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前——改革开放的终结与中共集团的分裂

2012年5月9日 上午 11:23Views: 19

路透社消息,中共十八大可能延期至2013年春天召开。”2012 年的权力斗争远不是分裂的终结,而是统治集团大分裂的开始。旧秩序内在崩解的声音已经隐隐传来

梁闻道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本文刊登于第15期《社会主义者》杂志上,如有意订阅《社会主义者》杂志,请email: shehuizhuyizhe@gmail.com

中国共产党原定于2012年春天召开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八大”),会议将决定中共新一任领导层和执政集团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引起世人广泛关注。但根据路透社和不同渠道的消息,由于中共高层内部斗争激烈,“十八大”可能延至2012年底乃至明年春天召开。

今年伊始,中国政治局势就出现了戏剧性变化。2月6日前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打黑英雄”王立军因出走成都美领馆遭北京政府调查。3月15日,王立军上司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4月10日,原有望在”十八大”晋升新一届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因违纪被免去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接受调查,其妻子薄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Neil Heywood)而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标榜”唱红、打黑、共富”而喧嚣一时的”重庆模式”由此宣告终结。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明确提出,”在经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到达另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战略转变。”报告提出到2030年,中国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要从当前的27%降至10%左右。中共当局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私有化制度)的企图昭然若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更在其任期最后一年高调宣布”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两会过去不过月余,各地金融特区的改制如火如荼,民营化(私有化),外资引入,以大改小,管理收购,大连、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温州、厦门、广州、海南,乃至西安、重庆等地,地方省市纷纷推出所谓的金融体制改革。

三十余年前,曾经闪亮无比的改革开放,终于进入了最后“瓜分盛宴”的疯狂期,也将走到了其历史命运的尽头。

全民共识的改革开放?

历经”大跃进”、”反右”、”四清”和”文革十年”,中共建政27年,在一党官僚专制统治下,僵化的计划体系导致经济发展极不均衡,政治动荡混乱,内部斗争频频。官僚集团曾有的”革命理想”已化为乌有,而众多普通民众也仍处于贫困之中,整个社会的政治热情已经耗尽。

1976年,周恩来逝世,数百万群众参与”四五天安门运动”,明确反对毛泽东和”四人帮”为代表的中共党内”造反派”出身的新官僚的专制统治,遭到严苛镇压。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保守派”华国锋与官僚集团代言人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密谋政变,”造反派”新官僚遭到残酷清洗。

为维持统治,走出”毛泽东时代”和”十年文革”进行变革成为了当时中共党内官僚主流和相当多数底层民众(至少是默许)的”共识”。但这一”共识”并非是如何进行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的共识,更不是对于三十年后今天的”资本主义复辟现实”的共识。

当时中共官僚集团内部也对于如何进行”变革”和”变革”的方向没有明确的认识,这也是为什么邓小平和陈云(时为中共党内二号人物)会提出”摸着石头过河”而充满实用主义的口号。

1978年,邓小平等中共党内资深官僚挫败”保守派”的华国锋等人执掌中共大权。同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旧理论,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为此后34年中国进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制度全面赢得统治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是,即使中共统治集团内部对于如何走出”毛泽东时代”的具体路径也颇多争议。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支持了赵紫阳和胡耀邦等党内相对右倾的”开明派”的主张,希望积极推行与西方接触、引进外资和更加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并同时推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

而当时陈云为代表的”保守派”主张在官僚计划经济控制下,逐步推行有控制的市场化,之后还提出”鸟笼经济”的构想。”保守派”的这一路线也绝不意味着要彻底回到此前绝对的计划经济状态,而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也即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也成为两种”改革开放观”的肇始。

改革开放的第一次危机与1989民主运动 

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开放”逐步推行,官僚阶层及其家属利用权力中饱私囊,新兴资本家群体通过原始资本积累逐步形成,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社会中贫富分化和阶层对立日益明显,底层工农深感民生痛苦。民众极为厌恨特权腐败与官僚专制;学生要求民主权利的呼声不断,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各地屡现学潮和工潮。

