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北京奧運會的抗議和民族主義問題— 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答覆

2008年五月月2日 下午 12:00Views: 33

在一番眼花繚亂的為北京奧運會而進行的宣傳平衡活動以來, 當局宣佈將與「惡魔」達賴喇嘛方面進行會談。

中國勞工論壇(www.chinaworker.info)同時國營媒體開始大規模鼓吹與法國的「友誼」和利用警方力量以平息反西方的抗議活動(正如在2005年反日抗議活動中採取的類似手法)。政府最新的變化必然將在民族主義的青年中產生新的危機,並導致在西藏流亡政府的領導集團內部發生變動—變動的程度將取決於西藏流亡政府的領導人對北京做出多大程度的讓步。基本而言,這樣的會談將很難達成什麼實際的結果,但這將被當局所利用以消磨時間從而為奧運會的舉辦提供一定的寬鬆空間。我們作為社會主義者對於西藏流亡政府領導人及其團體的立場是清晰而明確的:我們批評他們缺乏任何社會主義性質的政策而只重視與資本主義政府(其中也包括北京當局)進行秘密交易,卻沒有向中國的漢族工人階級發出進行共同鬥爭的階級呼籲。但是,我們仍然捍衛他們進行政治性活動的「權利」,例如和平抗議和反對鎮壓。對北京而言,僅在數周前還在指責達賴喇嘛是「批著和尚外衣人面獸心的禽獸」並(可笑地)說是他個人策劃了世界範圍內的抗議活動。而如今北京政府決定與達賴方面會談,如此180度的轉變對民族主義的中國青年而言,就好比是美國的布什總統決定邀請本拉登進行談判!中國民族主義青年們現在將可能嘗到「中國藏藥」的苦頭–他們的任何抗議將被政府所扼殺,網上的過激評論將被屏蔽。如果他們敢於堅持抗議活動,那麼他們將可能嘗到國家警察力量的「鐵拳」。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民族主義的狂潮。與其說這是一場「自發的」大眾感情的迸發,不如說這是主要由當局和國家運營的新聞媒體所刻意在奧運會開幕前營造出來的護身符。對當局而言,他們的夢魘是由於徵用土地、環境污染,警察鎮壓和12年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而導致的無數局部抗議運動的集中來臨。而奧運會將能提供一個聚集點使人們反政府的抗議匯聚而成為一場民族運動。因此當局抓住這次西藏事件,尤其是其中某些(藏族)種族主義者對於漢族和回族的種族攻擊,而進一步經過大眾傳媒煽動起親當局的民族主義情緒。當國際性的針對北京奧運會的抗議發生的時候,當局繼續重複這一做法,將所有的抗議都視為企圖羞辱「中國」和破壞北京奧運會的舉動。

中國當局有意識地錯誤暗示所有針對奧運會的抗議都來自於敵對勢力,西方媒體和西方政府。在此我們有必要解釋,海外的資本家們並不想與中共當局尋求敵對狀態,相反為了利潤,他們想要與之保持良好的關係。西方的警察力量已經拘捕了數百名藏族抗議者和他們的外國支持者以贏得北京的善意從而『保護』價值數十億元的奧運會商標。家樂福的老闆已經卑躬屈膝地向中共當局道歉,以保證他的公司不在中國支持任何「非法組織」(這一概念包含了所有不在中共控制之下的組織!)。這些事件充分地暴露了在國際範圍內資本家們的偽善和以及他們與中共當局的共同合作—進行一個巨大的「合資」來共同剝削工人階級,但他們都共同否認另一方的存在:無論是西方的大商業機構還是北京當局都想在剝削工人和破壞環境問題上隱藏他們所應承擔的角色。

當然,在不同(民族或者區域)的資本家間也會因為一些(利益和經濟)問題而導致激烈的民族關係緊張,並在未來的時候可能會導致嚴重的衝突。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基於民族國家的基礎之上,儘管存在著全球化的過程但它對於資本家階級而言仍然是基本防禦線(包括經濟甚至軍事上)。但是現在無論哪一方都試圖緩和形勢。薩科齊在法國資本家的督促之下已經邀請金晶訪問法國並為巴黎發生的抗議而表示「歉意」。

