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雨傘革命」的重要教訓

2014年十一月月19日 上午 12:47Views: 357

群眾運動需要真正的內部民主,需要戰鬥性工人階級綱領以打倒中共獨裁政權

中國勞工論壇

創造歷史的「雨傘革命」已持續了七星期,時間比八九六四更長。今次這場運動更是自25年前的天安門事件以來,對中共獨裁和香港的資本主義精英所構成的最嚴峻挑戰。示威者大多數為年輕人,提出爭取真普選的訴求,得到了社會的廣泛支持。同時,這場運動反映了香港作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群眾不滿情緒的一次爆發。《路透社》十月份進行的一份民調顯示,問到三個佔領區的示威者加入抗爭的主因,有38%的佔領者是因為「財富分配不均」。媒體粗疏地定性這場運動為「學運」,但事實並非如此。該調查發現,佔領區30歲以下人群中僅有五分之一是學生。

本文撰稿時,港府仍在醞釀新一輪的打壓,而警方亦即將進行清場。7,000名警員嚴陣以待,高等法院法官字斟句酌,頒布法院禁令,隨時準備清除佔領區障礙物。三星期以來,政府採取拖延戰術,加強對付示威者的心理戰。而下令將事件冷卻處理的,無疑是習近平。他絕不想在有包括奧巴馬在內的22國政府首腦出席的APEC會議期間出任何差錯。隨著與會者陸續離開,當局對香港發出訊號,開始磨拳擦掌。

之前警方嘗試在佔領區清場,引發了強大的民意反彈。數千名示威者動員起來迫使警察讓步。然而,鑒於現在運動內部明顯分裂,又領導層又出現危機,如今形勢發展愈發不明朗。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一如既往批判資產階級民主派政客及其民間團體盟友,他們主導了民主運動的政治路線。政治上,這些群體依附於資產階級,並且鑒於如今在中國獨裁制度下資產階級的既得利益,他們祗提出一種非常局部的改革方案,小心地避免觸及推翻中共獨裁,以及將這場民主革命傳播到中國。不幸的是,儘管這些主張妥協的領袖在如今這場運動中的控制權受到了嚴重威脅和質疑,學生等其他團體開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這些新生力量祗是繼續沿用泛民政客的錯誤策略,而非將其徹底拋棄,並以階級鬥爭的方向取而代之,力圖在中國內部引發一場更大的運動,推翻中共獨裁。

我們重登《社會主義者》雜誌2013年第5-6月期的一篇文章,解釋馬克思主義者如何介入香港的群眾鬥爭,指出泛民領袖的角色。此文寫於「佔領中環」提出不久之後,雖然我們歡迎佔領的提議,但也指出佔中領袖的抗爭概念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缺陷。正如我們當初警告,「溫和的泛民黨派想利用「佔中」議題去確保自己與中共談判的權力代理人地位…泛民領袖害怕群眾抗爭,因為害怕會被迫走得太遠,甚至群眾會在鬥爭過程中踢開泛民,選擇更堅定的抗爭力量。」事實上,這正是九月份爆發「雨傘革命」時的狀況。佔中領袖因為多次拖延運動而受到懲罰,在運動裡被晾在一旁,將這個紙上談兵的「和平佔中」掃進歷史垃圾堆。現在,佔中領袖間的主要爭論是,如何及何時去警局自首,因為自己支持了一場「非法的」運動!

正如該文所警告的:「溫和泛民領袖脫離現實,低估爭取普選所需要的力量…單靠佔領行動並不足夠迫使中共妥協。」從最開始,社會主義行動就呼籲使佔領運動「應該是一個平台發動更有力的抗爭方式,包括罷課/罷工,以及呼籲跨越香港邊境的團結行動」。

最重要的是,此文作出解釋「如果香港的民主鬥爭被孤立在香港(如今天泛民領袖希望),拒絕積極連繫並支持中國的反專制鬥爭,將不能夠成功。」

隨著這場運動陷入一個更加複雜和艱難的階段,甚至有一定的危險存在,我們需要討論並汲取許多重要的教訓,才能走得更遠。

社義行動於2014年七一遊行為宣傳領運動

社義行動於2014年七一遊行為宣傳領運動

香港:激辯「佔領中環」

怎麼樣的鬥爭可以擊倒獨裁政權?