知识精英和特权阶层则日益受到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体制外资本家群体也开始主张自身的政治权利。党内”开明派”与”保守派”斗争日趋激烈和公开化,赵紫阳为首的右倾力量也越来越不满于”保守派”对其推行”改革开放”的限制与羁绊。

改革开放进入其第一个瓶颈阶段,中共统治集团趋于分裂;各种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堆积,只待合适时机的爆发。

1989年4月到6月,遭排挤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全国性学潮。在运动初期,仍是知识精英控制的学生运动,并且得到了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的暗中支持。随着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组织化介入运动。这场全民性民主运动已逐步脱离中共”开明派”与知识精英阶层的控制,正从党内的路线斗争与权力斗争发展成为真正挑战中共集团统治的政治危机,当局将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

“开明派”中邓小平为首的力量和”保守派”唯恐局面失控,两败俱伤;因此重新整合达成共识,不惜调动数十万野战军于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对群众运动进行镇压。数百人到数千人死亡,数万人被捕;其中多数死者和被捕者为赤手空拳阻挡军队戒严的普通工人与群众。

以赵紫阳为首党内右倾”开明派”本企图挟持民意挫败党内的”保守派”,进一步”深化改革”,反而殃及自身。赵紫阳被软禁,大批体制内外的精英或遭监禁、或流亡海外、或离开体制。

邓小平南巡讲话坚持改革开放

长安街的枪声中,柏林墙的瓦砾下,百多年共产主义的理想化为乌有。前苏联和东欧等所谓”共产主义国家”(官僚专制的畸形工人国家)纷纷土崩瓦解、改旗易帜,而中国披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甲,走上了”专制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高高举起”新自由主义的利剑”砍断了”斯大林主义的绳结”,却志得意满地宣告:”社会主义的死亡”与”历史的终结”。

“六四”镇压后,虽然陷入危机中的”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但是国内经济停滞,国际上被孤立。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只有4.1%,1990年为3.1%,两年内有超过100万家无力经营的企业被强迫关闭,为文革结束以来经济增长最慢的两年。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共党内的”保守派”主张”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再提”两种改革开放观”的争论,意图重新将经济模式导向可控的官僚计划经济。

如果二十年前的1992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保守派”的主张得到确立,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将中途而废。1992年春,为摆脱僵局,已辞去所有党政职务年届88岁高龄的邓小平乘坐军舰南下了武昌、广州、深圳、珠海与上海等地,花费月余时间推动”深化改革开放”,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也就是著名的”南巡讲话”。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入党章,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同时停止了更为右倾的”开明派”所推动的政治改革。

此后二十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号庇护下,得以所向披靡,一展宏图。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政府财力雄厚、看似国力昌隆,甚至提出”和谐盛世”的口号,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以阶级对立严重、官僚腐败不堪、环境严重破坏为代价,也正遭遇民众愈来愈激烈的抵抗。特别是在江泽民与朱镕基主政期间,2001年中国政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2年中共修改《党章》后,在经济上全面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政治上公然篡改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资本主义复辟之路已是覆水难收。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大面积农民反抗强征土地赋税和暴力计划生育事件,数千万城市国有企业工人反对国企私有化和下岗运动,以及数亿农民工反抗血汗工厂残酷剥削和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近年来民众不堪忍受的反抗日益激烈与频繁,各种群体性抗争与罢工已经达到每年20万起左右。

配合经济基础的巨变,上层建筑的“偷梁换柱”也早已悄然开始。自由主义者们高喊着“解放思想”的口号却专制地垄断了话语权;“非政治化”成为了全球普世新自由主义者们的口头禅,而“不争论”更成了中国右派精英们的“尚方宝剑”。一方面,中共统治集团为了维持统治的合法性,仍然身披“畸形工人国家的外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尚未褪去;而另一方面,为确保资本主义复辟的长驱直入,必须对曾经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进行颠覆,消解既往历史性的结论(无论其正确与否)——也即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与革命思想进行彻底解构。新民国终于在中国大地得以复活。

距离产生美。借古讽今成了所有对现实不满者——今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左倾民粹主义者——共同使用手法。差别不过是,一个将上世纪初的民国描绘成自由竞争,民主康乐的“失乐园”,另一个则将上世纪中期的毛时代中国打扮成正义平等、天下大同的“人间天堂”。