在西方的資本主義政客之間,即反對黨的(希拉裡-克林頓、奧巴馬,德蘭一樣所謂的法國『社會主義者』和印度的人民黨)和那些處於執政地位的(布什、 薩科齊和辛格)之間存在巨大的區別。執政黨必須屈從於資本的力量而與北京交好,所以也就不會針對發生在藏區或者其他地方的抗議活動的鎮壓而表示抗議。而同時反對黨的政客們就能夠從指責中國當局和它的反民主的習慣而為選舉謀取利益,但這不影響到他們上台後的實際政策。一旦他們被選為執政黨,他們也就會轉換到一個『建設性的干預』的角色上 (可以讀作為:生意)與北京進行接觸。

無論表達怎麼樣的口頭譴責,這些政客都會通過他們的行動來說明他們事實上一直試圖尋求與中國合作—總是尋求在中國的新的生意機會。這一基本事實—國際範圍內針對奧運會的抗議並不是由統治階層所引導或者支持的—卻為一部分的中國和國際上的左翼所誤解和忽視,而導致將在中國內部民族主義情緒的湧發當做是『進步的』或者『反資本主義的』。

這些事件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測試。我們需要清楚地辨別社會現實,即這一民族主義情緒的階級基礎。當局之所以能夠動員起城市中的中產階級和青年學生,是因為他們有條件在互聯網上進行廣泛的討論並與當局關係相對緊密,而最廣大的被壓迫階層—工人和貧苦農民—的聲音在這場辯論中幾乎不為人所聽到。當然在現實世界中工人群眾也能被國營媒體壓倒性的宣傳和因為缺乏任何可替代的思維選擇而影響。因此這也正如9/11之後的美國,公眾的民意調查中布什曾經獲得了高達80%的支持率。但五年之後,布什成為自尼克松以來最不受歡迎的總統。(尼克松因為「水門事件」在1974年被迫辭職)

這一點是很清晰的,許多中國的平民百姓,包括中國工人,認定目前的情緒與西方媒體的「傾向性」和「反華」密切相關。我們絕不否認這種「傾向性」的存在,也正如中國國營媒體所存在的「傾向性」一樣。與其說所謂的「中立」和「客觀性」,在所有階級社會中新聞媒體所反映的必然是統治階級的觀點和「有挑選的事實」。但是在中國內部所發生的抗議,其核心是 「親資本主義制度」和「民族主義情緒「的階層,而且這一階層本身與當局之影響並不遙遠。這是一場沒有清晰政治要求的運動,(除了呼籲要求『道歉』)。因為它的盲目性和缺乏方向,也就意味著更容易為當局所控制。但正如前面所說的,隨著事件的迅速變化,它仍然會失去控制。根據一個民意調查反映中國大陸十座城市裡66%的人支持抵製法國公司。我們不會將這這些支持者都視為一個單一化的「反動群眾」團體,這將是錯誤的判斷。就其中一些而言,毫無疑問他們對外國的媒體和政客的不滿的表象下其實存在著更深層次的原因,代表著整體上更多的不滿(絕對不僅是對於價格飛漲的不滿)以及也包含對於中國向外國資本「過度開放」的情緒。對於那些參與抗議家樂福活動的年輕人而言—4月19日到4月20日在約20個城市中發生抗議家樂福的運動—可能是因為這是他們屈指可數的不多能上街表達自己的機會,這也許比抗議家樂福的議題本身更重要。所以如果將抗議活動的參與者都看做是強硬的民族主義者或者是當局的忠誠支持者也是完全錯誤的。但我們必須清晰地認識到是哪一階層在為整個活動定下基調—以及這一階層在政治上的「反動性」。

