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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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與歐洲局勢展望:一個深陷危機的制度

    資本主義的混亂—階級鬥爭尖銳化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 社會主義的分析

    本文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國際書記處(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就世界與歐洲局勢展望所發佈的公開檔。文件將遞交給1月份召開的工國委國際執委會會議進行討論。經過會議上的討論與修改,文件最終的英文版本將於1月底在socialistworld.net網站上發佈。

    一個動盪的世界

    1.自從上次世界大會以來,僅僅過去1年,世界已陷入持續的動盪中。我們已經見證了中東和北非的數場革命,11月末在開羅和其他地方發生的流血衝突顯示革命仍在持續中。與之相隨的是埃及舉行的選舉。在埃及國會選舉的第一階段,伊斯蘭黨派似乎贏得了三分之二的選票。根據選舉的初步結果,穆斯林兄弟會的自由正義黨獲得36.6%的選票。極端保守的信奉薩拉夫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光明黨(al-Nour party)在埃及27個省中的9個省中贏得了幾乎四分之一的權票,包括開羅和亞歷山大的城市地區。另一方面支持穆巴拉克政權的黨派只贏得了3%的選票!到召開國際執委會的時候,選舉將會完成。我們對這一次選舉的意義將會有一個更好的瞭解。

    2.工國委(CWI)在世界大會上採用的檔,已經預見到了革命在這一地區的爆發,特別是埃及(我們將在後面更詳細地敘述事態的發展)。這需要和希臘的革命運動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群眾性罷工和抗議相結合起來分析。新的社會爆炸出現在義大利、愛爾蘭、英國和其他地方。甚至看似“最強大的”或者說目前“未受影響的”歐洲國家不會對從所謂“邊緣的”南歐傳播來,即使不能說是革命的至少也說是激進的病毒具有免疫力。而美國同樣見證了大規模的“佔領”運動,其影響使部分工會也捲入其中。

    3.世界和歐洲資本主義持續的深度危機為這些事件提供了動力。而“主權債務”亂局極大地加劇了危機。這可能會導致歐洲出現國家破產和歐元區崩潰,近而對歐洲和世界資本主義產生嚴重後果。這場危機已經導致眾多國家的政府和總理被推翻或下臺: 僅僅在過去的一年中,義大利令人厭惡的貝魯斯科尼、希臘的帕潘德里歐、西班牙的薩派特羅、葡萄牙的蘇格拉底和愛爾蘭的科文紛紛下臺。

    4.在此之前突尼斯的本•阿裡,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亞的卡紮菲,以及之後葉門的薩利赫相繼被推翻。而中東和北非的群眾運動和革命並未完成其使命;這一地區的其他政府也很可能在下一階段被推翻。歐洲可能同樣面臨進一步的動盪,導致現政府的提前下臺,法國總統薩科奇可能在新的總統選舉中失敗而下臺,同時英國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的聯合政府也可能會破裂,導致提前舉行選舉。令人絕望的影響整個歐洲的經濟形勢不僅僅可能導致卡麥倫政府垮臺,歐元危機可能在一系列歐洲國家引發公投。儘管英國退出新的“條約”,但並不能排除保守黨在這一問題上可能發生分裂。

    5.愛爾蘭同樣在這個問題上面臨一次重要公投。10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47%的愛爾蘭選民將會對修訂《里斯本條約》投反對票,只有28%的選民會投贊成票。在英國,同樣可能會否決這樣的公投。如果歐洲其他各國政府都允許在條約修訂問題上進行公投表決,這也可能發生在其他歐洲國家。在那種情形下,我們(工國委)將被迫支持“反對”運動,正如我們此前在愛爾蘭做的。特別是當《里斯本條約》和整個歐盟在財政緊縮方案上比以往對工人階級生活水準造成更為野蠻的損害。這一問題已經提上英國勞工運動的議事日程。英國鐵路、海運及運輸工會(RMT)中的鐵路工會希望我們積極參與“反對”運動。工國委(CWI)的英格蘭和威爾士支部認為有必要參與。然而我們必須給運動尋求一個清晰的反民族主義特徵,無論是否在歐盟內部都支持社會主義政策。我們很可能會針對這一問題準備專題資料。

    “佔領”運動

    6.同時,支持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也被嚴重破壞。不僅僅是由於資本主義面臨其“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英國央行行長金恩(Mervyn King)如此描述),而且還面對深度的合法性危機。這在工人階級群眾性罷工和遍佈全球各大洲約1000座城市的世界性的“佔領”運動中得以反應出來。

    7.儘管運動有其弱點——沒有堅實的意識形態基礎也沒有深深植根於工人階級的組織中,但它還是激發了廣泛而公開的包括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在內的同情。這場運動與世紀之交的反全球化運動的不同是在於現今正處於嚴重的經濟衰退下。但是,在許多國家,積極支持運動的是日益孤立的年輕人,以及眾多(假如不是多數)的社會中間階層。然而,作為“現代”資本主義同義詞,群眾性貧困背景下所凸顯出的極端貧富不均在歐洲和美國的群眾中激發了強有力的迴響。另一個因素是在這場危機中,不止是工人階級,而且大量中產階級同樣受到了影響——其中有人還受到了極其嚴重的影響。例如在美國,體力工人(仍被資產階級媒體說成是“中產階級”,以此模糊日益增長的階級覺悟)的平均工資實際上只相當於上世紀50年代的標準;資本主義將會永久發展下去的信仰已被打碎。‘1%’(的人)的財富的無限制的增長為抗議注入了燃料,正如馬克思所預見的,這也許是有史以來最集中的資本。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中這一點有很多象徵,然而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現任紐約市市長布倫柏格(Bloomberg)同時也是世界上第30位最富有的人)——也就是地球上每兩億三千萬人中才有一個的億萬富翁,——而他試圖通過他管轄的員警撲滅在“他的”城市中發生的“佔領”運動。關於這一鎮壓的照片被傳播到世界各地,在西雅圖(警方)無差別地對抗議人權使用胡椒噴霧,受害者中包括一位80歲的老年抗議者。

    8.這些發生在英國對學生的打擊(提高學費)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嚴厲地報復性懲罰。英國大學學費大規模增加並取消給予16歲到18歲學生的每週教育資助(英國政府原給高中生每週提供最高30英鎊(約合300元人民幣)的現金補貼)。2010年末進行抗議的英國年輕人被捕後遭到嚴苛的監禁判決,他們是由於他們的未來遭到毀滅性打擊而進行抗議。但鎮壓並沒有阻止2011年夏末倫敦發生的騷亂。這證明了我們的觀點,除非勞工運動能夠對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推動的野蠻削減福利公共開支的政策進行有組織的抵抗,否則出於絕望,就會爆發自下而上的不成熟的運動。政府試圖通過將騷亂參與者的“犯罪”來解釋這場騷亂。但這完全被後來的報告推翻,大多數參與者是窮人,在精神和文化上遭到雙重剝奪。另一方面,其他一些力量,諸如英國社會主義工人党(SWP)則試圖美化這場運動,將之稱為“積極的”被壓迫者真正有覺悟的反抗!這種想法是同樣錯誤的,而且對於工人階級運動具有潛在的危險。

    9.正如發生在希臘的事件,已經被孤立的青年被無政府主義所吸引,而不加選擇地和挑釁性地攻擊員警,這為政府鎮壓參與罷工和抗議的工人提供了藉口。我們在希臘的同志正確地批評了這種行為,並與之保持距離。這些行為方式,特別是在運動遭遇失敗和挫折的條件下,可能導致一部分失望的青年(他們並不全都來自小資產階級)訴諸於恐怖主義的方式。在希臘的一場示威中,是工人自己—希臘共產黨(KKE)的成員—主動發起攻擊。這些方式完全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即使這些青年和工人真誠的相信這些方式可以削弱和最終推翻資本主義,然而馬克思主義的任務之一便是要改變這種錯誤傾向。這些行為持續下去只會使反動力量得益,不僅為政府進行鎮壓提供口實,而且(特別是在這個階段)讓那些可能是第一次參加鬥爭的一部分中產階級甚至工人疏遠運動。因此有必要教育參與抗爭的新一代反對無政府主義方式,這只可能導致工人運動死路一條。我們需要特別指出,在歷史上不是採取爆炸和恐怖主義方式的人領導推翻了沙皇政權和封建主義;而是布爾什維克們,他們基於工人階級採用群眾鬥爭、總罷工、獨立委員會—蘇維埃—工農政權的方式推翻了沙皇政權。

    10.最認真和最有遠見的資產階級已經改變了他們最初對“佔領”完全敵視的立場,而尋求同化與“吸收”它。他們試圖影響這場運動的“領袖”或“非政治”發言人,通過一個“托賓(Tobin)”或者“羅賓漢”除去資本主義的一些刺眼的瑕疵,即向金融交易徵稅。並且在事件轉折的關鍵時候給資本主義高層敲響警鐘。不排除美國政府會採取一些修補性的措施,例如向銀行甚至“富豪”下手。資產階級中的緊張情緒最近被倫敦右翼《獨立報》(Independent)的創建者安德魯斯•懷特阿姆-史密斯(Andreas Whittam-Smith)歸納成:“西方國家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懷特阿姆-史密斯的意圖和他的講話訴諸的資產階級並不準備進行自殺或離開歷史舞臺,而是準備把這場運動作為一個杠杆來拯救(如果有可能的話)或者修復資本主義制度。而且,由於大多數運動領導人缺乏明確替代方案,這有利於讓他們執行這一任務。

    11.“佔領”運動是自史達林主義崩潰後最大範圍的全球運動。它比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反全球化運動涉及範圍更廣,並且意義更深。儘管“佔領”運動的核心觀點是“反對資本家”,但運動並沒有嚴重地挑戰資本主義制度。許多運動領導人沒有建議“制度改變”反而去尋求“修理破爛的制度”。令人吃驚的是,一些左翼,甚至像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USFI)(例如其西班牙支部)這樣的所謂托洛茨基主義者,嘗試去增強這種“非政治”的姿態。這種姿態是由於一部分參與的青年代表拒絕親資本主義的“政策”和反映這些“政策”的大政黨。

    12.歷史上,沒有一個階段像現在這樣需要強調組織、一個群眾性工人政黨,以作為發展群眾中階級覺悟的關鍵重要一步。過去贏得的改良正在不斷喪失。某種程度上,由於歷史性的倒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低潮),我們面臨一些列寧當年面臨的任務——,例如在他的冊子《怎麼辦》中提到的,需要一個黨來和錯誤的概念進行鬥爭/在他的例子中包括那些“經濟學家”和所謂的“自發性”反對“政治”等等。當然我們面對完全不同的時期。我們並不是從一張白紙開始。我們有工人階級和組建政黨的經驗。但我們仍然需要考慮到人們對(社會主義)深深的懷疑——前社會民主黨的背叛和史達林主義的產物——這影響到了新的一代,導致他們走進“反政治”的死胡同。這在最近西班牙選舉中清晰地顯示出來,群眾提出的口號包括:“他們不代表我們”,“他們都是一樣的”;“選票在歐洲央行的保險箱中”。不僅如此,廢票、棄權和空白票總共有1100萬張,比右翼獲勝者人民黨(Partido Popular)的選票還要多。

