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紅色光環下的資本重慶

2012年五月月29日 上午 11:47Views: 6

工人階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改變當前不合理的制度
張蜀傑(來自重慶的社會主義者),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本文選自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支持者所發行的中文雜誌《社會主義者》20125月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下臺正成為一場令人瞠目結舌的大戲,而在中國關於薄熙來所推動的重慶模式有諸多爭論,這是否是對抗北京中央政府,尤其是自由派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的一種替代。本文作者張蜀傑是工國委(CWI)來自重慶的支持者,他遭到國家安全員警的迫害,去年被迫逃離中國。薄熙來事件起始于其助手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逃亡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尋求庇護,這揭開了中共當局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權力鬥爭的序幕。但在當局宣稱這只是一個孤立的犯罪案件同時,這同樣也是一場政治鬥爭,北京當局為薄熙來不願遵循北京所制定的政策而惱怒,這對北京當局對各省政府日益不穩定的控制是個重要危險。眾多的評論家將薄熙來事件與莎士比亞的悲劇《馬克白》相提並論,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成為一件謀殺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而其家族在國內外秘密聚斂的財富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薄熙來和他的妻子都是太子党”——即前中共領導人的後代,他們在政府內部和經濟上都擁有重要的力量和影響。薄熙來成為一部分新毛派和新左派的英雄,而重慶模式被視為通過增加國有經濟控制而為窮苦百姓提供社會正義和幫助的重要手段,同時也出現一些所謂毛時代文化唱紅歌的復蘇。在一党專制下,完全沒有獨立的工人組織和為之鼓勵的自由和開放的政治辯論的條件下,這毫不奇怪有相當一批人將薄熙來和重慶看作是替代當前政府政策的一個可行辦法。但如本文所示,薄熙來的政策並不能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替代,事實上他不僅贏得了讚譽,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從海外資本家那裡吸收了大量投資。關於薄熙來事件的進一步背景消息,可以閱讀《薄熙來的下臺》(點選連結)一文。

王立軍2月6日到成都美領館”休假式治療”以及之後4月10日薄熙來被”雙規”,其妻谷開來涉嫌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等一系列事件讓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在1989年民主運動之後首次暴露在公眾面前。自從王立軍進入美領館的消息傳出後,最高峰時,據稱有上億人”圍觀”。眾多網友稱此事件精彩程度勝過”懸疑大片”。

民眾對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的積極關注,不僅是底層民眾對上層權力鬥爭的一種隔岸觀火的消遣心態,而且顯示出民眾對當前的社會現狀極其不滿而希望有所改變的願望。

王立軍事件之後,”重慶模式”、薄熙來和王立軍一起出現在主流媒體和網路的激烈討論中。”重慶模式”並不是一些毛派宣傳的那樣是”社會主義的復興”,也不是像某些自由派宣稱的”文革復辟”。薄熙來在重慶的政策只是一種極其有限的改良,在加強政府權力的同時,並在政府的主導下發展資本主義。

公租房

比如以重慶市公租房項目為例。重慶當局稱3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可以解決100到200萬人的居住問題。這被很多改良主義者津津樂道。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稱”只有重慶模式才能拯救中國房地產”。很多底層群眾和青年也希望通過公租房解決他們的住房問題。

然而,在一片讚歌的同時,也存在關於公租房面積太小,離城市中心太遠的批評。重慶一些地方的公租房甚至就是直接為資本家免費修建的職工宿舍。據《重慶晨報》報導,西永保稅區的公租房將被建設成為”板式結構的宿舍型”。”西永綜合保稅區公租房共分四期,一期約有10幢樓,可居住戶數3123戶,按每戶容納6-12名員工計算,計畫居住約18348人。配套有白領公寓、員工食堂、服務設施配套等,生活街、購物街等。”

黃奇帆在接受《中國改革》雜誌採訪時曾表示:”因為政企分開,政府和社會把員工生活攬下了,企業只造廠房,不要去造宿舍了,它的投資也節省了,這也有利於招商引資。”