抵抗 社會主義行動

香港的民主鬥爭正邁向關鍵的階段。中共發言人証實了所謂的2017普選承諾不過是空頭支票,《社會主義者》的警告不幸言中。中共獨裁者要掌握特首人選的最後控制權,將選舉降格為「諮詢性」的儀式,任何與北京「對著幹」的候選人都不會有機會成為特首候選人。

親政府陣營甘為應聲蟲,竭力宣傳「真普選是烏托邦」的論調。

法律系教授戴耀庭提出以「佔領中環」與中共一決雌雄,得到主流泛民主派的支持。建制陣營擔憂,這主意會發展起來,並得到更多支持。各大媒體則以陳腔濫調鋪天蓋地的警告,「佔中」會令香港陷入政治混沌和經濟自殺。

「佔領」並非新的主意,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可以對此有專利權。在2011年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鼓舞後,「佔領華爾街」以及歐洲類似的大動員成為世界新聞的頭條。如果「佔領中環」以動員大量群眾為目標,不加人數設限;如果佔領和遊行以公開和民主的方式進行(而不是像2012年佔領添馬艦反洗腦行動那樣的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可以是群眾運動邁向重要的一步。

集體佔領的目標是什麼?

集體佔領的行動可以作為跳板,將為真民主而鬥爭的行動升級。但要達致目標,我們需要更有效的群眾鬥爭方法,例如罷工/罷課,以基層工人和青年為基礎建立群眾組織。不幸的是,溫和泛民主派領袖並非採取這方法,而是將「佔中」設想為有限度的、象徵性的佔領,其目標並非重重打擊中共獨裁,而只是向選民有所向待。若不打擊中共,全面民主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戰略之前已經失敗過,在未來也不見得會成功。依靠與獨裁者談判,承認政府繼續統治,從而換取獨裁政權賜予民主權利,在歷史上是從未出現過的。

近年溫和泛民政黨支持率下降,今次想利用「佔中」議題去確保自己與中共談判的權力代理人地位。尤其是民主黨,在2010年投票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後,其犬儒和背叛的角色仍未被公眾原諒。泛民領袖害怕群眾抗爭,因為害怕會被迫走得太遠,甚至群眾會在鬥爭過程中踢開泛民,選擇更堅定的抗爭力量。但他們又明白到,2017年的選舉將至,如果自己無所作為,便會名譽掃地。雖然很多普通工人和青年視佔中行動為鬥爭的機會,但對民主黨而言,這不過是捧自己做領袖的平台,並嘗試控制運動,避免其演變成為挑戰現行權力架構的全面抗爭。

戴耀庭最初提出,限制佔領和堵塞中環的人數為一萬人。在組織手法和政治綱領來看,這想法有幾個弱點。事先限定鬥爭的規模,或者強加組織上的限制,是完全反效果和不現實的。戴耀庭又表示他想由「中產階級」甚至是「中年人士」主導運動,因此貶低兩個鬥爭成功的關鍵元素 – 工人階級和青年。不幸的是,戴耀庭愈展述其主意,就愈知道這些主意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完全脫離真正的鬥爭經驗。遠的先不談,就算在香港,近五年來政治運動的潮流是由九十後帶起的,但戴耀廷及其泛民盟友似乎對此一無所知。

資產階級泛民未有預計到「雨傘革命」會發生,也不想其發生

資產階級泛民未有預計到「雨傘革命」會發生,也不想其發生

怎麼樣的鬥爭可以擊倒獨裁政權?

溫和泛民領袖脫離現實,低估爭取普選所需要的力量,對未來的鬥爭是相當危險的。例如,戴耀廷發表了難以置信的聲明:「理論上,在我們要發動佔領中環前,北京就會先妥協。」(HK Weekend, 2013年4月18日)。這看法完全錯誤,低估中央政府態度的天真想法,是泛民領導的先天缺陷。李柱銘回顧三十年前中英談判開始時,坦白地說:「那時形勢不同,我們那時相信只要多等十年就會有民主。」(《華爾街日報》,2012年4月9日)。

單靠佔領行動並不足夠迫使中共妥協。再者,參看其他國家的運動,如果沒有清晰的綱領和民主的架構,長期的動員只會消耗參與者的能量,達不到政治上的變革。雖然如此,佔領行動可以作為開始,以動員群眾,並升級至其他模式的集體行動,最後不可或缺的,是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因此,社會主義行動不同意泛民以「佔領中環」為最後手段 (正如梁家傑所言),而應該是一個平台發動更有力的抗爭方式,包括罷課/罷工,以及呼籲跨越香港邊境的團結行動。最近,有泛民領袖又改變了立場,指如果「佔中」被警察暴力驅散,可以以其他形式的集體公民抗命延續。這反映泛民開始瞭解真相的端倪,知道單靠佔領根本不足以令中共退讓。但即使如此,新的立場仍然欠缺贏得勝利的對策,而佔領僅僅是群眾挑戰極權的政治抗爭的其中一步。

