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南方週末》罷工之後——爭取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利的鬥爭現在應走向何方?

2013年一月月16日 上午 12:20Views: 14

黨國當局使用熟悉的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平息抗議,但是還能維持多久?

文森特·科洛,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廣州《南方週末》記者上周的罷工是一場反對媒體審查制度的勇敢抗爭。這一抗爭在中國網路上引發了廣大同情。週三在廣東新省委書記胡春華介入之後,雙方達成了協定,保證週四新一期的報紙會出現在報攤上。所謂“共產主義”的獨裁當局極力避免該報紙的印刷周程中斷,否則反審查抗爭將會升級。

聲援《南方週末》罷工職員的的抗議

聲援《南方週末》罷工職員的的抗議

中國最受歡迎之一的報紙停刊,將把審查機關的手段曝露在公眾面前,無疑將是嚴重政治衝突的信號。審查機關如同秘密員警,需要躲在陰暗中才能有效工作,因此極度害怕暴露在公眾的目光面前。當一名外交部官員被問及事件時,向BBC說:“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制度”,但對社交媒體的控制卻隨即加強,諸如“南方”和“週末”等關鍵字在搜尋引擎上被封鎖。這突顯中共統治者是如何脫離群眾,與現實隔絕。

自1989年群眾民主運動後,中國首次有媒體雇員罷工。雖然中共“改革派”發表無數次講話呼籲讓媒體有更大自由,現實是近幾年媒體控制反而加強了。去年“無國界記者”組織在179個國家的新聞自由排名中,將中國的列為倒數第五名,只比朝鮮和敘利亞好一點。但同時中國又是世界上互聯網使用者最多的國家,數字在本月達到5.64億人。一方面,很多媒體大量發動僵化的官方宣傳,另一方面在博客上出現熱烈的爭論,所有有良知的記者和媒體工作者都感受到兩者之間的鴻溝。

南方週末衝突的導火索是,強硬的庹震封殺了一篇支持改革的社評。庹震一年前被委任為廣東省宣傳部長,就是為了在11月中共領導層換屆前後,監管廣東媒體。 《南方週末》的記者抱怨庹震到任後,宣傳部修改和砍掉了超過一千篇文章,並於1月6日開始罷工,獲得了廣大的支持。報刊辦公室外發生抗議,大量名人在社交媒體上發帖表示支持,引發極多人跟帖。數千人網上連署要求庹震下臺。當下一期報紙將近截稿之時,記者的反抗演變成全國危機,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領導層面臨其首個重大的挑戰。

許多支持《南方週末》的人持有更激進的立場,甚至呼籲結束一黨專政。由於這種公開的政治色彩,是次糾紛標誌著中國不斷深化的政治危機進入了新階段。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所指:“中國每年發生成千上萬的類似示威,但是他們的口號很少涉及國家層面的政治。廣州《南方週末》的支持者的語言異常大膽,這一點無疑會令一些中共領導人擔憂,即使是一點點的政治開放,也會打開要求深遠變革的洪水閘門。”

雖然眾所周知中共政權在處理腐敗、殘暴和無能的地方官員時,擅於革除或者懲罰“替罪羔羊”,但是今次在處理審查部門時就不那麼簡單了。雖然在政府、罷工記者和《南方週末》管理層可能達成的協議中,包括庹震很可能在未來被調職,但如果在危機期間他下臺,將會付出極其高昂的政治代價。對於這一黨獨裁政府來說,這成為牽涉政府有否“正當權利”控制媒體的根本性問題。香港《南華早報》社論稱:“挑戰審查制度無異於挑戰黨本身。”

重要的教訓

從這次記者罷工中,社會主義者和民運分子能得到許多重要教訓,對未來反對中共獨裁極有價值。 《南方週末》是一份領頭的自由派報紙,以其調查性新聞報導而著名,但也由於其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觀點而出名。這導致一部分左翼,包括一些毛派以《南周》親西方和“資產階級”為由反對這場罷工。在預料之中的是,一小群中共支持者在《南周》的廣州辦公室外舉行抗議,嘲笑聚集起來支持罷工的民運分子,並拿著寫有“支持中國共產黨,關閉叛徒報紙”的標語牌。這些當局的走狗作為工賊和當局鎮壓的啦啦隊,不用說,這樣的立場和社會主義毫無關係。

