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风暴二十年

2017年7月1日 上午 4:50Views: 97

资本主义正酝酿新的灾难

中国劳工论坛 报道

二十年前,东亚所谓的“小龙经济”陷入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不单为从韩国到印尼的民众带来灾难,更差点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1997年7月2日,泰国被迫将货币泰铢贬值,这一事件在亚洲的金融体系引发了连锁反应,并在导致之后三年的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数百万计的人口跌入了贫穷之中。

泰国每天流失2000个工作职位,而南韩则有100万工人失业。首尔许多男性“受薪族”每天穿着西装外出呆坐在公园里,原因是害怕让家人知道他们失业。

在印尼,1998年的经济产出下降了14%,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的政策反而令状况雪上加霜。15%的男性工人失业,而工资则下降了超过三分之一。另外,有8000千万印尼人跌入贫穷线以下。1998年5月,印尼独裁者苏哈托被推翻。由于紧缩政策所带来的生活影响,其他国家亦被群众运动笼罩着,各国统治精神亦陷入严重分裂。

现在,资本主义的代表们会称那次事件“证明”了资本主义虽然会出现“短期动荡”,但最终仍能重整旗鼓,并使东亚经济体强势复苏。不过,事实完全相反。今天整个地区的政局更加不稳,贫富悬殊不断恶化,社会不满与日俱增。印尼今天的股票市场是1997年的八倍,但其工人工资是区内最低之一的,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

首先爆发危机的泰国,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冲突,随时可能导致内战及国家的分裂。泰军将领们在过去十年发动了两次政变,现在军方独裁者巴育将军透过修改宪法来维持永久的半军事统治。邻国的柬埔寨,独裁者洪森自1997年掌权以来一直统治至今。

马来西亚及印尼则饱受贪腐困扰,而统治精英为了自身的野心,不断煽动族群冲突。在菲律宾,被称为“亚洲特朗普”的杜特尔特上台,反映了群众对整个政治建制完全不信任,最终有可能发展成“泰国方案”那样的军事统治。

新兴市场的危机

至于韩国,去年爆发了震撼的“烛光革命”,一千万人上街抗议,并推翻了朴槿惠。工人运动和反资本主义运动占了韩国社运的重要席位。亚洲区内各地的资产阶级政权正面对新一层次的危机与动荡。饱受九七金融风暴蹂躏的香港(1998的GDP下降了5.5%)和台湾,同样受到长期影响。

九七危机是2008年全球危机及2011年欧洲危机的前奏,其相似之处在于骨牌效应,危机从一个经济体迅速地蔓延至另一个经济体。

上述问题远远还未得到解决,一场新的“新兴市场危机”正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之上徘徊,消失一阵子后以新的危机再次出现。这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的财务不平衡是空前的极端。过去十年亚洲经济很多的“强势增长”都是建基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廉价信贷政策。那些银行为了在亚洲各国市场追求更高利润而释放大量投机性资本。资产形成了泡沫(在房产、股票与所谓债务产品方面),而他们始终会爆破,劳动人民和穷人被要求为此埋单。正如《南华早报》专栏作家David Dodwell指出:“我们在过去二十年间已经经历了两次‘百年一遇’的危机,而又不能排除在未来数年还可能会出现第三次。”

IMF的角色

在亚洲金融风暴之际,IMF推动美名为“拯救方案”的残酷紧缩政策,遭到广泛群众的反对。近年来在欧洲亦推出了类似的私有化、去管制与大幅削减政府项目开支的政策。不过IMF却吊诡地质疑欧盟当局及其主导者(前“社会派”德国资本主义)的强硬立场。

二十年前,亚洲金融风暴使IMF推出了当时史上最大型的纾困方案。不过后来这金额被其对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罗马尼亚及乌克兰的借贷规模所超越。现在这些国家成了IMF最大的欠债国(这些“借贷”只是用来偿还那些吸血鬼般的西方银行,却要当地民众通过私有化、降薪和其他形式的紧缩开支来承担)。

