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逝世50周年

2017年10月10日 上午 12:23Views: 15

逝世50年后,切·格瓦拉的形象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

有些人把这当作时尚,而对于其他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份政治宣言。他们把格瓦拉的遗产看作斗争丶反抗丶国际主义和更美好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标志。

正如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书记托尼·索努瓦(Tony Saunois)在2007年所写的,切·格瓦拉毫无疑问是一个有原则的革命战士。

“开枪吧,懦夫,你只不过是要杀一个人而已”。根据一些记载,这是1967年10月9日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该国军队的中情局顾问费里克斯·罗德里格斯(Felix Rodriiguez)杀害前的不屈遗言。那时格瓦拉只有39岁。

如果中情局的顾问和玻利维亚军队认为藉由杀害格瓦拉,他们就可以埋葬他的感召力,那麽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在他死后四十年,在席卷整个拉丁美洲的新一轮反抗浪潮中,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的群众示威仍然举着格瓦拉的旗帜丶横幅丶肖像和标语牌。新的斗争浪潮横扫整个大陆,吞没了一个又一个国家,圣保罗丶加拉加斯丶拉巴斯丶墨西哥城丶圣地牙哥和其他许多城市的街道都可以看到格瓦拉的形象。尽管当初被处决之时格瓦拉似乎孤立于玻利维亚的大众之外,但今天的玻利维亚恰恰成为了处在群众斗争中心的国家之一。数以百万的群众走上拉巴斯街头以抗议极右翼和来自于反革命的威胁,而在群众示威的旗帜和标语牌上就有切·格瓦拉的形象。

不仅仅是在拉丁美洲,在他死后四十年,在欧洲丶亚洲和非洲新一代的年轻人穿着绘有切-格瓦拉形象的T恤衫,戴着绘有他形象的棒球帽,拿着绘有他形象的袋子。尽管对多数人而言这不过是流行时尚而已,但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却是一种政治宣言。他们将切·格瓦拉的“遗产”视为斗争丶反抗丶国际主义和一个更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世界的象徵。今天在大多数的国家中,建制政客和政府官员越来越被视为腐败的丶不具代表性丶不可信赖的和只追求个人名利的野心家。切·格瓦拉完全有理由被这些年轻人视为坚定的丶有原则的革命斗士。

对他的处决实际上创造了一个传说。在玻利维亚他的墓穴(在他的遗体被运回古巴之前)附近的一面墙上的标语如此写道:“切——永远活着,正如他们从来不曾希望的那样。”

在格瓦拉遇害的周年纪念之时,不仅应该向他反抗压迫的斗争致敬,而且需要从他的经历中获取重要的经验,包括他的优点和错误。在目前席卷拉丁美洲的新的斗争浪潮中,这些经验将是无价的财富。当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加速进入一个充满危机和混乱的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全球工人阶级的战斗也可以从中学到重要经验。

格瓦拉加入斗争

切·格瓦拉决然地背弃了他中产阶级的背景而加入到被压迫者和穷人的行列中为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战斗,他成为了一个忠诚的革命者丶一个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者。毫无疑问,作为一个阿根廷医科学生,格瓦拉本可以拥有一个更为舒适的生活。然而,就像左翼激进中产阶级中的其他最优秀分子一样,他准备好拒绝这些舒适的生活而将他的生命贡献给对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将格瓦拉引入政治斗争的,主要是他在1952年和1953/4年两次“奥德赛”式的着名旅行中亲眼目睹了沿途各地的贫穷和社会状况以及斗争。这些现像唤起了他反抗不公和资本主义制的决心。这些旅行改变了他的生活。在他第一次旅行结束的时候,格瓦拉在日记中写到: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重新整理和润色这些日记的人,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我了。这次漫游南美的旅行改变了我,其改变之深远远超乎我的想像。”

