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革命与反革命,以及今天的香港民主斗争

2018年6月3日 下午 10:16

争取民主的社运人士和群众需要讨论和学习八九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将六四纪念日变成重建群众斗争的一个平台

李一明   中国劳工论坛

1989年六四屠杀已过去29年,但它仍然是全世界(尤其是华人)不可磨灭的记忆。近年来香港六四纪念晚会均有10多万人参加,而且许多参加者是1989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年屠杀数千名(亦有估计认为过万)工人和学生的中共政权,现在正继续收紧在内地的高压统治,同时也试图消灭香港的民主权利。

自去年六四纪念日以来,在中共当局和傀儡港府的指挥下,一系列政治打压接踵而至,令香港政治局势发生了剧烈改变。政府用不民主的手段将反对派议员提出立法会。较为激进的候选人则被取消参选资格。而且现在建制派声称,就算反对一党专政也应该被禁止参选。此外还有更多的社运人士接连被判入狱。最近社民连的吴文远和梁国雄再次受到政治检控。同时政府也加紧推动一地两检和国歌法丶修改历史教科书,并且表示会重新启动廿三条立法。

与此同时,中共加强在内地的镇压,使一部分年轻人和工人逐渐激进化。北京驱逐「低端人口」丶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丶以及新浪微博禁止发布关于同性恋的帖文,均激起了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网络抗议。自四月底以来,尽管受到警察的暴力打压和逮捕,中国工人还是英勇地发起了多场跨地区的大规模罢工。

面对猛烈的威权攻势和不断累积的群众怒火,争取民主的社运人士和群众更需要讨论和学习八九运动的经验与教训,理解中共为何能打败这场运动,将六四纪念日变成重建群众斗争的一个平台,而不只是仪式。

学生领袖的角色

八九运动是由学生率先发动的。他们的勇气鼓舞和吸引了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工人和市民。但是运动的发展也显露出学生运动的局限性,必须吸引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尽管1989年的学生领袖们有许多英勇事迹,但他们想要限制运动的发展,避免向中共政权发起全面挑战,无疑是一个错误。他们主张改革中共政府,希望群众抗议的压力能够加强中共内部「改革派」的力量,从而满足反贪污丶反审查和施行民主的诉求。但是就像香港雨伞运动时一样,中共如果向抗议者做出让步,就会面临致命威胁。所以邓小平等人没有让步,而是派出军队去镇压运动。

在5月中旬学生绝食之前,运动的势头已经开始减弱,是有组织的工人和更年轻丶更激进的学生让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但他们没有清晰的纲领和策略去建设和推进运动,因为他们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要消灭中共独裁政权,代之以民选的丶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府,取消所有官僚特权,并用社会主义政策来解决当时的经济危机。而且当时也缺少一个社会主义工人群众政党。如果有正确的领导,群众斗争本可以迅速地建立起这样一个政党。事实证明,阻止运动升级并没有像学生领袖所想的那样换来中共的「善意回应」,反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1989年学生领袖的错误并不只是偶然,而是根植于他们对于整场运动的愿景。许多(尽管不是所有)学生领袖都支持中共的「市场化」改革(尽管恢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和严重贪腐正是八九运动的重要原因)。运动内部的阶级矛盾,以及一部分学生对工人的排斥,给本就缺少清晰策略和诉求的运动增添了更大的阻力。这也让邓小平有时间去准备反攻。曾参加天安门运动的毛派学者李民骐(当时他还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者)事后回忆道:「就在几个星期以前,我们还狂热地提倡关闭所有国有工厂并使得工人们失业的改革计划。」所以便不难理解,为什麽学生们一开始甚至会被要求组成人炼,阻止工人参加游行。

