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岛屿争端背后隐藏了什么?

2012年11月15日 下午 6:03Views: 145

东亚新的动荡期,国家间的紧张局势上升

文森特•科洛就钓鱼岛衡突事件发表稿件,用作工国委(CWI)中国区的讨论

发生在东海关于有争议的岛屿上的冲突,触发了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经济体)两国邦交正常化40年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冲突。在9月,大规模而有时暴力的反日抗议行动席卷中国,由此造成了日资企业严重的经济损失。两方的政客都以主战论调发表了保卫国家主权的言论。在日本强烈的极右翼的压力下,日本首相野田佳彦通过向据称破产的“岛主”购买争议群岛中的三座岛屿,将它们“国有化”,由此挑动了北京和东京之间紧张的政治神经。

中国所称的钓鱼群岛或者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是无人居住的小群岛(只占6.3平方千米)。该群岛自1972年之后其“行政管辖权”移交日本被日本控制,但在“国际法”下未定主权归属。中日之间在1970年代达成协议,将钓鱼群岛/尖阁诸岛主权归属争议无限期搁置。日本打破协议而激怒了中国政权。故此,两国于2008年达成协议,共同开发岛屿周边能源。这协定现在已处于垂死状态。

这些岛屿位于富裕捕鱼区,并且很可能有石油储备,但是这些都不是今天冲突的主要动力,而是由于中日统治精英的威望和在该领域的野心。这些岛屿在中日关系中有很敏感的象征性意义。因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取得对没落的清王朝的得胜利,而首次获得该群岛。这场战争标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建立,并使其先吞并台湾(福摩萨),然后是朝鲜,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入侵中国大陆,在这场战争中两千万中国人死亡。最近发生在中国的反日游行(香港和台湾也有相对较小规模的游行),日期正好碰上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例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军队占领中国东北(满洲)的开始。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说。历史对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有重大影响,是因为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历史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种族主义的东京都知事石源慎太郎首先提出购买钓鱼岛/尖阁诸岛,因而激起现在的危机,从这事可见历史引起争执的可能性。

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紧张局势

当前在东海发生对峙,以及在南海较大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上的同类争端,都是更大的地缘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在美国、中国和日本之间关于对亚洲的经济主导权的争夺,而且牵涉到俄罗斯和印度的“势力范围”,另外还有该地区的澳大利亚、韩国、印尼、越南和菲律宾作为配角。

南海的紧张局势不仅基于就捕鱼场地和海底矿场的争端,而且包括军事战略议题,比如对关键贸易通道的控制权和美国军舰是否有权驶入中国的两百海里专属经济区。北京宣布整个南海是“国家核心利益”——地位和台湾、西藏和新疆等同,而中国、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一些岛屿上存在争议。

不少于七个政府宣称对全部或者部分的南沙群岛拥有主权,有三国对部分或全部西沙群岛宣称拥有主权。这些领土争端在近几年越来越频繁和激烈,为各国政府的军备竞赛添加了燃料,国防预算急剧上升(社会支出受到挤压),特别是海军预算的增加。今年4月,根据参议员安东尼奥•特里拉呢斯所说,菲律宾和中国就斯卡伯勒礁(中国称黄岩岛)的冲突“近乎开战”。他被派到北京代表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进行秘密会谈。

“我们都磨拳擦掌,准备一场在该地区的国际拉锯战。”在东京的军事安全评论员道下德成说。 “每当权力分配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的时候,人们就开始重划边界。”(《纽约时报》,2012年8月22日)

世界经济的重心东移,这在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爆发后更加明显。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除去了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之外的二十七国)在全球GDP中占有17.9%,超越有17名成员的欧元区在全球GDP中占16.9%的比重。十年前这些亚洲国家只占全球GDP的8%,而欧元区则占20.8%。这是一个惊人的彻底转移。

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下,过去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不仅没有令阶级分化得到缓解,反而将之越拉越大。各国之间的竞争亦如是。日本资本主义相对其主要竞争者(特别是中国)的衰退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而日本降为全球第三大的经济体,这些都给地区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日本统治阶级希望维持世界列强的地位,越来越寻求更加强硬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这意味着修改(二战结束后制定的)“和平”宪法,而带头提出这项要求的是日本三大城市的极右翼领导人。