《南方週末》反對者發動反示威

《南方週末》反對者發動反示威

中共之所以和《南方週末》發生衝突,並不是就後者的新自由主義立場,而是為了維護其鎮壓機器(這次事件中是省宣傳部),反對極其有限的民主要求。中共試圖兜售衝突幕後存在“境外勢力”的陳腔濫調,《環球時報》以此為社論的中心主題,而其他媒體被要求轉載這一社論。這進而引發了更多的分歧,有國營媒體發生了零星的反抗,甚至有《環球時報》記者史無前例地在網上抗議自己報紙所提出的“外國勢力入侵”論調,受此論調愚弄的人越來越少。博客寫手李承鵬譏諷地評論:“這些境外勢力太可惡,他們住在美國富人區,卻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問題,他們偷走中國人很多錢,卻存在瑞士銀行裡。他們子女開著法拉利卻從不關心中國校車的慘劇。”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支持所有推進民主的鬥爭,即使是有限的進步。我們理解鬥爭中每一部分的勝利都能豐富群眾的經驗,加強爭取全面民主權利的鬥爭,反對現行的體制。這包括一部分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進行的鬥爭,特別是當他們訴諸罷工這無產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法時,這一武器可以提高鬥爭的意識和自信。但是,這並不等同我們支持《南方週末》報社及其編輯持有的政治立場。正如無論我們是否同意左翼博客和網站的政治觀點,我們都抗議中共對其鎮壓。許多左翼網站在去年被關閉,但這很少在國際上的資產階級媒體中被提到,與《南方週末》事件受到廣泛報導截然不同。

我們反對被囚的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的親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要求中共立即釋放劉曉波,也不影響我們反對中共殘酷迫害劉曉波和其他異議分子(包括許多社會主義者)。中共政權內的自由派資產階級一翼發現自己夾在兩者之間- 不斷高漲的群眾憤怒(這代表未來反獨裁群眾運動的略圖),以及統治菁英旨在搶先制服運動的詭計。 《南方週末》的編輯一直小心避免公開挑戰中共獨裁,甚至避免挑戰其進行審查的權利,而只是要求當局採取更加“現代的”方法。在該報罷工後的社論中寫道:“党管媒體是原則,但党管媒體的方式要與時俱進。”這篇社論亦提出,為了讓中共進行改革(即維持其統治),需要“溫和、理性、建設性媒體”。

和資產階級自由派(即《南周》獻辭的觀點)不同的是,我們支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社會主義者不會試圖改良獨裁統治,而是要結束它。我們亦理解,在中國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和階級鬥爭密不可分,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和由社會主義取而代之。雖然在工人鬥爭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有很多重要的相關例子,但是一些的宗派主義的左翼團體沒有抓住這一根本的事實。他們是在愚弄自己,誤以為可以在忽視和排除所謂“資產階級”民主鬥爭的條件下打敗資本主義。這不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立場,列寧和托洛茨基結合了民主要求的鬥爭(推翻沙皇統治)和需要工人階級領導民主革命,並以社會主義綱領和革命政黨來武裝工人。

烏坎式的協議結束抗議

許多評論員將解決《南方週末》爭端和2011年烏坎抗爭的方式作比較。烏坎是一個規模大得多和時間持續得多的群眾運動,但這兩次抗爭都在省級中共領導人介入下,達成交易而結束。許多評論員,特別是“政改派”陣營的,將之視為當局更採取改革路線和“尋求共識”的信號。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不敢苟同。

這兩次事件中,協定的內容都很模糊,而且大多數都是“口頭承諾”。在烏坎的案例中,大多數承諾沒有實現。在兩個案例中,當局都受到巨大的壓力,要避免抗議蔓延,但同時也避免被看作全面妥協,惟恐會激發效仿性的抗爭和增加群眾的自信。

廣東省委書記“小胡”剛剛上​​任,就要竭力結束這場吸引全國乃至國際關注的罷工,而且還最好避免訴諸大規模裁員和鎮壓。中共顯示有考慮過裁員和鎮壓的手段,特別是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1月9日)報導,北京的一名宣傳部高層官員曾威脅“解散報社和關閉報紙”。

無疑胡春華曾經和中央領導層進行協調,他害怕大規模裁員和鎮壓會事與願違,激起更大規模的、至少是網上的聲援(在中國威力相當大),並就習近平政權的政治方向傳達災難性的信號。對習近平及其團隊來說最重要的是“穩定”。習並不支持政治改革,但是他試圖平衡政改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並為了準備推行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要緩和反對聲音。如果中共專制當局鎮壓《南方週末》罷工,會發出“政改”無門的信號,阻礙習平衡不同勢力的技倆。

