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天安門事件:震驚世界的7周

2009年四月月19日 下午 12:00Views: 49

20年前北京大規模的學生抗議運動始於本周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 中國勞工論壇(www.chinaworker.info)

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從本周起將推出系列文章紀念天安門事件20週年

1989年4月15日,前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發作去世。由此開始,觸發了一場人類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之一的天安門事件。這場運動的發展很快就超越了其最初發起者的期望,並幾乎推翻了所謂「共產主義政黨」的專制政權。

4月17日,第一批抗議人群,約700名學生和教師,從15公里外的大學校園步行到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他們高喊著「胡耀邦萬歲!民主萬歲!打倒腐敗!打倒獨裁!」的口號。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內,這些口號帶來的迴響將傳遍世界各地。

數以百萬計的群眾前赴後繼地加入到了北京示威活動中,反對政府的示威蔓延到全國110個城市。在整場運動直到血腥結束之時,示威者一直高唱「國際歌」,而當局的謊言卻以此稱整場運動是一場資產階級反革命暴亂。僅僅在第一次小規模遊行的5天之後,在胡耀邦葬禮的當天,20萬人不顧政府禁令佔據了天安門廣場。在北京20多所大專院校發生了「學生罷課」,之後一個稱為「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的組織宣佈成立以協調不同學校學生間的行動。截至5月中旬,產業工人也開始組織起來和並為獨立工會運動奠定了初步的基礎。所有上述事件的發展使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感到恐懼,他們深怕出現一場「波蘭式的混亂」 [由此會發展出一個獨立的大規模工人運動]。

正如托洛茨基所說的,「一場革命就是當群眾開始直接對事件發展產生影響,並充分感知到他們進行這種影響的力量。」而這正是對當時中國局勢所能有的概括。此時,因為「將資本主義制度重新引入中國」而受到西方政府所讚賞的鄧小平當局,卻正如歷史學家莫裡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所描述的一樣,看起來,「似乎處於一片混亂和無能為力之中」。統治集團和軍方陷於深深的分裂中而無力應對。正如當時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英國支部的報紙《戰鬥派》(Militant)所描述的,「… 和平推翻官僚體系的所有條件都已存在…唯一缺少的確實至關重要的部分:清晰的綱領、戰略和戰術。」[《戰鬥派》,1989年6月9日]

在 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那個晚上,鄧小平和他在執政集團內的『強硬派』支持者終於趟著成千工人和青年的鮮血重新恢復了他們的統治。鄧小平動用了20萬人民解放軍部隊對中國的首都進行「全面入侵」。而相比之下,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也不過使用了24.8萬軍隊。根據大赦國際的數據,在風暴中心的北京有至少1000人被殺害。在此之後幾周和幾個月內,有超過4萬人被警察搜捕,其中工人所遭受的痛苦甚至遠高於學生。任何在運動最後幾天曾經組織或者試圖組織罷工的工人都被判處長期監禁乃至被以「反革命分子」的名義處決。短命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呼籲進行總罷工以迫使當局停止軍事屠殺,而其活動參與者都被指控策劃武裝起義和反對政府,所有人員都遭到通緝與追捕。

閱讀本文的讀者應該清晰地知道所有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資料都被中國當局認為是「煽動性的宣傳」。對政府而言正如「卡夫卡恐怖」一樣,20年來他們全面禁止任何關於「六四」的新聞與報道。而與此同時,政府不停地重複著「天安門廣場沒有人死亡」,鄧小平是被迫採取行動以避免「社會動亂」和「安全繁榮」的謊言。1990年代和21世紀初步的經濟迅速增長彷彿為當年的屠殺提供的歷史性的辯護理由。

但事實相反於當時中國當局一些領導人宣稱,「鎮壓1989年運動未能防止中國重返資本主義。」中共領導人繼續追尋越來越多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政策並同時進一步強化專制鎮壓。那些聲稱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是形影不離的兄弟的人士很難解釋中國發生的一切——即『中國模式』為什麼如此流行於資本主義跨國公司中。

今天, 20世紀80年代一直被描述為相對開放和言論自由的「黃金時代」,正如「天安門母親運動」在一份請願書中所描述的(該組織成員包括在6月3日到6月4日被殺死在軍管中眾多人士的父母、親戚和朋友),「當時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密閉的鐵房子」。今年是特別重要的「六四」20週年,而且又恰逢災難性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中共當局處於全面緊張之中。預計會有8萬人乃至更多的人參加今年6月4日在香港舉行的抗議集會。當然在內地,中國當局根本不可能容忍類似的抗議活動。而且目前當局已經開始加強所謂的「安全」措施以鎮壓「泛民主派」分子,並同時針對任何敢於公開批評政府的左翼和社會主義力量進行鎮壓。