民族主義者和大多數資產階級的評論者們都根據一個「完全統一」的民族實體的觀點來解釋所有事物。馬克思主義者拒絕用這種單一性的而非辯證地觀點來觀察事物。與其說「一個統一」的中國,法國或者美國背後,事實在這些社會內部存在著不同的互相對立的階級鬥爭。我們對待每一個政治問題都是必須利用階級立場分析的觀點來判斷—也即在中國或者法國的不同階級力量到底做了什麼和為什麼這麼做。那種所謂「中國的奧運會」或者「法國支持西藏獨立」的觀點是錯誤的,並且是在誤導群眾,因為它們將中國一個流動的農民工與聯想公司的總裁或者一個法國罷工的火車司機與薩科齊政府的部長混為一談。在巴黎發生的對於「火炬傳遞」的干擾和攻擊並不是法國資本家和薩科齊政府的本意,他們也為此感到震驚與尷尬(因為這意味著有損於他們的對華貿易)。CNN和BBC中所反映的針對中國當局在西藏問題上的抗議和譴責(在近十年一面倒的宣揚有關經濟「奇跡」的同時)事實上反映的是西方資本家們所感受到的壓力—因為他們與中國專制當局「合資的共同發展」將暴露在群眾面前。為了要表示他們相對於北京當局的『獨立』,資本主義的政客和新聞喉舌為了其「民主的外衣」而進行一些公開譴責(但在威脅到他們的現實利益之前他們已經開始有所改變)。所以在我們所有的分析中,社會主義者需要揭示這一階級真相。我們必須明確一點中共當局的現實政策並不是在捍衛「所有中國人民」的利益而是捍衛控制著全民財富40%的那1%的人口,而真是他們通過大規模系統化的「盜竊與剝削」剝奪了大眾的財富。

一場危險的遊戲

在這一場危機中,當局所採取的一系列行為並不意味其具有強大的力量,而是一系列孤注一擲的行動。一旦給民族主義注入力量,民族主義情緒就很難為政府所控制。當局已經開始嘗試遏制反家樂福運動。國營媒體現在正在急急忙忙地為這一法國公司辯護,並解釋在中國的家樂福出售的產品中95%是在國內生產的。社論正在以書面形式捍衛「改革開放」並反對「過度民族主義」[《中國日報》,4月23日]。法國事實上是被有選擇地作為一個『軟性目標』而進行抗議。因為按照組織者自己的邏輯,抵制美國產品和公司將被證明更為正確。畢竟,美國民主黨人在西藏問題上對中國的譴責比其法國同伴更為嚴厲,而達賴喇嘛目前正在美國旅行並會見了一名布什的重要助理。但抵制美國公司(包括奧運會的獨家贊助商可口可樂和麥當勞)將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尤其是美國總統選舉期間。這有可能在中美貿易問題上導致「核彈」爆炸的效果—導致美國的政客們呼籲反向抵制中國貨物。2007年法國對中國出口額為1010億元人民幣,而美國對中國出口達到了4540億元人民幣。但美國從中國進口的貨物價值五倍於出口,達到了2萬億元人民幣!因此美國逃脫了民族主義者的「搜索雷達」。隨著其經濟危機的加深和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如果如同「抵製法國」運動一般進行「抵制美國」運動將可能導致貿易戰的全面爆發,當面對這一問題的時候,則奧運會本身將變得無足輕重。

這可以解釋中共方面試圖緩和奧運會的危機。但是在海外發生的事件—例如達賴訪問德國和巴黎政客授予他『榮譽的市民』的決定—使緩和的努力愈加困難。他們一旦能在火炬到達對中國而言的「安全地帶」就設想關閉在網絡上相關的爭論。同時他們追尋達到精妙的平衡,以利用親奧運會和反西藏的氣氛來抵消反奧運會的抗議從而達到政府正在事件中獲取「勝利」的表象。但這其中仍然存在大量危險。如果當局向法國政府示弱,那麼它自己就可能被指責為「叛徒」而成為民族主義者的目標。