电影《摩托日记》描述了他的这些经历。在他旅行期间,他遇见了秘鲁的社会主义者,见到了智利的共产主义铜矿工人,见证了恢弘壮阔的玻利维亚革命,和许多其他事件,除此之外格瓦拉深深地被他在危地马拉的经历所影响。他目睹了阿本斯领导的激进的左倾民粹主义政府下进行的斗争。该政府最后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所推翻。这些事件在约翰·皮尔杰(John Pilger)最近所拍摄的杰出电影《是谁在与民主为敌》中生动地呈现出来。在危地马拉的停留期间,格瓦拉也第一次遇见了曾经进攻蒙卡迪军营以对抗巴斯蒂塔独裁统治的古巴流亡者。但是要等晚些时候他才在墨西哥城第一次遇见了费迪尔·卡斯特罗。

危地马拉的教训

危地马拉革命失败的冲击对格瓦拉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看见阿本斯政府失败的后果。深受欢迎的阿本斯政权实行了重要的改革,而这些改革激怒了美帝国主义和危地马拉卖国“买办”统治阶层。阿本斯进行了有限的土地改革并将深受厌恶的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国有化,使华盛顿的统治精英感到惊骇。正如今天的布什当局,他们绝不容许任何政府踏触这一底线,尤其是在被美帝国主义视为“自己后院”的地方。

阿本斯试图在不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而引入一些相对有限的改革,因而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他没有触动资本主义和地主制度,也就让反动势力有时间策划阴谋丶组织政变。

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危地马拉政变成为此后四十年间贯穿拉丁美洲各地的一系列类似干涉的第一步。阿本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并且拒绝武装群众,而是寄希望于武装力量对于“民主宪法的忠诚”。但在午夜前的最后一刻,当他终于命令军队的高级将领们向人民分发武器的时候,他们拒绝了这麽做。二十年之后智利社会党总统阿连德犯下了相同的错误。他对于皮诺切特和军方对于“民主制度”的忠诚寄予厚望,而且同意达成一个宪法式的“契约” ,承诺不触及军官等级制度和高级将领们。

这一做法源自于左派改良主义思想和 “阶段理论”,亦即通过渐进的政策最终替代资本主义。这样的思想一次次地让资本主义和反动势力有时间准备好自己的力量,在合适的时机发起进攻丶击败工人阶级。阿连德拒绝武装和动员工人阶级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在1973年的那次军事政变中,数以千计的智利工人和年轻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然而那时在危地马拉发生的事件引导格瓦拉去寻找另一条对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但是他并没有被引向共产党。迄今为止他的经验让他怀疑共产党,尤其是怀疑他们支持“人民阵线”的政策。这一政策导致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所谓“自由派”结成同盟。他们为这一错误的政策辩护说,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必须结成这样一种‘暂时的’战术同盟。他们不打算争取社会主义,而是主张先加强“议会民主”,发展民族工业和经济,在工人阶级真正可能掌握权力前先经过一段资本主义发展期。

这政策导致共产党为了不“吓着”和疏远“进步”的资产阶级而压制工人阶级的斗争和要求。结果,在许多国家工人运动被这政策有效地麻痹并被解除了武装,而这又经常导致工人阶级被反动派血腥镇压。在西班牙,这一政策令佛朗哥赢得内战并于1939年建立法西斯政权。1973年它在智利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不幸地是今天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运动领导层仍然抱有类似的思想。

参加“七二六运动”和战争

基于他在危地马拉的经验和关于古巴的讨论,格瓦拉的思想开始发展,他拒绝接受这种“阶段革命”的方法,虽然他没有得出一个成熟的替代方案。当他开始排斥共产党,因为发现他们太过“保守”和“正统”的时候,格瓦拉被卷入逐步发展起来的反对古巴巴斯蒂塔政权的斗争,并在墨西哥加入了“七二六运动”。