    13.這一運動在這個階段在一些國家,包括西班牙、希臘以及一定程度上美國,有相當多的群眾參與。這代表了一個必要的階段,即群眾尚處於迷茫中,但重要的政治意識開始重新覺醒。這是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超過30年占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資本主義制度,還得到了史達林主義崩潰後資產階級進行意識形態反擊的全面支持。而當前這些運動為那些參與者和旁觀者提供了引發革命性後果的希望。然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是勞工運動的介入,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介入。馬克思主義在對運動保持同情與審慎的同時,應反對眾多參與運動的人所持有的“非政治化”和“反對政治黨派”的立場。

    14.同時,我們也不會迷信一個組織和一個政黨。當然,工人階級需要一個群眾性政黨來奪取和掌握政權。然而,這一道路必須根據各種事件的發展過程和工人階級自身的經驗而得以發展,而且這一道路也會由於各國具體情況的不同而有所變化。政黨,特別是具有群眾性特徵的黨,在這個爆炸性時期可能不會像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組建的那些群眾性政黨一樣以一種線性的方式按部就班地構建起來。資產階級領導們向我們傳遞了工人階級面臨“無窮盡緊縮”的信號,而當前嚴重的危機形勢可能導致發生群眾性起義,這也許最終會迫使群眾轉向奪取政權。畢竟,這曾經在1936年7月西班牙起義之後發生過,也在1975年3月葡萄牙斯皮諾拉政變失敗之後發生過。當時銀行被沒收,大多數工業被置於國家政權的手中。在那些形勢下,迅速建立群眾性政黨的問題被提出,而且變得可能;因為在那樣的形勢下,如果存在一個主觀因素——不需要數百萬只要有數千或者數萬用政治和理論武裝的幹部就足以干預局勢。因此不能向現存的反政黨或反政治情緒讓步。相反,(我們)需要明確地表明建立組織的必要性,使之成為能夠吸引群眾的革命一極;從而有能力介入當前局勢,並建立起強大的工人階級力量;尤其是在真正的前革命形勢下,工人階級邁向革命之時,以此來鞏固力量。僅僅在這階段提出這一問題就足以說明政治敏銳性,而這恰恰也是我們在當前時期所需要具備的。

    總罷工

    15.總罷工強有力地回到了工人運動的議程,特別是在南歐。在希臘,——僅2011年就發生7場總罷工,這其中包括一場48小時的總罷工,這還未包括公共服務部門的各種罷工。在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以及近年來的法國,一日總罷工和部分“總罷工”如火如荼。與此同時歐洲北部正在迎頭趕上,正如英國11月發生的公共服務行業一日總罷工。這是一場龐大而有效的罷工,至少有150萬工人捲入罷工,是自1926年總罷工以來參與人數最多的罷工,在工人運動歷史上具有標誌意義。比利時總工會試圖在12月2日組織有8萬人參與的白天全日示威活動從而回避關於總罷工的呼籲,但是(工人中)對總罷工行動的支持在不斷增長。特別是在瓦隆尼亞(Wallonia)反對安塞樂米塔爾公司計畫部分關閉其位於比利時列日市(Liège)的平軋鋼廠,工會正式要求國有化該公司。

    16.總罷工毫不隱晦地將權力問題擺在了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的面前。然而在現階段其沒有以這種方式出現在工人階級的政治前景中。我們已經在之前的文章中概述了這原因:這是史達林主義政權崩潰後以一種親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形式表現的產物;隨之而來的工人階級政治不成熟;擔心(總罷工)超出資本主義範圍的工會領導人犯下機會主義錯誤。不僅是這些因素阻礙了工人階級從當前形勢中得出全面的必要結論,還有一點就是替代性的革命一極的吸引力微弱。因此代表工人階級鬥爭最高點的總罷工在這個階段,更多表現為群眾性抗議,而不是嚴肅認真地為從資本主義手中奪取權力進行準備。資本主義正在破壞經濟和社會,將工人階級一步步地推向經濟和社會的深淵。然而通過這些鬥爭創造了新一代的鬥士特別是幹部,工人將變得更為強大。而這將改變並深入工人們的思想中,新的總罷工將提出一個工人掌握權力和社會主義的新社會替代方案。

    17.此外,鬥爭將在不同階段採取不同的形式。比如在希臘持續一日總罷工的數目令人驚訝,事實上就是前所未有的。其次是48小時的總罷工,我們在希臘組織第一個提出和宣傳這一口號。從這個意義上說,希臘工人已經超越了世紀之交阿根廷工人的類似鬥爭。不僅僅是工人階級參與,還包括部分被拖入鬥爭中的中產階級在內的更廣泛的階層參與。因此這可以認為具有一些印度和斯里拉卡城鄉聯合罷工的特徵,幾乎整個人口都參與到這樣的行動中。同時,當群眾在某一個行動領域遭到阻止時,譬如工業行動領域,他們就會轉向替代選擇,如選舉領域。當工業鬥爭和社會鬥爭在下一階段繼續發展之時,那麼它可能使群眾轉向事先許諾的2012年初的選舉。這就要求我們的希臘同志提出工人政府的替代方案以替代泛希臘社會運動黨和新民主黨的右翼選擇。對這一方案的準確表達還需要支援它的各方力量進行討論(才能確定)。

    中東和北非的革命

    18.中東和北非的革命浪潮與希臘的一連串事件構成了過去一年工人運動最重要的發展。突尼斯和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埃及為該地區群眾發揮了示範效應。他們也在新殖民主義世界和先進工業國家引發了強有力的共鳴。例如在美國他們激勵了威斯康辛州的抗議,埃及的旗幟飛揚在奧克蘭等地區的“佔領運動”上。然而正如所有革命特別是在推翻獨裁者之後的階段裡,主要任務已經完成的幻想在當地群眾中漫延。事實上,因為革命尚未完成,從一開始革命和反革命勢力就在爭奪最高權力。自由資產階級和伊斯蘭主義者都試圖與舊政府的殘餘勢力共同來抑制革命。他們試圖造成一種“民族團結”的階級調和情緒。他們本能地反對所有組織獨立行動或工人組織的嘗試。此外,在群眾中,由於一開始會本能地尋找最小阻力的路線,也存在這樣的情緒。即使有強大革命政黨從一開始就試圖警告工人階級並反對這一情緒,例如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這一情緒還是能存續一個階段,而使階級合作主義者們得以建立聯合政府。需要經過時間和各種事件,並有革命力量的介入,才能改變這一情緒。而在埃及沒有處於地下的群眾力量能勝任這一任務。

    19.在現存的政治真空中,如歷史上其他事件一樣——史達林主義政權下的波蘭,伊朗國王統治下的伊朗——植根在群眾基層中的宗教勢力從一開始就能提供一種有吸引力的反抗力量,在其周圍能調動起對抗獨裁政權的反對派。在埃及伊斯蘭主義的穆斯林兄弟會和各清真寺扮演了這樣的角色。他們遭到迫害,他們在穆巴拉克甚至更早以前的薩達特時代建立了各種慈善機構和企業等,這些增強了他們對被剝削的工人和農民的吸引力。因此在當前的選舉中他們充分利用這些優勢獲得了目前預計的約36.6%的選票。此外,圍繞著光明黨(al-Nour)更原教旨主義的右翼伊斯蘭沙拉菲教派,與來自沙烏地阿拉伯的和堅持基地組織教義的更原教旨主義的瓦哈比教派聯繫起來。他們似乎很成功,在12月5日已經投票的城市得到了幾乎四分之一的選票,並很有可能在農村獲得更好的結果。

    20.如果他們被允許組建政府,那麼兄弟會將受到認真的檢視。在任何情況下,他們是一個比過去更保守的勢力。他們曾放棄推翻獨裁的鬥爭,專注于建立為貧困群眾提供食物的組織。他們最初站在一邊旁觀革命而造成分裂,尤其他們隊伍中的青少年沒有捲入鬥爭。不像當伊斯蘭激進勢力最初發展時的伊朗革命,兄弟會政治上很保守,接受自由市場,不支持獨立工會;並贊成“埃爾多安“土耳其模式,而拒絕伊斯蘭“極端主義”,甚至借用土耳其執政的“自由和正義” 黨的名字。該黨被《紐約時報》描述為“運動中心的宗教右翼,而不是狂熱派”。這也是在整個地區受“溫和”伊斯蘭勢力歡迎的模式,包括突尼斯伊斯蘭復興黨(Ennahda),該黨在近來的突尼斯選舉中嶄露頭角。然而埃及軍事委員會(SCAF)沒有拱手將全部權力讓渡給“平民”勢力的意圖。另一種“模式”是巴基斯坦,在那裡軍隊和將領從巴基斯坦建國以來一直在政府和議會後面“垂簾聽政”。

    21. 在推翻穆巴拉克時人們對軍隊有很大的幻想——“軍隊與我們一起”。在基層士兵甚至在很多的中層軍官中確實如此。 然而,正如那時我們所警告的,那些高級將領與舊政府是一體的。事實上,我們在當時曾評論說這實際上不過是軍隊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美帝國主義勾結下對穆巴拉克實行的“軟性政變”。但他們現在被正在進行的革命嚇壞了——它曾經是一場革命,而如今仍然還是——;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後還在深化,而且會進一步向社會和經濟革命發展。埃及擁有所有阿拉伯人中的三分之一人口。埃及革命(首先)是一個群眾性事件,工人階級,特別是在蘇伊士、塞得港和其他地方的工人發揮了關鍵作用。

    22.一旦群眾從獨裁統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他們必然提出迫切的社會和經濟要求。曾有一波工人行動——試圖建立獨立工會——已被軍隊有效地扼殺,他們要求對那些推翻穆巴拉克運動中殺害示威者和在11月犯下大屠殺的罪犯進行審判。自二月事件後巨大的幻滅導致人們開始質疑它是否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真正的革命。事實上,突尼斯和埃及人民群眾確實是獨立或半獨立地推翻了本阿裡和穆巴拉克的獨裁統治。他們創造了革命,但卻因為他們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並制定可以實現這一目標的綱領。這導致他們沒有在社會和經濟意義上完成革命。

    23.馬克思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 ,而反革命——獨裁——作為一個巨大制動器極大地阻礙了這一意識。在突尼斯和埃及我們所看到的其實是一場政治革命,它改變了舞臺上的主要演員,但沒有觸及埃及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這些將軍們擁有各重要經濟領域裡約40%的股份。此外,美帝國主義也已捐贈約1億5千萬美元以促進(埃及政權)“向民主過渡”。埃及軍隊仍然從美國獲得每年13億美元的援助。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裡,軍隊都是保護私有財產的主力衛士。一些二月起義參加者現在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真實情況,他們說所有已經實現的目標不過是“換了個窗簾”而已。這是真實的狀態,但對群眾的意識來說並不是如此,尤其是對於參加了革命的青年和工人群眾更是如此。群眾已開始轉向工業行動、社會和政治階段的改變。確切地說現在需要第二次乃至第三次革命。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的是在經濟和政治鬥爭兩個層面建設強大和獨立的工人組織。