綜上所述,如今至關重要的是要充分吸取「六四」運動的真正的教訓, 將其從迷霧重重的歪曲、謊言和誤解中挽救出來,並通過新一代人的討論和研究尋找到能真正改變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道路。

1989年群眾運動的起源

北京的學運活動分子計劃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70週年之際走上街頭進行抗議活動,並確保抗議活動能一直持續到當時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5月15日對中國的歷史性訪問。當時戈爾巴喬夫被普遍視為「共產主義政黨」(事實上是斯大林主義)集團中的「民主派」。學生有大量的不滿,但核心問題是擔心他們認為本應該跟隨「市場改革」一起發展的「民主化」進程在中國發生倒退,而當時戈爾巴喬夫統治下的前蘇聯的東歐地區這一進程仍然在蓬勃發展。而胡耀邦逝世的新聞促使學運活動分子根據傳統「借悼念死者而譴責活人」的方式進一步加快推進他們的計劃。

胡耀邦做為中共黨的領導人於1987年被迫下台,起原因在於他處理1986年12月在北京和上海所發生的學生民主運動時過於「軟弱」。官僚集團內部的「強硬派」擔心由於胡的「軟弱」而導致政治不穩定和來自於群眾對於執政當局的挑戰故而迫使『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犧牲其盟友。胡耀邦是鄧小平自1978年開始推進親資本主義「改革開放」政策的先鋒。但是他的解職並不意味著政策發生決定性的變化。胡耀邦的繼任者趙紫陽是一個更加公開親資本主義「改革者」。但是胡耀邦的失勢加劇了泛民主派陣營和激進學生的擔憂,他們擔心因此『政治體制改革』將被就此擱置。從而他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必須採取某種行動」以使得天平的指針重新擺回到另一端。胡耀邦在許多方面都類似於前斯洛乏克領導人杜布切克認為「社會主義應該具有人道主義的特徵」,而他於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被推翻。胡曾經認為中國應從西藏撤出軍隊。他曾在1984年聲稱「馬克思和列寧無法解決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而引起了「強硬派」的眾怒。

而與此同時,政府激進的市場政策徹底改變了當時的中國社會,在社會諸多領域出現混亂,警示不斷。西藏爆發了30年來最嚴重的暴亂和街頭抗議。這一抗議運動被當時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以極為無情的方式鎮壓了,而此後同樣的暴力鎮壓也被用於北京所發生的民主運動。1988年通貨膨脹率達到31%,是1949年革命以來的最高水平。由於當局的經濟緊縮措施,1989年全年超過100萬家工廠被迫關閉。 在4月22日,胡耀邦的葬禮日在西安和長沙失業的青年和工人與警察發生衝突。

整整一年時間政府的高層內部因困於價格改革的辯論而敵意日深。最初為鄧小平所支持的趙紫陽希望能權利推動價格自由並徹底放開市場。在當時存在著一套「價格雙軌制 」體系,即同一商品同時存在著計劃體系內國家規定的價格和自由的市場價格。這為一部分官僚提供了可以上下其手的絕佳致富機會,他們將國家計劃體系內的貨物通過各種手段拿到市場上銷售以趁機漁利。正如作為中國「新左派」代表任務的學者汪暉所指出的:「僅1988年一年,由於價格雙軌制的存在(為官僚提供「尋租」機會),兩種價格間的差額達到3570億人民比,相當於當時一年國民收入的30%。」 」 [汪暉,《中國的新秩序》,2006年]

趙紫陽提議進一步推進價格改革以徹底消滅利用「雙軌制」產生的價格差投機,但在現實中,這會導致物價進一步上升加劇工人和底層群眾的生活負擔。上層的政治僵局反映了群眾的壓力,導致價格改革的停滯。但僅僅在6月4日大屠殺3個月之後,這一價格改革計劃就得以推行,因為來自群眾抗議的威脅已經被徹底「解除」 了。

斯大林主義的危機

澳大利亞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當時年僅27歲的斯蒂芬‧喬利當時正身處北京,在他激動人心的第一手資料中描述道,「我當時覺得我處在整個世界的中心」。很明顯,當時中國發生的這場鬥爭的後果會在國際範圍內產生巨大的影響,就如同今天在我們身邊所發生的資本主義工業危機和金融危機所發生的影響一樣。汪暉認為,「當年在北京所發生的事件引發了蘇聯和東歐的解體,並促使新自由主義在政治和經濟構架上得以全面主宰世界。」