重慶社科院區域經濟研究中心李勇研究員表示,富士康放棄生活區建設,與重慶公租房建設和戶籍制度改革兩大創新舉措相繼推行關係密切,後兩者將極大提高重慶的產業競爭力。

戶籍改革

(可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地票、土地流轉與農民的消亡”)

所謂戶籍改革根據重慶政府的政策檔”民生10條”就是將農民的農村戶口轉成城市戶口,並”建立轉戶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彈性退出機制,以合理的過渡期保障合法權益。建立農村土地權益置換城鎮公共服務的有效機制,確保農民進城落戶後同等享有城鎮居民住房、就業、養老、醫療、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

因為中國二元化的戶籍制度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資產階級民主派越來越呼籲要徹底取消戶口制度,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和建立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官僚專制當局為維持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開始推行”逐步有計劃地”農轉非(農民的農村戶口轉換成非農村戶口)和土地使用權的流轉。 官僚們希望以此實現生產力兩大要素—勞動力與土地—”可控制的”的商品化和市場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

因此,重慶當局在其”民生10條”中提到”解決在城鎮有穩定職業和住所的200多萬農民工及其家屬、40 萬失地農民和 70 萬農村籍大中專學生的戶口問題,形成科學有序的人口城鎮化機制” 。

共富 ——私有化的農村政策

(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地票、土地流轉與農民的消亡”和”採訪大學生村官”)

而重慶的農村政策則完全和”社會主義”不沾邊,而是私有化的政策。例如,在重慶當局的”共富12條”中第三條”發展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 個,實現農村”三權”抵押融資 1000 億元以上。” (”農村三權 抵押融資”中的”三權”分別指的是農民的林地、土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權。通過抵押融資,使農民獲得資金。)

所謂的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並不是一種作為生產組織,共同享有生產資料的農民合作社,而是基於資產階級產權之上的”農業公司”。入股的農民大多數是村委會或者村支部的成員,或者較為富裕的農民。而合作社用的耕地除了入股農民自己的土地,還另外租用其他農民的土地,有的”合作社”也雇傭其他農民。除了專業合作社,農村裡還有種糧大戶,同樣租用其他農民的土地和雇傭勞動力,以農業生產銷售並享受政府的補貼。
共富12條中第四條,”建成 2500 個農民新村,利用”地票”交易制度等辦法拓寬農民財產性收入管道。”農民新村”和”地票”是相聯繫的。通過修建農民新村使農民集中居住,就能把大量原來農民的宅基地複墾產生”地票”,可以用於土地交易而轉讓。

自2008年12月4日,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掛牌成立並在當日交易中國第一張”地票”以來,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已累計組織成交地票價值一百多億元。
招商引資

與此同時,重慶當局仍然繼續推行大力引進外資的”招商引資”措施。據報導,今年1 – 2月,重慶市實際使用外資10.50億美元,同比增長52.01%;外貿進出口值53.6億美元,同比增長1.1倍,增幅位列全國第二。

而重慶市官方檔”民生10條”中”新增微型企業 6 萬戶。市財政每年出資 3 億元,按企業註冊資本的 30%-50%給予補助,並通過稅收返還、融資擔保、規費減免等措施扶持創業。”

打黑

重慶的”打黑”運動,客觀上確實改善了重慶的治安狀況,因而受到了群眾的歡迎。但同時左翼活動分子也遭到了警方的鎮壓。比如2009年,毛派分子的地下組織”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在重慶市萬盛區召開全國党代會時遭到重慶警方突襲,所有與會人員遭到逮捕,其中五人總計被判處35年有期徒刑。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支持者張蜀傑也在2011年遭到重慶國安員警迫害,被迫出國流亡。(請見《社會主義者》雜誌第14期”張蜀傑1月26日演講稿”)

