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金融風暴二十年

2017年七月月1日 上午 4:50Views: 112

資本主義正醞釀新的災難

中國勞工論壇 報道

二十年前,東亞所謂的「小龍經濟」陷入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不單為從韓國到印尼的民眾帶來災難,更差點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1997年7月2日,泰國被迫將貨幣泰銖貶值,這一事件在亞洲的金融體係引發了連鎖反應,並在導致之後三年的經濟衰退和大量失業,數百萬計的人口跌入了貧窮之中。

泰國每天流失2000個工作職位,而南韓則有100萬工人失業。首爾許多男性「受薪族」每天穿著西裝外出呆坐在公園裡,原因是害怕讓家人知道他們失業。

在印尼,1998年的經濟產出下降了14%,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政策反而令狀況雪上加霜。15%的男性工人失業,而工資則下降了超過三分之一。另外,有8000千萬印尼人跌入貧窮線以下。1998年5月,印尼獨裁者蘇哈托被推翻。由於緊縮政策所帶來的生活影響,其他國家亦被群眾運動籠罩著,各國統治精神亦陷入嚴重分裂。

現在,資本主義的代表們會稱那次事件「證明」了資本主義雖然會出現「短期動盪」,但最終仍能重整旗鼓,並使東亞經濟體強勢復甦。不過,事實完全相反。今天整個地區的政局更加不穩,貧富懸殊不斷惡化,社會不滿與日俱增。印尼今天的股票市場是1997年的八倍,但其工人工資是區內最低之一的,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

首先爆發危機的泰國,經歷了長期的社會衝突,隨時可能導致內戰及國家的分裂。泰軍將領們在過去十年發動了兩次政變,現在軍方獨裁者巴育將軍透過修改憲法來維持永久的半軍事統治。鄰國的柬埔寨,獨裁者洪森自1997年掌權以來一直統治至今。

馬來西亞及印尼則飽受貪腐困擾,而統治精英為了自身的野心,不斷煽動族群衝突。在菲律賓,被稱為「亞洲特朗普」的杜特爾特上台,反映了群眾對整個政治建制完全不信任,最終有可能發展成「泰國方案」那樣的軍事統治。

新興市場的危機

至於韓國,去年爆發了震撼的「燭光革命」,一千萬人上街抗議,並推翻了朴槿惠。工人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運動佔了韓國社運的重要席位。亞洲區內各地的資產階級政權正面對新一層次的危機與動盪。飽受九七金融風暴蹂躪的香港(1998的GDP下降了5.5%)和台灣,同樣受到長期影響。

九七危機是2008年全球危機及2011年歐洲危機的前奏,其相似之處在於骨牌效應,危機從一個經濟體迅速地蔓延至另一個經濟體。

上述問題遠遠還未得到解決,一場新的「新興市場危機」正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之上徘徊,消失一陣子後以新的危機再次出現。這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的財務不平衡是空前的極端。過去十年亞洲經濟很多的「強勢增長」都是建基於西方國家中央銀行的廉價信貸政策。那些銀行為了在亞洲各國市場追求更高利潤而釋放大量投機性資本。資產形成了泡沫(在房產、股票與所謂債務產品方面),而他們始終會爆破,勞動人民和窮人被要求為此埋單。正如《南華早報》專欄作家David Dodwell指出:「我們在過去二十年間已經經歷了兩次『百年一遇』的危機,而又不能排除在未來數年還可能會出現第三次。」

IMF的角色

在亞洲金融風暴之際,IMF推動美名為「拯救方案」的殘酷緊縮政策,遭到廣泛群眾的反對。近年來在歐洲亦推出了類似的私有化、去管制與大幅削減政府項目開支的政策。不過IMF卻弔詭地質疑歐盟當局及其主導者(前「社會派」德國資本主義)的強硬立場。

二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使IMF推出了當時史上最大型的紓困方案。不過後來這金額被其對希臘、西班牙、愛爾蘭、羅馬尼亞及烏克蘭的借貸規模所超越。現在這些國家成了IMF最大的欠債國(這些「借貸」只是用來償還那些吸血鬼般的西方銀行,卻要當地民眾通過私有化、降薪和其他形式的緊縮開支來承擔)。