对于格瓦拉而言,这似乎给他提供了一个更具有战斗性的斗争舞台。“七二六运动”(根据1953年费迪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针对蒙卡迪军营的注定失败的进攻而命名,当时费迪尔·卡斯特罗正流亡于墨西哥) 在那个阶段是个成分非常复杂的组织。它包含了自由民主派,他们的目标是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建立一个“民主”的古巴。

但是在那个阶段,他们并不支持打倒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运动中也包含了一支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分子,格外拉在其中逐渐成为一个杰出的代表。

在1956年12月2日,一支由82人(包括切·格瓦拉和费迪尔·卡斯特罗)组成的组织很差的小型游击队登陆古巴,开始了一场长达两年的游击战争。随着受人憎恨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垮台和古巴革命的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到了顶点。当初登陆的古巴斗士们只有少数生存下来。一些在渡海期间淹死了,其他人或者被巴斯蒂塔的军队杀害或者死于疾病。

在战争期间,格瓦拉成为一个英雄般的角色,他与慢性哮喘的终生斗争更为他增添了英雄色彩。因为他的健康状况,游击战所必需经受的每一个障碍丶艰难和痛苦对于格瓦拉而言是更大的负担。是坚定的革命决心使得他拒绝让他的健康状况阻止他在所从事的斗争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随着战争的发展,游击队农民那里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持续2年的战争之后,伴随着种种起伏,反抗巴蒂斯塔的游击战争赢得了胜利。在城市中对巴蒂斯塔政权的忿怒和憎恨达到了沸腾点。巴蒂斯塔政权最终崩溃了,反叛力量在1959年元旦进入了城市,同时为大规模的总罢工所响应。随着社会革命的高涨,美帝国主义的游乐场(以美国商人及其助手为主要客户的奢华赌场和妓院)很快就要关闭。

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

在这一进程中,城市里的工人阶级从属于游击战争。一些左翼人士认为虽然工人阶级稍晚进入了斗争的舞台,但是它决定性地构建了政权的特征,使古巴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权。然而,整个过程更为复杂。没有有觉悟丶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来领导革命,确实影响了最终建立的政权的类型,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解释。

在革命的早期阶段中,当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进入哈瓦那的时候,还无法完全确定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在那个阶段格瓦拉是一个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而卡斯特罗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的主张,他还只是局限于更“干净”丶更“自由” 丶更“人道”的资本主义。这与查维斯在1998年第一次掌握政权时候的主张类似。那时他只是谈论“更人道的资本主义”丶“第三条道路”和“玻利瓦尔革命”。只是在最近一段时期,查维斯才开始提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

委内瑞拉的未遂政变丶雇主的破坏丶和工人阶级及贫苦大众为了击退反革命丶重夺政权而发起的群众运动,使得局势进一步向左转。这为查维斯的声明所反映出来,现在他宣布他的政府是社会主义政府而且“委内瑞拉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尽管存在这一积极发展,但在他掌握权力几乎十年之后,资本主义制度仍然留存在委内瑞拉而没有被推翻。

古巴的革命

古巴与美国的一系列尖锐对抗推动着革命向前发展,直到三年后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和地主制度。这一进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来自于工人和农民的巨大压力;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继任者统治下的美帝国主义不愿收买和影响古巴政权,而是进行孤立封锁(一直持续到今天);针对卡斯特罗的数次暗杀;以及当时在苏联和东欧的中央计划经济,虽然它们是处于残暴的官僚专制统治之下,但确实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道路。

一个国有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最终被引入古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并在整个拉丁美洲和国际范围内产生令人振奋的效果。

切·格瓦拉在这一过程中担任了一个决定性角色,而且从一开始就推进革命向更为“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从一开始格瓦拉就强调革命需要扩散到国际上。他在起草1962年所发表的《哈瓦那的第二宣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使在今天读来仍然感到震撼人心。它解释了美国为什麽对发生在一个小岛上的革命采取如此凶残的反应:“(美国及其统治阶级)害怕工人丶农民丶学生丶知识分子和进步的中产阶级会由革命取得政权…害怕受到掠夺的美洲人民会从压迫者那里夺取武器并像古巴那样宣布自己是自由的美洲人民”。