中共之所以要最終控制香港的政制,不是擔憂香港失去控制的本地後果,而是擔憂對內地會產生的影響。中共最高領導愈來愈恐懼中國會爆發革命,習近平公開警告中共政權會在10年內滅亡。若要成功,香港的民主鬥爭一定要是群眾運動,並必須連繫至中國革命性的鬥爭。內地群眾(尤其是受盡超額剝削的4億工人)是擊倒中共的核心力量。如果香港的民主鬥爭被孤立在香港(如今天泛民領袖希望),拒絕積極連繫並支持中國的反專制鬥爭,將不能夠成功。

同時,這場鬥爭並非單單反對中共獨裁。香港由少數富有家族主導的資本家階級同樣堅決反對民主變革,確保可以繼續榨取鉅額利潤。有大公司和大銀行正在威脅,如果佔領行動發生而造成「政局不穩」,它們將會撤出香港。可見,對資本家階級來說,政治自由遠遠次於賺錢的「秩序」。因此,民主鬥爭必然走向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否則就會停滯不前。

運動應該有什麼即時的訴求?

戴教授及泛民盟友至今對「民主選舉」只有模糊的解釋。沒有詳盡解釋,只會讓中央政府有空間玩弄細節,繼續施展拖延、枱底交易和小修小補的技倆。戴耀庭又指2017年的普選方案應該與西方體制看齊,但這是真民主嗎?英國擁有上議院,美國的總統則由選舉團產生,而非真正的一人一票。這種所謂「民主」不過是用以掩飾銀行和大商家的統治。

戴耀庭又說,只要選委會由普選產生,他會接受特首候選人由1,200人組成的選委會篩選。但是,如果要由一場選舉去決定誰有權決定誰有權參選,就連西方標準都不如了。如果這是泛民領袖的起點,當面對政府和商家反擊時,他們會退到哪裡去呢?李柱銘甚至說,只要五個候選人中有一個是泛民主派的,可以接受篩選機制由現時建制派主導的提名委員會把關。由於輿論強烈反彈,李柱銘其後在48小時內被迫撤回這一主張。從「香港民主之父」的「失誤」,可見泛民領袖是何等脫離群眾。

如果群眾不願再被出賣,一份爭取真正民主變革的清晰綱領是必須的。必須要求梁振英政府下台,必須要清楚表明立即廢除所有精英主義的小圈子架構,例如選舉委員會和功能組別,而不是「逐步取消」或「改革」。絕不接受篩選機制(不民主政權的典型特色),所有政黨和個人都應該有權參選。這運動一定要拒絕枱底交易,例如所謂以普選換取廿三條。但是,只有這些低限度的條件,並不會帶來真正的普選,因為中共獨裁把持最終權力,決定誰去組成政府,因此任何選舉最後都不過是「諮詢性質」的!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一方面站在群眾身邊奮鬥,支持寸進的民主改革,但同時主張民主鬥爭必須連繫至推翻中共獨裁和中港兩地的資本家。我們主張以真正的民主議會取代將跛腳的立法會,由16歲以上人士普選產生,議會有權力選出政府,並實施有迫切需要的社會改革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制、調高最低工資、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廉價公屋、改善污染的政策,以及社會主義的綱領去打破資本權貴對經濟權力的壟斷。

再來一次「變相公投」呢?

在群眾鬥爭裡,各式各樣的策略是需要的,辭去立法會職務並觸發變相公投是其中一個方法。在2010年,社會主義行動積極參與在社民連等的516運動中,我們認為這場運動發揮了重大作用。516從激進化的群眾中取了50萬反建制的選票,這些選民大部分都永久地離棄背叛妥協的民主黨等溫和派。當時尚未分裂的社民連在運動中扮演領導角色,令運動有著反建制的性質,並將來自基層青年的忿怒反映出來。

現時有討論指,未來「公投」會由民主黨和何俊仁發動和主導,這將會和上次的運動差天共地。何俊仁在去年參與小圈子選舉的鬧劇裡,可見民主黨並無權自認為民運的唯一或主要發言人,包括在未來可能發生的變相公投中。何俊仁反對2010年「公投」,並極盡所能減輕「公投」的影響,代之以支持和中共對話。如果變相公投的策略是在民主黨領導層的組織和政治控制下,將只會產生一個口號和行動「溫和」得多的運動,而和現時鬥爭所需完全脫節。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未來的「公投」運動必須建基於民主和公開的運動架構,將不同組織容納於民主鬥爭中,在關鍵議題上進行民主討論和決策。

應該排除政黨參與嗎?

