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是過去式還是未來式?

2015年九月月9日 下午 7:30Views: 139

書評:《後資本主義:通向未來之路》(保羅‧梅森著)

彼得·塔夫(Peter Taaffe),社會主義黨(CWI英格蘭及威爾士)總書記

保羅·梅森(Paul Mason)的最新著作《後資本主義》(Post Capitalism)為我們展現了新社會的圖景,當前資本主義制度所製造的恐怖在書中已經成為過去。然而,他沒有看到工人階級大眾通過鬥爭改變社會的可能性,並把社會主義視為過時的舊思想。

書名:《後資本主義:通向未來之路》

作者:保羅·梅森著

發行:艾倫.雷恩出版社,2015年

《後資本主義》所討論的問題和傑裡米·裡夫金(Jeremy Rifkin)之前寫的《零邊際成本社會》(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書評http://www.socialistalternative.org/2014/11/03/third-industrial-revolution-review-the-marginal-cost-society-jeremy-rifkin/)有很多重合之處。裡夫金寫道:「資本主義時代即將終結……它渡過了鼎盛時期,開始緩慢地死亡」。梅森則寫道:「資本主義的前途黯淡無光」,新自由主義時代最終是厄運。書本出眾地描寫了衰落的資本主義,值得一讀。

梅森和裡夫金兩人都認為科技的巨大進步將埋葬資本主義,尤其資訊科技是無法限制在民族國家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狹窄空間內的。資訊科技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令生產多每件產品的額外成本近乎為零,進而令商品價格降到零或近乎為零。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那麼「利潤——資本主義的生命之源——就會枯竭」(裡夫金)。

裡夫金埋頭研究了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思想,但他自己並非馬克思主義者,而如他所承認是來自小資產階級的出身背景。裡夫金的觀點代表了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經驗主義結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會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特別是它為群眾廣泛擁護的時候。而且如我們已經指出的,裡夫金的思想表明,我們有可能把一些作為個體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爭取到工人運動這一邊。

與裡夫金不同,保羅‧梅森則聲稱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儘管從這本書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在思想上偏離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他十分悲觀,特別是提到他認為已經過時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相反,他鍾愛著「後資本主義」這一塊政治上從未有人涉足的真空地帶。裡夫金和梅森在批判資本主義的現在與未來時,都提出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烏托邦式的方案:以「平民」組織代替資本主義。梅森在書中寫道:「我們看到了自發興起的合作化生產……平行貨幣、時間銀行、合作社和自我管理空間……新的所有制形式、新的借貸形式……我相信這就是出路——但前提是這些微型方案得到扶植、宣傳和保護」。

那麼如何才能到達這個樂土?不是通過工人階級及其組織——梅森認為它們已經過時了——而是通過「一般智力……亦即借由社會知識聯繫起來的每個地球人的思想,它的每一次進步都將惠及所有人類」。由此可以看出,先後作為《新聞之夜》和《第4頻道》記者的梅森深受全球佔領運動的影響。

佔領運動無疑是美國乃至全球(例如西班牙和希臘)新生代政治覺醒的重要階段。我們歡迎這一進步。但是梅森學到的不是這場運動的優點和潛力,而是它的弱點:在對抗資本主義時所謂的「自發性」,因而還有它的幼稚性。事實已經證明,有意識的「去組織化」的泛青年運動不可能推翻暴虐的「現代」資本主義,也不可能令國家機器轉為中立。佔領運動的一部分人士——例如從卡薩瑪‧斯旺特(Kshama Sawant)當選西雅圖市議員這一事件中——很快學習到一點:政治運動對於實現運動目標是必要的。

在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中,群眾意識發生了類似的轉變。這場運動曾在上一次大選中實際上抵制了「政治」,最終卻導致右翼人民黨(PP)獲勝。因此群眾開始意識到激進政治行動的重要性,並促成社會民主力量黨(Podemos,西班牙語意為「我們可以」)的崛起。至於這場新運動能否有效駕馭西班牙工人階級的激進的不滿情緒則是另一個問題。社會民主力量黨的領導人試圖通過對所謂「種姓」(caste)的模糊批評——而不是明確批判統治階級及其政黨與組織——來建立一個「反政黨的政黨」,現階段此種政策不可能爭取到大部分西班牙工人。最近社會民主力量黨在民意支持率的確出現下滑。

