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六四天安门屠杀二十七周年

2016年5月26日 上午 11:50Views: 492

革命是推翻暴政的唯一方法

抵抗 中国劳工论坛

今年是六四屠杀二十七周年,我们在此悼念当年在北京被残杀的工人及学生。1989年是中国濒临革命的一年,与今天中国的局势仍有重大关联。

习近平正严厉打压国内反对派,不容有任何的生存空间(无论是真实的或者是幻想的),包括一系列的海外非法绑架。打压加剧与习近平的“供给侧改革”政策有着密切关系,政府将会严重打击工人的工资和岗位,并使高达六百万国企工人下岗,因此搜捕工运分子和罢工组织者。

从八九运动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只有革命斗争才能推翻中共暴政。可惜许多今天的民运领袖却无视这个结论,宁愿寄望能从中共手中得到“循序渐进的改革”。在香港,这条“改革”路线在过去三十年中屡试屡败。而若果这个策略在“特别”历史背景下的香港都不能够成功,那又如何在全中国实现呢?

面对学生和工人空前规模的示威,邓小平及中共在八九选择了血腥屠城。在6月3日晚上,解放军嗜血成性,残杀了过千民众,实际死伤数字至今仍然不明。政府宣称有241人死亡,而当中只有36个是学生。这个数字明显被当局严重低估以掩盖真相。中国红十字会曾表示有2600人死亡,但后来撤回了有关消息。而在六四后,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民众被逮捕、数以百计的人被处死。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洛德称,邓小平利用大规模的国家恐怖来向全世界“表明立场”。

在屠城前夕,首都的群众民主集会已经过了高潮,并且开始消退。发起运动的学生们身心疲累,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让运动再往前走。新的群体,尤其是青年工人、中学生和城市青年越来越成为了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在5月学生发起绝食抗议之后,运动变得更无产阶级。尤其是在政权于5月20日宣布戒严之后,新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则成为了一股重要力量。

当时全国的群众运动仍在凝聚动力,邓小平及中共强硬派决定强硬镇压,以向各省群众制造震慑效应。当时中国有过百城市发生群众抗议。甚至在六四之后,运动依然在许多城市持续,并发起游行示威、堵塞铁路、号召总罢工。有一点非常重要:当时的运动是一场发展中的革命,而并非像香港泛民领袖形容的“希望政府聆听人民声音”。

在这场革命运动期间,民众摆脱了对专制政府的恐惧,并感到自己有能力透过集体行动带来改变。另一方面,政权内部亦严重分裂,濒临崩溃。邓小平后来决定采取最激烈的镇压,目的之一是向党内的敌对派别发出警告。

群众想要一个新政权,结束独裁制度、结束腐败,并取替那些“只让一小撮人富起来”的亲资本主义改革政策。但是八九革命运动却缺乏一个关键因素:一套清晰的革命纲领,以及一个由工人社会主义政党形成的领导层来引领斗争前进。

群众运动的命运可以说是总围绕着一条重要问题:下一步该如何走?革命不等人,只是纯粹地占领广场并不足够。这个问题将会决定旧势力会否被推翻,并被新力量所取代,抑或是旧势力能够卷土重来,并摧毁运动所代表的一切力量。

在中国劳工论坛2009年出版的《天安门1989──震撼世界的七周》一书中,我们解释道:

“当时的状况,是需要召开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会议,由全民自由选举代表,并开放让所有政党参与。”

这项工作应该连结到去号召发动总罢工、动员已经开始自我组织的工人阶级,并组织人民自卫委员会来争取基层军警倒戈,以及保卫民众和新生的独立组织。当时的军队已经严重分裂,因此这完全有可能成功。

另外,实现工人对工厂的民主管控也是必要的,并需要真正民主的社会计划来解决官僚制度管理不当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并防止像邓小平改革那样的资本主义复辟。

八九悲剧发生的原因,是民众未了解当时必然是一场殊死斗争,只有中共却知道这一点。若要民众完全触摸到斗争的局势,则必须要有一个具组织性的力量──革命政党。无论民众的自发性如何重要,单靠自发还是不足够的。

邓小平政权正正得益于学生领袖的犹疑──学生要避免运动“过火”,并认为运动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向中共的开明派官僚施压。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2004年的一次访问中表示对邓小平的支持:“如果要我开枪杀死20万学生来换取中国免于一百年的乱世,那就去做吧。”国家恐怖可以维稳,中共官方舆论现今重覆着这一荒谬理论,以阻吓欲求改变制度的群众。

李光耀的言论可能有点过于率直,但当1989后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局面明朗后,世界大部分的资本主义政府都收敛了对屠城的“震怒”。在屠城之后,欧美一度向中国实施制裁,但都很快地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跨国企业纷纷进入中国,以享受其亲商政策以及无工会保障的低廉劳动力。

今天的中国与1989年时一样,都在面对严峻的经济危机。习近平政权内部亦出现分裂。《人民日报》5月9日的社论更突显了政权内部就经济政策的分歧,当中的“权威人士”(可能是习近平自己)警告中国未来的经济趋势很可能会是“L”形的。这个神秘人物指出,若果政府政策继续依赖借贷来推动增长,将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在外界对于中共经济政策的信心低下之际,此篇社论犹如重磅炸弹。

北京当局现在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要制造新的泡沫(主要在房产和商品市场)来减轻因旧泡沫爆破(如股市)造成的压力。但同时间,现在又有越来越多的工人、青年甚至中产上街抗议政府政策。工人罢工的数字在过去十二个月间大幅增加了超过一倍。

中国群众斗争正再萌芽,我们必须学习历史上的重要教训,尤其是功亏一篑的八九革命。为了重建斗争,我们必须汲取教训,并确保工人阶级下次能够得到正确的纲领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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