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特达林被捕标志着中国镇压进入灰暗的新阶段

2016年1月19日 上午 7:13Views: 183

居住瑞典的中国活跃分子:“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国进入镇压拘留的黑暗之夜。 ”

中国劳工论坛

1月3日,瑞典籍人权分子彼特达林(Peter Dahlin)被中国公安拘留。较早前官方报道指,居于北京的达林被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拘留,他的妻子同样被捕。这案件代表着习近平的专制镇压进入令人心寒的新阶段。此前香港五名书商被中国公安绑架,包括一名瑞典公民桂民海在泰国失踪,五人现正被拘留于中国。

两周以来瑞典当局被拒绝接触达林,中国方面拒绝透露他是否被拘留,以及他能否获得罕见疾病的药物。与很多其他被国家镇压的受害者一样,他不被允许会面律师。中国当局这些做法违反国家协议。“拒绝领事通信是直接违反中国法律以及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再者,当局持续隐瞒彼特的下落,可以造成强迫失踪,违反国际法。”彼特所属的非政府组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的声明表示。

瑞典人权分子彼特达林在中国被捕

瑞典人权分子彼特达林在中国被捕

达林的案件显然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与中国今天两个趋势有关连的:一、去年七月开始大量人权律师及法律助理被逮捕,二、习近平最新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这法例是用来封锁受海外资助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并进一步废其武功。

这些都是中国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镇压措施中的一部分。正准备在瑞典国会举行抗议、要求中共释放达林的赵大华表示:“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国进入镇压拘留的黑暗之夜。 ”

“(镇压的)目标是公民社会、博客、劳权分子和其他挑战独裁体制的人士──包括那些在体制内行动、没有违法的人。政府想展示它可以为所欲为,不用理会其他政府和媒体说什么。”他表示。

中共独裁体制愈来愈恐惧群众动荡可能将会发生──镇压无疑与最近的经济不稳──所有团体被以民族主义的修辞标签为“西方价值”。因此,像达林般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分子成为中共大造“反外国人”文章的对象。“彼特作为外国人,表明着专业法援人士在中国被打压的程度大大提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发言人向《纽约时报》表示。中国官媒报道协会是“美国非政府组织”,而协会则指这是完全不符事实。

镇压加剧 

自七月以来,超过三百名律师、律师事务所职员以及其他活跃分子被拘留及审讯。上周,十名律师被控严重罪名,意味着预料会被判有罪。在中国司法系统里,98%的被告会被判有罪──在高调的政治审判中则是100%。

英国《卫报》发表一封由20名国际律师及法学家撰写的公开信,表达合理的恐惧──被拘留的律师曾面对“高风险的酷刑和其他残酷而不人道的对待”。

“颠覆国家政权”

最近十名律师及法律工作者面临“颠覆国家政权”──这些指控极为严重,可判终生监禁。诺贝尔得奖者刘晓波在2009年被判监十一年,当时被控的罪名是相对较轻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是习近平在国家镇压上加重注码的措施。

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包括曾为“女权五姊妹”(她们去年三月被捕后引起全球抗议,期后获释)辩护的王宇、她的丈夫包龙军,以及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创办人周世锋。锋锐律师事务所因为涉及敏感案件,例如协助2008年毒奶粉事件受害者,因而激怒了中共政权。

活跃分子大华表示:“锋锐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团队现正被独裁者粉碎,这是大规模杀一儆百的诡计。”

达林的案件与当局迫害人权律师关系密切。他的朋友表示他在被捕前已经开始担忧。“在被拘捕几天前,彼得的名字在对一名人权律师的审问中被提起。”他的同事说。据瑞典的电台消息指,达林现被控“金融犯罪”─可以指任何中共政权不同意的行为。

桂民海失踪四个月后现身于中央电视台

桂民海失踪四个月后现身于中央电视台

香港绑架案

香港五名书商失踪事件触发起抗议行动,亦造成了香港政府的政治危机。事件代表着北京的镇压升级。与达林被捕一样,这事件标志着习近平镇压“全球化”,接近无视海外政府会如何反应。五名专门售卖关于中共领导层花边身边书籍的书商,过去四个月在诡异的情况下失踪。据报道他们计划出版关于习近平性生活的新书──可能因此而令他们被绑架。

新书的主脑桂民海,据其女儿表示,去年十月在泰国被非法绑架。泰国军方与北京关系密切。上周桂民海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出现,明显是依着讲稿哭着说他是自愿留在中国,呼吁瑞典政府不要介入。他也表示不希望有抗议和被媒体恶意炒作。

桂民海现身于电视的画面上,情况就有着史大林大审判的一切特点──欠缺任何逻辑和可信性。他声称自愿回到中国就十年前的一宗因致命车祸而被判缓刑两年的案件自首。但为什么他要路经泰国呢?为什么他四个月行踪不明呢?而如何解释桂民海的四名同事同时失踪呢?众所周知中国当局经常用以下手段:除了酷刑、未按法律程序的关押及其他施压手段之外,如果被告人愿意“合作”招供认罪,可以获得较轻的惩罚。有研究显示,95%的诉状中带有浓厚的供认色彩。

瑞典缄默不言

中共独裁政府的流氓手段,以恐吓勒索的方式来诬陷敌人,也延伸至对待其他国家政府的关系。《纽约时报》报道指,瑞典当局在达林失踪及被捕事件上缄默不言。同样,这不是个别事件,而是顺应整个趋势。瑞典政府竭力避免得罪北京而招致经济惩罚。挪威的经验就是一桩案例,该国颁发诺贝尔奖予刘晓波后,中国冻结与奥斯陆的政治关系,并威胁会杯葛挪威产品。及后,挪威为了讨好北京,拒绝藏族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到访。英国总理卡梅伦在2012年与达赖喇嘛会面触怒北京后,承诺不会再犯。瑞典总理施特凡.勒夫文在去年到访中国时做得更彻底,一名记者多次报道,勒夫文拒绝以“独裁体制”称呼中国,改称之“一党国家”。

一定要在国内及国际上作出抵抗中国的镇压升级以及最近的抓捕浪潮。在这场斗争中,中国活跃分子只能依赖世界各地的活跃分子及基层劳动者的支持和同情。讽刺的是,中共政权宣传外国资本主义政府想削弱它及在中国挑动抗议,但同时这些政府被证实是维稳的可靠盟友,不会向暴虐的专制镇压作出抗议。

2015年三月瑞典总理会见习近平

2015年三月瑞典总理会见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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