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

梅森批評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的合作創立者——對英國工人階級的分析。他批評列寧與布爾什維克黨,以及他們領導的俄國革命。他也高度批評對一戰前經濟狀況的馬克思主義分析,認為一戰爆發只是因為「錯誤的末日預感」。另外,他還推崇魯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後者在一戰前是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後來成了支持資本主義的改良主義辯護士。

梅森認為「馬克思主義低估了資本主義的適應能力」的觀點是錯誤的。眾所周知,馬克思曾說過,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在耗盡其所有潛力之前都不會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不過我們不能以膚淺的經濟「決定論」來理解這句話,不幸的是,梅森就是這樣做的。經濟發展具有最終決定性,但是國家與政治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發揮關鍵作用。

因此,馬克思主義關注的不僅有經濟狀況,還有「政治經濟學」:經濟變動與政治變動之間辯證關係——原因可以成為結果,結果也可以成為原因。例如,社會民主黨人和斯大林主義者對二戰後革命浪潮的背叛為資本主義的穩定和1950-75年間世界資本主義的長期繁榮提供了政治前提。

基於同一原因,我們反對從俄國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迪耶夫(Nikolai Kondratiev)那裡借用的長波理論,或者叫做超級週期理論,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早在1923 年就對此做過評論。托洛茨基批判了康德拉迪耶夫以及承其衣缽的梅森等人所設想的50年週期。他們只是抽像地分析了線性經濟進程,而沒有充分考慮國內外巨大政治變革的影響。

梅森也沒忘攻擊「托洛茨基主義」。他在參加「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一個從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分裂出來的小型政治團體)時曾追隨過托派。他所攻擊的是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在1946年提出的一個錯誤的經濟分析。那時戰鬥派(Militant,英國社會主義黨)的先驅者考慮到了政治變革的因素,其中最主要就是社民黨人和斯大林派對戰後革命浪潮的背叛。根據這些因素,戰鬥派相應地調整了自己的經濟和政治觀點,因而成功地預見到1945年工黨政府能夠實施一些重大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戰

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梅森犯了類似的錯誤。列寧、托洛茨基和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等人在戰前為回應改良主義理論家愛德華‧伯恩施坦(Edward Bernstein)——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而做的分析已經為戰爭本身所證實。他們承認在戰爭爆發前資本主義是相對進步的,能夠推動生產力——科學、技術以及勞動組織——的進一步發展。這並不是說如果革命在19世紀取得成功,例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工業和社會就不會以快得多的速度發展。

然而革命失敗了,資本主義得以繼續前行,同時也令無產階級——它未來的掘墓人——不斷壯大。但是後來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極限,從對生產的相對阻礙變成了絕對束縛,民族國家和私有制扼住了生產力的喉嚨。戰爭是無可避免的。

儘管如此,在一戰前的繁榮期——大概從1896年到1914年——階級關係和社會關係都有所緩和,工人組織的領導人適應了這種局面。工人階級因此對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沒有任何準備。社會民主黨領袖在戰爭中支持本國統治階級的背叛行徑完全令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迷失方向。

三年的殘酷戰爭為革命——特別是1917年俄國革命——鋪平了道路。可是梅森卻寫道:「法西斯對德國工人運動的毀滅是組織化工人200年來的歷史中的決定性事件」。具有決定性的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和梅森的想法恰恰相反,在這200年裡——甚至在此前的一切人類歷史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是俄國革命,而不是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反革命。它們只是減慢了社會和工人運動的前進步伐。

為拯救資本主義而奮鬥?

這些並非只具有歷史價值的抽象問題。梅森的分析是片面的:「我們必須說一些讓左翼感到痛苦的話:馬克思主義誤解了工人階級。無產階級以往在人類社會中最像一個進步的、集體的歷史角色。但是200年的經驗表明工人階級的頭腦充斥著「即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要活下去」的想法,而不想著推翻這個制度……左翼著作中到處散佈著為200年失敗史開脫的借口:國家太強大、領導太軟弱、工人貴族的影響力太大……工人階級遠不是社會主義的無意識的承擔者,他們明白自己想要什麼,並用行動表達出來。他們想要一個能讓自己更容易地活下去的資本主義……這並不是思想落後的結果,而是一種公開的戰略。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論從來沒有認真分析過這種戰略的基礎:存留在工人階級生活中的技術、個人自主和社會地位。」

