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辯「佔領中環」(二)

2013年十一月月12日 下午 6:40Views: 184

解放軍、罷工罷課、清晰的運動目標

左仁 社會主義行動

梁振英的選舉承諾已逐一打破,群眾對政府的幻想破滅。習近平政府上任後,全無放寬政治箝制的跡象,民眾對中央亦信心盡失。港大民意研究計畫最新一項調查顯示,各項港人信任及信心指標均全面下跌,其中,市民對中央的信任程度更跌至14年以來低位。值得注意的是,年屆18-29歲的受訪者最不信任特區及中央政府,比率分別為54%及67%,可見年輕人的壓抑和忿怒。

靜待改變的耐心日漸磨滅,群眾鼓譟起來,欲迅即行動。泛民主派將今年七一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道,為「佔領中環」造勢,令不少民眾懷著對「佔中」的希冀上街。社會上就「佔領中環」的討論愈演愈烈,鼓動不少青年關注香港民主鬥爭的前途。

建制派的抹黑攻勢一浪接一浪,香港中華總商會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登報,指責「佔中」衝擊香港的「法治精神」、「破壞香港經濟及營商環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批評「佔中」是「少數人的獨裁」,又表示不會接受由300多萬名選民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意味著提委會一定由小圈子控制。建制派似乎比五區公投年代更有準備,早早開始搶奪輿論空間。然而,建制派愈是咬牙切齒發動攻擊,「佔中」的反政府鬥爭意味就愈濃烈。

建制派害怕的,不是主導「佔領中環」的泛民主派,而是害怕泛民不能控制運動,讓更激進的群眾有機會挑戰政府。六月十日,「佔領中環」第一輪的商討日在城市大學舉行,邀請了泛民主派政黨、學生組織、社運團體等參加,然而卻由民主黨和公民黨等溫和泛民主導。商討日總結出的「七大議題」,即使不是由保守泛民預先制訂的,也是以這群政客的預設議程為基礎,目的要排除激進派的參與。主流媒體吹擂的民主商議不過是面紗。

近日,戴耀庭近來一改舊日排除政黨身分參與的立場,於六月二十日與民主黨中委會商討第二次「商討日」的構思,並準備邀請其他溫和泛民,如公民黨和民協,組織後續的商討日。一開始「拒絕政黨」的主張不過是政治修辭,確保溫和泛民利用外圍資源主導運動,將激進勢力排除於外。

民主派操控的「佔中」行動,將會接受一個有篩選機性的普選方案,好讓特首候選人為中央的心儀對象。而「和平佔中」背後的議程是不會影響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戴耀庭早前提出一系列限制運動的手段,包括不建議年青人參與「佔中」、被捕者不能反抗等,步步為營,不敢造次,不敢冒犯中產階級和商家的既得利益。

非暴力?解放軍鎮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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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在競選特首期間爆料,指梁振英曾講過「香港始終要出動防暴警察」,近年對示威者的打壓愈趨瘋狂,警察又不斷加強裝備對付示威者,因此如何抵禦警察鎮壓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特首梁振英指佔中「不可能不犯法」、「不可能和平」,與其說是擺官威靠嚇,倒不如說是道出統治者的真正想法。雖然戴耀庭逐漸承認「佔領中環」不免犯法,但卻將抗爭要「和平」的責任推在群眾身上。戴教授的結論是,要由上而下強加規矩,控制運動,避免暴力發生。

香港不少激進青年想效法土耳其和巴西民眾抵抗警察武力的方法,陳健民卻走相反之路,強調抗爭即使警察清場也不反抗。事實上,這不但是空想,沒有參考實際鬥爭經驗,更將公眾赤裸裸置於暴力之下!土耳其群眾反對強拆加濟公園時,行動者均手無吋鐵,和平地阻擋工程車進入公園,直至警察動用催淚彈和水砲鎮壓,才挑起混亂。土耳其群眾沒有聽從戴耀庭的指示,睜開眼睛、束手就擒。相反,鎮壓令鬥爭行動升級,激起全國示威浪潮,坐擁30萬的公務員工會發動政治罷工,反對警察政治打壓。這將群眾的憤怒引導至更集中、更有力、更有組織的工人鬥爭。

任何強加群眾的宣誓條款,都不能限制群眾抵抗的本能。最重要的是,強化群眾的組織和紀律,包括組織自衛委員會和糾察隊,讓「佔中」示威者民主決策抵禦行動。就如土耳其群眾在塔克斯廣場以障礙物和廣告板圍起示威區,阻擋警察進入。烏坎村的農民更組織糾察隊,日夜巡邏監視政府派流氓混入示威隊伍。

這是活生生的鬥爭經驗,如何「佔領中環」能鼓起群眾能量,群眾不會受制於自上而下的指揮去束手就擒,讓運動「被自殺」。自我組織捍衛抗爭,是成功的基本一步。

此外,陳健民認為,若按2005年警方處理韓農示威的效率(一日清場),相信不需要出動解放軍(諷刺地,這是預設「佔中」失敗的立場),低估政府的鎮壓力量。相反,曾被中共以間碟罪逮捕,並坐牢接近三年的程翔,由於作為傳媒人對八九六四有更深刻的認識,對統治階級的鎮壓手段更有認知。程翔在「佔中」商討日時呼籲,參加者要做好心理準備,因為事件可能成為八九民運的翻版,連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亦表示認同。