有民主黨和公民黨領袖表示擔心「佔領中環」會被「騎劫」,不點名暗指激進派分子。他們亦主張排除政黨橫額、徽號、出版物在運動之外。這是不民主和官僚操控佔領行動的手段。初看之下,這種「排除政黨」的主張可以得到部分青年和工人的支持,他們正確地對資本建制的政黨採取蔑視態度。但必須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是這些政黨的政客突然偽虛地反對政黨的自由呢?任何群眾運動若果不容許自己陣營內有民主(不同團體、政黨和個人公開運動並發表自己意見),這個運動根本不能創造民主的社會。

諷刺的是,最擅於禁制不同政黨的是中共政府。同樣,聲稱自己民主的領袖和團體抱怨運動會被「騎劫」,是自相矛盾的,與中共指責群眾反抗「別有用心」的說法一脈相承。無論是中共還是泛民的指控,都是輕蔑群眾的表現,視群眾為無思考能力的人質,會被「外來勢力」操控或騎劫。泛民領袖這種說法反映其內心的憂心和虛怯,要保持運動的牢牢控制,並排除所謂「激進勢力」的影響力。這並非我們第一次見識到小圈子領導層如何用官僚手段控制運動。

泛民政客主導媒體上的辯論,但同時自己在實地上欠缺實力,沒有群眾政黨和活躍分子。這是國際性的現象,政治「明星化」,由主流媒體、廣告和選票主導,但完全沒有在群眾裡紥根。在前工人和左翼政黨轉右並淪為資本建制的附庸後,也無一倖免走上這道路。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及工國委主張組成新的戰鬥性工人政黨。歷史表明,這樣的政黨在民主鬥爭的路途上是必須的。

親資政客(包括泛民派領袖)害怕現實的鬥爭,時刻指望着妥協,不需要也不願意與示威群眾站在一起,宣傳自己的理念。他們只需通過主流媒體媒體傳播理念,試圖從最不積極和覺悟最低,而非站在抗爭前線的階層中獲得支持。各個政治派別(或無派別)的代表或領袖在曝露在公眾面前,對群眾鬥爭才是有利。民主黨領導之流反對以民主和透明的方式建立運動,因爲他們希望隱藏他們真實的政治主張,方便為與政府秘密談判。

反洗腦佔領政總一役,有何教訓?

去年,反洗腦運動演變成十萬人佔領政總九日的行動。但這群眾由非選舉產生的小圈子控制,主要由教協官僚(民主黨政客)及一些民間團體主導。「學民思潮」被捧為運動領袖,受到媒體嘉許並人氣急升。但「學民思潮」實際上不過是一個Facebook群組,由一兩個「政治明星」主導,組織並無民主架構的會員基礎。這鬆散的網路除了反國民教育外並無清晰的目標和戰略,令教協官僚非常容易將其操控在手中,引用他們的術語,「騎劫」了他們。反國教的領袖在完全沒有民主諮詢群眾參與民意的情況下,突然解散運動,接受政府的半妥協(擱置國民教育),任由計劃在未來死灰復燃。群眾運動就這樣被出賣,而梁振英政府得到喘息的機會。

在「佔領中環」運動裡,戴教授取代了「學民思潮」的位置,作為掩飾民主黨之流的一塊「新臉孔」。我們認為,無論是佔領政總還是佔領中環,都必須完全民主並廣納,讓勞動人民和青年不只是以「老臨」的角色參與而不能發聲,而需要有民主的渠道讓人們討論運動方向、訴求和策略。任何與政府的談判應該公開,而領袖的建議應該先通過群眾大會辯論,當中由不同團體表達贊成和反對的意見,才能得到認可。

反國教運動期間,社會主義行動的年青成員積極參與的「全港大罷課行動」受到反國教大聯盟的部分領袖嚴苛抨擊。因為「大罷課」提出了一些「大聯盟」不欲見到的民主原則,例如容許所有國教的團體派發單張、籌款和收集簽名。「大罷課」當時印刷了超過5萬張支持罷課的傳單。

我們支持罷課的同志受到攻擊,並以中共的邏輯指控我們「分裂運動」、「騎劫運動」、「冒認學民思潮」(但學民思潮是反對罷課的!),甚至被身體上的暴力襲擊。正如我們當時指出,群眾鬥爭以「一黨專政」的形式進行的話,是相當荒謬和危險的。運動中之所以欠缺民主,是因為小圈子領導層想牢牢控制運動,防止運動升級,並竭力將其去政治化。具體來說,主辦單位竭力遏制佔領者對要求罷課、要求梁振英下台的訴求。以此,他們用演唱會代替政治討論。在突然解散運動後,很多參與者都感到驚歎和混淆。

黑警愈來愈暴力,激起對政府的憤怒。

黑警愈來愈暴力,激起對政府的憤怒。

運動應該非暴力嗎?