所以,不時發生戰爭、經濟和社會浩劫、革命和起義的20世紀並非致力於建立社會主義新世界的巨大努力,而是無產階級建立「可生存的資本主義」的嘗試。梅森竭力否定俄國革命、1918-23年德國革命、1920年意大利的靜坐罷工和1930年代美國與革命潛力以及1931-1937年西班牙革命——不朽的西班牙工人當時本可以發動十場革命。

更不用說1968年發生在法國的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大罷工和群眾佔領工廠的運動,還有1970年代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等國的革命劇變。讓我們回憶一下,1975年斯皮諾拉(Spinola)政變失敗後,《泰晤士報》宣稱「葡萄牙資本主義已死」,因為在起義工人的壓力下,銀行被收歸國有,70%的工業由國家接管。這些看來都是因為誤解!群眾拋灑熱血、做出巨大的犧牲與努力不是為了革命,只是為了建立另一種資本主義。

梅森的另一個錯誤是他斷言我們現在面對的「不只是改頭換面的工人階級;而是網絡化的人類」。就這樣,工人階級一下子消失了。這種觀點沒有任何新意。他只是複述前人的思想而已,特別是那些在蘇東劇變後從斯大林主義倒向歐洲共產主義的人,他們為尼爾‧基諾克(Neil Kinnock)領導英國工黨向右轉提供了理論依據。埃裡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梅森的書中得到讚揚。他認為去工業化宣告了工人階級的死亡。

儘管發達工業國家的傳統產業工人在數量上有所下降,但在世界範圍內其數量可能仍在增加,而且中國、印度、巴西等國的大規模工業化令其人口比重也上升了。我們明白現在傳統產業已經進一步削弱,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工人受雇於運輸業、工業等行業。從最近倫敦地鐵工人的一系列罷工中可以看出,他們能夠而且也將發揮關鍵作用。

即便情況並非如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原來的「特權」階層正在無產化。教師、公務員、郵政工人和大學講師的工資經常少得可憐。他們視自己為無產階級、加入工會並採取其他行動。我們看到最近美國爭取15美元最低工資的大型運動,以及英國低收入工人要求每小時10英鎊的運動。我們還看到呼叫中心員工和亞馬遜員工反抗日益嚴苛的工作條件。他們受到並將繼續受到工人階級普遍情緒的影響,不僅在行業層面上,而且在政治和社會層面上。

社會主義意識

廣泛的社會主義意識尚未出現,即便在希臘也是如此,儘管經濟深陷危機,引發了空前的階級憤怒和階級行動。英勇的工人階級發動30多場大罷工,確實痛擊了希臘資本主義的根基,西班牙和葡萄牙群眾掀起巨大的社會浪潮,英國則出現了科爾賓(Corbyn)現象。這些都是工人階級和青年的政治反抗,它在同等程度上震撼著貝利雅派和資產階級。

當馬克思主義者在政治上分析和解釋這些鬥爭為何還沒令工人階級取得成功的時候,梅森認為這些解釋只不過是「借口」而已。他對於群眾意識的看法完全是片面的、決定論的。群眾意識的形成離不開具體事件、工人階級——尤其是它的領導階層——的集體經驗,以及黨和領袖的關鍵的領導作用。社會民主黨在其19世紀鼎盛時期——例如德國——直接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在20世紀頭十年它對成千上萬的工人進行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教育。這幫助數百萬人樹立起社會主義信念,並將之與日常經驗相結合。演講、新聞報章和宣傳冊等各種宣傳手段令資本主義的問題家傳戶曉。

羅馬神話說密涅瓦(Minerva)從朱庇特(Jupiter)腦袋裡出來時就身披甲胄、手執金矛。顯然梅森認為工人階級意識無需客觀條件的變化就可以像密涅瓦一樣憑空出現。他在《衛報》寫道書本的概要:「過去25年間,左翼的方案失敗了。市場摧毀了計劃;個人主義取代了集體主義和團結精神;世界勞動力極大擴展,他們看似是『無產階級』,但他們根本不像以前那樣思考和行動」。這些話說明他還沒有明白,在資本主義繁榮時期的背景下斯大林主義的垮台對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觀念造成了巨大影響,直到現在這種影響還存在。