美帝国主义战略重心转向亚太

除此之外,美帝国主义通过五角大楼的“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希望重新夺回在该地区失去的地位。十年来美国的注意力被“分散到”中东的战争,美国现在要抑制中国不断增加的影响力。当美国发动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战争时,中国是世界第六大的经济体。而到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美国新的策略会在2020年前将60%的海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并在这一地区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和签订新的协定。例如,美国部队和海军刚刚宣布在澳大利亚的部署(从达尔文到珀斯),以及在新加坡更大的海军,是为了保卫麻六甲海峡和南海的“航海自由”。这些部署的真正目的在于,一旦爆发全面武装冲突,控制中国从中东和非洲运送石油的战略通道。这些输油线路对中国和日本都至关重要。华盛顿与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有共同目标,急需日本加大军事角色,作为美国战略包围中国一部分。

中国经济力量的提升意味着,北京当局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对整个亚洲和全球的经济和政治施加影响。但是即使北京两位数地增加军费,它仍然无法企及美国的“硬实力”——其强大的军事优势。特别是在海军方面,即使中国近年来快速建设海军。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估计,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超过1万亿美元,超过在它之后42国的国防相关开支的总和。相比中国的每年大约花费1,110亿美元。

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和中国的海军建设,都在煽动亚洲军备竞赛。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指出,亚洲的军事开支今年将超越欧洲,是现代史上首次发生。去年菲律宾政府几乎将防卫开支提升一倍至24亿美元。在马来西亚的军备支出在2005到2009年间翻了八倍,而涉及南沙群岛争端的印尼的则在同期上升84%。各国政府正在获取和提升潜水军备的能力,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开支总和在2011年上升了13.5%,达到245亿美元。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资料。相比之下,只要每年80亿美元就可以确保整个亚太区有安全的饮用水,但现在有5亿人得不到安全的饮用水。这一例子表现了资本资义的浪费罪行,将公款用于军备支出而无视急切的社会投资。

亚洲经济快速扩张,使得阶级矛盾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不满达到爆炸点,而且经济调整至个位数增长的“新常态”,使得政权面临革命爆发的潜在危机。到2020年,世界二十栋最高的建筑几乎都将处于亚洲(仅中国就有九栋),作为富有野心的统治者的纪念碑。然而,世界61%的贫民窟居民也是生活在亚洲,每年有超过50万亚洲人死于环境污染。亚太地区现在号称比欧洲和北美有更多“高净值资产”的个人(即以美元计算的百万富翁)。每个地方,贫富差距都在拉大,资本主义全球化让临时合同工作取代稳定工作。

即使在日本,有210万人由于工资过低领取国家补贴,创下日本记录。最近富有国家的经合组织(OECD)认定,日本为其成员中贫富分化第六大的国家。在这一地区出现了反对全球化恶果的运动,例如最近在印尼(反对外判和提高最低工资)和印度(反对向跨国公司开放零售行业)的大规模罢工。面对群众反对,各国政府纷纷转向民族主义以转移他们自己政策所造成的民众愤怒。

亚洲的海域争端都由来已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在当前突然爆发呢?政府和民族主义政客故意利用这些岛屿争端煽动民族主义以火中取栗。韩国和日本就独岛/竹岛争持不下,而俄罗斯和日本最近出现关于南千岛群岛的争端,该群岛在日本称为北方领土。 7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参观了这些岛屿,而遭到东京谴责。两国政府都声称这些岛屿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在地理上最接近钓鱼群岛/尖阁诸岛,同样抓住当前外交危机,再次声称其对该群岛的主权。台湾声称的主权与北京的互相重叠,又互相竞争(两地政府都声,该群岛属于“中国”——但是对“中国”的定义却不同)。

台湾和其他地方一样,在马英九上摆出高调的军事姿态的背后,钓鱼岛问题是包含着国内政治的议题。马英九和他的国民党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出现分裂,而其支持率在最近一些民调中降到只有15%。马谴责日本国有化这些岛屿,并派出军舰到有争议的海域,和日本海岸警卫队展开全面的“水战”。但是马同样拒绝和北京组成共同阵线。他试图平衡两方,一方式来自其党内和军方的反日民族主义者,另一方是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警觉到东京和台北出现潜在分歧,而两国都是美国战略包围中国的战略盟友。