亚洲的“小龙经济”曾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在1980年代以来的每年经济增长曾经高达6-8%。然而,在1990年代初,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些国家开始扬弃“亚洲之路”,即不再以日本1960-70年代崛起(高度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的模式为基础,并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压力下放开对外国资本的管制,以及取消了其他的政府规管。地方资本主义已经“成型”,意思是越来越受到金融化和寄生性,而产能过剩和科技更大的使用,使其他具实体生产力的利润来源被压缩。

在1997年之前,IMF为危机提供了条件。它介入了危机当中,推行今天对希腊所采取的野蛮紧缩措施来“救市”,致使危机更加糟糕。在克林顿执政、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鼎盛时期,IMF也作为美国外交政策重要的延伸。IMF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惨败后改变了风格,被迫反思它的一些基本做法。然而,最终结论只能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泰国

IMF批判者、诺贝尔奖得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为美国财政部对IMF在亚洲的政策所带来的影响感到哀叹。斯蒂格利茨将美国财政部描述为“华尔街的女仆”,指出亚洲取消资本管制主要为了满足美国金融集团的要求。

例如在1992年,泰国在IMF支持、鼓励利润丰厚的“套利”业务背景下成立了一个离岸银行中心,从纽约或东京以低利率借款,并以较高利率存入泰国银行。泰铢对美元的挂钩使得这对投机者来说看似基本上是无风险的。1997年,有560亿美元以这种方式存入,是1994年存入水平的三倍。

从1995年中期开始,美元开始急剧上升,使其在亚洲的卫星货币处于巨压之下。泰国的经常性账户赤字飙升,击穿了国家的产业和股票泡沫,导致私人债务激增。
危机随后蔓延到台湾、香港、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随后拉下俄罗斯和巴西。1998年最受危机打击的五个亚洲国家的资本外逃金额达到1,000亿美元,即百分之十的生产总值。

韩国

1998年,在IMF的紧急救助下,韩国放弃了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允许外资收购像汽车和电子这样的核心产业公司。金大中政府在危机最狂虐的时刻当选,选择了IMF的政策,包括比IMF要求更多、为快速的改革。韩国银行最终被拯救了,但成本高达GDP的31%,而且许多长期工作岗位被裁减,并由低薪而廉价的短期合约工所取代。

IMF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除了总是误读经济信号,还犯上了其他明显错误,包括制订极高的利率和推行残酷的紧缩措施,令危机更为严重。1997年7月,泰国危机之后,世界银行认为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相对有能力应对”,受严重经济冲击的风险“当前非常低”。1997年11月,IMF的报告认为韩国“基本上是安全的”,因为它的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不到一个月后,首尔签署了有史以来最大的IMF的一揽子计划。IMF对泰国的计划是基于1998年3.5%的经济增长预测,实际上经济萎缩了百分之十!

IMF在亚洲危机期间的救援资金计划——泰国17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330亿美元、韩国550亿美元、俄罗斯220亿美元和巴西410亿美元——象征一个新的起点,数目大且条件也比以前多得多。如同在过去七年更大型得多的希腊方案,政策依旧失败,并未平息金融市场。

按照保罗.布卢斯坦(Paul Blustein)的畅销书《惩戒》所述(公共事务出版,2001),当时IMF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正在亲自与韩国政府进行谈判时,克林顿总统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致电给康德苏,向他“非常直率表示,美国不会接受一个软弱的计划”。克林顿当局代表华尔街利益进行施压,引发了史无前例的紧张关系,亦成了今天地缘政治版图变化、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减弱的其中一个因素,而中国崛起加剧了这一情势。

银行倒闭

在IMF的政策下,泰国的失业率增加了三倍,城市工资下降了百分之八。经济下滑的严重性促使IMF三思,并敦促泰国政府接纳预算赤字。一个IMF的经济学家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这样说”。1997年8月,泰国政府计划推动存款保障计划,以免银行出现大挤提,但起初遭到IMF的反对。

最终泰国政府坚持己见。据一名IMF官员的说法,泰政府“避免泰国银行体系完全崩溃”,与印尼的状况截然相反。在印尼IMF反对采取类似泰国的方案,反而让银行倒闭,结果全国半数企业破产了。IMF的1999年度报告承认,其在印尼的政策“现在看起来是不明智的”。