即便龐大的官僚集團帶來沉重負擔,計劃經濟仍是世界工人階級的參照點。它的瓦解讓統治階級有機會大規模鼓吹資本主義相對「聲名狼藉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對於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來說,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敗退——群眾意識倒退了——即便其嚴重程度比不上1930年代法西斯上台後對工人運動的打擊。

2007/08年危機後,資產階級利用各種渠道反覆向人們灌輸這樣一種觀點:「市場」是無可替代的。工會領導和社會民主黨人則附和這種論調,越來越向右翼傾斜。這就是為什麼工人大眾及其先進階層不斷投身於反抗資本衝擊的鬥爭之中,卻仍未接受民主社會主義——真正能替代現有資本主義制度的方案。

不過,卡薩瑪‧斯旺特(Kshama Sawant)當選西雅圖市議員以及伯尼·桑德斯(Bernie Saunders)競選美國美國總統這兩件事已經表明,在犁過的地上,社會主義意識的新種子就要開花結果,連美國——世界資本主義的大本營——也無法避開這一趨勢。被危機撕裂的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也不會落後太多。

空想社會主義

梅森用來替代馬克思主義的方案沒有絲毫新意,它並非對「過時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據他自己所說,其本質上是借由合作社回歸到協作理念。但事實上,這不過是在馬克思主義和有政治覺悟的工人運動出現之前,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等人的舊思想而已。歐文是一個擁有「崇高」人格的天才。他用自己的模型移民區讓我們初步瞭解了社會主義可能帶來什麼。不過,這只是烏托邦,他的方案最終未能成功。在資本主義的海洋中創造一個社會主義小島,這是一次勇敢的嘗試,其目的是「在社會的背後改造社會」。

梅森聲稱,空想社會主義者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當時物質匱乏,但現在資訊科技的應用和分享行為等諸多因素已經使物質資料大大豐富了,所以他們的計劃能夠成功。他在許多方面都犯了錯誤。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之所提出此種方案,是因為當時工人階級還不夠成熟,沒有成為具有階級意識的獨立力量。不過他們在憲章運動——獨立的工人階級運動在歷史舞台上的首次亮相——中實現了這一點。

在大概十年的時間裡,憲章運動經歷了階級鬥爭的所有階段,從和平請願到革命總罷工。當時24歲的恩格斯在他那本傑出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1844)中引用了這段經歷,而梅森則對這段經歷加以攻擊。他同樣攻擊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1848-51年革命後資本主義為什麼會出現繁榮期並造成英國工人運動出現一段「溫和期」所做的解釋。

梅森寫道:「恩格斯說工人變得溫和是因為他們分享了英國帝國主義力量所帶來的好處。不只是熟練工人——他把他們描述成『工人貴族』——而且還有廣大群眾,恩格斯認為大英帝國擴張導致的價格下降使他們得益。但是,他認為英國的競爭優勢是暫時的,熟練工人的特權也是暫時的」。

恩格斯說對了。19世紀晚期,資本主義開始失去它的競爭優勢,進而影響了工人階級,導致低收入的火柴工、碼頭工人等奮起反抗。當然,熟練工人仍然存在,但是他們也受到英國資本主義衰落的影響。梅森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無產階級作為變革的主要動力的分析是錯誤的、片面的,但是他的觀點禁不起認真檢驗。他用折中主義的研究方法拼湊出一堆經濟和政治的大雜燴,以配合他那烏托邦式的觀點。

在其結論中,梅森做出如下供認:「我們應該承認自己是烏托邦主義者」。他已經用自己的簡要模型證明了這一點,這個模型絲毫不能說明今後一段時期內英國和全球的動態。我們從下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根源:「烏托邦主義者是後資本主義早期最有效力的倡導者,同時也是人類解放的一切先驅者」。這裡絲毫沒有提到社會主義和即將戰鬥的工人階級。

很明顯,反資本主義運動的失敗對梅森造成了負面影響——特別是希臘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的投降,梅森對此做過細緻的電視報道。希臘、歐洲和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將從這一段慘痛經歷中學到很多。我們不僅需要工人階級的強大組織,還需要能和群眾一起抗爭到底、剷除資本主義、開啟社會主義新紀元的領導者。不幸的是,保羅·梅森的書對培養這樣的領導者有害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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