    24.帝國主義和其在該地區的代理人完全被革命的爆發搞懵了。奧巴馬和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國家的代表們無力進行干預,只能單純地表達美帝國主義在扶持穆巴拉克政權問題上的遺憾。薩科齊和卡梅倫也同樣無能為力。在埃及和突尼斯,城市群眾為排除軍事干預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仍然視這一地區有重要的戰略和經濟價值的美帝國主義,完全被伊拉克和阿富汗拖累住,即使進行軍事干預是可能的,它也無力做到,尤其無法使用地面部隊。而這同樣適用於其北約盟友。

    25.只是在利比亞和一定程度上在巴林的事件上才給了帝國主義建立反革命據點的藉口。我們對利比亞事件的分析在北約的干預和隨後9、10個月的鬥爭結果後經受住了事實的考驗。我們支援在利比亞班加西以及其他城鎮反對卡紮菲的起義。在最初他們代表了反對獨裁統治的真正群眾運動。在趕跑卡紮菲和包括現在被囚禁的卡紮菲兒子賽義夫的追隨者之後,成立的管理班加西的委員會的權力似乎當時是掌握在真正的群眾代表手中,而且其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在這個階段,班加西的群眾反對帝國主義的外界干預。然而,當卡紮菲的軍隊開進到班加西郊區和隨之而來將被屠殺的恐懼,給予了帝國主義通過北約採取軍事干預的藉口。隨後在戰爭的過程中——北約精心策劃指揮的空中和地面打擊——完全改變了“革命”的性質。工人國際委員會(CWI)一直反對卡紮菲政權,並呼籲支持真正的群眾運動以在利比亞建立一個真正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

    26. 然而這場對卡紮菲進行的戰爭實際上擁有帝國主義軍事干預的所有特徵。馬克思主義者不可能支持這樣的行動。然而,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支持帝國主義軍事干預),這將成為他們難以洗刷的恥辱!反對卡紮菲的宣傳活動包括製造歇斯底里宣傳和粗俗地誇大事實,如聲稱卡紮菲的軍隊如佔據“造反者”控制的利比亞城市,大屠殺會隨之而來。可是當卡紮菲軍隊在米蘇拉塔和其他城市與叛軍戰鬥時,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反而,這被用來掩蓋“造反者”一方進入據稱支持卡紮菲的城市和通過北約進行的空中戰爭真正進行的大屠殺。雖然還無法計算出受害者的準確數字,但估計有3萬到5萬人被殺。這不能被解釋為“革命”的勝利成果。

    27. 利比亞事件剛開始表露出來的是一個真正革命的初期特徵,但是它被反革命用“民主”的形式顛覆了。由於大規模的流血衝突和報復——有時是對完全無辜的人民,包括利比亞黑人和外籍工人,其中有些人在利比亞已經居住多年——讓人民產生深刻的質疑,當前是“民主”還是反革命佔據主導。事實上,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明顯成為了帝國主義掠奪富裕資源的新區,特別是它們的石油儲備。過渡國民大會無法在近段時間內完全整合從各類“民主主義者”、伊斯蘭主義者到卡紮菲政權叛逃者的各種對抗性勢力。利比亞面臨著土崩瓦解,正如我們在戰爭之前警告說,在未來不存在已承諾的民主阿卡迪亞(世外桃源),反而會沿著索馬里的道路發展,將是一場充滿著種族衝突和部落分裂的噩夢。我們呼籲班加西工人階級的獨立運動並主張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向利比亞群眾提出階級呼籲。該地區的所有國家都有必要採用類似的階級路線——對於該地區的具體展望難以濃縮集中反映到本文件中。

    28.目前在敘利亞的運動顯然處在一個十字路口。現在因政府打壓造成的受害者人數超過4000人。每日都有大規模示威活動發生,同時該國一直被聯合國和阿拉伯國家聯盟施加制裁。由於他們和阿拉伯鬥爭的歷史聯繫,後者(阿拉伯國家聯盟的制裁)對圍繞阿薩德政權的精英們是一個沉重打擊。只有伊朗——不像在敘利亞那,伊朗是什葉派占多數——支持阿薩德政權。但伊朗現在也面臨著由於其核計畫而導致的制裁。正如我們以前指出,這可能導致軍事行動,甚至引發包括戰爭在內的地區衝突。的確,伴隨敘利亞內戰的臨近,各種相關的衝突都可能爆發。由於大量難民從邊境湧入土耳其,它已警告敘利亞政權,可能會被迫進行干預。另一方面以色列,雖然實際上更願意看到阿薩德政權繼續存在,然而由於擔心其被推翻的後果,也可能被迫介入 。以色列可能對伊朗或敘利亞甚至兩者採取軍事行動。該地區就像是一個火藥桶,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再有就是巴勒斯坦問題,它也隨時都可能爆發。此外,發生的所有這一切都在以色列國內政治日益激進化的背景下,其表現為諸多罷工和佔領運動。隨著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深化和其對中東和北非的嚴重衝擊,很可能出現一個爆發廣泛性鬥爭的新時期。我們必須積極尋求工人和青年中最先進的部分,並用我們的思想和觀點說服他們。

    29. 敘利亞的反對派似乎在過去一段時間有所斬獲。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它是否已達到成為“臨界物質”,從而能迅速推翻阿薩德政權。敘利亞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這就是為什麼帝國主義和鄰國土耳其害怕敘利亞的解體。充滿仇恨的民族和宗教衝突會對鄰國造成不可估量的後果。反對派中的大部分來自以遜尼派穆斯林為主的人口。與此同時,始終維護圍繞阿薩德的阿拉維派(Alawite)精英權力的軍隊尚未瓦解,雖然有一部分倒向叛軍。因此,敘利亞的鬥爭最有可能會持續很久。該政權還沒有到達崩潰點,但在這種極不穩定的情勢下它會很快到達崩潰點。

    資本主義的嚴重經濟危機

    30.佔領運動是受危機打擊下的形成的公眾情緒的強烈反映。它也預示了在很多尚未明顯受政治影響的國家中的即將到來的群眾運動,不僅是歐洲國家,而是遍及全球。這一推論來源於對資本主義長期危機的預計,它自2007年8月以來已經成為了工國委(CWI)分析方法的基石。我們的結論是,我們進入了革命與反革命的時期,因為資產階級們無法解決這場根本性的危機。

    31.這在所有環節得到了事實支持。然而,在群眾中存在幻想,認為通過國家干預和一攬子經濟刺激計畫等方式,資本主義將能解救自己。這些措施確實在緩解1930年代伴隨著嚴重失業的嚴峻衰退方面有過作用;然而它們無法解決根本性的危機。另外,美國、英國以及某種程度上在其他地方,從半凱恩斯政策向緊縮計畫的轉變加劇了衰退,它們的實施引發了很多蕭條跡象;資本主義發現自己陷入絕境。

    32.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用事實闡釋了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後果,不僅是在歐洲,而是遍及全球,在“世紀初十年”的繁榮中,信貸泡沫以指數增長,捲入了大量虛擬資金。這一可回溯至1970年代的進程,是歐洲、美國和日本出現缺乏獲利管道的現象的結果。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圈記憶體在關於導致危機的直接因素的探討與爭論。然而,馬克思避免將危機的發生歸咎于單一因素。無疑,馬克思已經證明,由於對勞動力的剝削必然導致群眾有限的購買力,以及近20至30年來過分不平等的特點對這一因素的加強,還有最近的對生活水準的打擊,是目前危機的幾個主要因素。

    33.另一方面,利潤率長期下降的趨勢,特別是資產階級最為關心的毛利潤的減少,可能成為導致危機的因素之一。正如我們指出的,這並非是目前的事實,現在存在大規模的現金積累(資產階級稱之為“流動性”)。撒母耳•布裡坦(Samuel Brittan),一名曾經堅定的屬於柴契爾夫人陣營的經濟學者如今強烈擁護半凱恩斯主義政策,已指出大企業金庫中目前的健康的利潤可以提供新增投資的來源,他主張,這可以提供開始經濟增長進程的火花。然而,資本主義面對的是凱恩斯的“流動性陷阱”的主要元素之一—資產資金貯藏,低利率,擔心通貨緊縮持續等等—資產階級在拒絕投資,實際上是在進行“資本罷工”。債權人拒絕放貸,而被債務的沉重靴子拖累的貸款人拒絕借更多。這時,系統被阻塞了,考慮到政府和私人債務,在可預見未來似乎無法解決。資本主義世界的所有經濟機構都指出最樂觀的結果是經濟停滯於目前的狀態—“L型(直角型)復蘇”—慘澹的增長率,另外,在一些預測中,歐元區為零增長。同時,不能排除在遭受危機的那些資產階級的癱瘓將導致劇烈衰退,至少衰退跡象已經在一些地區——歐洲的一些國家甚至整個歐洲大陸——成為事實。

    中國面臨危機

    34.中國也不能提供挽救危機中的世界資本主義的救生索。2008年中國曾面臨嚴重危機,工廠大量關閉,失業率急劇上升。結果,中國精英擔心大規模的“社會動盪”,這是指代“革命”的密語。於是他們通過支配經濟的國有銀行主導的大規模信貸注入來“刺激經濟”。這導致了年度信貸增幅達到170%,大約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刺激方案”。中國能夠做到這些是由於它的獨特之處。通過這種方式,中國精英計畫將增長率提高到兩位數。然而另一面是,那些大規模建設的工廠和購物中心將無法取得利潤,很多處於閒置中。這一產能過剩是中國尤其是統治精英當時為了防止中國群眾起義而準備支付的代價。他們能夠做到這些是因為中國的獨特之處。它擁有數目可觀的純資本主義領域,尤其是在沿海省份。但是現已瓦解的“計劃經濟”殘餘在決定經濟方向上仍然起到重要的,某種程度上是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已經將其描述為“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政權。它的“特殊”在於在銀行和產業領域有相當一部分(有些估計是大部分)集中在國家手中,但同時存在大量的“純”資本主義部分。現在的中國這種狀態不存在歷史上的類似實例。這允許這個政權在危機中做出一些其他國家無法做的事;龐大的一攬子刺激措施,不僅在中國創造了就業而且間接地為那些中國的交易夥伴國家如德國創造了就業。

