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斗争何去何从?

2014年1月12日 上午 4:21Views: 457

两到三万人参与元旦大游行,但民主的斗争中已经出现沮丧和分歧。

抵抗 社会主义行动(工国委香港)

元旦大游行再一次动员了香港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捍卫真正的普选,并反对北京当局委派的非民选政府。但是今年的参与人数明显比去年的13万人(元旦游行的最高纪录)回落,这反映出现时局势的复杂性,并突出了民主阵型中激烈的矛盾与分裂。

这是个反对2017不民主的行政长官选举制度斗争的关键时刻,届时将会是首次全部选民都能参与其中。纵使如此,这个选举制度(主要由英国人发展出来的)允许中共专制可以通过财团菁英垄断政治架构凌驾于民众的选择。他们刻意误导公众可以在2017年获得“自由”的选举(没有操控的),但群众变得日益愤怒因为越发明显地这只不过是另一个骗局。于此同时,北京不断提升警告与威胁,将任何挑战其立场的方案称为“不爱国”和“不合宪”。

游行参与的人数并不能够作为唯一衡量公众情绪或斗争的意志的标准。但无论如何,三万人(根据主办单位的数字)抑或万三到万六人(根据香港大学的数字)的参与数字,是对现时民主运动的手法和其实际领导的一次警告,尤其是“温和的”民主党。正如民阵的发言人杨政贤对《英文虎报》评论游行的低下参与:“反映出有些人认为单纯的游行并不足以表示愤怒”社会主义者更会加上,群众需要的并不只是要“表达愤怒”,而是需要一个能够击败现政府的斗争策略和手段。

元旦游行的参与人数大幅下跌所代表的,是部分民众感到每半年一次的游行并不能够带来真正民主改变的一个征兆,就算其中的一些游行有庞大的参与人数(譬如去年七一游行的四十三万人和前年相若的人数)。民众开始对泛民领导的无为感到沮丧,他们明显只寻求与中共专制达成妥协。我们从他们不断降低对未来选举制度的政治要求,并越来越减少反政府的群众动员中看得出来。

工人国际委员会在香港的支持者(社会主义行动)一直重申中共政权并不会被“理性”论点所说服以在香港(或任何其统治的土地)落实真正的普选,而因此所有可能的“妥协”――一个调控至并接受中共专制的继续――只会导致今天不民主制度的不断重复。表面上可能会出现改变,但这不会是根本性的。真正的民主改变必须要击倒独裁统治,而这只能够透过香港的群众斗争,采取更有效的策略,譬如反政府的政治型群众罢工等,但同样关键的亦是要连结中国大陆被压迫的群众,建立团结民主抗争并终结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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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中环

非民选产生的香港梁振英政府并不会因为元旦游行较低的出席率而感到安心。就如一个亲政府智库的前主席刘绍佳警告说:“政府没有感到自满的空间…民调都在显示不满正在增加。”

梁振英政府在各个战线都困难重重,从经济下滑和爆发性的贫富差距,到接二连三的贪腐丑闻与官员辞职以及民意的崩溃。十一月的民调显示梁振英的评分已达到40.6 分(100分为满分),是自2003年大游行以来所有特首的最低评分,当时的运动迫使时任特首的董建华下台。中国政权继续拖延民主的举动是民怨爆发的其中一个原因。这股民怨在游行当中以要求梁振英下台而呈现出来。但是,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带领斗争向前走的策略,而这也是过去一直所缺乏的。

去年元旦大游行有13万人参与,当时关于“占领中环”的概念还在最初的阶段。当时的计画是一个无限期占领主要商业区域的群众运动,而当初计画会在本年七月紧接七一游行后发动。在过去的一年以来的“占中”运动,一开始吸引了青年人与民主运动中活跃分子的广泛回响。社会主义行动欢迎占领的提案并在运动中积极的参与,同时也指出运动的局限性(占领运动是有效的跳板,但需要升级至群众性的罢工罢课)。我们亦批评由“温和”泛民主派主导的“占中”领导层纲领的缺陷,其不过是在模糊而非澄清甚么选举办法才能够终结中共专制的操控。