新冷战?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可能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一位资深的的中国评论员和海事法专家杰罗姆A.科恩对此表示忧虑,指这一冲突是“超过半个世纪以来,对这一地区的和平最严重的挑战”(《南华早报》2012年10月5日)

9月份,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访问东京和北京时也警告说:“某一方判断错误可能导致出现暴力,而可能演变成军事冲突……而冲突有扩大的可能性。 ”

帕内塔的伪善的声明,并不能掩盖美国军事“重心转移”是这次争端的重要原因。日本右翼煽动家如东京的石原慎太郎知道,只有美国军事机器的“背后支持”,他们才可以进行反中国的极端行动。但是帕内塔的言论显示华盛顿希望冲突冷却,害怕经济受影响和其他不确定的后果。美帝国主义不希望被卷入关于这些小岛的军事冲突,因此它保持在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上的“中立”,美日间有长期的美国支援日本的军事协议。但是如果中国出动军队夺取这些岛屿的控制权,美国将被迫帮助日本维持在亚洲列强的地位。

尽管中国和日本之间(特别是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军事冲突,但是长期的“冷战式”的经济保护主义和外交制裁会进一步打击全球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Lagarde)以此表达了对全球资产阶级的恐惧。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东京的峰会上说世界“无法承担”中国和日本的冲突。

北京和东京之间的谈判正在幕后进行,双方都急于解决目前的僵局,害怕经济损失会很快增加反政府的情绪。现在还有待看是否可能达成某种保留双方面子的妥协方案。这一协议至少包括日本承认钓台岛/尖阁诸岛的主权归属具有争议。尽管不太可能发生军事冲突,这一僵局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可能引发新的外交冲突、民族主义抗议和报复性的经济制裁。

民族主义政客

即使不计算造成的经济损失,煽动该地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意味着他们正在在玩火。右翼民族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正在获得支持,特别是在没有真正的左翼政党的情况下。这显示出需要各国群众跨国界的共同斗争反对掠夺该地区财富的腐败精英。

最近在中国、日本和韩国,民族主义的上升和即将来临的政府换届有明显的联系。这些政府都是弱势和不受欢迎的,而且内部出现分裂。无论是政府自身(如韩国)或者资产阶级反对派(如在日本)利用这些由来已久的领土争端来煽动民族主义,把注意力从不受欢迎的经济政策和亲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上移开。

在日本,最近关于钓鱼岛/尖阁诸岛冲突的幕后“主使”是极右翼民族主义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这个“老式的排外主义者”被纽约时报称为“日本勒庞”。他和另外两个主要城市(大阪的桥下彻,名古屋的河村隆)一样是“历史修正主义者”,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的暴行,包括强迫10万韩国和中国女性成为名为“慰安妇”的军妓。河村隆所属城市为中国南京市的姐妹市,他曾发表惊人言论,指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石原慎太郎立即捍卫河村隆的立场。

这些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利用东海的危机,让自己成为日本政治舞台上的“新兴”力量。大阪市长桥下彻发起组建了臭名昭著的日本复兴党(Japan Restoration Party),该党的党徽上印着钓鱼岛/尖阁诸岛和独岛/竹岛的地图。而新当选的自民党领导人安倍晋三是另一名狠毒的民族主义者,如果他如预期当选,可能会寻求与极右翼组成联盟。这些势力代表了日本资产阶级最危险的一派,无论是在国际事务上,还是与日本工人阶级对峙的时候,他们希望解除“和平主义”的束缚。即使“跛脚鸭”野田佳彦和他的民主党的领导如此失败,自民党在民意调查也只有35%支持。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党,展示了裂开的政治真空以及日本出现真正左翼替代的可能生。

当前石原挑动和中国的冲突,不只是针对钓鱼岛/尖阁诸岛,而且是要推动右翼政治纲领。他利用其代表东京都政府购买岛屿的运动,不仅在于颠覆危机重重的野田政府,而且要推动其让日本军事化和拥有核武的计划。很不幸的是,中国官方媒体发怖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资讯恰恰只是说明了石原等人。

