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經濟之前世今生: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2012年二月月7日 下午 12:00Views: 55

對於臺灣勞苦大眾而言,要根本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與命運,就必須徹底推翻資本家和其藍綠政客代表在島內推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聯合海峽對岸飽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推翻野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國家資本主義專制統治

范方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臺灣總統選戰期間,國民兩黨花樣百出,空口許諾與相互攻訐漫天紛飛。為選舉勝利,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在民國九十九(2010)年拋出“黃金十年”的主張,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則祭出《十年政綱》的訴求,雙方爭相向2300萬民眾許下“甜蜜的謊言”。

但是,環顧天下,歐洲債務危機不斷、美國經濟停滯不前、日本蕭條復蘇無力、甚至連中國大陸經濟也開始趨冷。身處全球性危機中的臺灣,則如風雨飄搖中的一葉扁舟前途未卜,未來十年何去何從?民主均富的榜樣Vs貧富懸殊的典型?

臺灣經濟自二戰結束後,一直是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發展的模範,而且也曾經是國民黨津津樂道的所謂“民主均富”的榜樣。從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臺灣經濟(除若干年)在40多年間一直維持著8%以上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有些年的經濟增長率甚至達到20%、30%(按台幣計算),人均GDP從1952年197美元增長到2000年13090美元,增長超過67倍。與此同時,臺灣貧富差距倍數也從1951年的20.47倍縮減到1981年的4.21倍(當年臺灣人均GDP2500美元),而此後臺灣的貧富差距不降反升,在21世紀擴展到6倍以上,經濟發展也日趨困難。

臺灣最高收入20%與最低收入20%的貧富差距倍數:

1951 1961 1964 1981 2002 2010
20.47 11.56 5.33 4.21 6.39 6.19

21世紀初,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正處繁盛高漲期,臺灣的資本家們更是“西進南下“雄心萬丈。2002年1月1日,臺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臺灣經濟也在2001年出現自1947年以來首次負增長-1.69%,當年人均GDP為13348美元。而2008年遭到金融危機打擊再次出現-2.14%的增長。2010年臺灣人均GDP為18304美元,十年收入增長39%,年均不足4%。而且,不僅是社會整體收入增長緩慢,更嚴重的是社會財富分配呈M型發展,也就是居於收入兩端的富有者和貧困者不斷增加,而位居中間的中產階級數量則不斷減少,社會階層撕裂明顯,階級矛盾加劇,青年一代反資本主義情緒日盛。

根據相關統計,2009年臺灣收入所得最高的族群,平均年收入近281萬元,但最底層的窮人全年所得只有9.9萬元,兩者相差28倍。全台低收入戶為13.3萬戶;中低收入戶為18.3萬戶,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的涵蓋率為臺灣總人口的3.7%。

2010年臺灣每月平均實質薪資為4.3萬元台幣,甚至低於12年前的水準。1990年代中期,當時多數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在3萬元台幣左右,而如今多數大學生的起薪收入受制於“當局恩賜的22K”,甚至可能更低,只可勉強維持個人生活。在薪資降低的同時,青年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維持在12%左右。即使獲得工作的,也是合約條件極差而工時極長的臨時性工作為多。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出具的《世界競爭力年報》臺灣人均一年工作時數為2282小時,全球排名第一,甚至超過日本與韓國等以長時工作著稱的近鄰。

廣大基層民眾普遍感到收入低下,福利不健全,缺乏就業保障,缺乏法律保護,尤其是眾多青年(無論是大學畢業生還是普通工人)都感到毫無希望改變生活。根據《天下》雜誌發表的調查資料顯示,受訪民眾認為臺灣貧富差距嚴重的比例從2005年的77%上升到了2009年的93%。

僅僅十多年前還號稱“臺灣錢淹沒腳”的“均富”典型如何變成了今天青年無望與民怨沸騰的“被撕裂之島”呢?