汪暉的這一論斷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有些過於誇大天安門事件的意義,但毫無疑問中國工人與青年所表現出的英雄氣概和之後隨之而來的殘酷鎮壓無疑加速並加劇蘇聯和其他東歐斯大林主義一黨專政國家的統治危機。與此同時,在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已經開始攻擊工人的利益,但由於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危機與崩潰使這一過程大為加速。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斯大林主義的各國政權已經在很多方面處於困難重重之中。

基於中央計劃和國家所有的經濟方式所帶來的巨大優勢使它們在建國初期權迅速實現了工業化,但此後由於官僚國家體制所帶來的窒息使的經濟處於全面停滯之中。假如不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也即是由工人階級積極民主地介入到社會和經濟的整體運行中,那麼這一後果是不可避免的。

隨著經濟危機的日益加劇,斯大林主義政權殘酷鎮壓的本性,民眾中對於民主的渴望,官僚體制對於工人權利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步損害,群眾中的某些階層產生了對於被這些政權冒用來進行統治的「社會主義」日漸反感。而這一情緒尤其突出表現在知識分子和官僚本身的身上。在中國,由於所謂的1966-1967 年的「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混亂後果,特別是『知識分子』階層被毛派的宣傳作為「壞分子」,而使得知識分子中的相當部分人群變得特別敵視『共產主義』。

在整個斯大林主義世界中,以中國、波蘭、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為首,部分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官僚開始寄希望於資本主義制度作為維護其自身權力和特權的生命線。在擊敗毛派 『四人幫』之後,鄧小平於1978年掌握政權並在中國開始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雖然當時並沒有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完整計劃,最初是試圖在官僚計劃經濟中『 務實地』結合一些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如給予管理層的『獎勵』,減少對工人的保護,對私人財富和投資更為開放等。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更為有明確意識的親資本主義的政治力量在中共政權內部開始逐步浮現,而鄧小平和趙紫陽就是其中的關鍵人物。

在上世紀80年代,這一自上而下進行的經濟變化所造成的的結果是巨大的。首先,所有的農業生產在1979年至1983年已經全部私有化,並非如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民主化改造人民公社而是徹底地取消人民公社。這為今後農村地區醫療和教育資金嚴重不足創建了一個巨大的『黑洞』(因為過去這些服務的資金一直依賴於人民公社的共同的積累)。同時政府還推出了『沿海地區開放戰略』,將更大的權力移讓給東部沿海省份並鼓勵它們融入世界市場,特別是通過海外華人的投資。而且以資本主義方式進行運行的「特區」也分別在不同的幾個地區得以建立,並隨後擴展大更大的範圍。其他的『改革』還破壞了職工工作安全和國有企業工人的福利,同時通過宣傳社會的不平等現象而稱讚經濟刺激方案,並指責國有企業的工人過於「嬌慣」。同時在1986年通過了一項新的勞動合同從而廢除國有企業的終身僱傭制度。這些變化本身還並不等於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但毫無疑問是對計劃經濟的大量侵蝕和損害工人階級的地位。

毛派作家李民琪,其本人曾經參與了1989年運動(儘管他承認他當時還是傾向於『新自由主義民主派』)描述了從1985年之後所發生的一切:

「 官方的電視節目、報紙和雜誌積極描繪西方資本主義的高度繁榮和東亞資本主義『四小龍』所表現出來的活力。似乎只有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似乎已經被落在後面…,資本主義從一個進行超額剝削的血汗工廠變為民主,高工資、高福利以及工會保護工人的權利的同義詞。而事實上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工人階級才能根據自身的經驗感受到資本主義對於現實生活到底意味什麼? [李明琪,《中國的崛起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消亡,2008] 。

該如何定義1989年運動?

今天由於當局對與信息自由和討論的封鎖,所以對於天安門事件本身有很大的誤解和混淆的天安門事件。一中共政權的些辯護士仍然將1989年事件視作「顏色革命 」,並將它歸類於與2003年格魯吉亞和2004年烏克蘭所發生的一切。直到今天他們仍然希望將運動描繪為親西方資本主義的,而抗議者不過是外國帝國主義在前台的『木偶』。這一想法也為中國的新毛派運動中的某些人所接納,而這主要是基於當初1989年運動中某些領導人今天的立場,而不是這些人在當時的所作所為。重要的是如今一些毛派青年已經開始擯棄這樣的思想,並將1980年事件開始看做是真正的「人民運動」。這是值得歡迎的一大步。