當然,中共若果血腥鎮壓香港群眾,要付出極沈重的政治代價,並很可能激發大陸群眾共同反抗。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亦是中國紅色資本走向國際市場的跳板,鎮壓會損害中港資本家的營商環境;中美在亞太區的局勢日趨緊張,中共鎮壓是美國豎起「人權民主」旗幟的好機會,藉以拉攏其他亞洲國家,加強經濟及軍事上圍堵中國,幫助美帝的勢力「再平衡」。因此,中共固然會盡量將鎮壓責任「外判」給香港警察,但是,如果「佔領中環」演變成威脅政權的鬥爭,解放軍絕對會駕臨香港,即是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進駐香港實施戒嚴,宣示中共的主權。我們絕不能輕視中國維穩香港的決心。

群眾組織可令政治上取得優勢,將警察從統治階級拉到示威群眾的一方。兩年前,埃及革命在推倒穆巴拉克前,有獄卒讓監獄內的政治犯釋放出來。而土耳其近有警察向示威者派發面罩,甚至有軍方人員支持示威。這是群眾分裂國家機器的初始現象,如果群眾成立反鎮壓的基層警察和士兵委員會,組織叛變的軍警加入群眾一方,可以大大強化群眾的防衛力量。只有有組織紀律的鬥爭行動,才最有機會減低被鎮壓的犧牲而贏得勝利。

罷課、罷工

商討日裡,有市民提出罷工、罷課和罷市應,《蘋果日報》刊登相關討論後,建制派喉舌《大公報》隨即強硬回應,瘋狂攻擊佔中「煽動罷工罷課罷市」。然而,這個具震憾力的意見似乎受到「佔中三子」的冷落。首先,商討日結論的七大建議之一,是要確保「佔中」不會破壞香港(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這代表要排除罷工在運動中發揮關鍵力量。陳健民處處流露出對工人抗爭的渺視,指罷工罷課是「合法」行動,相對沒有「佔領中環」那麼激進,甚至暗示基層只懂「吐苦水」而搞不懂「高尚」的民主理念。這些學術菁英迷信法律,卻徹底誤解群眾鬥爭的模式。

「佔領中環」的原意是癱瘓香港的運作,威脅政權的統治穩定,迫使統治階級妥協。然而,單靠十萬人在中環集會甚至佔領馬路,都不能癱瘓金融市場的運作。這點也是戴教授努力証明的一點,以安撫中產階級。三個月前爆發的貨櫃碼頭罷工是一個好例子,500名罷工工人雖然只佔全碼頭的小數,但鼓起了全港四十天反李嘉誠的浪潮,局部癱瘓了碼頭的運作而令和黃財團每日虧損$500萬。在資本家心目中,從碼頭罷工的經驗可見,罷工從來都是非法的。法院在判決禁制令時指,基本法保障的罷工權,是「不能凌駕私有產權的」。泛民工會職工盟亦因為視「不違法」為金科玉律,限制工人更進取的鬥爭方式。

群眾運動的湧流是不能靜止的,不進則退,「佔領中環」開始一段時間後,如果行動不升級,群眾的能量會被消耗而感到迷茫,參與的人數會減少。在反國民教育鬥爭時,中聯辦放風指絕不能讓罷課出現,而十萬人以下的遊行則可以大安旨意,由於教協不願推動罷課,最後集會十天後,「反國教大聯盟」的領袖沒有提出行動升級的方案,最後更突然宣布解散,運動冰消瓦解。

因此,學生罷課後,可以鼓起工人罷工的信心,繼而號召工人罷工。與陳健民的講法相反,香港罷工比起單純集會有力得多,將會震憾國際,真正達至癱瘓中環的效果。

清晰的鬥爭目標 立!即!實現真民主

中共面對「佔領中環」時,可以玩弄對普選的魔鬼細節,試圖愚弄群眾接受偽民主的政改方案,甚至讓泛民提出「廿三條換普選」之類的腐敗交易。我們必須有清晰的民主綱領。

戴耀庭提倡的所謂「全民制訂」政改方案,要由國際專家判斷是否符合「國際標準」。在中情局叛諜斯諾登一案後,可見只要民主權利威脅到政權統治,美國政府如同中共一樣,瘋狂打壓異見分子。「西方標準」只是一個笑話。再者,專家鑑別無視群眾運動中提出的訴求,限制更激進的變革聲音,就如特首篩選機制,「佔中」商討日淪為偽民主荒誕劇。

即使中央人大釋法,破壞承諾早有前科,泛民主派迷信基本法的「普選路線圖」。認為「佔領中環」在路線圖框架下增加談判籌碼的工具。即使是學民思潮在六月底拋出的政改方案,亦認同保留功能組別至2016年,至2020年才全面廢除。難道我們在2014年「佔領中環」後還要等待六年,直至2020年才有真正民主?

正如本刊廿一期的《烏坎抗爭再次爆發》所指,中共在抗爭期間答允示威者訴求,讓運動解散後,隨即打破承諾,因此在承諾實踐前,不應解散群眾抗爭的委員會。對香港也不例外,中共可以在答允訴求後,讓「佔中」解散後,用鬼辯技倆打破承諾。因此,建基於對中共的絕不信任,「佔中」必須要求立即實現民主,絕不拖延。

社會主義行動的佔中訴求:

● 梁振英政府立即下台

●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

●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 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

● 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

「真正人民議會」立即實行的社會改革,不能拖延到佔中之後,而應該納入為佔中訴求: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

● 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污染

● 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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