不幸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占中”领导层更再次降低抗争的言论,无论是就占领运动的广泛性抑或是组织性,并进一步模糊2017选举的诉求。在中国政权和其扯线公仔香港政府的压力,但同时亦关键性地受到香港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其不断批评占领“扰乱社会”而历史上亦一向反对民主普选――,“占中”的领导层动摇了并往后退,随时会牺牲群众对占领运动的支持。

镇压的威胁

建制派与其控制的媒体的言论越来越变得强硬,警告占领行动会变成“动乱”,甚至指责“外国敌对势力”的干预(暗指英美政府,纵使他们都未尝支持民主)。一些亲北京的政客更暗示解放军可能的镇压。梁振英不断地强调占领运动“不可能”会是“合法或和平”的。不同的纸面压力团体顿时冒起来反对占领――实际上由建制派所组织的――,并准备攻击或挑衅冲突来作为警察镇压占领的藉口。这些组织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日益自信和强硬,并首次在元旦游行举行的同时摆设街站――明显的挑衅行为。

建制的压力堆积在泛民及“占中”领导层身上,使他们放弃“暴力和不合法”,但实际上是要迫使他们一些领导们放弃占领的概念。这个“非暴力”的宣传由这些同时支持北京当局1989年的六四屠城镇压的政客推动,显得额外伪善。

与其认真辩论关于真正民主选举制度的论述,建制派的政治恐吓宣传更激起广泛群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反感。假如拥有清晰而坚定的领导层带领,对于占领运动以至长远反专制的策略的支持将会倍增。不幸地,这并不是实况。建制派的压力与“占中”和泛民领导层的越发龟缩,正积极地制造能达至2017选举制度妥协的幻想。我们重申:任何与中共独裁达成的妥协,正如过去多次证明一样,只会是表面上的修饰。

“占中”领导层最近宣布占领行动会由2014年七月延迟至2015年三月,来迎合政府的谘询过程与报告。但这个“谘询”只不过是场戏,政府一直都有前设立场。这个丑陋的谘询过程就连前政务司司长(香港政务官员首长)陈方安生都称为“不诚实和具误导性”。

“明显地,无论是根据政府文件或者官员们近来的言论,都显示落实普选的尺度都已经被事先决定下来,并受到北京中央势力的严重影响。”陈说。

纵使群众斗争的时机可能会随著某些客观因素影响,由上而下的官僚作风使得早前“占中”领导层提出的民主讨论大相迳庭。这样对待群众斗争的态度――以为能好像水龙头般随时打开关闭――完全违背了全球大型群众运动,如2013年土耳其和巴西的抗争经验。

延迟行动会导致士气的瓦解并在未来更难去动员。这样却恰恰迎合一些右翼泛民政客,他们实际上却非常不愿意进行占领行动,恐防运动会脱离他们的控制。与其建立认真的运动挑战政府,他们寻求一个有限度的、象征性的占领使他们可以“尝试过”。一些泛民领导层充满愧疚的语调,不断祈求政府不要“迫使”他们发动占领。

这种缺乏战斗性的态度,导致民主运动的广泛层面当中出现两极化与沮丧感。这透过不同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包括越来越高调的“本土”极端分子(右翼反大陆人种族主义者),以及其他更激进的派别,但是未能提供一套贯彻的替代策略或者明白建立民主的斗争架构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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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提名VS精英委员会

关于反民主和泛民主阵型的核心分歧在与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程序。中共及其在香港的耳目坚持需要提名委员会,并透过它筛选走“不合适”的候选人。这个委员会是参照过去小圈子选举中的由精英垄断而极度不民主的选举委员会所组成的,两年前梁振英就是由1200个非民选的代表组成并被大资本家所垄断的委员会所拣选的。

为了披上一个“聆听市民”的外衣,政府可能同意扩大委员会并接纳民众直选代表作为其组成部分,但同时会保障建制派的垄断地位。无论如何,中共会确保拥有最终的控制。其与泛民领导层辩论的“绝招”就是提名委员会是香港基本法,以及全国人民大会的橡皮图章中所规定的。这个“宪法”论就好像球证的“红牌”一样,北京当局能够否决任何不属意的方案。至今这个法律紧箍咒很有效,因为泛民的领导层都中了咒语般坠入了维护基本法的迷思中。