亞洲的「小龍經濟」曾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蹟,在1980年代以來的每年經濟增長曾經高達6-8%。然而,在1990年代初,這種情況發生了重大轉變,這些國家開始揚棄「亞洲之路」,即不再以日本1960-70年代崛起(高度保護主義和國家干預)的模式為基礎,並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壓力下放開對外國資本的管制,以及取消了其他的政府規管。地方資本主義已經「成型」,意思是越來越受到金融化和寄生性,而產能過剩和科技更大的使用,使其他具實體生產力的利潤來源被壓縮。

在1997年之前,IMF為危機提供了條件。它介入了危機當中,推行今天對希臘所採取的野蠻緊縮措施來「救市」,致使危機更加糟糕。在克林頓執政、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鼎盛時期,IMF也作為美國外交政策重要的延伸。IMF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慘敗後改變了風格,被迫反思它的一些基本做法。然而,最終結論只能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泰國

IMF批判者、諾貝爾獎得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為美國財政部對IMF在亞洲的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感到哀歎。斯蒂格利茨將美國財政部描述為「華爾街的女僕」,指出亞洲取消資本管制主要為了滿足美國金融集團的要求。

例如在1992年,泰國在IMF支持、鼓勵利潤豐厚的「套利」業務背景下成立了一個離岸銀行中心,從紐約或東京以低利率借款,並以較高利率存入泰國銀行。泰銖對美元的掛鉤使得這對投機者來說看似基本上是無風險的。1997年,有560億美元以這種方式存入,是1994年存入水平的三倍。

從1995年中期開始,美元開始急劇上升,使其在亞洲的衛星貨幣處於巨壓之下。泰國的經常性賬戶赤字飆升,擊穿了國家的產業和股票泡沫,導致私人債務激增。
危機隨後蔓延到台灣、香港、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隨後拉下俄羅斯和巴西。1998年最受危機打擊的五個亞洲國家的資本外逃金額達到1,000億美元,即百分之十的生產總值。

韓國

1998年,在IMF的緊急救助下,韓國放棄了對外國所有權的限制,允許外資收購像汽車和電子這樣的核心產業公司。金大中政府在危機最狂虐的時刻當選,選擇了IMF的政策,包括比IMF要求更多、為快速的改革。韓國銀行最終被拯救了,但成本高達GDP的31%,而且許多長期工作崗位被裁減,並由低薪而廉價的短期合約工所取代。

IMF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除了總是誤讀經濟信號,還犯上了其他明顯錯誤,包括制訂極高的利率和推行殘酷的緊縮措施,令危機更為嚴重。1997年7月,泰國危機之後,世界銀行認為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相對有能力應對」,受嚴重經濟衝擊的風險「當前非常低」。1997年11月,IMF的報告認為韓國「基本上是安全的」,因為它的經濟「基本面依然強勁」。不到一個月後,首爾簽署了有史以來最大的IMF的一攬子計劃。IMF對泰國的計劃是基於1998年3.5%的經濟增長預測,實際上經濟萎縮了百分之十!

IMF在亞洲危機期間的救援資金計劃——泰國170億美元、印度尼西亞330億美元、韓國550億美元、俄羅斯220億美元和巴西410億美元——象徵一個新的起點,數目大且條件也比以前多得多。如同在過去七年更大型得多的希臘方案,政策依舊失敗,並未平息金融市場。

按照保羅.布盧斯坦(Paul Blustein)的暢銷書《懲戒》所述(公共事務出版,2001),當時IMF總裁米歇爾.康德蘇(Michel Camdessus)正在親自與韓國政府進行談判時,克林頓總統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致電給康德蘇,向他「非常直率表示,美國不會接受一個軟弱的計劃」。克林頓當局代表華爾街利益進行施壓,引發了史無前例的緊張關係,亦成了今天地緣政治版圖變化、美國在亞洲的影響減弱的其中一個因素,而中國崛起加劇了這一情勢。

銀行倒閉

在IMF的政策下,泰國的失業率增加了三倍,城市工資下降了百分之八。經濟下滑的嚴重性促使IMF三思,並敦促泰國政府接納預算赤字。一個IMF的經濟學家說:「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會這樣說」。1997年8月,泰國政府計劃推動存款保障計劃,以免銀行出現大擠提,但起初遭到IMF的反對。