唱紅

自由派將重慶模式,特別是”唱紅”稱為文革。而一些改良主義毛派也因此把重慶看作”新延安”。但是”唱紅”並不意味著重慶當局傾向社會主義,正如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何兵說:”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勵革命;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是不鼓勵建黨。”而且這些所謂的”紅歌”大多數都是諸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類的歌頌中共的歌曲,而決不會演唱”國際歌”。

新上山下鄉運動

重慶市政府宣傳的”三進三同”, 要求中共政府官員”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時被自由派和部分毛左視為新的”上山下鄉”運動。然而,根據中國勞工論壇採訪到重慶某村官,”實際上一方面絕大多數官員並不會真正地下村和農民一起吃住,甚至有時候就是公務員拍拍腦袋寫個報告了事。比如所謂”到農村和農民同吃”,其實就是村委會招待幹部吃喝。而所謂住到農民家裡,實際操作中就是住在鄉鎮上鄉鎮政府安排的房間裡。大學剛畢業的”村官們”都沒有幾個住在村上的,更何況是公務員呢。大多數農民的居住條件比城市落後了幾十年,比如沒有廁所或者廁所很簡陋。另一方面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基層政府實際上也不敢讓公務員特別是女性公務員住到農民家裡。而縣裡的領導就只是到某個村上走訪一下,而鄉鎮政府反而要花很多錢款待這些縣裡來的領導。這實際上是政府中普遍的搞形式主義的做法。”(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採訪大學生『村官』”)

改良主義毛派

一部分改良主義毛派,諸如中央民族大學的教師張宏良等人把重慶模式視為”保黨救國”的唯一希望。甚至稱”重慶模式生則共和國生,重慶模式亡則共和國亡”。

這些改良主義毛派的領導者主要由中共退休幹部和大學教授組成。一方面,他們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把工人階級視為”弱勢群體”,因而改良只有依靠黨內高官自上而下進行。或者認為只有一個新的”毛澤東”才能領導工人、農民走向社會主義。張宏良甚至說:”…依靠人民群眾自發的革命,也必定是死路一條。只有依靠黨群一體化,才能使共產黨和人民大眾同樣成為強者,形成強大的統一力量。”

另一方面,由於他們自己本身和工人階級的所屬階層不同,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說是屬於當前官僚體制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團”。因此,他們內心渴望秩序,而對任何有可能推翻當前制度的群眾運動心存恐懼。甚至惡毒地將革命左派(毛派和其他左翼力量中堅持革命推翻現政權的派別)稱為”左翼帶路黨”。張宏良稱” 如何解決左派帶路黨問題,將是對未來中國左翼運動的巨大考驗,也是對中華民族的巨大考驗。”

而王薄事件導致了部分毛派對”重慶模式”幻想的破滅,一些原來對改良懷有幻想的毛派分子和青年將轉向更激進的立場。

需要群眾鬥爭

《社會主義者》明確認知工人階級並非如同一些改良主義毛派所想的那樣是”弱勢群體”。工人階級的總罷工可以讓經濟停止運行,因為推動經濟運行的正是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和群眾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改變當前不合理的制度。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等這樣的改良要求,既不是像資產階級自由派宣傳的,只要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了,這一切就會自動得來;也不是像一些毛派認為的那樣需要依靠一個”偉大領袖”的施捨。即使只是經濟上的改良要求都需要激進的群眾性運動,尤其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大規模罷工抗爭,才能贏得。

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不會止步於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暫時的改良最終會失去,正如在北歐和整個歐洲所發生的新自由主義的”偽改革”。 只有真正由全體民眾掌握社會經濟和自然資源,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和民眾組成的委員會進行民主的計畫、管理和生產,才能確保社會生產滿足絕大多數人的需求。

工國委(CWI)主張: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結束一党專制,自由選舉革命憲政議會,建立工人貧農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資和實現最高8小時工作制,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將所有大公司和銀行收歸民主的全民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