    35.然而這一過程的另一面是信貸刺激導致的大幅度的產能過剩,以及似乎尚在中國政權控制之下的一個時期的通脹。官方稱政府債務保持在GDP的20%之下。然而,如果你計入地方政府的基礎建設貸款和其他各種擔保,中國的國家債務接近GDP的70%。愛德華•錢塞勒(Edward Chancellor)在12月5日的《金融時報》上評論到“北京無法重複2008年9月開始的大規模的一攬子刺激措施。這是需要為其後果付帳的一次性把戲。”然而,仍然無法排除一定規模的第二次一攬子刺激措施。這一過程同樣反映在長期的房地產問題上。這伴隨著嚴重的大規模腐敗和不平等的增長,這從激起了群眾的憤怒中得到應證。據估計,經濟增長率可能降到約8%,這將可能直接影響那些通常認為在製造業上極大受益於中國的國家,比如德國,以及一些大宗材料產品生產國,如巴西。它們提高了與中國的貿易量,然而如今可能會面臨衰退。這些影響無疑將激發不滿情緒,青年和工人對在中國存在的不可接受的社會現越來越不滿。 從2008年起,中國的私營信貸(“民間金融”)總量增長至超過美國在雷曼兄弟破產前的若干年信貸增長量的程度。世界經濟的放緩將可能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衝擊。

    36. 資本主義危機不止是經濟上的,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上的,特別是對社會高層而言,伴有數十年來資產階級所有階層的最大和最公開的衝突。他們的政治領袖因為無能力展示前途而幾乎受到蔑視。資產階級們像是不滿意他們足球俱樂部教練的球迷,大喊著“你簡直不知道你在幹什麼!”他們的徒勞無效在11月召開的20國集團坎城峰會上得到了非常明顯的證明。會議進行時期,法國媒體充滿了樂觀主義,用法國發音仿效美國總統奧巴馬說“我們能(坎城)做到!”(坎城(Cannes)的法語發音與英語中“能夠”(can)發音相似,“我們能做到”(We can do)是奧巴馬的常用口號)”。結果,最後的結局是“我們沒能(坎城)做到!”。

    37.這次峰會也證實了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力量的下降。二戰結束後不久的時代,美帝國主義能夠通過馬歇爾計畫按其經濟意圖支配資本主義世界。即使在過去10至20年的峰會上,美國也能夠對經濟政策施加影響。在這次峰會中,奧巴馬完全無法對“歐洲”的經濟解決方案施加影響,使之有益於歐洲大陸(當然也有益於整個世界)。薩科齊也遭遇了輕蔑對待——他被迫在公眾場合無聊地等待,直至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終於屈尊轉身面向他。這次峰會本應成為薩科齊開始謀求總統第二任期的講臺,他在法國人面前把自己打扮成為歐洲和資本主義世界的“救世主”。他提議中國動用它龐大的外匯儲備放貸或是向歐洲央行擔保的形式認購歐元債務,但該建議在發表幾天後被拒絕了。即使北京政權想要這麼做,它也很難把這一計畫推銷給億萬中國民眾,因為普通中國民眾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只相當於薩爾瓦多(中美洲國家)的水準,(中國政府)卻要拿出龐大的資金支援“富裕的歐洲人”的退休金。

    38.旨在為經濟危機提供出路的資本主義峰會失敗的同時,與之相伴的是(資本主義)也公開表現出無能採取和協調任何關於環境議題的實質性措施,尤其是在氣候變化方面。事實上,相反的進程正在發生;甚至京都議定書這樣的有限和無效的措施都已經成為歷史,一些國家正要退出京都議定書。德班氣候會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7次締約方會議,COP17)就是這一失敗的證明。在2008年和200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微弱下降後,甚至美國能源部的全球資料也顯示2010年排放量出現空前增長。這比聯合國世界氣候委員會(IPCC)的專家們4年前給出的所有悲觀預計還要糟糕。2010年5.9%的排放量增長使得增長速度達到了新的歷史頂點。同時針對第17次氣候峰會的示威規模也比過去減小,由於無法找出解決方案的現實對工人尤其是青年的意識產生了重大衝擊。環境問題將在將在未來再次成為抗議和抗爭的觸發點。

    騷動中的歐洲——法國

    39.正如歐洲所有國家的政府一樣,因為法國經濟形勢惡化與失業率上升的影響,(法國總統)薩科齊自身正在遭到圍攻。他面臨著一場艱苦的戰鬥,以確保在四、五月間的總統選舉中能勝出連任。還有的問題就是陸續出現的零星裁員,法國汽車巨頭標緻因為其計畫在全球20萬雇員中裁減5000個工作崗位而激怒工會。薩科齊以法國面臨降低信用評級的威脅為理由準備大舉殺伐野蠻削減開支,叫囂道:“花得更少,幹得更多”。政府和雇主們喧囂鼓動要“降低勞動成本”。據稱,法國的勞動力成本從2000年至2010年每小時增加了9歐元,而德國同期則只上升了4歐元。這只是各國資產階級調唆工人階級內鬥的一個例子而已。與此同時利用國債“降級”的恐怖為大規模增強新自由主義政策進行辯護。

    40. 雇主也要求徹底地廢除每週35小時工作制,它“對(削減)勞動力成本構成障礙”。法國就是法國,選舉正在臨近,工人階級縱然會在選舉層面(進行鬥爭),但也必然在今後一個時期也會在工業(行動)層面回應這些打擊。而法國工人階級中更為先進的部分則會尋找一個明確的戰鬥性的替代選擇。這不會來自薩科齊的主要挑戰者法國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奧朗德(Hollande)。正如他在歐洲的其他“社會民主黨”的同夥們一樣,他已經表明會主張削減債務,這就意味著對工人階級進行進一步的攻擊。不過,如果他能成功擊敗薩科齊而推行類似的政策,那麼他將遭遇強烈的抵抗。在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初選”時,投票人數眾多,據說有200萬人。但這並不能為總統候選人進行“黨內初選”這種從美國殘破的政治制度抄襲來的方法進行辯護。因為這一制度是為了消解黨內有組織的力量,將有政治意識的黨員等同于受媒體影響的普通大眾。但初選的結果是選民中相當多的人,特別是感到被剝奪權利的工人們,一次強有力的表達,沒有候選人或政黨真正代表他們的意見。因此,在初選中有很多人參與投票,而所謂相對“左翼”的候選人阿爾諾-蒙布爾格(Arnaud Montebourg)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了17%的支持率。雖然他的所謂”左翼“綱領非常抽象模糊,但是其中隱含的對資本的批評和建議實現激進的替代選擇的內容則觸動了眾多選民的心弦。

    41. 試想一下,如果法國新反資本主義黨(NPA)在過去一段時間能夠有效地自我組織,並制定出一個明確進行階級鬥爭的展望,積極地介入過去數年發生的所有工業和社會衝突,那麼會得到怎樣的回應。我們法國的同志報告說,僅在過去二月至六月初法國就發生了77起罷工。新反資本主義黨(NPA)本可以至少贏得部分如今支援其他左翼力量和候選人的群眾,從而成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競爭者。然而不幸的是,現在看來新反資本主義黨是不會在選舉中成為有力的競爭者。這本身就是對現在仍然在領導新反資本主義党的領導層的批評。新反資本主義党的領導層其實就是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USFI)法國支部,前革命共產主義聯盟(LCR)的領導層,他們無法重現2002年總統選舉的成功。但我們仍然有必要支援那些有意將之改造成真正有戰鬥性的社會主義政黨的最優秀的工人與青年。在同一時間,我們有必要緊急吸收那些為我們的旗幟所吸引的力量,無論他們是在新反資本主義黨內還是在黨外的眾多青年與工人。震撼性的騷動正在席捲法國全國,法國和法國工人階級將再次證明它作為歐洲一流的激進和革命力量的地位。

    德國——在歐洲的主導力量

    42. 德國長久以來就是在歐洲領先的經濟力量。然而,歐元區危機迫使它成為一個更明確的政治力量。德國資本主義的代表承擔起看護整個歐洲的角色,正如美國此前承擔的對整個世界的角色。它利用歐元區對其他歐洲國家進行操縱,通過歐洲央行設定利率而控制和決定利益分配。實際上這得到了那些歐元“週邊”國家的容忍,因為這意味著允許它們以低利率借入資金而獲益,雖然這幫助它們實現所謂的“經濟增長”,但同時帶來了巨額成本。而這給德國帶來的報償則是這些國家和歐洲其他國家為德國出口,尤其是工業產品出口,提供了市場。雖然中國也是德國一個龐大的市場,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可能放緩的前景,這些(德國產品)的銷售也會下降;最新的預測說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可能低於8%。當然,事實的另一面是,其他這些歐洲國家,尤其是那些相對經濟弱小的國家,面對著嚴重的貨幣束縛;正如我們預見的,一旦經濟景氣轉成蕭條,那將是災難性。然而,德國資本主義通過其銀行購買主權債券在歐元區進行大量投資,這也是為什麼揭示它們面臨崩潰的局面。

    43. 就在過去十年的前半段,通過削減收入的綱領、包括兼職和不穩定的工作等,迄今仍然是德國資本主義的出口競爭優勢項目,德國工人生活水準遭到攻擊。歐洲和中國一起為此提供了主要出路,但在未來卻未必繼續如此。一個階段的貨幣競相貶值和之後導致的歐元區解體,可能會給德國經濟造成破壞性影響,有人預計這可能導致德國至少失去100萬個工作崗位。

    44. 德國總理默克爾代表德國的統治階級,如同一個“巨人”般在整個歐洲向經濟罪人們(債務國)揮舞大棒以駕馭歐洲,但她在國內並沒有扮演相同的角色。雖然失業率在下降,但她與前“自由主義”的德國自由民主黨(FDP)並不受到民眾歡迎,而聯合政府隨時可能垮臺。而且,她還要面對她自己基督教民主黨內的大規模反對派,黨內的部分力量得到一些大企業的支援而在歐洲問題上與她持不同意見,因此威脅要分裂基督教民主黨而組建一個新的對歐元持懷疑態度的政黨。在2011年後半年的數個月內,德國工業生產一直上下波動不定,這進一步使德國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遠見的代表和默克爾對當前世界和歐洲經濟出現惡性循環和通貨緊縮不斷深化的威脅深感憂慮。她關注於最低工資的問題,部分就是由於這個原因,部分也是因為想以此迫使衰弱的自由民主黨離開政府而奠定基礎。反過來它可能準備與社民黨組建大聯合政府,但這也可能導致執政聯盟的分裂,而需要提前舉行大選。

    45. 雖然德國左翼黨(DIE LINKE)在地區選舉中遭遇挫折,並且在全國民調中,其支持率降至8%左右;但它仍具有重新增長潛力,並成為一支集合左翼反對派的力量,尤其是當社會民主黨重新回到聯邦政府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就像西班牙的聯合左翼(IU)等其他左翼政黨一樣,德國左翼黨(DIE LINKE)在危機中進一步向左傾方向移動。它最近通過了一項左翼的改良主義綱領,其中包括公開表態參與資產階級聯合政府和呼籲“轉變制度”,並誓言要“建設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左翼黨是德國聯邦議院(Bundestag)內唯一反對歐盟領導人“救援計畫”的政黨,加之拉方丹的重新回歸,使之有另一次得以重新贏得(群眾的)支持,但很可惜的是它是否能抓住這個機會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英國