最終泰國政府堅持己見。據一名IMF官員的說法,泰政府「避免泰國銀行體系完全崩潰」,與印尼的狀況截然相反。在印尼IMF反對採取類似泰國的方案,反而讓銀行倒閉,結果全國半數企業破產了。IMF的1999年度報告承認,其在印尼的政策「現在看起來是不明智的」。

泰國財政部長抱怨說:「終有一天,沒有IMF職員能來亞洲」。泰國和韓國政府最初在尋求日本緊急雙邊貸款之前,被迫尋求IMF的幫助時,日本資本主義打著「亞洲團結」的牌,將危機視為進一步擴展在亞洲大陸勢力的機會。但因為日本銀行業形勢嚴峻,擴充的野心被制衡下來了。

即使日本能夠為危機中的國家提出自己的「拯救方案」,其結果亦不一定有很大分別。在資本主義及其「利潤優先」的邏輯下,可能這會導致較為緩慢漸進的緊縮政策,但自日本的「失去的二十年」、多次經濟衰退和銀行危機後,我們看到工人階級最終都要為資本主義的失敗埋單,包括貧窮加劇、外判及短期合約工的爆炸性增加(到今天這個比率佔總勞動人口的37.5%,冠絕全球)。

美日衝突

布盧斯坦在《懲戒》描述「當危機展開時,美日衝突將在未來數周內加劇」。華盛頓審慎看待東京的意圖,因為「擔心IMF在擊退危機中的核心作用可能會受到削弱」。克林頓政府希望阻止日本資本主義利用危機來將美國從亞洲趕走,成立一個由東京主導的地區性聯盟,就像德國主導歐盟一樣。日本的副財長、以「日元先生」著稱的柛原英資(Eisuke Sakakibara),當時已經準備好計劃推出一個「由中日等國把持的巨額硬貨幣基金,將動用數千億美元儲備中的一部分」。

這項設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的建議遭到美國的激烈抵抗。「日元先生」在1997年9月向南韓、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亞發出了一個「非正式的」綱要。布盧斯坦評論說:「這些文件本來不想被美國看到的」。

克林頓政府堅決反擊。拉裡.薩默斯(Larry Summers,時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警告柛原英資「違反了」美日盟約規則。華盛頓派員到亞洲各國首都,警告政府不要沉迷於日本的計劃。雖然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支持這一計劃,但澳大利亞以及至關重要的中國持反對意見。

中國專制同樣擔心日本在區內的野心。在1990年代,中國仍然非常依賴與美國資本主義的貿易和其他經濟協議。中國當時不斷尋求加入世貿,最終在美國支持下成功在2001年加入。當年的中國並不像今天那樣,有足夠實力推動自己為地區霸權。但自2008年危機後中、日、美之間的勢力平衡有所改變,事情就變得不一樣了。

本管理公司

危機的轉折點是美國由於擔心危機會蔓延到自身,而在政策上作出了局部轉馱。轉折的爆發點是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CTM)的倒閉,LCTM的破產對華爾街和全球金融體系構成了無法估量的威脅。美國金融界鉅頭「巨頭信孚銀行」和「雷曼兄弟」也遇到了麻煩。

美國聯儲局(央行)主席格林斯潘當時判斷是:LCTM的崩潰「當時有可能會對許多國家的經濟造成潛在的損害,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這句話大體上是對十年後雷曼兄弟爆破的預視。但是,雷曼兄弟被任由倒閉,極大加劇了全球危機。

1998年,美國政府做了那些一直堅持亞洲各國政府不應做的事情,支撐著一個破產的金融機構。各國央行跟隨美國指不,削減貸款利率,並向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 美國採取行動構建了一個「防火牆」來抵禦亞洲危機的蔓延(當時已蔓延到亞洲之外),避免了出現全球崩潰。但接下來發生了什麼?正如我們所知,資本主義在1997-98年的危機之後完全未能汲取教訓,也不能作出改變,所以在2007 – 08年陷入更大規模、更具破壞性的危機。

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猶如「行屍走肉」。資本主義透過空前規模的「印銀紙」(零息率下的量化寬鬆)避免了世界性的大蕭條,但卻無法刺激真正的復甦,而各政府則在量化寬鬆政策上騎虎難下。政治動盪、選民大舉反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所有資本主義機構(如IMF和歐盟)都名譽掃地,使經濟問題更加複雜。

與1997年一樣,最重要的發展乃對資本主義的群眾反抗正在升溫,以及工人組織的建立。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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