与其反对这些不民主的规定,甚至提出宪政修改,泛民的领导层允许自己被拉进这个无意义的讨论和“诠释”基本法里甚么允许不允许。但这个文件本来就是个精英制下的官方文件,在四分一世纪前由中共专制与香港资本家们联手制定的。其主要目标就是要确保资本主义制度,并根据基本法规定是一直不变至2047年的。这样的一份文件中充满专制的法律条文并不是个巧合。

主要的泛民政党组成真普选联盟,提出“公民提名”的要求,意即任何人假若能够获得足够的公众连署就有权利被直接提名。但同时这些政党却不反对北京的提名委员会。这个“墙头草”立场是政客们企图建立谈判的平台,来达至某个包含直接(公民提名)元素及间接(提委会)的双轨方案。社会主义行动批评这个立场,首先这样是在散播中共会愿意妥协(其往往会表面上妥协――但不会放弃控制),第二这会是右翼泛民领导妥协的前提(我们已经察觉到了)来放弃公民提名并接受提名委员会,让中共可以筛选走任何能够不在中国政权控制下真正具有威胁的人。

中共的喉舌不断强调他们不会接受公民提名,指其“违反”基本法。最近,梁振英其中一名高官,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指公民提名的概念“天马行空”。这是就元旦日当天占领中环运动发起的“公投预演”民调的回应。这个民调主要透过网上及电话投票,吸引了62000的票数。其中,94%的票数支持选举需要“公民提名的元素”。这故意使用模糊的词语――“…的元素”――反映了“占中”领导层更进一步准备妥协的证明。但是,正如我们警告著一样,就连这个被模糊化的立场也会被政府否决。

因此,泛民领导层将自己带进谈判的死胡同,一个很腐烂的并由精英垄断的提委会加上一些“民主”修饰方案将会是很可能出现的结果,让中国专制继续控制选举过程,除非社会爆发由下而上的巨型运动打破这个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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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游行后的下一步

今年元旦大游行参与人数的低落是人民对于一次又一次重复的行动,以及反政府阵营的内部分裂甚至活跃分子之间尖锐的矛盾情绪的一个反映。虽然这并不就意味著群众运动的低潮,但确实曝露了资产阶级政客的无能和对抗中共时的软弱。去年十月政府坚持媒体垄断政策拒绝发牌予香港电视的事件中,近二十三万人次共参与了三次巨大的集会行动,显示了有相当多的群众愿意站出来对抗政府。显然,泛民主派的领袖并没有积极参与其中并藉此契机认真地准备未来的普选抗争,反而在过程中一直保持低调,不给予群众任何期望并随时将之解散。

元旦大游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更复杂的情况:“占中”的领导者宣布他们要将行动推迟至二零一五年以迁就政府的所谓“咨询”时间表,甚至表明不会参与元旦大游行。这无疑是对群众发出了一个负面且混乱的讯号。尽管如此,两名“占中”的领导者却在游行后的集会中上台发言,而他们所提出的“消极抵抗”策略却主导了运动。运动的参与者被要求平躺在地上以排练“非暴力”的手段去对抗警察的镇压。这种所谓的“甘地精神”是出自于“占中”领导者对于印度独立斗争片面而肤浅的分析和理解,印度反英殖斗争的胜利,有赖于大规模群众运动、全面性罢工、农村起义、群众公民抗命、以及各地反殖民主义革命的国际浪潮。这些斗争都没有因为圣雄甘地的“非暴力”原则而自缚手脚。(何况甘地也支持有某些情况下使用暴力以抵抗国家机器的镇压。)

“占中”领导者没有考虑到亲政府团体日益严重的威胁,他们很可能会成为警察镇压行动的前锋。社会主义行动不提倡暴力,我们强调良好的组织和群众运动中坚实的纪律是最有效的抗争方式。这包括在民主监督下组织纠察力量和巡察行动以作自卫。我们亦呼吁香港的工会承诺假如政府采取暴力行动或镇压“占中”时发动罢工与之对抗,就像2013年土耳其群众运动中公共部门工会所做的那样。

