,资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从来无祖国”,其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追求利润。只要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继续维持现有的全球化的国际贸易格局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一趋势就很难根本改变。

 2010年台湾对外贸易格局

主要出口伙伴:                  主要进口伙伴:

中国大陆      26.6%       日本     20.8%     
香港特区 14.4% 中国大陆   14%
美国 11.6% 美国 10.4%
日本 7.1% 韩国 6%
新加坡 4.2% 沙特阿拉伯 5%

同时,假如从全球化贸易的大视野中进行分析,目前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关系很难简单地描述为台湾单方面依附中国大陆经济,更确切的说法仍然是全球生产链中中下游间的关系。首先,中国大陆和香港尚不是台湾出口的主要终端消费市场,消费市场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体格局没有改变。只有700万人口的香港本身消耗的台湾产品数量非常有限,香港主要是作为自由贸易的中转港存在,多数输往香港地区的制成品往往是直接出口到欧美。而台湾对中国大陆出口的产品中约75%是中间材,也就是用于在中国大陆进行再加工,然后才能销往终端市场,其中大部分也不会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而且这些中间材往往是相对先进技术的高附加值产品,主要是生产各类IT设备和电器的电子部品。

如以鸿海为苹果代工的IPHONE为例,,2010年苹果每卖出一部iPhone,就能拿走利润的58.5%,原材料供货商能拿到21.9%,劳动力成本在苹果全球产业链中的所占比例还不到6%,中国以外的劳动力能拿到iPhone利润的3.5%,中国的劳动力只能拿到1.8%。每一部售价数百美元的iPhone中,估计支付给中国工人的薪水部分只有10美元或更少。

目前台湾直接对美出口约为总出口额的11.6%,但如果考虑加上经过中国大陆等第三地再加工然后出口的美国的产品,则要占到台湾出口额的20%左右,由此可知对中国大陆出口的中间材,其最终消费市场并非是中国大陆本身。

其次,中国虽然具有全球范围内第二高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但现行的血汗工厂模式对工人压榨非常残酷,人均收入远远落后于台湾(2010年尚不足4500美元),其内部消费占GDP的比例也不过35%左右。而贫富差距和少数资本家垄断财富的部分更是远胜于台湾,这也意味着中国大陆的劳苦大众在短期内根本没有能力消费更为昂贵的工业品,也根本无法提供一个足以大规模消化台湾产品的消费市场。譬如为鸿海集团生产苹果IPAD和IPHONE的中国大陆工人,往往需要2个月的工资不吃不喝才能买1台IPHONE手机。所以,对这些工人而言,是依赖于台湾资本在大陆的投资就业维生。

再次,中国大陆大量从台湾进口中间材和生产设备的企业往往是台资企业,并非中国大陆本地企业。这些台湾资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西进转移到低成本的国家,不仅是中国大陆,也包括越南和柬埔寨等国;只不过因为大陆同文同种,加之有一党专制的中共政府执行和当年国民党类似的党国资本主义制度,压制工人自我组织和抗争,极端亲资方和提供各种优惠体检,所以台湾资本家更乐意前往当地投资。

即使台湾政府能出台相关政策或者成功限制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也并不能使这基础加工业回到台湾,而是很可能会转向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东南亚的低成本国家。所以,台湾的输出资本对于中国大陆的贸易依存,实质是对廉价劳动力和血汗工厂模式的依赖,而并非是台湾产品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生产链根据技术水准和资本而实现的上下游的分工,直到今天日美两国仍然是台湾进口先进设备和技术依赖的主要对象。日本仍是台湾的第一进口来源国,占进口比例的20.8%,从美国进口也占总额的10.4%,两者合计也达到了31.2%。而且,最主要的是,台湾从日美进口的都往往是核心技术设备和高技术产品,也就是不可替代的进口 ,且日美两国对台投资总和达到台湾吸收的外国投资的40%以上。此种投资和进口格局恰恰与台资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和中国大陆从台湾进口中间材的格局相类似。

如从具体产品的生产链分析也是如此,如计算机生产,位于上游的是,日美等国生产核心部件(计算机芯片),台韩等经济体生产周边部件(硬盘和内存条等),并将之与核心部件整合,然后发往中国大陆等低技术低劳动成本地区进行最后装配。最终,生产的制成品则还是主要销往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