國家資本主義與臺灣模式

臺灣經濟在1990年代前是典型的東亞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臺灣也被稱為“党國資本主義”模式。這種經濟模式廣泛存在于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和今天的中國大陸等東亞國家。即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初期,由專制(准專制)政府積極壓制底層民眾反抗和壓低勞動力成本,主導投資和產業方向,通過出口導向帶動生產和產業升級,從而維持長期高經濟增長率。也就是說經濟發展和市場養成並非是所謂自由市場“無形之手”的結果,而是專制政府這個“有形之手”的操弄。

二戰前,日本殖民資本全面控制台灣經濟,當時臺灣地區規模資本2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53萬家,台籍企業家數量僅為總數的8.3%,占總股本的9%而已。國民黨政府接管臺灣後,全面接收日資企業,除1950年代為籌措資金,釋放少數公營企業股份允許民間收購外,長期控制台灣90%以上的工業企業。如以國有資本占工業經濟比重比較而言,1950年代中期臺灣國有經濟比重甚至大於當時海峽對岸的“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

1950年代,一方面,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的資本需要尋求勞動力成本低廉的邊緣資本主義經濟體體替代國內實體工業;另一方面,希望通過亞洲周邊資本主義國家政治聯盟和經濟發展,圍堵處於在亞洲擴張的“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與蘇聯”,加之此後在東亞地區來連續發生的韓戰和越戰兩場戰爭帶來的軍事需求,所以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積極支持臺灣、日本、韓國、印尼等資產階級政府的專制統治與經濟發展。僅從1950年到1965年,臺灣直接接受美國經濟援助達14.8億美元。所以,處於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的臺灣經濟之所以得到快速發展,在外部因素上很大程度受益於冷戰和資本主義世界貿易體系的發展。

而臺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部主要因素包括廉價而缺乏組織與保護的勞動力(工人無罷工權、官方工會由一党控制)、人為控制和調節的低匯率和金融政策(禁止私人擁有黃金儲備、外幣管制,人為壓低台幣匯率)、政府主導產業發展和特殊優惠政策吸引投資(減免租稅、設立產業區,發展“十大建設”)及專制統治下強行降低的交易成本(無新聞自由、無結社權、無反對黨、禁止宣傳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大規模鎮壓政治異議人士)。換而言之,臺灣的經濟發展是依靠專制機器壓榨臺灣工農血汗而來的,資本主義市場秩序的建立也是依賴于党國一體的專制政府推行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並非是所謂自由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當時臺灣的“均富”也並非是“民主下的均富”,而是赤裸裸的暴力威權下“資本主義發展”。

進入1980年代中後期,隨著臺灣資本主義市場的日漸成熟,舊的官僚主導的產業模式與日益強大的本土資產階級的發展需求不相適應,党國資本主義相伴的僵化控制、官商勾結、貪污腐敗和世襲壟斷等弊病導致額外的交易成本和貿易障礙,這已嚴重阻礙資產階級建立自由市場和資本自由流動。

與此同時,由英美肇始的在世界範圍內出現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的全面擴張,於是臺灣的政府和公營資本逐漸退到後臺,成就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所謂“民營化(私營化)的歷史背景。從民國78年起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至99年底,臺灣大部公營事業已經轉換為完全私人資本或者含有私人資本的產業。迄今計完成38家事業民營化,結束營業17家;目前尚有經濟部所屬事業5家(台電、中油、漢翔、台糖及台水)、財政部所屬事業1家(臺灣煙酒公司)及交通部所屬2家(臺灣鐵路管理局及中華郵政公司)等8家列於推動名單。

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體制開始逐漸放鬆對資本的管制,但其實不過是當初與國民黨官僚官商勾結的那些資本家將原本掌握在官僚手中名義上的公產“名正言順地”鯨吞蠶食,合法轉化成他們的私產。而且,也正是在這個轉型階段,黑金政治與官商勾結瓜分公產的消息不絕於耳,為了填補所謂秩序維護者的角色,黑社會開始大行其道。

也是從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代早期。民進黨雖然通過“民營化”和“追繳黨產”打擊了一黨專制的國民黨,但同時其自身也日益從街頭運動的半群眾性帶有改良主義色彩的政黨日益變成體制內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精英政黨,與眾多資本家和財團關係緊密,從私營化中分得一杯羹。21世紀初,在民進黨八年任期內,臺灣的貧富差距也是有增無減,所謂建立福利社會的承諾,被一句“優先發展經濟,社福暫緩”而拋擲腦後。仿照美國兩黨制的臺灣特色的資產階級兩黨制逐步建立。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雖然名為“民營化”,實質就是“私有化”。廣大的底層民眾並沒有得以在這場官商自肥的遊戲中真正參與公有財富的分配。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發展,臺灣基層民的處境反而愈加艱難,大量產業出走,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臺灣(高收入20%與低收入20%之間的比例)貧富差距從4倍多重新擴大到6倍。