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

然而,格瓦拉对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渴望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最大的弱点和他最大的悲剧是他并不了解如何实现它。他把游击斗争视为嬴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而并非将基础建立在城市工人阶级中。即使在城市工人阶级仅为全国人口少数的国家,工人阶级通过工作场所的社会状况所获得的集体力量和觉悟也令他们成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力量。这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

实际上,这证明了新殖民地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无法发展经济和工业,也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或者解决民族问题,因为他们同地主和帝国主义者紧紧地绑在一起。现代的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今天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的国家,这些任务只能由工人阶级在贫苦农民和其他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剥削的阶层的支持下来完成。这需要联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并将革命蔓延到国际上。

然而,在古巴由于巴蒂斯塔政权的腐败和政治上的真空,游击斗争看似提供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但事实上,在游击战争获胜之后,随着游击队进入圣克拉拉丶哈瓦那和其他的城市,古巴也爆发了总罢工。当桑地诺解放阵线(Sandinistas)在1979年取得政权的时候,尼加拉瓜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尽管将四分之一的经济收归国有,但他们没有推翻封建地主和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在一段时间之后,逐渐壮大的反革命最终得胜。现在丹尼尔·奥特加(Daniel Ortega,前桑地诺解放阵线主席)再度执政。但他已经完全为资本主义所收买,与他过去的敌人(得到美国支持的叛军和右翼天主教势力)携手合作。

然而,基于在古巴的经验,格瓦拉错误地尝试复制游击斗争的模式,首先在非洲,然后在整个拉丁美洲和国际范围内,但是它们的条件与古巴完全不同,而且工人阶级更为强大丶有更多的革命传统和经验。对于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角色和作用没有全面的丶清醒的认识,毫无疑问是切·格瓦拉最大的政治缺点。

对于今天的教训

这些事件对于今天席卷拉丁美洲的新的斗争浪潮而言是丰富的经验教训。一系列激进的左翼政府掌握政权,尤其以委内瑞拉的查维斯和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为代表,意味着这些国家和国际上的工人阶级在经历过1990年代的挫折之后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他们执行了重要改革和采取一些措施以反对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然而,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被推翻,他们也会面临失败和反动威胁。这种威胁已经出现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到现在为止,来自底层群众的自发运动遏制了反动力量的活动。然而,威胁仍然存在,而且如果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制度没有被推翻,它将会准备再次袭击。

当莫拉莱斯和查维斯提及社会主义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关键问题是如何达到它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削弱统治阶级利益的问题上,这两个政府走得还没有阿连德或者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解放阵线那麽远。莫拉莱斯在面对反动力量企图反扑的时候与智利的阿连德犯了相同的错误,大谈军队高层对于“民主”和“宪法”的忠诚,任由他们行事而不加处理。

计划经济的好处

作为一个人,切·格瓦拉不会要求别人去做他自己都没有准备做的事情,因此他重新回到游击战争。为了把革命带到非洲,切领导了一次注定失败的前往刚果的远征。稍后,他回到了玻利维亚发动了斗争,该斗争最终是以他的生命为代价的。

然而,在格瓦拉牺牲在玻利维亚之前,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地主制度的古巴革命显示出计划经济的强大优势。

甚至今天,在面对前苏联的崩溃和丧失了经济援助的情况下,在美国所执行的贸易禁运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全世界最好的医疗体系中看到古巴革命的成果。仅在革命后数年文盲就被消灭了。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免费医疗。教育和医疗仍然是革命的主要支柱。每五十七个古巴居民中有一位是教师,教师和学生的比例也处于全球最高的国家行列中。医生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巴基斯坦最近发生灾难性的地震后,73%的手术是由来自古巴的2,600位医生和卫生技术人员负责的。在古巴平均寿命是75岁,而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俄国,平均寿命跌到了57岁。

如果没有计划经济和革命,这些成果是不可能实现的。CWI支持所有的这些和其他通过古巴革命获取的成果。但同时,革命最初采取的形式影响了后来建立的政权的性质。

哪种类型的政权?

