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1965:反共大屠杀的五十年后

2015年11月30日 下午 7:27Views: 518

世上第三大共产党被美国支援的军事政变所摧毁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1965年10月,镇压印尼共产党(PKI)的行动开始,并于翌年全年继续进行。这是二十世纪最血腥的屠杀之一。即使是与印尼右翼将领们共谋策划这场暴行的中情局,后来也将这场屠杀与纳粹及史达林的恐怖罪行相提并论。

帝国主义势力惟恐在印尼共产党所支持的民粹总统苏卡诺领导下,印尼会脱离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1962年的中情局备忘录显示,美国总统甘迺迪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同意要「根据情势与可用的机会,清算苏卡诺总统」。

种族屠杀

中情局与驻雅加达的美国大使馆把列有上千名「共产党可疑人士」的名单交给军方,并在伪宗教民兵部队的支持下,展开围捕和处决。英国(当时是威尔逊的工党政府)怂恿印尼军方为其恐怖行动披上反华外衣,而这又是根据英国殖民政府在马来西亚打击共党暴动的经验。「西方对印尼非共党政客的期望之一,是他们能更成功地将共产主义的标籤在印尼的少数华裔身上,让共产主义转化为一个种族议题。」时任BBC通讯记者查利斯(Roland Challis)表示。

为了达成自己经济上及军事上的企图,英美资本主义总是毫不迟疑煽动种族与宗教分化。近来的中东地区,这模式又再次重复出现。

印尼的屠杀几乎以产业级的规模进行,一般估计至少有50万人死亡。夜夜都有上百具尸体倒入水中,堵塞了河川与渠道。笔者推荐一部2012年的纪录片《杀戮演义》(The Act of Killing),片中提出死亡总数是100万人。华裔人口佔了死者的三分之二,及后的军事政权禁止中文标语,并关闭了华人学校。

这事件标举着苏卡诺时代结束的开端,他在他左侧的印尼共产党与右侧的军方、封建伊斯兰团体之间,原本维持着「波拿巴主义」式的均势统治。后来印尼共产党被打为非法,并且有100万人没有审判便遭到监禁。美国国务院兴高采烈地宣佈,在非东方集团的世界裡,共产主义者的数量在一年内下降了42%。苏卡诺只是以军方领袖的身份才得以继续掌权,直到隔年被扫地出门为止。然后,苏哈托将军带来了32年的独裁统治。

苏哈托的暴政是美国撑腰的军事独裁链之一环——其他还包括南韩的朴正熙、臺湾的蒋介石——目的是牵制住席捲亚洲的革命浪潮。在印尼的政变过后,澳洲总理霍特(Harold Holt)表示:「除掉50至100万共产主义同情者之后,我认为可以放心地假设情势正在重新调整中。」

Communist Party (PKI) suspects rounded up in Indonesia 1965.

1965年,印尼共产党可疑人士遭到围捕

未知的篇章

如今,1965-66年的事件很大程度上成了这个国家历史的未知篇章。学校体系数十年来都以粗糙的反共宣传影片进行洗脑教育。2009年的《雅加达邮报》的意见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大学学生「从未耳闻1960年代的大规模屠杀」,苏哈托时代制定的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禁止宣传无神论的法令,至今仍未废除。

在1998年印尼盾危机时,一场革命行动颠复了苏哈托政权;讽刺的是,这场危机正是发生在(由他自己迎回印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羞辱性的、希腊式的撙节政策强加在他的政府之后。然而时至今日,挟带钜大经济利益的军方人马仍是印尼政治的主要力量。同样的道理,1965-66年在军方指导下执行大多屠杀任务的右翼民兵,从未受到调查或处罚,并且继续跟现在的政权维持紧密关係。

苏卡诺是个和埃及的纳赛尔(Nasser)、印度的尼赫鲁(Nehru)一样的激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袖,周旋在东西方阵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与史达林的一党专政政权之间。在苏卡诺执政的最后几年,他受到北京的极力巴结,而北京也是印共领导层最主要的国际支持者。同时,中苏两大史达林主义政权的愈来愈对立。这场权力斗争以「真正的共产主义」对「修正主义」之名包装,骨子裡却是赤裸裸的国族利益之争。