其中一个例子是,中国将领和学院呼吁把现在的争议领土的范围从钓鱼岛“扩大”到整个琉球群岛,包括有130万居民(和美国大型军事基地)的冲绳。这些呼吁基于一个可疑的论断:琉球王国在成为日本的一部分之前,是明清两朝的番属国。甚至在一些中国的反日游行中,也出现“收复琉球”和“夺回冲绳”的口号。尽管冲绳人由于文化和语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视,但是只有少数人支持该岛独立,更不要说支持中国接管。不论北京官方立场是怎样,但是中共在和日本的宣传战中鼓励这些极端言论。这些口号不仅不反对帝国主义,反而传达了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曾经对美国进行煽动性攻击的石原慎太郎(他在20世纪80年代参与写作反美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现在却乐于在美国军事保护之下逗弄中国。石原像其他民族主义政客(包括自民党的许多领导人)一样,说日本必须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换句话来说即是“正常的”帝国主义大国,拥有不仅仅注重“自卫”而且向海外伸延的强大军队。

中华帝国主义的崛起

中国公司日益遍布亚洲和全球,而中国帝国主义的崛起越来越成为不争的事实。和日本一样这反映在中国当局的政治议程上。同样,政府的民族主义宣传,虽然继续利用人们对日本侵华时期的暴行的愤慨,也越来越强调中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根据曼谷的《国家报》(The Nation)(2012年10月6日)报导:“中国不再把自身看作一个发展中国家,而看作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主要大国。这一前所未有的自信带来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

中国资本现在在亚洲和全球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每年对外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30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580亿美元,增加了将近20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在北京“走出去”战略下,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如联想、华为、宝钢和中石油“积极”进行国外并购。在非洲和拉美,中国国有的中国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过去两年向当地政府的贷款比世界银行(中国也是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的还要多,而在世银中国是最三大股东。其中大多数中国贷款牵涉基础建设专案,而这些专案交易的背后涉及能源和其他原材料。

列宁发现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的一大特征。不过当今,帝国主义关系往往只是间接地通过经济支配和“新殖民主义”表现出来,而不是标准的殖民主义。但是资产阶级和大公司最终还是需要军事力量和将权力延伸跨越海陆边界线的能力,以保卫其投资、市场和原材料资源。

韩日紧张局势

但是,韩国最近发生的事件表示,政治动乱在美日军事化计划的基础上隐若呈现。 7月,亲美国政府的总统李明博被迫在其与日本计划签订的军事条约上耻辱地变卦。 日韩原定签署的《军事资讯总体安全协定》(GSOMIA)原本将是1945年日本结束侵占韩国后,两国间首个军事协议。但是在立法机关内所有政党(包括他所属的右翼大国家党)的反对下,李明博被迫在正式签署仪式的不足一小时之前,使计划中途夭折。

这次的变卦解释了为什么李明博之后到访独岛,这是韩国领导人首次到访该岛。独岛被韩国实际控制,但日本同样声称拥有主权,并称之为竹岛。李明博和其执政党的目的,是要在12月总统大选前利用反日情绪的高涨。这一议题甚至蔓延至足球场上,在伦敦奥运男子足球铜牌赛,当日本败给韩国的时候,韩国选手朴钟佑因为举起“独岛是我们的领土”的标语牌庆祝胜利而被罚失去铜牌。

首尔东京军事协议的瓦解对美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个挫败。美国一直作为中间人促成该协议,与韩国和日本组成三方联盟以压制朝鲜,并间接压制中国。 “即使美国想重返亚洲,它〔美国〕对其首要地区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失望。”《经济学人》(2012年8月18日)局势甚至紧张到一个地步:9月份日韩联合军演时,一只日本军舰被拒绝驶近韩国的釜山码头。东京强烈抨击该决定为“极端失礼”。这表明了在亚洲爆发的权力博奕的复杂性,它不会由华盛顿或任何一方全盘设计的。韩国资产阶级基于显示其作为上升的地区大国的实力。台湾与日本之间在钓鱼岛/尖阁诸岛上的争端同样显示了美帝国主义试图在日本重新军事化的同时调和亚洲国家间关系的问题。

