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疾病、過勞、砍假
Vincent Kolo和Xiaxi Cai 社會主義行動
「因為疫情我已經兩個月都沒有休息。」來自印尼的外籍家庭傭工Seputih向《社會主義者》雜誌傾訴：「老闆答應讓我放有薪假，但實際我沒放，我為了健康不得不待在家裡，只好放棄假期。」
週日是外籍家庭傭工的法定假日，這天一直以來都是他們休息、放鬆和社交的唯一機會。現在香港政府要求他們留在家中，於是他們被永無天日地困在「職場」。有些僱主還威脅說要解僱他們，說是害怕如果星期日允許他們出門，會把病毒帶回家。但是，當家傭被僱主派去外出購物或溜狗時，這種邏輯卻弔詭地不適用了。
新冠病毒對各地工人造成了沉重打擊，這些工人承受「緊急時期」權利限縮、公司倒閉和收入損失。但是，工人階級中最貧窮、最容易受害的職業，承擔了最大的負擔。。但是，工人階級中最貧窮、最容易受害的職業，承受了最大的負擔。在香港有40萬移工，其中大部分來自印尼和菲律賓。他們面對更多的工作量、更長的工時、且更多的自由和私隱限制。儘管自我隔離對世界上許多人來說意味著更少的工作或沒有工作，但對於香港家務勞工而言，這反而意味著比以往更長的工時，而且當然是沒有加班費的。
學校關閉
Seputih的朋友、同為印尼移工的Vant說：「我現在還有很多工作，因為僱主的兒子不上學了。但是僱主夫婦還是一直上班。」
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自疫情爆發以來，一半以上的家務工人的工作量顯著增加。隨著學校關閉已經超過十週，而老年人也是最高風險的群體，照顧這些孩童與老人的負擔主要就落在移工身上。另外，由於有更多的人在家工作，這意味著工人們要受到僱主更緊密的監控。
Seputih說：「我很多朋友都對這種情況感到沮喪，僱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時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麼自由都沒有，比如說如果您打電話回家鄉問候家人，就還得等僱主出門買東西。」
嚴格的僱傭同住規定（live-in rule），在平時也已經是對移工非常壓迫和侵犯隱私的法律，但在疫情期間變得更加難以忍受。根據法律，家庭傭工被迫與僱主同住，很多時候甚至沒有私人房間。如果工人不服從，那就會被罰款、監禁和驅逐出境。這意味著家庭傭工下班以後沒有另一個家可以回去。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正在經歷一種「機艙熱（cabin fever）」，長期待在狹小的空間，不可避免損害到心理健康。況且，如果您不是家庭成員，而是他們的「女傭」，那情況就更糟了。如果僱主不耐煩或突然發脾氣，家庭傭工常淪為出氣筒。對於家庭工人來說，休息甚至使用電話也變得困難重重。
Seputih說：「我很多朋友都對這種情況感到沮喪，僱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時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麼自由都沒有，比如說如果您打電話回家鄉問候家人，就還得等僱主出門買東西。」
外匯：主要收入來源
疫情加上資本主義經濟衰退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一波經濟破壞和裁員浪潮，包括印尼和菲律賓，這給香港移工帶來了更大的壓力。移工因為擔心被解僱，所以不敢抗議現在嚴重惡化的勞動條件。他們還擔心被感染，而因此被解僱。
菲律賓過去2個月失業率急遽攀升，已經有50萬個工作崗位被蒸發。印尼政府警告，新冠肺炎危機可能導致520萬人失業，使380萬人跌到貧困線以下。這些社會沒有保障安全網或失業保險，沒有工作等於沒有收入！在這場危機爆發之前，香港的移工通常就是老家的主要經濟來源。他們要養着包括他們一年才能見一面的小孩。小孩的教育，醫療費用和生存都靠著這些母親在香港的工作。
增加工資！ 恢復移工休息日！
社會主義行動（ISA香港支部）要求立即恢復移工的休假權，同時必須採取新政策，改變移工因為負擔不起社交空間的消費，只能被迫在天橋和公園才能聚會的惡劣現況。香港政府在任何層面，都儘量減少花費資源在移工身上。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政府投入資源建設並擴充現有的社區公共設施，讓移工學習、上網、聚集和休閒社交時，能夠有安全而衛生的環境。
由於旅遊業的崩潰，全港到處可見「幽靈酒店」，現在全港多達8萬7千個空房間。我們要求徵用房間，為移工提供每週24小時免費住宿，讓他們擺脫日常跟僱主關在一起的幽閉窘迫，作為一項疫情危機期間的緊急措施。就像其他產業的資本家，酒店業也在向政府要求紓困援助。但我們說，如果這些資源不由公共監督、不為公眾服務，那這些資本家就沒有資格從公帑中拿到補助。
我們還要求政府，目前向所有香港公民提供的1萬港幣的特別現金援助，也應該適用於移工。政府聲稱發放一次性補助的理由是為了減輕疫情的經濟影響，特別是防止零售業的經濟崩潰。不論是何種理由，很明顯把移工排除在外都是不合裡的。尤其握有資源的僱主本來應該提供口罩和消毒劑，但很多時候其實都是移工自掏腰包買的。
政府必須廢除其對待移工的吝嗇政策，首先就從廢除同住政策和「兩星期規定（two-week rule）」開始（移工被解僱超過14天而又無法續約就得離開香港）。移工法定最低工資每月僅4,630港幣，這個數字往往就是移工實際領到的平均薪水，而不是什麼最低薪水。
社會主義行動亦要求將移民納入最低工資法，一勞永逸地消除這種歧視。但即使是本地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資（每小時37.5港幣）也太低了。工會領導們不應該以什麼「成本過高」理由而反對提高移工最低工資，而應該集中在組織群眾鬥爭，以改善所有工人的條件，尤其是在目前政府為了在危機中保護資本家利益而大灑金錢的時候。
組織和戰鬥！
像香港其他工人階級一樣，移工需要組織起來參加工會，才能集體談判、罷工和捍衛自己的權利。我們不應該讓他們獨自面對。
最近開始的香港工會浪潮仍處於早期階段，但新工會必須要向移工們伸出援手，不能僅靠各自分散的移工工會，而必須跟移工們團結在一起，在共同的組織裡一起奮鬥。他們是香港最被剝削的百分之十的勞動力，而且他們能夠分享亞洲大陸各地工人鬥爭的豐富經驗，與移工並肩作戰代表極其重要的國際聯繫，這點正是許多新興工會最常缺乏的關鍵。只有不分國籍的所有工人共同奮鬥，才能抵抗這場危機所引發的對工人權利、工作崗位和生計的侵犯。
社會主義行動組織（香港的ISA）與移工一起組織了許多運動，以爭取自己的權利，並為反對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現代奴隸制的工人階級團結而奮鬥。 在當今空前的資本主義經濟崩潰和醫療緊急狀態下，這場鬥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如果您想加入我們，請通過[email protected]與社會主義行動組織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