随着冷战在1960年代早期变得更加紧张(特别是在亚洲),苏卡诺也响应了激进的反西方主义。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无视印共与民族主义者国有化油田的诉求,在1963年与西方石油公司签订契约。英美两国关于如何把刚独立的马来西亚当成西方利益滩头堡加以利用的争论,被苏卡诺斥为「新殖民主义的」冲突。他带着印尼脱离联合国,还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它们的亲美代理人驱逐出国。

这些措施向华府与伦敦敲响警钟,儘管如此,印尼群众的处境仍在恶性通货膨胀、失业率飙升与土地改革的僵局中恶化。苏卡诺的演说充满激进的修辞,却没有提出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对缩写情有独锺的他提出了NASAKOM的概念——那是民族主义、伊斯兰教与共产主义的溷合物,充其量是为了安抚不同社会势力的言辞。

1963年一场严重的乾旱导致中爪哇省出现大规模饥荒。当农民在印共的支持下开始佔领土地时,军队也四处展开镇压。苏卡诺要求印共领袖们取消在这个议题上作出鼓动,以换取一些形式上的让步,而他们也照做了。

工国委澳洲支部的Craig Bowen曾在他优秀的《从骨灰上三起三落的印尼共产党》简史裡解释道:「国家对世界各地的银行有严重负债,预算赤字每年成倍增加。由于长期恶性通胀的结果,印尼盾(Rupiah)的币值勐跌到只有其合法币值的百分之一,直至1965年的六年期间,生活费用增加了百分之二千。与此同时,有报道说,令人吃惊的高达国家预算百分之七十五的费用被用作武装部队的开支。」

阶段理论

群众不满在增长的事实,反映在印共壮大的速度上。印共从1952年只有7千党员膨胀到1964年的300万人,这时印共已是继中共与俄共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到了1965年8月,距离军事镇压开始不过几个礼拜以前,印共领导的工会、青年与妇女组织底下有2,600万人——那是印尼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后来在1965年11月被军方逮捕并枪毙的印共领导人艾地(Dipa Nusantara Aidit),甚至曾经夸口说如果当时举办大选的话,印共会赢得30%的选票,而这在当时听来是完全合理的。

但大选并没有举行——1959年苏卡诺以他所谓「指导式民主」之名行戒严之实,大选也就在印共的同意下暂停。在1955年,苏卡诺执政的最后一次议会选举中,印共以16.4%的选票成为第四大政党。

不幸的是,印共领袖们被史达林主义式的「阶段」理论所束缚,以致他们相信像印尼这样最近才刚脱离荷兰殖民的开发中国家,并没有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他们因此得出结论说,工人运动的任务是要以结合成「反帝国主义联盟」的方式拥护民族资产阶级的最激进势力。根据这个理论的架构,其目标在于巩固民族资本主义与「民主」并无限推迟社会主义。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坚持:「阶级斗争从属于民族斗争。」

这种阶段论是史达林主义共党信仰的之一,意谓着印共领袖对群众斗争而言是个巨大的刹车器。他们强调的是民族因素,譬如在军事及政治上对抗英美支持的马来西亚独立成国(马来西亚与印尼在婆罗洲上有领土交界);牺牲的却是对阶级斗争的响应,就像1917年俄国革命及其知名口号「和平、麵包和土地!」那样。

在印共与苏卡诺的结盟下,该党实质上成为苏卡诺政权的附属物,一切行动与纲领上的独立性都被剥夺,并且只举办总统所批准的活动。

历史学家莫金戈(David Mozingo)说道:「该党庞大的工人、青年、妇女组织可以举行让苏卡诺演讲的壮观集会;但是,这些集会却很难令城镇平民相信印共正离夺权愈来愈近。」

看似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印尼共产党,与苏卡诺的政治差异在群众眼中愈渐模煳;甚至从印共领导层看来也是如此。

如同澳洲历史学家莫尔提梅(Rex Mortimer)所述:「到了1963年,该党对总统的崇拜已达近乎盲目的地步。儘管总统因为疏于经济事务而恶名昭彰,该党仍宣称他手握经济药方。不久之后艾地因为封总统为他马列主义的第一导师,因而被授予荣誉。」

Sukarno with Mao Zedong.

