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底下的「依法治国」

2014年11月17日 下午 12:49Views: 68

习近平为今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铺平道路

北海 中国劳工论坛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再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口号,借此巩固反腐与“改革”的成果,并为今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铺平道路。尽管官方声称要用法律保障人民权利,但是对“党的领导”的着重强调意味着中共独裁体制不会改变。法治改革可能会限制地方政府的胡作非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法”就会成为压制工人反抗的枷锁。

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

贪腐与滥权的中央与地方官员对中共来说是一种内部威胁。今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4)》说道:“公权力运行的不规范是激化矛盾、诱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在该报告所调查的涉及220多万人的871起群体性事件中,44%是针对政府或官员的抗议活动。另外,一篇名为《谣传活跃度与北京居民认知》的报告指出,在其所调查的谣言中,63.6%的内容涉及仇官。广泛的谣言反映出群众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面对此起彼伏的群众反抗运动,习近平无力再为那些自行其是的官僚负责。在去年昆明反对PX项目事件期间,《人民日报》微博曾发文批评“口罩实名制”等高压政策。光明网(5月27日)则指出,用这种方式维稳是黔驴技穷的表现。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行动更是几乎对全党进行了清洗。现在习近平需要用法律来巩固成果,通过行政和司法改革来限制中央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行动。因此政府今后可能会向群众做出让步,从而缓和官民冲突。但这个让步是有限的。正如四中全会《决定》所说,“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中共将继续用自己专制地位保护“红色贵族”与资本家对劳动群众的剥削。

为改革护航

《金融时报》(10月29日)在评论四中全会时引用了新自由主义鼓吹者哈耶克的话:“欲使自由经济得到令人满意的运行,遵循法治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此“依法治国”也反映出政府希望拉拢资本家,以此应对持续低迷的经济环境。习近平在关于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提到:“一些地方利用法规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对全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造成障碍”。另外据《华尔街日报》(10月19日)报道,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裴敏欣说,中国经济每年因诈骗、回扣和其他腐败行为而付出的直接代价比他五年前预计的860亿美元高出数倍。不难想像,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抵制以及贪腐行为将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重要障碍。通过立法约束那些不顺从的官员,其干涉市场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将给予自由化政策以更多的便利。而修订关于产权的法律法规将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铺平道路,这能令资本家更愿意参与到“改革”中来。可见资本家以及想与之合作的“红色贵族”才是这场法治改革的最大赢家,劳动群众则要承担“自由化”带来的沉重剥削与压迫。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在反对赋予工人集体协商权时曾说,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倡的精神背道而驰”(应注意该联合会同样反对香港立法规管工时)。这种“精神”会在“依法治国”中得到保障。

中共对民众的镇压力量日益加强

中共对民众的镇压力量日益加强

合法压迫

相比于西方国家通过繁杂的司法程序压制工人运动,中国政府利用法律镇压工人的手段可能会更加露骨。将于明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在名义上赋予了工人集体协商权,实际却通过延长协商期、提高协商门槛、禁止协商期罢工等手段来限制劳工权利、将罢工变相刑事化。资本家甚至可以通过集体协商提出工资不增长或减少(条例把这叫做“负增长”)的要求。这也许就是未来“合法”镇压罢工的先声。今年10月广州市宣布制定《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细则》。尽管官方声称这个工作细则主要是针对内部工作,但仍不免让人怀疑政府是否准备打压活跃在这里的众多维权、劳工组织(广东省是中国群体性事件最多的省份,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中新网11月3日则发布报道称,深圳社会组织将面临史上最严监管。“依法镇压”的情况同样可能出现在香港。在此次“雨伞革命”中,中共对占领者大加诽谤,声称他们受到境外势力的操纵并得到资助。“反占中大联盟”的发起人周融直接将“占中”称作“侵略”。因此在抗争结束后,港府可能会趁民主势力疲惫之时通过廿三条法案,打击香港的民主权利与民主运动。而这一切都将在“依法治国”的旗号下进行。

总体上来说,社会主义者支持保障工人法例的改革,但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只是中央政府巩固权力的手段,实质上司法及执法机关继续由党控制,腐败情况不绝。这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连资产阶级民主的法治改革也谈不上,而代表以法治面貌去包装专制资本主义,从而令政权进一步集中化。若果是实质的法治改革对于工人运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工人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抗争空间,其法律意识也会转化为更有力的斗争精神,但绝不能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政府的自我改良。工人应利用政府的让步进行抗争,争取组织和参加工会权、集体协商权、集体行动权以及更多的民主权利,最终推翻“红色贵族”与资本家的剥削统治。这些只有在工人阶级团结行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否则就会落入统治阶级所编织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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