我们可以看出,这和温和泛民的政策有多麽相似。泛民领导层认为通过谈判就可以从中共那里得到民主。之所以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斗争,担心运动会激进化,担心那些能够威胁到资本家的政策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2014年9月初,戴耀廷曾公开表示,会选择对香港经济冲击最小的日子发起「占中」。当激进的学生和青年无视一再拖延的泛民领导层,自行发起雨伞运动时,戴耀廷反而称局面「失控」。这无异于重复1989年学生领袖们的错误。而现在,温和泛民在威权打压之下,只是进行了非常有限的抗议,或者乾脆没有任何反应。尽管中共毫无让步的意愿,可许多泛民领导人还是固守妥协立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所以他们便在2017年特首「选举」时支持曾俊华和鼓吹「大和解」丶到今年补选政府踢走较激进的候选人时软弱地提出所谓Plan B丶再到现在民主党等泛民党派试图清除内部较激进的成员。这也类似于一些前自由派知识份子在六四屠杀之后的反应。

就像在29年前一样,中共不会在民主问题上做出真正的让步,除非有一场运动的规模和力量大到足以彻底摧毁中共政权,使它为求自保不惜做出任何妥协。否则即便香港只是取得局部的胜利,也会鼓舞内地的群众抗争,威胁到中共政权的存亡。民主斗争要想取得胜利,需要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重建群众斗争,并且提出罢工罢课等更有力的行动计划;这进而需要将民主运动联系能够吸引广泛的底层工人和团结中港群众的诉求:大幅增建公屋丶全民退保丶八小时工作制丶生活工资丶以及优质且廉价的公共服务。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工人群众政党才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将争取这些民主和民生诉求的斗争进行到底。

「国际支持」

温和泛民以及本土派不明白由工人阶级主导的丶真正有力的群众斗争具有怎样的重要性,他们也不愿发起这样的斗争,但同时他们自己又无力抵抗一连串的政治打压,于是他们便将希望投向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希望这些「民主国家」能够提供帮助。但不幸的是,这只是另外一个幻想。在六四屠杀之后,西方政府迫于直接或潜在的群众压力,对中共当局表示谴责并采取了一些制裁措施。但是这些反应往往是局部的丶暂时的。就在六四屠杀仅仅一个月之后,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就派出密使前往北京会见邓小平,为恢复正常的中美关系做准备。在中共统治者表明会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丶继续为外国资本家提供巨大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之后,西方政府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也迅速重新正常化。

而本土派则采取消极的杯葛立场,指中国的民主与香港无关。在中共一党专政之下香港根本不可能独善其身地实现民主。而且只要中共独裁统治依然存在,就更不可能实现本土派所倡议的独立。不承认独裁政权,并不会令它消失。中共最害怕香港民主运动蔓延至内地,这样会造成连锁效应威胁整个政权,但本土派却主张割裂了两地的民主斗争,实际上是帮助了中共统治。

现在的中共政府比1989年时更加专制(除了6月3-4日以及之后几个月的镇压浪潮),习近平将政治打压升级到了自六四屠杀以来最严厉的程度,但美国和欧洲政府同中国仍然保持着密切往来。它们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除了偶尔的口头谴责之外,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文翠珊访华时闭口不提人权,因为她最关心的是同中国签订大笔商业合同,以及同中国在一带一路和地缘政治问题上的谈判。其他西方政府也是如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在贸易和南海问题上向习近平发出不少挑战,但这是为了争夺世界权力和利润,不代表特朗普会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他在2016年竞选时他曾将天安门运动称为是一场「暴乱」。他在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也曾说:「当学生涌入天安门广场时,中国政府几乎要垮了。学生十分凶狠,十分可怕,但政府用力打垮了他们,展示了力量。现在我们的国家显得好弱。」

最近出访中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似乎一个「特例」。她与两位被捕的中国维权律师的妻子见了面,并且向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及」了人权问题。她因此受到国际资产阶级媒体的称赞。不过默克尔只是告诉维权律师的妻子,她会「继续支持和关注他们」——就像她几乎每次到中国时都会行礼如仪般表示的那样。一方面,这是为了装饰默克尔和德国作为欧洲领导者的形象,并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改变。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和贸易战的阴影,迫使中共容许德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权稍微表达一些象徵性的「支持」。

真正能够给香港民主运动以支持的,是各国的工人丶左翼和激进青年。现在社会主义行动和「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也在努力建设国际工人阶级和左翼的抗议运动,呼吁全世界劳动群众反对中共在香港和中国的威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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