很多人希望不通過暴力而達致政治變革,是可以理解的。對於「香港自治運動」陳雲提出,民主鬥爭必須「勇武鬥爭」,社會主義者雜誌並不支持。我們主張有組織、有紀律及和平的示威行動,但我們同時警告,國家機器鎮壓的威脅,並需要在政治上所出準備。從來沒有統治集團會不戰而降,捨棄自己的權力和特權,因此他們必然會動用國家機器(警察、保安和法院)對付群眾。中共固然希望將鎮壓香港的任務外判給香港警察。正如唐年英在特首選舉所爆料,2003年反廿三條的政治危機時,香港統治菁英曾經討論動用解放軍鎮壓示威者。

雖然至今這仍未在香港發生,但鎮壓加劇已成趨勢,例如政治逮捕案件激增八倍,和平示威者被嚴厲判處。甚至連西九龍總區指揮官鄭仕廉也承認:「並沒有數據表明近年來的示威趨向激烈。」《南華早報》(2011年9月16日)

支持「佔領中環」的泛民主派領袖特別強調「非暴力」抗爭,好像「非暴力」是方法,好像「佔中」要與七一遊行和反國教佔領零舍不同。他們支持戴耀庭提倡的篩選程序和宣誓儀式,以排除「暴力」示威者於行動外,完全扭曲政治抗爭的圖片。不幸的是,同一班泛民主派政客卻未能警告警察暗中增設鎮壓武器,不僅包括1萬個防暴手榴彈,以及發出高分貝和高頻率的聲波炮。

戴耀庭和泛民主派領袖說,示威者被逮捕的話不應反抗,顯然這是錯誤的。按照這邏輯去說,這等同讓政府和警察決定何時結束佔領行動。如果這樣的話,為什麼要展開運動呢?提倡這想法的人完全沒有建基於群眾鬥爭的實際經驗。參考天安門廣場的例子,示威學生組織基本的安全糾察隊,甚至在一段時間內接管了交通警察的工作(1989年4月-5月期間罪案率降低了)。較近的,是廣東烏坎村的群眾起義,見到有組織的社區如何抵抗警察激烈的鎮壓,並安排自衛,將中共地方官員和警察驅逐出外,後來更迫使武裝到牙齒的獨裁政權妥協,令村落免於受到代價沈重的政治打擊。

在民主鬥爭運動的決戰時,認真的戰略一定包括警告警察會打壓,而增加政府鎮壓的政治成本。同時,以罷工糾察隊為榜樣,在運動中組織基本的籌備和自衛(防範親政府的搞事者)。這種措施會降低暴力發生的可能性。對警察打壓採取沈默態度是鴕鳥政策,只會令親政府陣營更放膽攻擊運動,增加爆發暴力衝突的危險。

為什麼罷工/罷課比遊行佔領更有效?

總結來說,如果佔領行動是反中共鬥爭的開始,並會發展至更廣泛和有力的戰略,佔領本身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去集結力量為鬥爭升級。但單靠佔領要打擊中共是不足夠的。

要完成這歷史任務,其他的鬥爭方法,例如號召全港工人罷工一天作為起始的「警告」,更符合現實的力量所需。罷工應該擺擺一系列的訴求,包括全面民主權利,並將之連繫至被忽視已久的提高工資、八小時工作務、集體談判權和全民退休保障。

社會主義行動提倡學生罷課作為先鋒的行動,仿效1989年天安門的鬥爭。學生罷課和佔領校園可以作帶頭作用,接著以更強大、更關鍵的工人階級力量承接。

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反專制鬥爭中,工人群眾開始罷工令運動邁向高峰。泛民主派領袖的戰略並不建基於任何實在的經驗,又害怕實際鬥爭。我們社會主義者與他們不同,我們緊貼群眾鬥爭和革命起義的新鮮例子,從而產生引領成功的理念、口號和策略,並在未來鬥爭爆發時應用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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