所以,从岛内经济构成而言,台湾在资本、技术和装备上仍然受限于美国和日本,这意味着台湾所谓实现独立的“在地经济”的不切实际。只要无法实现真正的“在地经济”,即使削弱与中国大陆的贸易依存度,也无法根本改变台湾严重依赖国际贸易的局面。

目前台湾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犹如是阶级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向下它依赖剥削其他欠发达经济体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而向上必须要仰赖于技术更为先进和资本更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正由于其经济地位处于上下随时变动中,也使台湾经济变得更为敏感而脆弱。而且随着经济危机的发展,因为处于顶端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可以向下转嫁危机,而处于最底层的经济体因为本身经济权重而影响有限,中间地位的国家必然会是受冲击最为明显的,而且这种冲击往往是其单纯依靠自身政策很难得以摆脱和抵御的。

台湾民众出路何在?

民进党宣传台湾发展真正的“在地经济”,但是,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缺乏资源与核心技术,而内需市场有限的台湾很难得以真正依靠“在地经济”实现经济增长。若通过与中国经济保持距离,而继续依靠国际贸易的发展,在今天同样难度巨大。

中国大陆作为新的世界工厂,整体经济处世界第二位,且与日美等国有着极为密切经济联系,而台湾在中国大陆投资超过1500亿美元的情况下。而且,由于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即使寻找亚洲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剥削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而完全替代中国的生产基地也变得愈加困难。并且这种转移,会与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形成对抗局面,在现实中加剧两岸的民族主义对立情绪,带来更为严重的冲突局面。

在当前条件下,资本是逐利而行的;要禁止资本自由流动,就意味着至少要限制资本家和私人企业的投资决策权利,也即“侵犯私有产权”;要维护岛内社会福利,至少要通过增加税收调整岛内的收入差距;要确保就业和民众生活条件,需要国有化关键产业以确保就业,加强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运作以抗衡资本。这些措施都意味着严重损害资本家的利益,并会招致资本家的严重抵制。

在不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这就意味至少要重新恢复政府强制管制资本,并且与日美经济进行割裂,推行政府独大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这对于与资本家关系密切而且笃信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民进党而言,无疑是天方夜谭。

至于国民党提出降低税赋、促进对外贸易和与中国大陆经济融合实现市场共享的方式也许会成为极少数资本家的福音,但也绝不是台湾普通民众的出路。在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当全球多数国家的需求开始下降后,主要仰赖大量国际贸易的台湾经济无可避免地会出现大幅经济衰退。而以现行模式继续与中国发展经济融合,其结果只是有益于海峡两岸的资本家与官僚。

台湾资产阶级通过对中国大陆和其他周边欠发达经济体的数亿劳工进行剥削而大发横财,会进一步激发中国底层民众对于台湾人民的敌视情绪,因为他们会将残酷剥削的台湾资本家视为台湾的代表,助纣为虐,并可能最终贻害台湾民众自身。

而在岛内,由于台湾资产阶级在中共专制当局协助下肆无忌惮地剥削中国大陆的劳工, 从而可以以转移产业要挟岛内工人阶级,比照对岸的工人状况被迫接受人为压低的收入和恶化的工作条件,从而在海峡两岸形成“竞次效应”(Race to bottom)。即使所谓维持经济增长,其实不过是加大对海峡两岸劳动人民的共同剥削而让资本家得利罢了。

所以,国民党和民进党所提出的两种貌似相互对立的经济政策,都不可能真正改善台湾青年和民众的状况。对于台湾劳苦大众而言,要根本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与命运,就必须彻底推翻资本家和其蓝绿政客代表在岛内推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并联合海峡对岸饱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苦大众推翻中共当局的专制统治。从而在海峡两岸都建立起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不进行内外剥削和压榨,实现完全民主与自决,满足社会绝大数需求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到那时,海峡两岸人民才能避免因分化而相互敌视,并真正实现海峡的永久和平。

对于台湾劳苦大众而言,要根本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与命运,就必须彻底推翻资本家和其蓝绿政客代表在岛内推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并联合海峡对岸饱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推翻野蛮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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