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郑的威权统治一周年 斗争如何走下去?

2018年7月6日 上午 11:46

将民主斗争联系到工人阶级反剥削的斗争,并以基层工人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的工人政党

左仁   社会主义行动

七月一日林郑月娥上任特首的一周年。林郑上任后加强威权统治,特别在去年7月14日取消四名议员资格后,政治形势进入了新的阶段。习近平去年七一强调中共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中共强硬地打压香港仅有的民主空间,削弱立法会权力、更明显地利用法庭政治审判示威者、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通过国歌法和一地两检等法例。

上任以来她一直将打压群众抗争的任务外判予法院及建制派政党,避免像梁振英般发表强硬的反民主言论,以保持自己“政治中立”的港英殖民地公务员形象。最近梁天琦被重判无疑对很多支持民主运动的青年来说都是一个挫败。政府可以在短期内制造寒蝉效应,但青年的愤怒情绪只会更深。现在对大部分青年来说,“法治已死”和“政治审判”已经变成共识,因此最近司法界在巨大压力之下也需要开腔向公众自辩,为自己的政治审判行为开脱。

中共不但要通过这些法例,更要在这过程中展示无上权力,企图令群众运动感到挫败,因此往往以更强硬、更无视民意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可以说手段比目的本身更重要。去年一地两检由人大常委直接颁布决定,完全无视香港的基本法,而中共爪牙更公开向香港法庭施压,指香港法庭不应受理对一地两检的司法覆核。此外,中共想将立法会变为人大会议,避免它继续成为政治辩论的场所。在今年初修改议事规则之后,现在建制派正准备将因为违反议事规则而被逐出议会的议员禁止开会一年。这将会封杀议会抗争。

中共最理想的目标是把香港变成像新加坡那样,群众抗议和集会受到全面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荡然无存,政治版图上只会存在一些忠诚反对派作为花瓶。事实上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今天,全球各国政府也视这种威权统治模式为典范。一方面可以镇压群众反抗和控制新闻资讯,同时又可以与全球金融体系保持密切连系。因此最近特金会后,特朗普称赞金正恩的“强硬统治”,及后一星期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明了清晰的政治讯号。

“全面管治权”

习近平在中国内地全面集权,收紧对于地方政府的控制,对待香港也不例外。一年以来中共越来越公开地直接统治香港,人大常委及政协经常高调发表言论向香港的法庭和议会施压。过去在梁振英时期,中共让中联办占主导角色,由中联办将政治任务和利益分配予在港的利益集团(包括政党、财团、亲中学校等机关)。现在中共更多的是通过人大和政协直接干预香港,推动它想要的政策,而不像梁振英那样擅自搞风搞雨。但这种直接统治并不会顺畅,因为意味着香港政府比以前更难在政策上作出那怕是些微的让步以舒缓民怨,也很难让主张“大和解”的泛民领导展示他们的成果以合理化他们的妥协。

林郑似乎希望在上任一周年推出房屋空置税,企图摆出压抑楼价的姿态以挽回民意。但就如梁振英当年的双辣招一样,这样政策对压抑楼市基本上毫无帮助。现时全港地产商若有9千个落成后没有推出发售的单位。即使推出了空置税,迫使地产商售出全部囤积的私人单位,根本对压抑楼价毫无帮助。

建制派的恐吓

由于近月建制派开始攻击“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指控其为违法违宪,威胁可以剥夺任何支持这一口号的人的参选权。这意味着整个泛民主派都有可能被集体取消议员资格。然而今天六四集会的人数仍然高企。七一游行民阵在群众压力下正确地采纳了这一口号为主题,虽然它并未有明确指出群众运动要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与中国内地的群众斗争连结起来,并且以打倒中共政权及资本主义为纲领。香港警方开始对七一游行安排,提出比之前更严格的限制,强制市民在维园草地出发,并威胁控告中途加入的游行人士“非法集会”。

此外,中共喉舌《大公报》表示应该取缔七一游行,因为这是“抗中乱港”、“违法违宪”。当然大公报是建制派机器中最令人反感的一个,但在今天愈强硬愈当道的大局下,不排除香港的亲北京政客在未来一段时间会附和这一调子。这是中共推动镇压的策略,先摆出最强硬的立场测试民意,在激起舆论反弹后稍为撤退,然后慢慢将这一强硬立场“正常化”。不过独裁者明显自视过高,由2003年反廿三条50万人大游行开始,七一游行已经成为群众斗争的一个重要记忆。如果对这个香港抗争的重要阵地作出攻击,只会激发更多港人的愤怒到临界点,激起新一阶段的群众斗争。

重建战斗性的民主运动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主张需要重建民主运动,让运动由基层群众掌控。运动不应自我局限在争取民主诉求之内,也应该通过建立反资本主义的新工人政党作为民主运动的核心,处理香港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危机。长期以来,温和泛民的领导者一直在阻碍斗争。在群众压力下泛民领导不情愿地参与运动,并希望尽快结束运动。

现在面对着中共和傀儡港府的强力打压、以及习近平日渐收紧对香港的管控,泛民高层甚至进一步向威权统治妥协并且拒绝群众斗争。泛民领导在民主斗争中固守错误的观点和方法,导致了他们成为斗争的刹车掣。他们一直认为,仅仅依靠“文明”的谈判向习帝请愿,就可以说服独裁者实行民主。社会变革从来不是依靠与当权者妥协达成,而是依赖不断的群众斗争去夺取当权者的权力。无论是历史上争取女性选举权还是推翻专制政权都是如此。工人组织、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往往在当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今年六四集会人数等例子,已证明香港群众是准备与政府斗争的。为了抵抗不断升级的政治打压,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将民主斗争联系到工人阶级反剥削的斗争,并以基层工人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的工人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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