從現在到八月奧運會之間還有很多事件可能發生。如果馬克思主義者保持一個堅定而獨有的立場,那麼就能繼續暴露出各方面資本主義精英的偽善,並且可以充分解釋我們作為國際社會主義者所提出的替代選擇。從這一點出發,當民族主義「鴉片」開始失效的時候,那麼真實世界—低廉的薪水,缺乏食物,國家鎮壓的存在—將能提升大眾的政治覺悟。

我們反對在西藏發生的國家鎮壓,並將這種鎮壓與全國範圍內對於工人和農民的鎮壓聯繫起來,我們這麼做的時候也是為了捍衛列寧關於民族自決權的立場。列寧和托洛茨基關於此類重要問題的立場是對於那些在這次危機中與中共當局站在同一陣營的「左翼」尖銳而坦率的回答。大家也應該研究我們在斯里蘭卡的團體,聯合社會主義黨(USP)在民族問題上所起到的英雄的角色,那裡事實上處於戰爭狀態(去年衝突中有超過4000人被殺害)。我們反對僧迦羅多數族群的大國沙文主義,捍衛泰米爾少數族群的權利包括其自決權。我們在斯里蘭卡的團體USP已經新招募了300名泰米爾族的成員,他們中大部分為穆斯林住在斯里蘭卡島東部。我們團體的原則性立場是吸引少數民族的一個標桿,為這些階層提供了一條社會主義者道路(打破資產階級領袖的政治控制)。而且稍後當情況發生改變的時候,也將會為多數族群提供巨大的社會主義可能性。

抵制北京奧運會?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號召抵制奧運會,但不意味著我們就應該「支持「奧運會。我們之所以不號召抵制因為這首先應該由真正的工人的組織和工會在一個國家內部自主的發起。這就例如1970和1980年代南非的非國大(ANC)呼籲對白人種族隔離政權進行國際抵制。因為對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抵制意味著工人組織呼籲拒絕為進入抵制黑名單的國家或者實體生產和運輸貨物。這是一個工人國際主義合作的例子,至關重要的是必須在被抵制國家內部得到工人階級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將有助提升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顯示工人組織的力量,並避免民族主義和資本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的陷阱。一個近來極好的例子就是,南非工會拒絕為一艘往津巴布韋給穆加貝專制政權運送武器的中國商船提供卸貨服務。社會主義者不號召行動與資本主義政客截然不同作為一種抗議的形式,但他們並非是我們階級的代表!對於工人而言,布什和薩科齊是否去北京參加奧運會(美國和法國的工人會希望他們永遠留在北京不要回去—但這對於中國的工人階級很不公平!)。他們出席或缺席將無法改變他們所追尋的政策,而不過是創造幻想關於他們將試圖」改變「中國(他們確實想要變化:更多的經濟自由主義, 但是絕對不是為了群眾的利益而進行民主化)。

當我們不提倡抵制奧運會的同時,我們同時譴責奧運會是一場浪費金錢的遊戲並成為一個每日都在攻擊工人階級和貧窮者的政權提供政治宣傳的舞台(宣揚民族主義)。奧運會就好比古羅馬帝國時代取悅民眾的『麵包和雜技角鬥表演』(但連麵包都沒有事實提供!),統治階級用此來轉移群眾的注意和平復他們的情緒。如同我們的文章所說明過的,奧運會實質上是個大公司獲取利潤的奇觀,假如將這些錢(迄今為止已超過2800億元人民幣)花費在提供更安全可供飲用的水和農村地區的醫院上會更有意義。我們譴責奧運會並不是單純針對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也針對2000年澳大利亞悉尼奧運會,2004年希臘雅典奧運會或者以前的奧運會。

