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占领中环”(二)

2013年11月12日 下午 6:40Views: 67

解放军、罢工罢课、清晰的运动目标

左仁 社会主义行动

梁振英的选举承诺已逐一打破,群众对政府的幻想破灭。习近平政府上任后,全无放宽政治箝制的迹象,民众对中央亦信心尽失。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最新一项调查显示,各项港人信任及信心指标均全面下跌,其中,市民对中央的信任程度更跌至14年以来低位。值得注意的是,年届18-29岁的受访者最不信任特区及中央政府,比率分别为54%及67%,可见年轻人的压抑和忿怒。

静待改变的耐心日渐磨灭,群众鼓噪起来,欲迅即行动。泛民主派将今年七一游行的终点改为中环遮打道,为“占领中环”造势,令不少民众怀着对“占中”的希冀上街。社会上就“占领中环”的讨论愈演愈烈,鼓动不少青年关注香港民主斗争的前途。

建制派的抹黑攻势一浪接一浪,香港中华总商会及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登报,指责“占中”冲击香港的“法治精神”、“破坏香港经济及营商环境”。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批评“占中”是“少数人的独裁”,又表示不会接受由300多万名选民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意味着提委会一定由小圈子控制。建制派似乎比五区公投年代更有准备,早早开始抢夺舆论空间。然而,建制派愈是咬牙切齿发动攻击,“占中”的反政府斗争意味就愈浓烈。

建制派害怕的,不是主导“占领中环”的泛民主派,而是害怕泛民不能控制运动,让更激进的群众有机会挑战政府。六月十日,“占领中环”第一轮的商讨日在城市大学举行,邀请了泛民主派政党、学生组织、社运团体等参加,然而却由民主党和公民党等温和泛民主导。商讨日总结出的“七大议题”,即使不是由保守泛民预先制订的,也是以这群政客的预设议程为基础,目的要排除激进派的参与。主流媒体吹擂的民主商议不过是面纱。

近日,戴耀庭近来一改旧日排除政党身分参与的立场,于六月二十日与民主党中委会商讨第二次“商讨日”的构思,并准备邀请其他温和泛民,如公民党和民协,组织后续的商讨日。一开始“拒绝政党”的主张不过是政治修辞,确保温和泛民利用外围资源主导运动,将激进势力排除于外。

民主派操控的“占中”行动,将会接受一个有筛选机性的普选方案,好让特首候选人为中央的心仪对象。而“和平占中”背后的议程是不会影响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戴耀庭早前提出一系列限制运动的手段,包括不建议年青人参与“占中”、被捕者不能反抗等,步步为营,不敢造次,不敢冒犯中产阶级和商家的既得利益。

非暴力?解放军镇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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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在竞选特首期间爆料,指梁振英曾讲过“香港始终要出动防暴警察”,近年对示威者的打压愈趋疯狂,警察又不断加强装备对付示威者,因此如何抵御警察镇压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特首梁振英指占中“不可能不犯法”、“不可能和平”,与其说是摆官威靠吓,倒不如说是道出统治者的真正想法。虽然戴耀庭逐渐承认“占领中环”不免犯法,但却将抗争要“和平”的责任推在群众身上。戴教授的结论是,要由上而下强加规矩,控制运动,避免暴力发生。

香港不少激进青年想效法土耳其和巴西民众抵抗警察武力的方法,陈健民却走相反之路,强调抗争即使警察清场也不反抗。事实上,这不但是空想,没有参考实际斗争经验,更将公众赤裸裸置于暴力之下!土耳其群众反对强拆加济公园时,行动者均手无吋铁,和平地阻挡工程车进入公园,直至警察动用催泪弹和水炮镇压,才挑起混乱。土耳其群众没有听从戴耀庭的指示,睁开眼睛、束手就擒。相反,镇压令斗争行动升级,激起全国示威浪潮,坐拥30万的公务员工会发动政治罢工,反对警察政治打压。这将群众的愤怒引导至更集中、更有力、更有组织的工人斗争。

任何强加群众的宣誓条款,都不能限制群众抵抗的本能。最重要的是,强化群众的组织和纪律,包括组织自卫委员会和纠察队,让“占中”示威者民主决策抵御行动。就如土耳其群众在塔克斯广场以障碍物和广告板围起示威区,阻挡警察进入。乌坎村的农民更组织纠察队,日夜巡逻监视政府派流氓混入示威队伍。

这是活生生的斗争经验,如何“占领中环”能鼓起群众能量,群众不会受制于自上而下的指挥去束手就擒,让运动“被自杀”。自我组织捍卫抗争,是成功的基本一步。

此外,陈健民认为,若按2005年警方处理韩农示威的效率(一日清场),相信不需要出动解放军(讽刺地,这是预设“占中”失败的立场),低估政府的镇压力量。相反,曾被中共以间碟罪逮捕,并坐牢接近三年的程翔,由于作为传媒人对八九六四有更深刻的认识,对统治阶级的镇压手段更有认知。程翔在“占中”商讨日时呼吁,参加者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事件可能成为八九民运的翻版,连自由党创党主席李鹏飞亦表示认同。