意义重大的诸多问题

“占中”领导者发起智能手机“公投”遇到很多人的批评,社民连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是批评者之一。虽然他亦有呼吁群众投票,他认为过于强调投票而掩盖了参与游行。其他一些人走得更远,“公投”所设定的三个议题中有两个都暗示著接受提名委员会的存在。〔三个议题分别为:1)提名委员会代表性应予提升。(!) 2)行政长官的提名程序不应设筛选机制 3)行政长官提名程序应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这次“公投”包括网上投票,以及在元旦游行的维多利亚公园起步点设有实体票站,在实体票站旁,一些青年就议题质询投票主办方并呼吁群众不要投票,因为这将变相赞同其妥协方案。在最后的集会上,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声称“即使没有公民提名的普选也可以接受”,随即被参与的群众大喝倒采。她的发言显露了民主党的小算盘-他们准备以抛弃公民提名作为妥协以换取将来重新设计的提委会。这样的方案甚至不能称之为“局部民主”,再一次,民主党向我们展示出他们的“妥协”其实是变相投降。

正正是泛民领导这样的倒退令那群挥舞著殖民地旗帜的“本土派”得以立足。这个松散的组织活跃于网络社交媒体,主张与中国大陆区别的香港人身份和自主权,但却混合了针对内地人的种族主义责难,甚至指组织元旦大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为“亲中国组织”。即使他们参与游行的人数比一年前要少,但本土派的声势却日渐增长。一个自称“香港人优先”的团体在元旦大游行中展示了一个易拉架,上面写有反内地人的种族主义口号(针对“蝗虫”),并带来了一些蕃茄用作投掷。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被“本土派”示威者围堵和威吓,但却并非因为他的党准备在普选议题上向中共投降,而是由于他协助一名内地新移民妇女就香港政府对综缓居港年限的诉讼中胜诉。

尽管本土派的力量仍然弱小,但他们力量的增长代表了另一个妨碍反击中共争取民主权利和反对香港资本主义当局的斗争的障碍。去年十二月,“香港人优先”的成员携带著香港殖民地时期的旗帜闯入驻港解放军军营大门。这次只有三个成员以及若干摄影者参与的行动纯粹是为了宣传,但实际上却为对抗中共统治的斗争带来了反效果,中共的媒体和宣传机器借用这次事件全力渲染香港的民主斗争是“亲外国”的。但同时,我们亦全力反对对这些示威者(他们的行动是和平的)的逮捕和很可能随之而来的严惩,而且必须指出的是,对这一示威的批评很多是来自于泛民的高层,为的是借此抹黑“激进示威”方式。

矛盾的是,我们看到右翼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团体都在亲中国和亲香港的阵营中出现,而同样的都会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分化和破坏大型反政府群众运动。这类团体的出现是由于民主斗争中领导力量的真空所引发的病症之一。这些团体的核心思想-排外主义-没有或只遭到很小的反对,因为大多数泛民政党甚至“左翼”团体都不敢公开挑战和组织对抗。社会主义行动的支持者通过我们“反种族主义青年”的运动,在这个重要议题上作为少数的声音去表明我们的立场,通过示威行动和呼吁组织联合斗争以对抗资本主义和独裁专制。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政治的紧要关头,民主斗争缺乏领导力量是最为关键的问题,社会主义行动的支持者确信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前来并会提出一个必要的政治纲领去建立一个势不可挡的群众民主运动。就如我们一直所说,不论在香港抑或中国,这场斗争的关键力量是工人阶级和青年人,并且必须建立群众性工人政党。假如群众在“2017之战”中再次被出卖将引发爆炸性的反弹,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右翼泛民主派领导以及整个政府。

反中共独裁的斗争不能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分割开,香港的富豪一直与中共专制狼狈为奸以保护庞大的既得利益。社会主义者将当下为争取仅仅是部分民主与社会进步的运动与持续的运动想结合,以表明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和尊严体面的生活都必须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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