李明博政府的煽动性的民族主义立场是充满讽刺意味的。韩国精英们都背着1910至1945年间残暴的日本殖民时期“日韩合并”的历史包袱。在朝鲜战争开始时期,韩国国家的核心在美国的保护下得以组建,极其依赖服务过日本殖民军队的韩国军官。这包括前独裁总统朴正熙,其女儿朴槿惠是大国家党的总统候选人。她为她父亲的镇压统治的纪录辩护,显示出韩国统治阶级的反民主倾向,这是整个地区的资本阶级统治者的共同特征。

紧密交织

遍布中国120多座城市的示威,有些甚至演变成骚乱。最近关于东海的岛屿冲突升级,给在中国的日资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国对日本资本主义至关重要:中国是日本第一大的出口市场,又是日本跨国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但是日本经济对中国也同样至关重要,作为中国第二大的出口市场,又是最二大的直接外来投资国。日本公司在2012年前八个月在中国大陆投资51亿美元,仅次于香港。大约70万中国公民现居于日本。双边贸易在过去十年间增长两倍,达到3,450亿美元,远远超过任何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附近的石油和其他资源的预期收益。

岛屿争端总的来说,使日本汽车制造商在这个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对日产公司来说,其在中国的销量达到其全球销量的27%。日产报告其仅仅在9月反日游行爆发的一周时间里就损失了2.5亿美元。示威中多家汽车展厅被砸,生产设备而被迫关闭,其他日本品牌的汽车也受到攻击。

丰田汽车销售在9月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9%,而本田销售下降40.5%。 《金融时报》报导日本在中国汽车市场所占的份额从2009年的26.6%下降到22.8%,使得德国汽车制造商的销量首次超过其竞争对手日本。韩国汽车制造商也渔翁得利,其占中国市场的份额也增加了。

抵制日货并不纯粹是自发行动,中国当局利用这些行动向东京施压。但是在保护主义抬头的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中国公司自己越来越多地面临贸易壁垒,抵制日货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策略。

因此,中日危机以及其他地区冲突可能成为严重拖慢地区经济的毒药。亚太区经济己经受到了欧洲和美国的金融和债务危机的拖累。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查瑟(Chase)警告,钓鱼岛地区的领土争端让日本第四季度的GDP损失0.8%,使整个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今年很可能是13年以来增长最慢,也同样可能为此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除此之外,抵制日本企业可能让中国经济自作自受。 “这可能是世界上投资和贸易联系最紧密的地区。”美国前驻韩国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警告说。例如去年,日本发生的海啸和核灾难后打乱了整个地区的供应链和工厂产量。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龚炯说:“今天两国经济如此紧密相连,甚至很难去定义一个日货。日本生产的零部件可能渗透到每一个先进的电子产品中。苹果的iPhone手机、联想笔记本、海尔的电视,仅举几例,所有这些电子产品都有零部件是日本生产的。”

许多日本品牌的产品实际上是通过合资企业在中国制造,利用中国资本和中国工人。特别是在汽车行业,大多数丰田,日产和本田的汽车通过有国有股份的合资企业生产。龚认为:“抵制日本汽车实际上等同于抵制这些中国企业。”

反日游行示威

鉴于日本在战争时期的暴行,不难理解在中国群众中对于日本政府单方面的挑衅行为的愤怒和恐惧情绪。日本政府的这一行为受到来自美帝国主义支持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压力。这些抗议同样反映了更大问题:社会中不断增长的不满和挫折感。但是中国当局利用这种情绪,将其表述成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语言,目的在于推动自己成为超级大国的目标和支撑国内对政权的支持。

香港《英文虎报》认为9月中旬的抗议潮是自从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中国最大的。日本“共同社”报导,抗议游行在多达125座城市发生。中国当局利用这些抗议游行向日本和美国施压。尽管当局批准了这些示威,一些企业甚至让工人放假以便参加游行,而安全机关则“指引”人群,但是这场运动并没有完全受到政权的控制。在一些城市,游行带有明显的反政府特征,但是是以一种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带有极端民族主义但同时敌视中共及其亲资本主义的政策。由于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内被当局容忍了。