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已充分表現出,無論誰上臺,都是採用類似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為資本家大佬服務。無論是“黃金十年”也好,還是“十年政綱”,除了一些空口許諾“社會公平”和“促進就業”外,仍然堅持自由市場經濟和推動融入全球化貿易。差別無非是側重點依靠物件和手法不同。國民黨強調要更為專注通過ECFA與中國大陸經濟融合,而民進黨則強調要多元化的國際貿易,雖然也時常唱唱“在地經濟”的高調。其實只要在現行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和全球化貿易體系下,這些政策既無助於解決臺灣基層民眾的民生痛苦也並不可能帶來經濟上的所謂自強與獨立。

成也全球化,敗也全球化

全球化分工,名義上是使各國有效利用自身資源,但實質是資本將由政治與民族邊界劃分的相互區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整合成同一大市場,以尋求最低成本和最高利潤。由於資本主義建立在私有經濟的基礎上,這種分工和對於市場競整合,一方面使各國經濟依賴緊密相連,而另一方面又促使各民族資產階級國家與資產階級間為利潤和市場份額展開激烈爭奪,弱肉強食,叢林規則。在這種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所進行分工,往往是以犧牲勞動人民為代價,尤其是那些弱小經濟體的最底層工農群眾。

臺灣的經濟體系自清末以來就是典型的外向型貿易。今天,臺灣的進出口貿易額總和約是GDP的140%,進出口分別相當於GDP的70%左右。在日占時期,臺灣是向日本出口大米和蔗糖的典型殖民地農業經濟。即使在二戰後,1960年代以前日本一直是臺灣的第一大交易夥伴,美國居其次。這是因為臺灣的工業和技術發展一直嚴重依賴于相對更為發達的日本。從1961年開始,美國取代日本成為臺灣第一大交易夥伴,日本則退居臺灣第二大交易夥伴,這一格局持續了近40年。

隨著冷戰結束,特別是1980年代後期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復辟和日益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國大陸迅速取代美國成為臺灣的最大交易夥伴,美國和日本退居成為臺灣的第二、第三大交易夥伴。假如將中國大陸與香港特區的出口份額相加,占臺灣的出口貿易額達41%以上。而且,同時中國大陸也是臺灣資本家的最主要投資目的地,目前台資在大陸約有10萬家企業,臺灣常住中國大陸人口達到150萬以上,多數為在當地投資的中小資本家和中層技術與管理人員及其家屬。

於是,島內有人擔心,臺灣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逐年攀升,中國對臺灣的出口依存度卻逐年下降,兩岸貿易呈現不對稱關係。中國不斷複製臺灣經驗,挾其低廉製造成本,可能跨越臺灣,讓臺灣日益邊緣化。因此提出要限制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融合和對其投資,改變“西進政策”,或是“南下”投資東南亞或是強調“在地經濟”促進島內生產與消費。

民進黨政府任內也提出過“戒急用忍”政策,對中國大陸的高技術和巨額投資進行限制和審查,但這並沒有改變與中國大陸進一步緊密的貿易關係。事實上在民進黨任內(2000-2008)臺灣對大陸貿易增加了2.8倍,投資增加了3.8倍,2006年對中國大陸投資占臺灣對外投資達50%以上為歷史最高。

雖然這一發展與民進黨的政綱和島內傾向獨立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發生衝突,但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產業西移不過是全球生產分工下資本逐利的必然現象。譬如10多年前原本支持民進黨和本土意識的眾多臺灣資本大亨,諸如奇美集團和長榮集團等,為登陸中國大陸分得一杯羹,早已改換門庭與中共當局眉來眼去。臺灣資本家這種朝秦暮楚的逐利行為毫不奇怪。正如列寧指出,資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資本,“資本從來無祖國”,其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追求利潤。只要世界上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繼續維持現有的全球化的國際貿易格局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這一趨勢就很難根本改變。

2010年臺灣對外貿易格局

主要出口夥伴: 主要進口夥伴:

中國大陸 26.6% 日本 20.8%
香港特區 14.4% 中國大陸 14%
美國 11.6% 美國 10.4%
日本 7.1% 韓國 6%
新加坡 4.2% 沙烏地阿拉伯 5%

