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冲突、贸易战与今日之全球化

2019年11月12日 上午 12:28
在被称为“慢球化”(Snowbalisation)的经济背景之下,去年至今世界资本主义力量的两极──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不断白热化。工国委爱尔兰的吉莱斯皮(Cillian Gillespie)如此写道。Cillian Gillespie  工国委爱尔兰

今年五月,特朗普(台:川普)向价值2000亿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自去年一月贸易战开打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对此类进口商品征收达2500亿美元。中共政府则同样向美国出口中国价值600亿的商品及服务加征关税作为回应。可见各国间的关系日异月殊。

2008年“大萧条”之前的特点便是中美之间的发展与互助。美国作为“买买买”的角色以向中国购买国债以提供廉价的信用予本国消费者,而中国则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大量出口商品以刺激自身的经济成长。

新衰退期之威胁

这场贸易冲突远过于两国间小打小闹。我们正面临两国间“新冷战”的风险,尽管前者与二战后至苏联解体时完全不一样。(冷战)是一个主要由美国和苏联主导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制度间的对抗。而中国则是由独裁官僚所控制且已经废除自由经济的国有经济体。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抗根植于后者资本力量的崛起与前者的衰退。中国想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至全球,这场冲突自然是经济与地缘政治的角力。与日本不同的是,日本之前作为美国的主要竞争者却在军事上依附于美国。而中国可不仅是一个经济大国,更是一个军事巨人。

这场冲突中备受关注的便是高科技上的竞赛。民主党和共和党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代言人都对来自如华为这种中国公司的竞争备感压力。而美国经济中的既得利益者如苹果,谷歌,亚马逊则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霸权地位。

他们更忌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如5G之类的新型移动网路科技,特朗普曾多次指出这是国家安全问题。深圳被预为下一个硅谷,进一步挑战美国对这一领域的长期领先。

自2015年起,习近平推出名为“中国制造2025”政策旨在成为“制造业强国”,与中共政权唇亡齿寒的中国经济主导著空中技术包括飞机引擎与空降设备和生物制药与高性能医疗设备。中国的经济形态正由原来的劳动力密集型向金融密集型过渡,并且意在出口更多高价值技术商品。这被视为是对美国资本主义利润和势力的根本挑战。

这场冲突则被普遍认为发生在经济衰退的浪潮之前,然而这已经成了经济衰退的关键因素。两个经济大国间的负债率飙升,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纷纷将利率调至接近零的历史新低,说明资本主义系统的自愈能力在新的危机中捉襟见肘。而且在2008年各国资本主义代言人在G20大会上将刺激消费与量化宽松的手段达成一致。而当新的危机到来时,这种旧把戏很难再玩得起来。

帝国主义角逐与全球化

这场贸易战便是全球资本主义萎靡的病征,近几十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保护主义以新的关税和法规条例的形式不断壮大,主要经济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过去十年间则是自二战以来最羸弱的经济反弹,因为各国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不断下滑。经济大国间的竞争和局势不断升温带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我们怎样目睹了全球化的急速逆转。

全球化大可理解为全球贸易增幅远远超出经济增长的世界经济现象。通过“全球供应”和“全球价值”链,在2008年之前贸易量有可观的增加,并且国际间资本流动性与各国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显著增加。这意味着类似手机和汽车之类的商品得以在几个国家甚至大陆之间传播。譬如马来西亚生产的橡胶在中国被制成轮胎。另一个关于这些生产链的例子则是台湾企业富士康。富士康拥有全球最大的劳动力之一,作为苹果等科技巨头的供应商,其大部分的劳动力都集中在中国,而当地的工人的生活条件却十分恶劣。

去全球化

自从2008年“大萧条”以来,在此之前推动全球化的各种因素已经发生了重大逆转。中国,塞浦路斯,冰岛和巴西这些国家则用干预经济的手段来稳定本国货币。各国之间如股市交易,债券购买,贷款和国际间投资之类经济活动显著减少。2007年,道琼斯指数的价值为11.9万亿,但到了2015年则跌为3.3万亿。2018年中国在美国和欧盟间的投资量减少了73%,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投资量则减少了20%。

全球供应链在过去20年间每年增长幅度达4%,但自2011年起便原地踏步。自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以来便不断强调大公司向这些在几个州之间的供应链注入资金已经受到限制。在某种程度上,这表明了全球化本身能否持续值得深思。

大萧条后世界贸易也有显著的下降。2011到2015年间商品出口量萎缩了10%,并且在今年预计全球贸易量增长率会跌至2.6%。这也表明了全球经济停滞不前。2012年的前30年间,贸易量曾高达6%。

而这就是资产阶级评论者口中的“慢球化”,贸易量缩减带动了原料如原油和天然气所需商品的萎缩。贸易也被诸如法规条例和关税所影响。2017年(中美贸战前)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指出过去十年约颁布了有7000个相关条例,其中一半是针对中国的。