当然,中共若果血腥镇压香港群众,要付出极沉重的政治代价,并很可能激发大陆群众共同反抗。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亦是中国红色资本走向国际市场的跳板,镇压会损害中港资本家的营商环境;中美在亚太区的局势日趋紧张,中共镇压是美国竖起“人权民主”旗帜的好机会,藉以拉拢其他亚洲国家,加强经济及军事上围堵中国,帮助美帝的势力“再平衡”。因此,中共固然会尽量将镇压责任“外判”给香港警察,但是,如果“占领中环”演变成威胁政权的斗争,解放军绝对会驾临香港,即是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进驻香港实施戒严,宣示中共的主权。我们绝不能轻视中国维稳香港的决心。

群众组织可令政治上取得优势,将警察从统治阶级拉到示威群众的一方。两年前,埃及革命在推倒穆巴拉克前,有狱卒让监狱内的政治犯释放出来。而土耳其近有警察向示威者派发面罩,甚至有军方人员支持示威。这是群众分裂国家机器的初始现象,如果群众成立反镇压的基层警察和士兵委员会,组织叛变的军警加入群众一方,可以大大强化群众的防卫力量。只有有组织纪律的斗争行动,才最有机会减低被镇压的牺牲而赢得胜利。

罢课、罢工

商讨日里,有市民提出罢工、罢课和罢市应,《苹果日报》刊登相关讨论后,建制派喉舌《大公报》随即强硬回应,疯狂攻击占中“煽动罢工罢课罢市”。然而,这个具震憾力的意见似乎受到“占中三子”的冷落。首先,商讨日结论的七大建议之一,是要确保“占中”不会破坏香港(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这代表要排除罢工在运动中发挥关键力量。陈健民处处流露出对工人抗争的渺视,指罢工罢课是“合法”行动,相对没有“占领中环”那么激进,甚至暗示基层只懂“吐苦水”而搞不懂“高尚”的民主理念。这些学术菁英迷信法律,却彻底误解群众斗争的模式。

“占领中环”的原意是瘫痪香港的运作,威胁政权的统治稳定,迫使统治阶级妥协。然而,单靠十万人在中环集会甚至占领马路,都不能瘫痪金融市场的运作。这点也是戴教授努力证明的一点,以安抚中产阶级。三个月前爆发的货柜码头罢工是一个好例子,500名罢工工人虽然只占全码头的小数,但鼓起了全港四十天反李嘉诚的浪潮,局部瘫痪了码头的运作而令和黄财团每日亏损$500万。在资本家心目中,从码头罢工的经验可见,罢工从来都是非法的。法院在判决禁制令时指,基本法保障的罢工权,是“不能凌驾私有产权的”。泛民工会职工盟亦因为视“不违法”为金科玉律,限制工人更进取的斗争方式。

群众运动的涌流是不能静止的,不进则退,“占领中环”开始一段时间后,如果行动不升级,群众的能量会被消耗而感到迷茫,参与的人数会减少。在反国民教育斗争时,中联办放风指绝不能让罢课出现,而十万人以下的游行则可以大安旨意,由于教协不愿推动罢课,最后集会十天后,“反国教大联盟”的领袖没有提出行动升级的方案,最后更突然宣布解散,运动冰消瓦解。

因此,学生罢课后,可以鼓起工人罢工的信心,继而号召工人罢工。与陈健民的讲法相反,香港罢工比起单纯集会有力得多,将会震憾国际,真正达至瘫痪中环的效果。

清晰的斗争目标 立!即!实现真民主

中共面对“占领中环”时,可以玩弄对普选的魔鬼细节,试图愚弄群众接受伪民主的政改方案,甚至让泛民提出“廿三条换普选”之类的腐败交易。我们必须有清晰的民主纲领。

戴耀庭提倡的所谓“全民制订”政改方案,要由国际专家判断是否符合“国际标准”。在中情局叛谍斯诺登一案后,可见只要民主权利威胁到政权统治,美国政府如同中共一样,疯狂打压异见分子。“西方标准”只是一个笑话。再者,专家鉴别无视群众运动中提出的诉求,限制更激进的变革声音,就如特首筛选机制,“占中”商讨日沦为伪民主荒诞剧。

即使中央人大释法,破坏承诺早有前科,泛民主派迷信基本法的“普选路线图”。认为“占领中环”在路线图框架下增加谈判筹码的工具。即使是学民思潮在六月底抛出的政改方案,亦认同保留功能组别至2016年,至2020年才全面废除。难道我们在2014年“占领中环”后还要等待六年,直至2020年才有真正民主?

正如本刊廿一期的《乌坎抗争再次爆发》所指,中共在抗争期间答允示威者诉求,让运动解散后,随即打破承诺,因此在承诺实践前,不应解散群众抗争的委员会。对香港也不例外,中共可以在答允诉求后,让“占中”解散后,用鬼辩技俩打破承诺。因此,建基于对中共的绝不信任,“占中”必须要求立即实现民主,绝不拖延。

社会主义行动的占中诉求:

● 梁振英政府立即下台

● 立即废除功能组别、立即废除提名委员

● 政治代表与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经济特权

● 废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选“真正人民议会”,取代立法会

● 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代表,选出政府特首

“真正人民议会”立即实行的社会改革,不能拖延到占中之后,而应该纳入为占中诉求:

● 立即立法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每小时$40元

● 由公帑全数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兴建五万公屋、改善环境污染

● 民主公营大银行及大企业,由工人民主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