同時,假如從全球化貿易的大視野中進行分析,目前中國大陸與臺灣的經濟關係很難簡單地描述為臺灣單方面依附中國大陸經濟,更確切的說法仍然是全球生產鏈中中下游間的關係。首先,中國大陸和香港尚不是臺灣出口的主要終端消費市場,消費市場以歐美等發達國家為主體格局沒有改變。只有700萬人口的香港本身消耗的臺灣產品數量非常有限,香港主要是作為自由貿易的中轉港存在,多數輸往香港地區的製成品往往是直接出口到歐美。而臺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的產品中約75%是中間材,也就是用於在中國大陸進行再加工,然後才能銷往終端市場,其中大部分也不會在中國大陸市場銷售。而且這些中間材往往是相對先進技術的高附加值產品,主要是生產各類IT設備和電器的電子部品。

如以鴻海為蘋果代工的IPHONE為例,,2010年蘋果每賣出一部iPhone,就能拿走利潤的58.5%,原材料供應商能拿到21.9%,勞動力成本在蘋果全球產業鏈中的所占比例還不到6%,中國以外的勞動力能拿到iPhone利潤的3.5%,中國的勞動力只能拿到1.8%。每一部售價數百美元的iPhone中,估計支付給中國工人的薪水部分只有10美元或更少。

目前臺灣直接對美出口約為總出口額的11.6%,但如果考慮加上經過中國大陸等第三地再加工然後出口的美國的產品,則要占到臺灣出口額的20%左右,由此可知對中國大陸出口的中間材,其最終消費市場並非是中國大陸本身。

其次,中國雖然具有全球範圍內第二高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但現行的血汗工廠模式對工人壓榨非常殘酷,人均收入遠遠落後於臺灣(2010年尚不足4500美元),其內部消費占GDP的比例也不過35%左右。而貧富差距和少數資本家壟斷財富的部分更是遠勝於臺灣,這也意味著中國大陸的勞苦大眾在短期內根本沒有能力消費更為昂貴的工業品,也根本無法提供一個足以大規模消化臺灣產品的消費市場。譬如為鴻海集團生產蘋果IPAD和IPHONE的中國大陸工人,往往需要2個月的工資不吃不喝才能買1台IPHONE手機。所以,對這些工人而言,是依賴於臺灣資本在大陸的投資就業維生。

再次,中國大陸大量從臺灣進口中間材和生產設備的企業往往是台資企業,並非中國大陸本地企業。這些臺灣資本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而西進轉移到低成本的國家,不僅是中國大陸,也包括越南和柬埔寨等國;只不過因為大陸同文同種,加之有一黨專制的中共政府執行和當年國民黨類似的党國資本主義制度,壓制工人自我組織和抗爭,極端親資方和提供各種優惠體檢,所以臺灣資本家更樂意前往當地投資。

即使臺灣政府能出臺相關政策或者成功限制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也並不能使這基礎加工業回到臺灣,而是很可能會轉向越南、印尼等其他東南亞的低成本國家。所以,臺灣的輸出資本對於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實質是對廉價勞動力和血汗工廠模式的依賴,而並非是臺灣產品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

另一方面,由於全球生產鏈根據技術水準和資本而實現的上下游的分工,直到今天日美兩國仍然是臺灣進口先進設備和技術依賴的主要對象。日本仍是臺灣的第一進口來源國,占進口比例的20.8%,從美國進口也占總額的10.4%,兩者合計也達到了31.2%。而且,最主要的是,臺灣從日美進口的都往往是核心技術設備和高技術產品,也就是不可替代的進口 ,且日美兩國對台投資總和達到臺灣吸收的外國投資的40%以上。此種投資和進口格局恰恰與台資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和中國大陸從臺灣進口中間材的格局相類似。

如從具體產品的生產鏈分析也是如此,如電腦生產,位於上游的是,日美等國生產核心部件(電腦晶片),台韓等經濟體生產周邊部件(硬碟和記憶體條等),並將之與核心部件整合,然後發往中國大陸等低技術低勞動成本地區進行最後裝配。最終,生產的製成品則還是主要銷往歐美等發達國家市場。

所以,從島內經濟構成而言,臺灣在資本、技術和裝備上仍然受限於美國和日本,這意味著臺灣所謂實現獨立的“在地經濟”的不切實際。只要無法實現真正的“在地經濟”,即使削弱與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也無法根本改變臺灣嚴重依賴國際貿易的局面。