    46.危機爆發深刻地影響了英國,特別是自從去年選舉後組建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以來更是如此。英國統治階級的災難性錯誤已經徹底暴露於天下。它縱容基礎製造業萎縮,放縱金融服務與投資行業,而後者如今也已崩潰。當初建立起來用以減緩資本主義經濟風暴對英國打擊的儲備如今已經被蠶食乾淨。(英國的)帝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北海的石油收入也開始日漸乾涸。

    47.更多空前的削減生活水準的政策將接踵而來。(英國)政府也承認,2015年的生活水準將低於2002年的,社會將仍然經受10年的停滯!這將作為一個失去的十年而記入歷史,百萬青年和百萬婦女已經失業,他們處在迷惘中而窮途末路。

    48.英國正面臨它80年來所沒有面臨過的情況。 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宣佈發動打擊英國工人階級權利與狀況的戰爭——因為這正是它所代表(的階級力量)——這是自1926年總罷工以來英國工人階級面臨的最大挑戰。這也足以解釋2011年英國勞動人民群眾通過巨大的示威和罷工所體現的激烈反應:3月26日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工人階級的示威遊行,6月30日部分公共部門的罷工,以及11月30日龐大的罷工。

    49. 英國總工會(TUC)的官方領導層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儘管不情願卻不得不批准反對政府計畫的工業行動。在這方面我們的同志發揮了關鍵作用,特別是當我們在工會的左翼中有相當影響的情況下。首先,我們一直積極參與全國工會代表網路(NSSN)在這種情況下提供了相應的回報,通過這一網路我們在工會內部同時從上層和底層進行動員。我們青年同志同時針對青年失業問題也進行了英雄的和充滿活力的運動,包括新賈羅大遊行(注:New Jarrow March。Jarrow March (賈羅遊行)是1936年10月英格蘭北部的207名抗議者為抗議失業和貧困從賈羅鎮(Jarrow)出發經480公里遊行到達倫敦威斯敏斯特國會大廈向一申訴。青年爭取就業的同志們在2011仿照賈羅遊行進行了這次新的遊行以爭取群眾支持)。

    50.英國的情況說明了很多東西:資本主義制度陷入絕境,所有的主要政黨和組織都缺乏替代選擇和出路。這也包括絕大多數工會領導人,特別是那些右翼(工會領導人)。這也說明即使是一個小組織只要具有明確清晰的觀點而能發揮的作用。它可以發揮遠比其規模大得多的效果。這是我們目前已經在英國所取得的成果。然而,僅僅發揮影響還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在黨內組織更為重要認真的力量。

    美國工人開始反擊

    51.在針對未來歐洲採取什麼樣的經濟方向的問題上,不同的歐洲列強之間深陷僵局,這已經清楚地表明瞭這場危機。如果還有什麼值得提及的,那就是統治階級不同派別之間的鴻溝,而統治階級在美國的代表間的鴻溝(相對其歐洲代表)表現則更為明顯。這表現為國會和奧巴馬之間在預算削減規模、健康和教育支出等問題上出現的嚴重對立。奧巴馬被歐洲日益深化的危機嚇壞了,整個銀行業的破產或者部分破產將在美國和世界範圍內產生更為廣泛的迴響。這可能導致他明年競選總統連任的希望破滅。

    52.但今天美國的經濟災難也給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提出了警示,因為美國對於世界各國資本主義統治階級而言仍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1月28日,英國《衛報》發表標題為“美國噩夢”的社論:“美國現在經濟規模比20世紀70年代初要大幾乎三倍,但是這種變革帶來的經濟增長並沒有給勞動人民的腰包裡增加一毛錢… …要是回到20世紀60年代,富人們的這種窮奢極欲早就引發了一場革命。” 由於相當多數的群眾的境況一直在制度性地並且是看似永無止境地衰退,所以從工人階級的前景出發,發動革命的基礎早已打下。雖然,官方失業率仍然只有9%左右,但在現實中,失業率應是這兩倍的水準,而且大規模長期失業有明顯趨勢正日益接近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

    53.在某種意義上而言,這場危機已經比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更為糟糕。總體來說,在(大蕭條的)十年見證了濟停滯和“蕭條”。但在這一整體框架下,從1934年6月到1937年曾經出現過一個階段的經濟增長期。羅斯福1937年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退伍軍人的養老金的削減威脅美國經濟使之重新陷入危機。然而,美國由於為戰爭進行的準備工作,使得國防工業的增長滲透到其他行業,從而避免出現一個新的和更深的危機。沒有這一點,在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社會動亂完全可能觸發一場強大的革命運動,並有可能建立一個獨立的群眾性工人政黨。然而,歷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現在歷史的複雜性再次出現,正在產業層面和社會層面上重新喚醒美國的勞動人民。這一進程將在這次危機的打擊中而進一步發展,危機將全面襲擊美國工人。

    54.此外,美國正經歷深刻的政治危機。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日常的表現展示出美國政治制度的功能失調和美國的憲法是多麼過時。這部在18世紀設計的憲法是針對當時以小農為主導地位的社會和“兩黨合作”,如今已經不再與“目的相適應”。兩黨合作是完全過時,根本無法調和階級對立,這幾乎是無法控制的。這在任何國家都將是一個問題,它能帶來最強大的致命危險。

    55.臭名昭著的“特殊利益集團”——擁有至少13,000名國會說客,也就說每一個美國國會議員要面對25個說客——大企業和其同夥主宰這個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美元民主”。同時,超過50%的人將這視為拙劣的對民主的嘲弄,而未來的美繼續國總統大選中這一數字可能會繼續增長,越來越多的貧困人口日益將這看作是在一幫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的匪幫中挑選誰將在未來四年主宰和剝削他們。

    56.在美國歷史上,還沒有一個美國總統能在當前的失業水準情況下成功當選第二個任期。根據十二月份的一個民意調查,奧巴馬的受歡迎程度下降了24%! 這“通常”表明,他將在總統選舉中敗北。然而,很少有美國總統,(如果有的話)會面臨像美國茶黨那樣可笑和瘋狂的想法和其領導層,這本身就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現象。也很少有國家的潛在總統候選人會像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德克薩斯州州長佩里最近嘗試得那樣得以脫身。他在攻擊奧巴馬,據稱援引奧巴馬的話說經濟是“並不重要”。然而,事後證明奧巴馬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而是他在上一屆總統大選中的對手(共和黨的)麥凱恩曾經這樣表述過。但當這一真相得以披露時,佩里卻絲毫沒有表現出道歉或反應。

    57.在大多數國家,(群眾中)整體的政治水準都出現了倒退的現象。如果任由媒體操縱的話,(媒體)唇齒的說出的謊言甚至反對“自由派”的思想;即使政治上的水準能有所提高的話,也不會提高太多。美國(政治)本身就始於一個很低的水準,而且沒有以階級為基礎的政黨,所以人口中的相當多數在政治理解能力上甚至更低。然而,在大型運動的壓力下,群眾的政治理解力,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政治理解力,可能會發生跨越式發展。這將有助於建設一個真正的“第三党”,成為具有極大吸引力的群眾性激進政治的一極。

    58.對茶党而言,奧巴馬毫無疑問就是個“社會主義者”!但他當然不是,當他向大企業屈膝投降時,他的行動已經證明這一點。而且他還在關於健康醫療必要改革的問題上變卦。羅斯福在20世紀30年代,還模仿據說是耶穌基督的方式,揚言要“將放債人從寺廟中趕出去”。但奧巴馬甚至沒有試圖修剪一下大資本的指甲,因此他越來越明顯地表明他是堅決地站在資本主義陣營中。

    59.另一方面,美國工人階級在過去一個階段,面對資本主義的現實得到了非常嚴重的教訓。他們目睹積欠住房貸款的居民被大規模從家中驅逐出去,總共有超過200萬套住房子“沒收”——,當富人們開始累積更多的財富的時候,普通勞動人民卻被從工作場所和工廠中趕出。他們也親眼目睹並擊敗眾多右翼州長們的圖謀,例如俄亥俄州企圖將工會非法化,並禁止其在公共服務行業中組織的權利。工會進行了成功的宣傳活動,從而在州的公投中將這一陰謀徹底挫敗。它只是(工人階級中)鬥爭意志日益提升的一個指標——階級分化日益明顯——而這就是今天美國發生的現實。因此,這決不是偶然的,與歐洲大多數國家相比,美國的“佔領”運動得以有更高層次的參與,尤其是聯繫到眾多的工會。由於美國工人中工會會員密度很低,只有12%的美國勞動力得以組織到工會中,加之主導工會運動的大部分官員的保守立場,所以“佔領”運動得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工會——尤其是它們中許多具有戰鬥性的基層——熱切地參與到“佔領”運動中。通過這種方法,“佔領”運動的氛圍得以回饋到工會運動中,並被證明是進行變革的重要催化劑。

    歐元區的困境

    60. 資產階級自身已經完全茫然無措,也無法商定出解決歐元區的前景和歐元的命運的辦法。當英國央行總裁默文-金恩(Mervyn King)被問及未來幾個月可能發生什麼時,他直截了當地說:“我不能告訴你明天可能發生什麼,更不用說關注幾個月後發生的。”同樣,對我們來說簡單地解決這些事件也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在短期內如何應對“主權債務危機”的問題上更是如此。對這一問題進行詳盡分析的文章刊登在我們的網站(socialistworld.net)和工國委(CWI)英格蘭和威爾士支部的雜誌《今日社會主義》(Socialism Today)上。國際書記處同意所作的分析,並得出以下結論。

    61. 文章指出,儘管歐元區各國政府包括薩科齊在內都主張歐洲央行進行干預,但是默克爾和德國聯邦銀行阻止歐洲央行大規模購買歐元區政府債券,雖然這是唯一可能在短期內能支持主權債務的措施。與此同時,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 – 只有約2500億歐元)並沒有成為一個有效的干預手段(它沒有能從金融市場上募集到額外的資金)。默克爾迄今仍然拒絕引入可保證歐元區中弱勢國家地位的可相互擔保歐元債券。

    62. 默克爾認為,歐洲央行的干預或發行歐元債券是讓那些“揮霍無度”的歐元區國家政府躲避緊縮措施的限制。這將帶來“道德風險”,並允許它們產生更多的債務,而不收到任何懲罰。同時,金融市場對歐元區債券的襲擊仍在繼續,甚至威脅到法國的主權債務。菲力浦-斯蒂芬斯(Philips Stephens)在《金融時報》(11月22日)上評論道,“很少有人會懷疑默克爾女士的好意,但更多的人會擔心良好的願望和她所癡迷的道德風險可能會導致(歐元)貨幣聯盟的死亡。”

    63.然而,德國和法國也是試圖通過後門等措施擴大歐洲央行購買各歐元國政府債券或提出將歐洲穩定機制(ESM)的實施提前到2012年。這場危機正推動德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越來越多地嘗試集中歐洲的力量以拯救銀行和國家,這一趨勢將繼續下去直到他們無論是在財政或政治上都無法承受。而之後離心力將佔據上風。新的180度的大轉彎是可能的,(政策)會同時變得更趨向集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方向。

    64. 大型債券交易商迫使義大利和西班牙的主權債務的成本上升,而現在轉而對付法國政府債券。而其他國家例如荷蘭與奧地利等國的債券也都受到威脅。儘管德國經濟相對實力較強,但市場甚至還有開始拋售德國國債的,這反映了在亞洲投資者中出現的越來越多歐元區徹底崩潰的擔心。

    65. 默克爾的回應已提出“更歐洲化的計畫”,初步緊縮歐元區貨幣聯盟。根據她的計畫,這將是另一個小規模的但逐步增加歐盟財政和政治聯合的方案。她提出設立更嚴格的歐元區制度,針對稅收和支出建立更嚴格的規則。將創造一個新的機構“歐洲貨幣基金”(European Monetary Fund),該基金將有力量干預、,監督甚至取代各國政府決定財政和經濟政策。然後,它也是暗示,有可能引入相互擔保的歐元債券和部署其他措施以支持歐元區各國政府。這項計畫意味著對所有歐元區預算進行監督,過去被法國和德國破壞的穩定協議將實現真正回歸,現在反而被“大大加強”!