中国自由派博客写手“安替”对日本《朝日新闻》(2012年10月16日)说:“因为〔游行〕一直都是禁止的,但是现在又开了一个视窗,所以就有各种人会去参加了……’反日’是一种混杂着阶级对立的复杂的游行。出现了这么多的’毛’,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也都非常吃惊……存在着支持被开除党籍政治家〔薄熙来〕的团体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 ”

毛像在遍布全国的示威中出现令当局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感到震惊和尴尬。许多人抱怨这些游行(其中出现了对日货商店的洗劫和其他暴力行为),称其“和文革差不多”。薄熙来在党内的派别支持者和安全部门很明显利用这些游行让中央政府处于尴尬,并谴责当局对日本的“软弱”。这事实上可能令中共内部在如何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的平衡被打破,在游行潮不久后,中央领导集体就足够“团结一致”将薄熙来开除出中共,并提起刑事诉讼。

薄熙来虽然是百万富翁,但是却被许多激进人士(特别是青年)视作插在当前北京的亲资本主义领导人身旁的一根刺。许多积极参加反日游行的新毛派,认为薄主张以更民族主义和更强硬的采态对待外国资本主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连市作为薄熙来政治生涯的跳板,据报导没有发生反日游行。大连市三分之一的外资企业是日资,也是有超过20万学生的日语教学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连市长期间大力吸引日资。

在游行中出现毛泽东头像,同样反映了复杂的政治进程。毫无疑问,举毛像是表达对当前中共领导层不满的流行方式。但是毛主义的回潮并不一定意味着支持左翼或者社会主义思想。很多人把对毛的支持联系到呼吁对日宣战。

当局的麻烦并不只是来自毛和薄熙来的支持者。广东和深圳的一些抗议这举起呼吁“政改”和呼吁更多民主的横幅。在据称游行最为暴力的深圳,存在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危机深化下,该市的移民工的问题。抗议者试图闯入政府大楼,与深圳员警发生激烈冲突。有人认为暴力是由薄熙来和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派别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让广东省委书记和自由派旗手汪洋难堪,破坏他升迁政治局常委的机会。
很明显,中共政权的残酷的内部斗争的影响遍及反日游行,使其带有混乱和矛盾的特征。这显示了当前政权在政治上的脆弱和中央“控制力”的局限。而这使得当前领导集团更加小心翼翼,也更希望将人民的不满通过“官方”管道发泄。无人能保证这一做法会产生效果,也无人能排除会发生新的动荡(可能由内部派别冲突引发)。

在评价任何群众运动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必须考虑方方面面,区分进步的特征和反动的特征。这些游行反映了当前群众意识的极度混乱。尽管游行吸引了许多反对中共统治的阶层,但是反日抗议游行把这些阶层引导向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方向。而且反日游行对亚洲其他地区的群众意识也起到了负面的影响,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被当地统治阶级和美国所利用。特别是在日本,反日游行的发生不仅没有削弱民族主义右翼,反而帮助了他们。只有通过在日本、中国和整个地区的工人阶级斗争和建立社会主义替代,才能打败各个国家的反动派。这些反动派在未来可能准备以战争行为作赌博。

所有在这一地区的国家都存在巨大的左翼真空,这是前群众性左翼政党的退化和崩溃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各个地方的前史达林主义政党在当前的领土争端中都忠诚地支援他们的资产阶级政府。日本共产党尽管和石原的挑衅行为保持距离,却支持日本国有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以“平静地坚守”这些岛屿。在菲律宾,流亡的前毛派领导人何塞.玛丽亚.西逊在马尼拉和中国的岛屿争端中维护马尼拉对斯卡伯勒礁/黄岩岛的“国家主权”。

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社会主义者及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支持者不会支持这些领土争端中的任何政府和国家。我们反对日本控制钓鱼岛/尖阁诸岛,并反对野田政府的“国有化”措施。这些事件令局势火上加油。

我们捍卫所有邻国的渔民进入这些处于争端的海域的权利,同时认为有急切需要一个全面的国际计划去保护频危海洋生物,并避免过度捕鱼。我们反对国家海岸巡逻队骚扰和拘留渔船船员,和利用捕鱼船作为政府争端中的掩饰工具。所有政府在这问题上都难辞其咎。