目前臺灣經濟在整個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猶如是階級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向下它依賴剝削其他欠發達經濟體的廉價勞動力和資源,而向上必須要仰賴于技術更為先進和資本更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正由於其經濟地位處於上下隨時變動中,也使臺灣經濟變得更為敏感而脆弱。而且隨著經濟危機的發展,因為處於頂端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可以向下轉嫁危機,而處於最底層的經濟體因為本身經濟權重而影響有限,中間地位的國家必然會是受衝擊最為明顯的,而且這種衝擊往往是其單純依靠自身政策很難得以擺脫和抵禦的。

臺灣民眾出路何在?

民進黨宣傳臺灣發展真正的“在地經濟”,但是,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下,缺乏資源與核心技術,而內需市場有限的臺灣很難得以真正依靠“在地經濟”實現經濟增長。若通過與中國經濟保持距離,而繼續依靠國際貿易的發展,在今天同樣難度巨大。

中國大陸作為新的世界工廠,整體經濟處世界第二位,且與日美等國有著極為密切經濟聯繫,而臺灣在中國大陸投資超過1500億美元的情況下。而且,由於中國和東盟的經濟關係日益緊密,即使尋找亞洲其他國家如印尼和越南等,剝削當地的廉價勞動力而完全替代中國的生產基地也變得愈加困難。並且這種轉移,會與中國大陸在經濟上形成對抗局面,在現實中加劇兩岸的民族主義對立情緒,帶來更為嚴重的衝突局面。

在當前條件下,資本是逐利而行的;要禁止資本自由流動,就意味著至少要限制資本家和私人企業的投資決策權利,也即“侵犯私有產權”;要維護島內社會福利,至少要通過增加稅收調整島內的收入差距;要確保就業和民眾生活條件,需要國有化關鍵產業以確保就業,加強工會和其他工人組織運作以抗衡資本。這些措施都意味著嚴重損害資本家的利益,並會招致資本家的嚴重抵制。

在不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下,這就意味至少要重新恢復政府強制管制資本,並且與日美經濟進行割裂,推行政府獨大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這對於與資本家關係密切而且篤信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民進黨而言,無疑是天方夜譚。

至於國民黨提出降低稅賦、促進對外貿易和與中國大陸經濟融合實現市場共用的方式也許會成為極少數資本家的福音,但也絕不是臺灣普通民眾的出路。在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當全球多數國家的需求開始下降後,主要仰賴大量國際貿易的臺灣經濟無可避免地會出現大幅經濟衰退。而以現行模式繼續與中國發展經濟融合,其結果只是有益於海峽兩岸的資本家與官僚。

臺灣資產階級通過對中國大陸和其他周邊欠發達經濟體的數億勞工進行剝削而大發橫財,會進一步激發中國底層民眾對於臺灣人民的敵視情緒,因為他們會將殘酷剝削的臺灣資本家視為臺灣的代表,助紂為虐,並可能最終貽害臺灣民眾自身。

而在島內,由於臺灣資產階級在中共專制當局協助下肆無忌憚地剝削中國大陸的勞工,從而可以以轉移產業要脅島內工人階級,比照對岸的工人狀況被迫接受人為壓低的收入和惡化的工作條件,從而在海峽兩岸形成“競次效應”(Race to bottom)。即使所謂維持經濟增長,其實不過是加大對海峽兩岸勞動人民的共同剝削而讓資本家得利罷了。

所以,國民黨和民進黨所提出的兩種貌似相互對立的經濟政策,都不可能真正改善臺灣青年和民眾的狀況。對於臺灣勞苦大眾而言,要根本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與命運,就必須徹底推翻資本家和其藍綠政客代表在島內推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聯合海峽對岸飽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苦大眾推翻中共當局的專制統治。從而在海峽兩岸都建立起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不進行內外剝削和壓榨,實現完全民主與自決,滿足社會絕大數需求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到那時,海峽兩岸人民才能避免因分化而相互敵視,並真正實現海峽的永久和平。

對於臺灣勞苦大眾而言,要根本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與命運,就必須徹底推翻資本家和其藍綠政客代表在島內推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聯合海峽對岸飽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推翻野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國家資本主義專制統治。

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