    66.然而,默克爾並不歡迎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提出的推動歐洲債券計畫的建議。德國版的方案要比歐盟委員會提出的條件更為嚴苛。這在歐洲各國領導人間引起恐懼,因這就意味著新的歐元區制度實際上就是德國的霸權。在最近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大會上,默克爾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議會黨團領袖沃爾克-考德爾(Volker Kauder)表示, “歐洲現在要說德語了”,更是說明了這個情況。

    67.默克爾提出的建議將需要重新修改歐盟條約。雖然修訂只影響到17個歐元區成員國,但條約修訂要得到所有27個歐盟成員國的批准。在一些國家,這將要求進行公投。在默克爾與卡梅倫的會議上,看起來默克爾急切希望得到英國政府的認可。根據一些報導,英國政府將承諾不會在英國國內就此進行全民公投,而作為英國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接受修改條約的回報,默克爾會同意英國不受歐盟一些社會和就業立法的約束。

    68. 默克爾提出的措施足以拯救歐元嗎?第一個問題是時間。歐元區領導人制訂並自己批准這樣一個新的歐元區框架將需要至少幾個月甚至可能是明年一整年的時間。但是,到那時歐元區各國政治上接受這一約束將面臨更大的問題。隨著進一步的緊縮措施、歐洲(和很可能全球)的經濟低迷,以及默克爾和其他人在政治聯盟的問題上採取的有限步驟,群眾中反對意見無疑將與日俱增。

    69.默克爾對通過漸進的步驟來實現政治聯盟的長期目標提出了疑問。一個具有中央政治架構的財政聯盟——即一個超越民族界限的國家機器——是單一貨幣的必然邏輯結果。目前的危機顯示如果沒有財政和經濟的協調,一個純粹的貨幣聯盟是不可能的。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果不能對較弱經濟體的經濟政策有決定性的話語權,它是不會輕易勾銷較弱經濟體的債務。從長遠來看要成功維繫(貨幣聯盟),貨幣聯盟中的各國就需要一個共同的財政政策、共同主權債券和財富從富裕國轉讓到較貧窮的國家以避免經濟差距不斷擴大和政治緊張局勢。

    70.這意味著需要建立一個類似於美國的聯邦結構的歐洲聯邦國。然而,美國的形成是經過了19世紀的長期經濟增長期。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之所以穩固是因為內戰打倒了依賴種植園經濟的南部奴隸主。美國的資本主義得以能夠發展出一個共同的(或至少是一種占主導地位)的語言和文化。相比之下,歐洲(17國或27國)是不同民族國家的集合,它們都擁有自己的語言、歷史和民族意識。

    希臘工人持續抗爭

    71. 因為這些我們長期主張的原因,歐盟以及歐元區不會導致一個更統一的歐洲,反而會造成相反的結果:分裂、民族主義和所有的“罪惡”,這些本來我們被告知歐元計畫將永久性消滅的(問題)。歐元區本身將會隨著數個成員國自發或被迫地退出而瓦解,而這將從希臘開始。因為(如果繼續)留在歐盟中的代價將是維持一個長期而粗暴的緊縮方案,而國債在這種情況下將依舊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20%!然而,目前義大利國債已是達到“不可接受”的程度,造成巨額預算削減,並迫使前義大利總理貝魯斯科尼下臺,最後由一個毫不民主的“技術官僚”政府接替。

    72. 這代表著在整個歷史階段,希臘人民面臨廣泛的貧窮。其他國家的工人也將面臨相同的命運,正如英國保守黨與自由民主聯合政府幾年來緊縮政策所顯示的。目前,希臘人害怕若從歐元區脫離後,將會導致歷史重演,回到經濟落後和故步自封的前歐元時代。因此,民調中80%民眾表示反對前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Papandreou)原本提出而後取消的退出歐盟的公投。然而,這種情況或許會有急遽改變,且在一個“留下/退出歐元區”的公投上(不只在希臘,其他歐洲國家也可能會被提出),離開歐盟也許比繼續戴著緊縮政策的緊箍咒還更有吸引力。不過我們必須強調,不論是“留下”或者“退出”,同樣的問題將繼續產生,對希臘人民生活水準的剝奪也將繼續出現。德拉克馬(譯注:原希臘貨幣)重新啟用可能造成銀行全盤崩潰,以及儲蓄系統的破壞,正如阿根廷所經歷的;可能造成新貨幣大規模貶值,並伴隨一場惡性通膨。

    73. 我們必須採取十分靈活的方法處理歐盟和反對歐盟和歐元區公投的可能,即使這只是一種可能性而已;無論對於在歐元區的17個國家或者歐元區外的10個歐盟國家都是如此。那是因為,群眾的意識中會將持續保留在歐盟內的會籍視為對生活品質更進一步無情的減縮,在某些條件下工人階級和我們(工國委CWI)的支部可能會面臨投票選擇離開歐盟。在這種情況下,極端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明確表明一個階級性和國際性的立場,並清楚表態反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這是我們無論任何時候都堅持反對的。然而鑒於歐盟官僚中央集權主義式的發號施令,一個正當的民族憤慨可能因而產生,希臘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而這在其他地區也有可能發生。托洛茨基便指出過,工人階級和其組織才是一個“民族”真正的捍衛者,因為“民族”中的多數人其實都是工人階級和其盟友。

    74. 有關歐盟是“進步的”,將不可避免地走向一個“統一的歐洲”的幻想已因本次經濟危機而被徹底粉碎。這種幻想,不僅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和親資本的工會領袖所擁抱,甚至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乃至託派的信徒都有所期待。但這種幻想已經因歐盟的新自由主義特徵而明確遭到嚴重削弱,譬如歐盟通過的反工人的《工人職位法令》(Posted Workers Directive)等法令,為迫使工人接受新殖民世界的薪資水準和工人條件而打開了大門。這樣的觀點隨著可察知的事態而進一步強化,尤其是那些作為勞動力接受方的國家被迫接受一個虛擬的殖民勢力強加的痛苦和發號施令勒令。而這正是希臘說所面對的,接受歐盟安插的(至少試圖安插)官員在數個部門辦公室,以確保(希臘政府)執行緊縮政策。同樣也可應用在義大利,號稱“非政治性”的蒙地政府(Monti government )發動的“政變”,將貝魯斯科尼趕下臺。同樣的進程也發生在希臘,一個“全國國民政府”取代了帕潘德里歐。這個政府由歐洲央行前任副行長帕帕季莫斯(Papademos)領導,他同時以新民主黨和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的仲裁者自居。

    75. 這代表著歐洲進入一個新階段,反映出了經濟危機的深度和嚴重性、對工人階級猛烈的剝削、工人階級本身的抗拒、以及作為階級鬥爭激化的後果。即使在“社會安定”的“正常”階段,兩個抗衡的階級之間依然進行著一場暗戰。然而最近這場內戰以更直接和公開的形式發生,因為資產階級在某些例子中採取了對付工人階級的權利和生活條件殘酷的策略,誠如希臘所明顯顯示的。希臘工人們依舊勇猛地抗拒著,在反對政府實施對未繳納新制財產稅者強制斷電時展現的力量足以反映。這件事情伴隨著一場我們的同志正參與其中的“拒絕付款”運動。但是,即使在其他國家,當前階級鬥爭尚未到達這個階段;譬如在愛爾蘭、英國和其他國家等等,一種“單方內戰”早已開打,只是當前工會領袖還未做出充足的應對性反抗。事實上,資本家在許多國家已經贏了第一輪的戰鬥,在某些國家如希臘,也贏得了第二、第三輪戰役。在英國,自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掌權以來,已經失去了30萬個公共服務部門的工作機會,並正計畫削減另外40萬個職位。奧斯本(Osborne)和卡麥倫(Cameron)承諾的用以替代它們的私營部門的工作機會,如同灰燼中重生的火鳳凰已被證實完全是種幻想。空空蕩的工廠中充斥著“灰燼”,失業率大幅升高,但卻毫無火鳳凰出現的跡象;他們早已飛去中國或者其他“成長區域”,不會再回來了!

    西班牙和葡萄牙注意懸崖

    76. 隨著西葡兩國右翼政府的掌權,工人階級可以預期他們的處境的急劇惡化。西班牙拉霍伊(Rajoy)帶領的新的右翼政府和六月選舉產生的葡萄牙中間偏右的聯合政府承諾要加深和擴展緊縮政策。葡萄牙經濟在2011第三季(7月到9月)已經連續衰退了四季,是歐盟27個會員國中表現最差的。與前兩個季度環比,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了0.4%;與前一年同一期同比則降了1.7%。稅收增額造成公務員和養老金實際的收入與2010年相比減縮20%。具有重大意義的是,十一月群眾性示威和總罷工中,軍人和員警也穿著平民服飾加入抗議,這次行動造成全國日常運作全面停擺。

    77. 即使是高齡87歲的葡萄牙社會主義黨(PSP)前領袖和前任總統馬里奧-索雷斯(Mario Soares)也被迫站出來反對政府的方案和支持總罷工!索雷斯嘴臉真是轉變迅速,想當初他是讓1970年代初的葡萄牙革命變質的關鍵人物!他當時扮演(與CIA有所聯繫的)德國社民黨的角色,促使葡萄牙反革命以所謂“民主的”形式實現,並因此挽救了葡萄牙的資本主義。《時代》雜誌在1975年3月發生的事件之後,過早發佈了訃告宣告葡萄牙的資本主義死亡。不幸的是,索雷斯以及他的黨,加上當時其他因素——尤其是缺少一個群眾性革命政黨,從而成功地讓資本主義起死回生,使革命的成果付之一炬,並反過為今日葡萄牙人所面臨的噩夢埋下了基礎。