社会主义者反对日本资产阶级和极右势力的挑衅,但不是通过支持中国拥有钓鱼岛/尖阁诸岛主权的口号达到这诉求。中国政权也利用此议题,以及利用中国人对日本军事主义的合理恐惧,以满足自己更大的政治野心。当局发表的民族主义的辞令以及种族主义和主战言论不但不会弱化日本的民族主义力量,反而会沦为他们的筹码。

钓鱼岛/尖阁诸岛无人居住,因此这不是捍卫受到压迫人民的权利的斗争。而在南海的争端中,主要是基于对海域的战略控制、对海底下的资源的控制权,以及与岛屿控制权连带的军事意义。

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警告,目前受到各方领导人煽动和操纵的民族主义浪潮会被利用来推进加大镇压、反民主和反工人的政策。日本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反工会、反移民、反女性权利和反性少众(LGBT)权利。他们代表着对日本工人和青年的利益的威胁。桥下彻支持征兵制度,并模仿中国领导人的说法,指日本需要受选举监督和制衡的“独裁”。他们的政策会大大增加军事开支,不惜加大日本群众现在的经济负担。

但是打倒日本民族主义者和好战分子的方法是通过中日韩乃至整个地区的工人和青年共同斗争和团结,例如最近日本壮大的反核抗议正是一个好例子。

社会主义者反对这一地区各国政府推进军事化。他们烧钱装备武器并将海军升级的同时,各地的劳动人民却欠缺可负担的房屋、有保障的工作、有质素和可负担的教育和医疗。我们要求大幅削减军事开支,将资源用作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社会主义者和工国委(CWI)要求关闭美国军事基地,例如长期受到当地人民反对的冲绳军事基地。我们要求美军完全撤离亚洲,让当区人民决定自己未来。

在资本主义框架下,今天的民族冲突是没有解决方案的。有人呼吁成立新的(资本主义的)地区论坛,以对话去寻求危机管理和避免衡突;也有人指出以欧盟作为跨国合作的模型。但即使是诺贝尔奖也不能隐藏欧盟资产阶级内部的极度的不统一和分裂。欧盟是统治阶级精心策划的,为求最大化利润而掠夺群众。同样,由10个国家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汶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盂加拉、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没有能力解决自己成员国在南海中岛屿的领土争端。

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些岛屿不应被某一国的盗贼控制,海洋资源和频危渔库应该共同所有,并被该区人民控制及民主管理。急于登上无人居住的岛屿和石头上插旗,并因此而响起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合唱,违反了各地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者支援分享这些岛屿和附近海域的进入和使用权,并以建设由中国、日本和所有邻国人民民主控制的“公共海域”取代国家控制。我们支持通过大规模工人阶级斗争建立亚洲社会主义联邦,以取代资产阶级统治苦难和混乱。

香港的“保钓”运动

8月,满载着保钓者的保钓船从香港出发,最后登上了钓鱼岛。这次抗议活动由保钓行动委员会组织。这一组织接受来自许多不同政治团体的捐赠,其中包括前左翼分子。这些前左翼分子在钓鱼群岛的立场受到70年代地缘政治色彩的影响。当时毛泽东的中国被视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替代,虽然被称为“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是非常官僚和畸形的计划经济。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正日益向资本主义靠拢。但是保钓行动委员会同样从资深的亲中共建制人物中获得大量资助,其中包括政协委员、梁振英特首选举时的主要打手刘梦熊。刘梦熊在过去六年里向该团体捐助了四百万港币。正如英文有一谚语:“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付钱的人给笛手定调子)如果如一些保钓人士所说,这场抗议活动代表了某种对中共的挑战,那么为什么这些民主权利的敌人还要资助这场活动?保钓征程明显受到梁振英当局的幕后支持。根据《南华早报》(2012年8月17日),梁振英捐赠一幅画给保钓委员会拍卖筹款,民建联重量级曾钰成议员也同样如此。香港水警自从2004年之后每次都拦截保钓航行,然而此次却没有阻止保钓船离开香港水域。保钓船不仅携带四面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旗帜,而且还携带着来自亲北京的凤凰电视台的摄制组。梁振英当局看到如果可以炒热这一议题的话,当局就能从中获利,特别是当时正是立法会选举三星期前。而且这个议题可以用来抵消反对国民洗脑教育群众抗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