結束南周事件的協議似乎結合了慣常的(鎮壓的)威脅和些許讓步,當中可能包括承諾不進行任何紀律處罰為條件,立即結束罷工。媒體報導稱,《南周》及其員工得到胡春華的保證,未來審查員不會在出版前修改文章。責任將落在編輯工作人員身上,要負責進行自我審查,反正這就是今天最主要的審查方式。

而同時,《南方週末》職員拒絕接受記者的採訪,尤其是外國和香港媒體,稱自己被要求封口(在烏坎事件中,當時與廣東省委書記及其代表達成協議後,我們也看過這一現象)。儘管有傳聞中的保證,香港媒體報導《南方週末》記者害怕遭受報復,有些已經開始另覓工作。正如在烏坎事件中,中共採取更“敏感”的方式處理危機,並不意味著沒有鎮壓,而是推遲鎮壓,然後選擇性地打擊“麻煩製造者”。

2011年烏坎群眾抗爭

2011年烏坎群眾抗爭

正如斯里拉姆.喬利亞(Screeram Chaulia)《亞洲時報線上》指出:“2011年9月,當一個叫烏坎的村莊的貧​​苦農民起來保護他們自己,反對中共縱容的土地掠奪和腐敗。當局象徵性地革除犯錯誤的中共官員、政府恐嚇和招安,使危機在地方層面上被扼殺於萌牙之中。中國國家發展出一套精密的危機應對機制,無論是在地理上還是在思想領域中,運用胡蘿蔔和大棒控制動盪。”

在當前中國爆炸性的社會矛盾之下,不論國家的反應如何巧妙,群眾抗爭不可能永遠地被“控制起來”。烏坎抗爭運動被叫停,以換取村委會重新選舉,並罷免與發展商共謀竊地的腐敗中共領導。在那之前幾個月的抗爭顯示出了村民極大的勇氣、決心和組織能力,其中許多人可能認為,在獨裁國家的條件下,這是在當時能夠取得的最好的交易。

我們當時警告鬥爭還沒有獲得勝利,不能信任中共代表會履行任何交易。這並不是關於這個或那個官員的“個人誠信”,而是專制制度的特徵- 特有的貪污,依賴以犧牲大多數人而富裕極少數人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我們的警告在烏坎得到了驗證。村委會選舉中的主要獲勝者是親中共候選人(在壓力下,相對激進的抗爭領袖被迫退出選舉)。員警的監視和騷擾,特別是針對青年活動分子,明顯增加。抗議原先的觸發點- 強征土地的問題- 大部分未被解決,但新的村領袖呼籲,為了“吸引投資者”,村民“冷靜”並結束抗議。

儘管這樣,烏坎抗爭在中國政局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可以說《南方週末》罷工也會如此。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是可以挑戰的,並可以被迫讓步的,並顯示有組織的集體抗爭能夠帶來成果,強迫專制當局進行讓步。隨著新的戰鬥臨近,所有為真正改變而抗爭的人必須從中吸取教訓,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抗爭。

在本文撰稿之時,廣州的問題協商解決之後,党國當局逮捕和威脅那些支援記者反抗的人。至少有十名當時在《南方週末》辦公室外抗議的示威者被逮捕,一些在微博上發帖表示支持的名人被安全員警傳喚去“喝茶”——這是標準的恐嚇方式。

法新社(AFP)在罷工後稱“中國領導人對罕見的反審查抗議的掩蓋方式,顯示出對於迅速變革沒有共識”。但是這只是以中共高層的視角看問題,以及現時中共政權內部的力量對比。基層民眾的情緒是完全不同的。

上周胡春華和中共廣東省委促成的交易本身並沒有多少價值,但是記者的罷工還是造成了改變。這是目前為止少數公開的政治抗爭之一,其引發的支持震動了政權。審查官員面臨更大壓力,害怕引發新的衝突。這一抗爭證明,聲援抗議能夠在中國當今的形勢下迅速蔓延。宣傳部官僚這條“瘋狗”被狠狠提了一腳,下次它想咬人的時候必要三思而行!

我們的立場

中國勞工論壇主張結束出版審查,解散宣傳部,作為反對專制政權的更廣泛的鬥爭的一部分。我們支持一個公有的、但不由政府控制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制,這在各地導致印刷品和廣播媒體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反而往往被少數媒體大亨壟斷控制。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只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