    78. 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1974年開始的葡萄牙革命的傳統將會被投入鬥爭的新世代重新發現。在今天,一個領導群眾的組織的需求依舊像1974年推翻卡爾塔諾(Caetano)政權之後的日子一樣迫切。即使葡萄牙共產黨在工人階級中扮演重要的存在,它尚未成功消除過去史達林主義的傳統和方法,也因此無法接觸新世代而擔當一個真正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的革命性政策和組織。另一方面,左翼聯盟(Left Bloc)雖在其創建時承諾成為一個新的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性革命的基礎,卻因為其階級組成的異質性而踟躕不前——它並沒有如它宣稱的深深紮根於工人階級,尤其是產業工人中。最近,它支持社會主義党的總統候選人助選更是一種機會主義的作法!葡萄牙的一小群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要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綱領而奮鬥,面向新一代的青年和工人,並同時將之與兩大左翼勢力葡共以及左翼聯盟內的鬥爭聯繫起來。

    79. 持續的經濟危機可能將歐洲的民族問題重新帶回議事日程中:例如西班牙和英國內部,英國內部特別是蘇格蘭和威爾士的問題。即使在一些看似民族問題已經得以解決或被置於幕後的國家,這也有可能重新浮現,諸如比利時、義大利(北部地方和上阿迪傑大區(Alto Adige))、愛爾蘭、賽普勒斯等等。除非採取一種清楚的政策和措施,否則這將會使工人階級的鬥爭複雜化。這涉及對正當的民族意向的支持,但又反對資產階級式民族主義,同時通過統一的工人組織、工會和政黨為行動中的工人階級謀求最大的團結。

    80. 在西班牙,隨著歐盟強硬地要求更多財政刪減,右翼政府將快速引入各種“改革”,其實也就是大規模的反動。一項約涉及160億歐元的削減支出方案必將施加於西班牙人民以緩和“市場”的走向,而實質上只有極少的債券交易秩序委員在控制。大眾党(Partido Popular )的領導拉霍伊默默地勝利了,或許是期待他的政府將在之後能修正當前經濟。然而資本家對這個右翼政府所能供應的毫無信心,PP大選的勝利導致隔天股市大崩盤!這也是默認了即使在龐大失業率存在時,西班牙的工人和他們的組織依舊是一個強大的勢力必須審慎對付。薩帕塔洛(Zapatero)的政府選擇抑制與工人階級進行全面廣大的對抗的政策,因為其所謂的“社會主義”出身;然而實際上,他們已經向右翼走得如此遠,就像在“憤怒運動”(indignados movement)所顯示的一樣,只能將之視為另一個資本主義政黨。

    81. 也許在開始階段抗爭會有暫時的停頓,西班牙群眾需要彙集他們的勢力和想法,準備對抗一個完全右翼的大眾黨政府。在西班牙的社會、工業和政治領域內,一場持久的鬥爭展開了。“憤怒運動”始於西班牙,很明顯是受到埃及革命的啟發,運動一開始就採取明確的“非政治性”立場。這明白無誤地是由於青年中對腐敗的主流政黨的完全失望。這也包括對工會和聯合左翼(United Left – IU)的失望。確實聯合左翼(IU)在西班牙國會中的席次增加了三倍,但但是,在(群眾)對所有資本主義政黨失去幻想,尤其對“社會主義黨”也幻想破滅的情況下,加之整個毀滅性經濟危機的背景,它(聯合左翼)的表現本應該遠遠好得多。西班牙第三大城瓦倫西亞(Valencia)有四分之一的勞動人口處於失業中。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党(Partidoc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 PSOE)在2011當地議會中席次為1977年佛朗哥政權垮臺以來最低的,只有110席。

    82. 不論如何,在西班牙面臨如此嚴重危機和迫切尋求可行性解決方案的緊要關頭,年輕人中政治上棄權主義的想法不可能再維持下去。“佔領”運動終將煙消雲散,除非它能選擇明確的政治方向。工國委(CWI)在西班牙必須繼續執行迄今為止十分成功的做法,即在左派組織內(尤其是在聯合左翼中)推動清晰的馬克思主義鬥爭路線的的鬥爭,從而能夠將那些為佔領運動所吸引的青年引導上明確的階級路線。我們也必須同時繼續高舉清晰獨立的馬克思主義大旗。當拉霍伊宣佈,“不會有奇跡了……我們不會做出任何承諾。”之時,其實也表明了西班牙的資本主義制度作為一整套體系而言,正如(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乃至全世界範圍內一樣,已經徹底破產了。

    貝盧斯科尼走了,但義大利面臨更多削減支出的打擊

    在其他國家也發生了類似路線,包括那些類似於所謂義大利民主黨的貝爾薩尼之類的所謂“左派”力量。民主黨是曾經強大一時的義大利共產黨的殘餘,而他們加入了資本家們的共謀,用蒙蒂組建的完全不民主的“技術官僚”的政府取代臭名昭著的貝盧斯科尼。事實上這是右翼發動的一場“軟政變”,但是“左翼”政治領導人們對此沒有絲毫抗議。他們現在表現出對於奪取政權上臺的恐懼,正如托洛茨基對20世紀30年代比利時社會民主黨的“亨利-德-曼計畫” 的評論所分析的(注:前比利時弗拉芒族社會民主黨人亨利-德-曼(Henri De Man)提出的如何限制納粹主義在比利時的發展的計畫,當時被媲美于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新政,德國納粹佔領比利時後亨利-德-曼曾與納粹合作)。部分是由於貝盧斯科尼長期掌權而隱藏的毀滅性危機現在已經清晰可見。義大利經歷了經濟停滯的“失去的十年”,而如今經濟增長位於世界排名表的底部。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只有辛巴威、海地和厄立特里亞的經濟增長表現比義大利更糟”。正像其他南歐國家,首當其衝遭受打擊的是失業率至少30%的青年,而且其中許多人因為住房危機被迫繼續與父母同住直到他們40多歲。作為“國家保護傘”的蒙蒂政府在歐盟敦促下,將試圖攻擊所有義大利工人階級在過去所贏得的成績,特別是削減養老金和將退休年齡延長至67歲。但這不會毫無代價的贏得,正如北方聯盟的博西在貝盧斯科尼下臺前提出的警告,如果他們敢動養老金的話,“人們會殺了我們”!這同樣適用于蒙蒂政府或其他任何將取代它的政府。

    83. 在義大利,也在其他國家正在發生的是,整個家庭唯一收入是一個退休的父母的養老金。而蒙蒂政府必將對養老金進行的攻擊會在義大利比其他國家對整個家庭有更直接的衝擊。這必將會挑起群眾性的抵抗,而且提高退休年齡也是如此:“你怎麼能在一條生產線上工作到67歲才退休呢?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我們現在生產一輛汽車用的時間不到一分鐘。”《金融時報》報導一名義大利汽車工人的評論。

    84. 因此,認為這個政府將能維持到2013年舉行大選的期望是一種幻想。如果蒙蒂政府有“左”傾的變化,譬如引入財富稅,雖然這可能性不大,但不能排除——那麼它將遭到目前在紙面上仍然佔據大多數席位的右翼政黨的打擊而垮臺。但是,重要的社會問題絕不會在議會中得以決定。其決定性的影響將發生在工廠、工作場所和“街頭”上。貝盧斯科尼下臺之時,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唱頌“聖歌”更像是一場“解放”,而不是政府輪替;義大利各地的學生的遊行的口號和強烈的反應是即將到來時代的一個標誌。

    85. 所有的主要工會都呼籲在12月12日舉行總罷工,因為此前幾天剛剛宣佈新的緊縮方案,這是來自底層憤怒爆炸的一個跡象。它預示著一個新時期的階級鬥爭,這也證明了仍然堅持支持義大利民主黨的義大利重建共產黨(Rifondazione Comunista)的左翼根本沒有能力領導鬥爭。而由著名的金屬工會領導人喬治-克萊瑪薩其(Giorgio Cremaschi)所發起組織的,已聚集數百左翼人士的“取消債務”運動(Cancel the Debt)也將在主要的階級衝突中經受考驗。

    86. 義大利將在今後一個時期目睹其最好的革命傳統的死灰復燃。建立“工人陣線”的概念,即將最優秀的激進工人階級戰士和青少年組織起來,可以奠定重建一個真正的工人政黨的基礎,以填補當前義大利需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義大利和希臘出現的非民主的政權對當前階段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性質和局限性提出了質疑。

    波拿巴主義的元素

    87. 資產階級民主的功能之一是遏制上升的不可控制的危機中緊張的社會衝突局勢,將之限制於每天日常的“正常而和平的”議會鬥爭中。但隨著緊張的階級局勢日益上升,所蓄積的“電流”終於達到使“保險絲”癱瘓的程度。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的話語就概括出了跨階級的解決危機的方案的想法,“我們需要守望相助。” 但是,在這階級緊張局勢加劇的時期,幾乎沒有多少人會相信階級鬥爭已經淡出的說法。所謂的世界首富巴菲特直言不諱地表示:“現在確實有一場階級戰爭,好吧,我的階級,富人的階級,正在發動這場戰爭,而且我們正在取勝。”

    88. 面對如此一個嚴重的甚至威脅性的挑戰,其將表現出越來越多公開的特徵——在希臘和其他地方——資本家們能夠訴諸議會外的措施。即使是在在最“民主”或“共和”的國家中,國家政權仍然表現出了波拿巴主義的特徵,即各國政府可以在“緊急情況”下訴諸的“潛在的”或“後備性的”的措施。這一進程的一部分表現為國家日益增加的鎮壓的傾向。而議會外極端反革命的措施當然就是法西斯主義。資產階級不能在當今時代訴諸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式的經典法西斯主義。因為階級力量的對比,尤其是工人階級在社會中壓倒性的力量,包含其中的新階層,以及小資產階級或其中部分階層的激進化,將這可能性排除了。

    89.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資產階級不會去尋求更多的“集權”措施,其目的就是繞過民主控制的通過選舉產生的機構。在未來,尤其是如果工人階級和它的組織錯過各種機會去介入事態的發展,而導致群眾性幻滅的話,那麼不可排除——在具有各種野蠻特徵的混亂中,一個新的“強人”會出現。這正如20世紀70年代在拉丁美洲所出現的一幕。在噩夢真正降臨之前,特別是如果馬克思主義能贏得絕大多數的人的支持的話,工人階級將擁有不止一次機會去實現社會主義轉變。很明顯,在在過去的兩三年中,希臘工人階級本可以有奪取政權和實現社會主義轉變,如果他們能得到一個群眾性革命政黨的領導的話——而我們當前的組織就是建立在群眾基礎之上的。