改革开放第二次危机与重庆模式的兴衰

“一切现存的东西,都要死亡。”(《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马克思)

2007年末到2008年,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接着席卷全球,迄今危机仍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并日益影响到经济趋冷的中国。这场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宣告了世界性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彻底破产。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内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分化严重,正从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迅速变成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一党专制统治下,中国民众对于改革的发展路径无丝毫发言权,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成为了”改革诅咒”的牺牲者。改革开放成为官僚集团和权贵精英们单方面垄断的话语权,成为加诸于民众身上野蛮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代名词,改革共识已死。

面对内外危机,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面对危机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并日益分裂。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往往起源于基层官僚队伍,依靠资历而晋升到目前的位置。在与由”太子党们”发展起来的国家资本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竞争之时,以温家宝为首的派系所依赖的支持基础多来源于体制外的中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学者;所以,”继续改革派”更希望继续推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更倾向与利伯维尔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如近日温家宝大力抨击国有银行垄断,要推动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产业,并首先允许温州和深圳(前海)等地推动自由化金融改革,允许机构与个人进行外汇对外投资。

而中共党内高层官僚子弟所组成的红色权贵小圈子的”红色太子党”,由于历史背景和关系,其家族在社会和上层中掌握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种资源。但在”太子党”内部,存在不同的代系、利益、派系和政治路线;一些”太子党”则更倾向于”开明派”,而另外一部分”太子党”代表着中共内部相对”保守”和”维持现状的力量”。

在权力斗争中失利,”十七大”后出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与重庆市委书记的”嫡传太子党”出身的薄熙来就是后者的代表,他们其实并不反对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复辟本身,而是希望能由旧统治集团控制的国家资本继续主导政治与经济发展。

薄熙来和王立军等人正是窥得群众中广泛不满情绪,”唱红、打黑、共富”的”重庆模式”横空出世,以煽动民粹情绪一展个人政治抱负。如果对照邓小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各种实践和言论(如《邓小平文集》);自始至终,薄熙来和”重庆模式”从未突破邓小平设计的理论框架。”唱红”运动式的组织群众演唱革命歌曲在1994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也曾经”红遍全中国”,而”打黑”(打击有组织犯罪)是任何希望能”健康地”管理社会秩序的政府都会采取的治理手段,其打击范围和程度甚至远不能与1980年代初邓小平时代推行的”严打”相比;至于”共富”(共同富裕)的口号更是在邓小平相关理论,甚至胡锦涛与温家宝的言论中,也比比皆是。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重庆模式”的出现,不仅是薄熙来的个人行为。这种借助民意,从体制外向体制内倒逼的做法,既不是所谓”毛泽东主义道路的回归”,也不仅是”简单的权力斗争”。它宣告了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改革开放”的穷途末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重庆模式”的出现是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的回归。

“重庆模式”今年年初由于王立军叛逃案发而破产,虽然具有偶然性,但也说明中共集团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行走如此之远,使得任何最起码的改革原则下的”内部纠错”机制已经无以为继。雌伏在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茧衣”(官僚专制的斯大林主义下)中的”资本主义之蛹”已化身为蝶,即将破茧而出。

改革即死,革命当立

但遍地燃烧的熊熊地火岂是影帝们的口水所能淹没。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前党内”开明派”赵紫阳继承人的现总理温家宝在危机重重的今时今日,会高调宣布坚持进一步推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并提防”文化大革命”的死灰复燃。中外统治集团对于那即将到来彻底改变秩序的大巨变大爆炸,怀有刻骨的恐惧与仇恨。

对于中国的亿万民众而言,要实现真正的彻底性变变革。“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这种对于迷信的破除,既是对往昔已经失败的一党专制官僚工人国家的希冀的破除,也是对于日益破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迷信的破除。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地感到,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丹已经失效了。…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工业和农业的工人阶级占人民的绝大多数,民主制恰恰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统治。”(恩格斯《工人政党》)

今日之中国,改革即死,革命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