泰国财政部长抱怨说:“终有一天,没有IMF职员能来亚洲”。泰国和韩国政府最初在寻求日本紧急双边贷款之前,被迫寻求IMF的帮助时,日本资本主义打着“亚洲团结”的牌,将危机视为进一步扩展在亚洲大陆势力的机会。但因为日本银行业形势严峻,扩充的野心被制衡下来了。

即使日本能够为危机中的国家提出自己的“拯救方案”,其结果亦不一定有很大分别。在资本主义及其“利润优先”的逻辑下,可能这会导致较为缓慢渐进的紧缩政策,但自日本的“失去的二十年”、多次经济衰退和银行危机后,我们看到工人阶级最终都要为资本主义的失败埋单,包括贫穷加剧、外判及短期合约工的爆炸性增加(到今天这个比率占总劳动人口的37.5%,冠绝全球)。

美日冲突

布卢斯坦在《惩戒》描述“当危机展开时,美日冲突将在未来数周内加剧”。华盛顿审慎看待东京的意图,因为“担心IMF在击退危机中的核心作用可能会受到削弱”。克林顿政府希望阻止日本资本主义利用危机来将美国从亚洲赶走,成立一个由东京主导的地区性联盟,就像德国主导欧盟一样。日本的副财长、以“日元先生”著称的柛原英资(Eisuke Sakakibara),当时已经准备好计划推出一个“由中日等国把持的巨额硬货币基金,将动用数千亿美元储备中的一部分”。

这项设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建议遭到美国的激烈抵抗。“日元先生”在1997年9月向南韩、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亚发出了一个“非正式的”纲要。布卢斯坦评论说:“这些文件本来不想被美国看到的”。

克林顿政府坚决反击。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警告柛原英资“违反了”美日盟约规则。华盛顿派员到亚洲各国首都,警告政府不要沉迷于日本的计划。虽然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支持这一计划,但澳大利亚以及至关重要的中国持反对意见。

中国专制同样担心日本在区内的野心。在1990年代,中国仍然非常依赖与美国资本主义的贸易和其他经济协议。中国当时不断寻求加入世贸,最终在美国支持下成功在2001年加入。当年的中国并不像今天那样,有足够实力推动自己为地区霸权。但自2008年危机后中、日、美之间的势力平衡有所改变,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本管理公司

危机的转折点是美国由于担心危机会蔓延到自身,而在政策上作出了局部转驮。转折的爆发点是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CTM)的倒闭,LCTM的破产对华尔街和全球金融体系构成了无法估量的威胁。美国金融界钜头“巨头信孚银行”和“雷曼兄弟”也遇到了麻烦。

美国联储局(央行)主席格林斯潘当时判断是:LCTM的崩溃“当时有可能会对许多国家的经济造成潜在的损害,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这句话大体上是对十年后雷曼兄弟爆破的预视。但是,雷曼兄弟被任由倒闭,极大加剧了全球危机。

1998年,美国政府做了那些一直坚持亚洲各国政府不应做的事情,支撑着一个破产的金融机构。各国央行跟随美国指不,削减贷款利率,并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 美国采取行动构建了一个“防火墙”来抵御亚洲危机的蔓延(当时已蔓延到亚洲之外),避免了出现全球崩溃。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正如我们所知,资本主义在1997-98年的危机之后完全未能汲取教训,也不能作出改变,所以在2007 – 08年陷入更大规模、更具破坏性的危机。

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犹如“行尸走肉”。资本主义透过空前规模的“印银纸”(零息率下的量化宽松)避免了世界性的大萧条,但却无法刺激真正的复苏,而各政府则在量化宽松政策上骑虎难下。政治动荡、选民大举反抗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所有资本主义机构(如IMF和欧盟)都名誉扫地,使经济问题更加复杂。

与1997年一样,最重要的发展乃对资本主义的群众反抗正在升温,以及工人组织的建立。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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