    90. 但是,即使在目前的危機,資本家們仍然可能恢復波拿巴主義的形式——特別是議會波拿巴主義——尤其是在出現的政治僵局,這在希臘和義大利已經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此外,這種措施可以威脅全歐洲範圍,也可以針對具體的民族國家;例如我們可看見在愛爾蘭人民和國會獲悉明年愛爾蘭財政預算案的具體內容之前,德國聯邦議院已經外泄了相關內容!由於默克爾和薩科齊的縱容——非選舉產生的歐盟委員會使出波拿巴措施以迫使不願吞下財政緊縮政策的“惡棍”國家們就範。他們提出一個更嚴格的在經濟繁榮時期都無法完全實施的“穩定公約”,因此在嚴重的經濟危機時期,更不太可能得到有效實施。他們同時威脅要對那些違反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限制的有罪的國家進行“罰款”。

    91. 然而,在這個階段,議會波拿巴主義仍然是非常薄弱的的形式。然而,一旦狀況發生變化,它隨時發生強烈影響,尤其是當階級鬥爭局勢在一些國家加劇的時候。此外,在希臘,如果苦澀的局勢進一步發展的話,一旦自上而下的緊縮政策帶來的全面打擊而使希臘人民感受到過去一段時間遭受的痛苦,那麼工人階級會重新開始反抗。

    極右翼

    92. 歐洲的極右翼政黨和組織繼續佔據了政治真空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政治真空已經存在了相當一段時間。事實上,在一些國家,他們特別是在選舉領域得到進一步加強。法國勒龐(Marine Le Pen)領導的極右翼國民陣線可能會對明年的總統選舉產生重大衝擊,甚至不能排除她可能在第一輪初選中擊敗薩科齊在。在荷蘭,維得爾(Geert Wilders)的自由黨(PVV)正支撐著現政府。維得爾在民意調查中是該國第二受歡迎的政客。在奧地利,極右翼的自由黨在民意測驗中僅次於或與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的支持率持平,而未來聯盟(BZO)也獲得了5%的支持率。在俄羅斯的議會選舉中,日里諾夫斯基率領的右翼民族主義的俄羅斯自由民主黨獲得11.4%的選票。糟糕的是,在民意調查中希臘的民族主義右翼政黨人民正統黨(LAOS)目前得到8%的支持率,而在匈牙利的惡毒的反猶太主義的更好匈牙利(Jobbik)在2010年的選舉中贏得接近17%的選票,和47個議會席位。其選票數量比2006年的上次選舉超過7倍。此外,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德國、義大利、英國和其他地方存在一些具有有准軍事組織的惡性極右翼組織,雖然其成員數量仍然很少。在夏季挪威由種族主義的右翼狂人安德斯-布列維克(Anders Breivik)針對無辜者發動的屠殺揭露了他們可能製造的破壞和混亂。其次是,一個德國新納粹分子的小集團在過去7年進行一系列謀殺活動,但從來沒有被警方發現。

    93. 當這些政黨和組織抬頭時,必須對此認真應對,但他們仍然不能代表右翼反應的一個堅實基礎。為確保選舉中的支持度和認受性,其中多數政黨試圖淡化其公開的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反伊斯蘭主義等。但是,如果工人階級不能提出一個明確的替代方案,組建一個新的政黨為他們進行抗爭,那麼這些右翼政黨就會有所發展。隨著危機的加深和隨之而來的無助和絕望的增長,它們可能得到進一步成長。所以,對我們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和各國支部而言,當前,我們迫切需要特別繼續注意反對工人運動的極右翼,並用有效措施對打擊和削弱他們的影響。

    俄羅斯和東歐遭受嚴重影響

    94. 東歐和俄羅斯也嚴重受到歐元區危機的影響。捷克、匈牙利和波蘭的本國貨幣價值一落千丈。最近還被視為本地區的“避風港”的捷克克朗兌歐元匯率也明顯下跌。此外,捷克共和國可能會是遭受打擊最明顯的國家,因為其國內生產總值的49%是出口到歐元區,而匈牙利出口歐元區是44%,保加利亞和波蘭是20%!另一方面,俄羅斯出口歐元區的貨值只占國內生產總值不到10%,而土耳其僅略高於5%。這些國家通過回歸資本主義和加入歐洲而實現通向永恆的財富和繁榮的階梯的金光閃閃的承諾與前景已經被嚴重破壞。儘管歐盟充滿混亂,但是像波蘭這樣的國家中的統治階級或上層仍然對加入歐盟滿懷期待和敲門不止。然而,當塵埃落定,如果發生了一切註定的,那麼在今天歐洲爆炸性局面終結之時,那麼對這些國家而言,它們可能會發現根本已經無門可入!歐盟的權柄對其影響越深的國家諸如波蘭可能會發現結果是它們自己重新陷入一種經濟災難之中,正如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等國在過去一段時間說面對的經濟災難。

    95. 與此同時,普京政權依賴石油收入所獲得的光輝也逐漸黯淡。因為世界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可能進一步下滑而影響到了這種商品的價格。與此同時,民眾中有越來越多的不滿,部分反映在對人為操縱的議會選舉的結果不滿。普京的政黨“統一俄羅斯”黨已經失去了其三分之二的多數,從64%的支持率下降至只獲得半數選票。共產黨的得票率從11%提高到近20%,它似乎從部分青年處贏得相當多的選票。由於針對反對派的取締和恐嚇,普京政權尤其擅長這種藝術,所以真正的群眾不滿只能是間接的方式表達。然而,引人注目的是普京出席一次武術比賽時,根據他自己承認的他可是這方面的“專家”——他竟然遭遇群眾的噓聲。這明顯震驚了普京。然後,他的辯護士狡辯說他們並不是反對普京,而是只是想去廁所!因此推測,他們想邀請普京去“一起撒尿”!

    96. 在現實中,類似這樣的事件表明了人民中所蘊涵的對於普京的仇恨——以及以他為“沙皇”而形成的周圍與世隔絕的小圈子和他的政權。他們以犧牲人民為代價掠奪俄羅斯的資源,群眾中越來越多的人表示:“普京主義就是他創建的選擇性的專制政府就是一場龐大的廉價出售國家資源的後備箱大拍賣。”(大衛-赫斯特(David Hearst),英國《衛報》,2011年11月30日)。他上臺時曾經承諾要消除“寡頭”的權力——他們中的七個控制了俄羅斯一半的財富,——但是,他在實際中創造了一整套新的黑幫寡頭以謀取他們自己的權利,以替代像霍多爾科夫斯基這樣少數幾個被關押的寡頭。最近在倫敦的法庭進行的別列佐夫斯基和阿布拉莫維奇之間的案件則暴露了對俄羅斯經濟進行可恥的掠奪的所有血淋淋的細節,他們通過大規模私有化和“野蠻的資本主義”偷竊了俄羅斯人民創造的資源。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犯下的最大規模的搶劫。這兩個寡頭和他們的斑斑劣跡使得卡彭(Al Capone)和巴格西-西格爾(Bugsy Siegel)這些20世紀30年代的芝加哥黑幫看起來就像普通的街頭毛賊一樣。

    97. 一個強烈的意識正在人民中,包括青少年中,不斷壯大,雖然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對於俄羅斯和前蘇聯復辟資本主義曾經有最大的幻想。但是,在經歷了一個腐爛和未老先衰的俄羅斯資本主義制度後,他們所經歷的另一個政府卻是一個強盜政權。正如英國《衛報》的文章指出:“俄羅斯人仍在等待他們渴望的正常生活。許多放棄了等待。針對莫斯科國立大學的5000名學生進行的私人民意調查發現,80%打算離開俄國。”估計俄國有30%至40%的人口想移民離開!

    98. 赫斯特還表明大量資本正在潮水般地逃離俄羅斯。今年的“財大氣粗”的富豪們通過資本流出增加一倍,即從340億美元增加到700億美元,來證明他們的“愛國”!此外,原油價格達到每桶125美元,但這不意味著將有4倍以上的資金可以用來改善俄羅斯人的生活,因為占GDP一定比重的資本正在逃離,而不是進入。換句話說,無論是人口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年輕人,還是資本家及其國際支持者都對普京和其所依託的政權沒有信心,因此,發生革命的條件,一場社會爆炸,正在醞釀之中。一位莫斯科的分析人士尼古拉-彼得羅夫(Nikolai Petrov)說,“很明顯,當局擔心開羅式的情況會在(莫斯科)發生。”[《金融時報》12月5日。]

    99. 正如其他地方一樣,工人階級獨立的力量未能通過強大的獨立工會或建立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而表現出來。在這個階段反對普京的主要力量是圍繞著那些“自由派”,他們反對普京的“裙帶資本主義”,而希望建立一個更加“正常”的資本主義,建立在牢固的“[資本主義]法治的基礎上”。

    100. 由於俄羅斯工人運動的歷史,一旦付諸行動,他們將重新找回過去豐富的革命傳統。新一代認真審視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的學生以及青年工人將為工人運動在俄羅斯的崛起提供必要的酵母。

    結論

    101.顯然,我們已經到達了一個世界歷史上的轉捩點。在全世界的目光下,資本主義的徹底破產已經是明白無疑的了。資產階級——至少他們的代表——已經公開承認他們無力解決人類的問題。所有提供的拼湊補救之法都是遠遠不夠的。在經濟領域與社會領域,勞苦大眾日益增加的貧困和環境問題已經將之徹底暴露。任何虛偽的“綠色議案”的幌子都被拋擲腦後了,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命脈正面臨著生死存亡而亟需挽救其制度。雖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虛幻的幻想,但是英國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宣佈即使可能導致有害氣體排放的上升,也要不惜任何代價實現“增長”。同時,在德班舉行的氣候變化會議完全處於混亂狀態中,可能直到會議破裂,都無法達成一個最小共識的協議。這進一步證明了我們的論點,資本主義無力將世界從災難性的和潛在不可逆轉的冰蓋融解和作為整體的環境問題中挽救出來。

    102. 在危機期間,巨大的階級鴻溝正不斷擴大,並註定要進一步擴大。但最大的差距是日益衰敗和瓦解的資本主義的客觀形勢與群眾覺悟之間的差距。這個問題由若干不同來源所呈現出來,並且(其表現)在不同的大陸之間和一個大陸的不同國家之間有所不同。由於對最近階段的繁榮的記憶,工人階級中的部分階層面對危機的嚴重程度和長期性仍深感震驚。他們將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認識到資本主義為尋求出路,正以損害他們及他們家人的權利和條件為基礎。人還抱著一線希望以期待“好時光”將重現。當這無法實現時,其中大多數人將充滿失望。然而,如果我們認為這是所有工人階級,或者大部分工人階級,對前景的預計;那麼我們將犯下錯誤。自從2007-08年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經給眾多工人階級,特別是年輕人,的意識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記。然而,正如我們此前反復多次說明的,這些工人中的大多數人清楚地知道他們不想要什麼,但尚未明確地認知需要的替代選擇。但是,正在發生的各種事件和大事件將改變這一點,並為進一步的革命或類似革命的爆炸性局面提供基礎,導致勞動人民的覺悟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在這一階段,包括群眾性政黨在內的工人階級的新的政治形態將會出現,並將給我們提供機遇。(工人)覺悟的改變將使我們為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贏得最優秀的力量。

    組織起來,共同行動,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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