革命后,由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领导的政府当时大受欢迎并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然而,由于缺少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像1917年的俄国那样有意识地领导革命,古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工人和农民民主。最初曾经出现工人控制工厂的状况,但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的机制。一个由上而下的官僚政权形成了。

其中一些官僚主义的特征和‘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方式也出现在今天的委内瑞拉。目前,缺少工人阶级有觉悟的丶独立的组织和参与是阻碍委内瑞拉革命的一个主要障碍。如果没有这些,任何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会产生一个官僚主义的行政制度令经济发展受到抑制,并和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

在古巴,格瓦拉在革命中就与这些官僚主义的障碍发生冲撞。他本能地反对政府官员或代表得到任何特权或特殊待遇。在古巴担任政府职务时,对于想获得任何高于工人和农民的特权的本部门职员,他都会做出非常严厉的批评。

当格瓦拉到苏联和东欧旅行的时候,他厌恶那些他所看见的堕落的生活方式和官僚们对于工人阶级轻蔑的态度。他也对古巴所出现的官僚主义特征日益感到失望。

然而,尽管他反对苏联和东欧的恐怖凶残的官僚主义独裁专制,他曾骂它们是“狗屎”,但是格瓦拉没有发展出一个清晰的替代选择,也不知道该如何与之做斗争,无论是在苏联丶东欧还是古巴。随着革命经验的增加,格瓦拉开始寻找这样一个替代方案。于是苏联官僚便指责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

格瓦拉和托洛茨基

在玻利维亚的时候,切在他的背包中带着一本托洛茨基的大部头着作。根据一些报道,这本书就是《被背叛的革命》。事实上,格瓦拉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一些托洛茨基的着作。秘鲁的前空军军官里卡多·纳布里(Ricardo Napuri)曾经在1948年拒绝轰炸一次左派的起义。当他1959年在哈瓦那遇见切·格瓦拉的时候,给了格瓦拉一本托洛茨基的书《不断革命论》。古巴的革命者西莉亚·哈特(Celia Hart,她的父亲阿曼多·哈特曾经与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一起战斗并曾担任古巴政府的部长)说,切·格瓦拉是第一个说服她学习托洛茨基着作的人。她的父亲也曾经在1980年代给过她一些托洛茨基的书籍。

很明显切·格瓦拉的政治特徵之一就是他愿意讨论并且探究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不幸地是,尽管他阅读了一些托洛茨基的书籍,但是在他39岁英年早逝时,格瓦拉还没有能够得出所有必要的结论从而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丶全面的替代方案。如果处于孤立之中,没有与其他革命者的联络丶讨论和思想交流,不能借鉴更广泛的国际革命经验,那麽要实现上述的转变就需要意识的巨大飞越,这将是极端困难的。假如格瓦拉能够活着并且经历了更多的国际事件和工人阶级斗争,进行更多的辩论和交流,我们相信他能够得出为实现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正确结论。

格瓦拉在政治认识上的不足给他和他留给新一代年轻工人和年轻人的遗产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而这些年轻人现在正在加入反对压迫丶战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然而,格瓦拉的优点和不朽遗产象徵着永不妥协丶自我牺牲丶正直坚定的斗争,成为鼓舞新一代年轻人的精神源泉。如果我们能从格瓦拉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那麽格瓦拉所为之坚定奋斗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就一定能够实现。

 

《哲古華拉:鬥爭的象徵 》,工人国际委员会出版

本书于1997年10月以手册的形式第一次发行,以纪念切·格瓦拉遇害30周年。本书介绍了格瓦拉的生活和他作为革命者的角色,同时也讲述了他的游击战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对格瓦拉这种斗争方式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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