苏卡诺和毛泽东

1920年中国的翻版

印共领袖的政治错乱,以及他们未能追求一个独立、明确的社会主义立场,简直就是重犯1920年代史达林主义在中国的错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是针对史达林阶段理论的最佳解毒药,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也会(端赖具体状况而定)与非社会主义者、甚至资产阶级政党组成在纯粹实用性质的短暂联盟,譬如抵抗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或保卫民主权益;但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同时也要保有完全的政治独立与行动自由。

这就是为什麽托洛茨基反对中共这个年轻又缺乏经验的政党照着史达林的指示,在1924年加入国民党。中共加入国民党,完全从属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底下——而国民党和它所代表的社会阶级并没有能力领导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因此,毛泽东政权在四十年后极力主张印共从属于苏卡诺,是件多麽讽刺的事情。与1920年代一样,这政策导致反革命的屠杀,而工人阶级的先进共产主义分子被歼灭。由于没有理解自身的历史,中共政权鼓励印共顺服于苏卡诺。艾地在1963年成为中国科学院的荣誉会员,他的选集开始在北京出版。印共与苏卡诺的所谓联合阵线也被誉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重要的国际意义。」

如此恭维是为了奖励印共脱离莫斯科并开始绕着北京运转,更重要的是确保印共能作为北京向苏卡诺与印尼资产阶级施加影响力时的谈判窗口。这重复了史达林四十年前,试着利用被封口的中共去争取跟蒋介石国民党的结盟。即使在1965年尾声的军事镇压展开之后,中共政权非但没有诉诸「人民战争」,或对右翼分子发动武装斗争,反而建议印共「不要恐慌,也不要被挑衅」。这种立场源于它不愿进一步削弱苏卡诺的地位,以便抢救结盟关係。

甚至在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被烧毁时,中国官方仍噤若寒蝉。后来到了1967年,倖存的印共党员决定重回游击路线。实际上,当时北京对印尼的政策已经瓦解,游击战也只是先前群众斗争的迴光返照。

最残酷的败仗

军事镇压肇始于九三零事件(G30S, Gerakan 30 September),一群激进的军官在1965年9月30日发动一场拙劣的政变,逮捕并杀害六名右翼的将军。这场没成功的行动大概是为了先发制人,阻止这些右翼的将军酝酿在一週后启动的政变阴谋。受帝国主义撑腰的军队高层逮到机会,把这场失败的政变归咎于印尼共产党,并展开大规模报復。

印共党员彻底被九三零政变搞得措手不及。儘管少数高层可能有耳闻一些风声,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能以一词表达:瘫痪。在军方开始以大量反共宣传展开反攻后,要阻止右翼发动的政变,阻止它粉碎群众反抗,唯一方法就是动员印尼共产党的群众力量上街并号召大罢工。

这场运动应该要求立即举行大选、将土地归还农民、薪资冻长、国有化产业并将其置于工人民主控制、民主化军队与举行军官选举,还有组织工人的武装民兵。如果这些诉求能在右翼军方政权站稳脚步之前便立即提出的话,就很有机会能够成功。不幸的是,印尼共产党没看到抵着它喉咙的那把匕首,该党领袖们不但没提出这些诉求,还期待他们的「朋友」苏卡诺能挽救局面。

印共干部对镇压的爆发毫无准备且束手无策,状况跟1933年的德国与1973年的智利有相似之处。印尼共产党员,包括领导阶层在内,一点求生计划也没有。「等待指示」似乎就是个广为流传的建议——然而指示始终都没有被下达!

印尼共产党的惨败与接下来的血腥惨剧,都是对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恐怖警号:对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幻想、缺乏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低估阶级敌人的狠毒果断等政治错误,都会演变成最残酷的败仗。随着亚洲工人阶级斗士与社会主义青年的新世代逐渐浮现,这些以血书写的教训必须被记取。

PKI demonstration, from the 1982 film 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

印共示威,撷取自1982年电影《危险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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