正像眾多的群眾運動一樣,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運動是極其複雜和多樣的。這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一黨專政和而且缺乏獨立的工人階級和其他被壓迫層的政治組織。由於長期的處於專制統治的黑暗之下,所以這場運動的組成就猶如「政治彩虹」一樣充滿各種政治譜系。最初1989年運動中的某些力量對於西方式的資產階級民主抱有成見幻想,甚至傾心於「台灣模式」,這雖然是在整場運動中具有影響力的思潮,但絕非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其他一些人則給予希望於「重新構造的社會主義 」,並在思想上靠攏戈爾巴喬夫。但主要是在工人中,已經明顯出現了反對市場「改革開放」和捍衛1949年革命的最重要成果國有資產的想法。在各種思潮中的共同點是對於民主的渴望和對現政權的日益不滿,但至於以何種方式取而代之卻絲毫沒有清晰的概念。

毫無疑問運動最初發韌於知識分子和他們在學生中支持者,也就是今天所稱呼的『新自由主義者』(但在當時這個概念還沒有被使用)。在黨內他們接近趙紫陽一派力量,他們的政治觀點不僅捍衛公民的基本自由、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這些是我們也完全支持的目標),而且在不同程度,支持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制度。但這些人在當時的表達並如之後他們所做的那樣直白。不少學生運動的領袖並不想推翻政府,而只是希望能幫助以趙紫陽為首的親資本主義一翼能夠控制局面。而這一路線也為他們的一個中心訴求所證實:支持(實際毫無力量的)全國人大召開臨時會議對官僚進行質詢乃至改選,並使『強硬派』力量從政府中消失。正如當時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所回憶的,「我們當時的目的就是要政府聽見我們的聲音並與我們對話,這是唯一的真正目的。」

但是,一旦心理障礙被打破——人們就自然會走上街道勇於公開面對獨裁——學生的抗議活動就像是一塊巨大的磁鐵吸引了社會中所有積累的不滿情緒。這樣抗議運動的閘門被打開了,雖然這些社會力量與學生領袖之間沒有充分共享的利益和目標。即使在學生中,也存在著相對年齡較大的更為親趙紫陽的階層和另外一個年輕的更激進的多數人群,他們將趙看作為與其他中央官員根本沒有什麼不同,這反映在群眾中對於「太子黨『的稱呼,——高級官員的兒女通過充分利用關係進行發財致富變成或正在變成資本家。而就連鄧小平和趙紫陽的後代都是臭名昭著的『太子黨』,並遭到數百萬示威者的譴責。如當時的一個順口溜:「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鄧小平的兒子搞捐獻,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

毛澤東主義對於這場群眾性運動也同時具有重要而又引起相當爭議的影響。不少在北京以外的地區,尤其是在一些工業城市,群眾舉著毛的畫像或佩戴他的徽章走上街頭,以所謂毛時代「極為清貧」的官僚的生活方式與當時鄧小平當局官僚們如百萬富翁般奢侈的生活方式作為對比。而在北京這種現象並不多見,多數學生對於毛的影響抱有警惕與成見,認為他原比其繼承人(鄧小平)更為獨裁。但即使在北京,學生於5月12日所發起的絕食抗議及採用的口號也多可見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或索性是它的拷貝。而且某些當時的學運領導人事後甚至認為採用「絕食抗議」的方式過於激進。然而「絕食抗議」本身卻成為運動中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在「絕食抗議」的進程中,其他階層,尤其是工人階級,「跨過藩籬」毅然加入到了運動中。

廣泛群眾階層的介入使運動改變了性質並使之推向另一個方向:從支持和尋求獲得某一派官僚支持的抗議運動日益轉變成為一個公開挑戰整個官僚體系的運動。而且就當時而言,天安門運動是整個斯大林主義陣營中表現比較奇特的一個現象,——反資本主義,反「市場經濟改革」。正如汪暉在2006年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所提到的,而他本人也是6月4日最後一批離開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中的一員,這是一場「廣泛的社會運動」而且來源於「對於市場改革衝擊所帶來的痛苦」。

一場政治革命——仍然保留國有經濟的基本原則和其所帶來的關鍵社會進步,但同時使新的政治架構完全置於工人的民主控制與管理之下——在當時的中國幾乎是可能實現的目標。但問題是在於當時缺乏實現這一目標的至關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缺乏一個真正的、深深扎根於工人與學生中的、能在每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從下而上地以清晰的綱領、戰術和口號去引導群眾運動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有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夠以明確覺悟地方式引導非有明確自我意識的群眾運動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以取代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

今後我們將有一系列專題文章討論工人在1989年運動中的角色、運動和綱領,以及如何在中國進行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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