一些朋友問我們對於針對北京奧運會的抗議是什麼態度?我們捍衛所有民眾抗議的權利,無論是在巴黎、拉薩或者上海,也不取決於我們是否支持或者反對抗議者所提出的政策。我們甚至捍衛反對家樂福示威者的權利,而且假如他們被當局拘留我們也呼籲將他們盡快釋放,儘管事實上我們完全不同意這種令人困惑而容易引起誤導的運動並與之保持距離。關於全世界範圍內的針對北京奧運會的抗議,我們不能簡單地開一張空白支票去支持所有的抗議行動。這不僅是簡單地說了些什麼,而是問題在於是誰說的,為什麼而這樣說。那些為了捍衛被壓迫者的利益而不是使用種族主義或者大國沙文主義的思想的行為都有權獲取支持。但是根據我們所表述的意見,我們的立場與為競選活動造勢的希拉裡克林頓等資產階級政客的立場截然不同,他們將抗議北京奧運會當作親商業大集團和反對工人階級而大做表面文章。

西藏事件

西藏事件震動了中共當局。發生在西藏外的其他省份的抗議—大約有超過20000人參與了在四川數個地區的抗議活動—並不為政府所預料而且也被稱為所謂達賴喇嘛的陰謀。這些抗議是由與其他在中國範圍發生的抗議活動是類似的(貧困,失業率高,大規模的使用資本主義的政策等),就如近來在雲南和海南發生的抗議參與其中者有漢,苗和黎族的農民。貧窮甚至比宗教信仰自由對於西藏發生的事件意義更大。但很不幸這並不意味著藏族群眾在現階段已經了有社會主義或者反資本主義的立場。在今天處於連續的打擊和鎮壓之下,一部分群眾會開始覺悟並得出革命性的結論。我們的任務是支持這一覺悟的過程,作為漢族工人階級和國際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來支持這一過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於任何普通民眾來說都是沒有出路的,因此對於群眾而言與其他地區和民族的工人階級相聯合而進行社會主義鬥爭是唯一的出路。我們關於奧運會危機的文章事實上已經為一個維吾爾語網站和一個流亡藏族網站所翻譯和發佈。

在現階段,我們並不呼籲建立『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的西藏』,我們的立場類似於我們在蘇格蘭問題上的立場(那裡成為大不列顛的一部分已經超過400年)。假如我們提出「獨立的社會主義的西藏「的口號事實上它已經超越了今天西藏的現實。即使在藏族人口中也有相當人反對這一口號並且對於是否支持直接的獨立,群眾態度很難精確計算。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現中國當局的政策和鎮壓措施正促使更多的藏族人口傾向於獨立的陣營。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一問題上必須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靈活性—因時而宜。托洛茨基曾經在1930年代後期甚至提出了獨立的社會主義烏克蘭的呼籲,–將它從斯大林主義控制下的蘇聯分離出來—斯大林的罪行導致烏克蘭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而在資本主義的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波蘭的烏克蘭少數民族也遭到了殘酷鎮壓。托洛茨基解釋到除非烏克蘭的民族運動由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者領導並掌握方向,否則它就可能存在被帝國主義和反動力量劫持的危險。而由社會主義者領導的烏克蘭人民的鬥爭將可能變為促使蘇聯內部反對斯大林主義的政治革命的發動機。托洛茨基的立場當然被斯大林主義者作為他要與希特勒『結盟』分裂蘇聯的證據!(但事實上當時斯大林自己正在與希特勒政權進行秘密談判)。

在現階段,我們主要是強調反對在西藏進行的鎮壓,並說明這種鎮壓是如何而且必將在未來用於鎮壓所有進行鬥爭的團體。直到我們對於西藏問題有更為清晰的瞭解和認識,和西藏問題的進一步發展,我們對於自己的立場將限制在『消極的支持民族自決權的要求』。當然我們也會說明在一個資本主義制度下所謂的獨立將導致(群眾的)貧困和(主體的)失敗。總之,馬克思主義者支持最大可能的經濟整合和由此帶來的巨大利益—前提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大規模的社會化結構將勝過那些獨立小規模的結構。但這一立場不能強加於藏族人民、蘇格蘭人民和其他正在遭受迫害和歧視的民族。捍衛民族自決權,不僅僅是停留在口頭上,而且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也通過給予芬蘭人民獨立的權利落實在行動上,並通過這一態度贏得了前沙俄政權統治下的絕大部分被壓迫民族的支持。沒有這一正確的路線,十月革命革命就永遠不可能獲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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