受到打击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中心”

自19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与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驾齐驱。随着战后繁荣给经济危机和利润下行让道,英国的撒切尔(港:戴卓尔)和美国的里根(港:列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想尽一切办法压榨工人。这导致了压榨工资、打压工会及工人权利、公共服务私有化和削减公共开支的竞次效应。

随着房地产和股市等投机项目泡沫化,社会投资明显由制造业向金融业倾斜,金融资本大幅膨胀。像北美和欧洲这类发达经济体则遭遇了去工业化。大公司则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纷纷将制造业转移至东方和南半球,并导致了恶劣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

加上2008年大萧条的影响,这些实施了几十年的政策捅破了资本主义代言人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美好的泡影。这所谓的“政治中心”是欧洲传统亲资政党和在斯大林主义倒台之后拥抱新自由主义的前社会民主党派所构成的。英国的脱欧公投和上层政治危机就是这一趋势的写照。

右翼民粹的崛起也是这一危机的例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特朗普,他疯狂抱怨全球化及其对本国工人的(负面)影响。另一个例子则是自2015年以来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大受欢迎,工会运动的复苏与年轻人间对“社会主义”的不断支持。这对于资本主义建制来说是个问题,因为显然对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支持已经大受打击,并且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它没有为工人阶级带来改善。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反而降低了生活水平。在被“新殖民主义”殖民的国家,这意味着对战后建立的工业基础的破坏,因为贸易壁垒被“自由开放”,并向面临帝国主义国家的公司竞争。

资本主义:一个全球性的经济系统

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它一直都是一个建立在世界贸易和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国际经济体系。现代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毫无疑问是由通讯等新技术推动的。这些技术更大地发展了贸易和资本的跨境流动。不过,这最终还是反映出了资本主义固有趋势:资本家寻找新市场和新领域来投入他们额外利润的欲望。资本主义的这种国际化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分析过了: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明白,资本主义也是一个基于民族国家的系统,不同的民族国家通过对外国资本课税,操纵汇率使本国出口更具竞争力等方式来维护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所以,资本主义既建立在国际市场的基础上,同时又建立在相互对立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上。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内在根本矛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从未如此地紧密,那麽随着全球贸易战的发生,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矛盾从未如此地激烈。

1870-1914-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尽管不能无条件地以历史简单类比现况,但回顾一下以前地“全球化”时期对我们很有帮助,而这段“全球化”之后,则是一段充满各种保护主义和资本主义强国冲突地时期。1870年到1914年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例子,在这段时间里,世界贸易迅速增长,移民增加,资本自由流动。但世界经济也越来越被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所控制,他们为了亚洲和非洲的市场和资源,进行了大量的殖民。

在帝国主义的这段时期,或者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人们忽略了资本主义可以建立在“自由贸易”上,而不一定是保护主义上的观点。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而停滞不前,从而无法发展自己的工业基础。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并确保他们不会以竞争者的身份挑战自己,1830年,这些殖民地国家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50%,到了191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7.5%。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经济的日益一体化,经济学家凯恩斯如此描绘:

“伦敦市民可以通过电话订购商品,在床上喝早茶,品尝世界各地的美食…同时,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使他的资本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自然资源或新事业中探险。”

然而,这一时期也存在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就像今天的美国和中国一样——英国在资本主义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其竞争对手——德国的威胁,甚至还有来自程度较小,但也不容忽视的美国的挑战。这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军事冲突,最终于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幸的是,第二国际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领导人对此视而不见,因为他们认为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成了一个使得国际间越来越互相依赖的制度,因此是稳定的,不会引发进一步的战争或者革命动荡。考茨基(第二国际领导人),是这些领导人中最杰出,最权威的理论家,他认为,即使战争爆发了:

“…资本主义国家正因为其国家之间的矛盾而受到严重威胁。现在,每个有远见的资本家都会和他的同伴一起说:所有国家的资本家团结起来!”

他认为,帝国主义时期仅仅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策,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独特时期,最终将被“超帝国主义时期”所取代,在资本主义系统处于危险之中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缓解:

“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参与者就越筋疲力尽,就越想从无尽的战斗中解脱,我们也就越接近这个最终方案,尽管目前看起来不太可能。”

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

直到来自底层的革命迫使其终结为止,这场野蛮的屠杀持续了一共4年。从1914年到1945年,世界进入了一段停滞和充满保护主义的时期。资产阶级更多地采取“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采取新关税并进行货币贬值,使得自己的出口更有竞争力。特别是在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更是如此,所以引发了“大萧条”,最终帝国主义大国之间遗留的紧张局势导致了1939年9月爆发了新的世界大战。

在1990年代全球化最为鼎盛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喉舌认为,他们的制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在事实上克服了民族国家的局限。在苏联和东欧斯大林主义政权倒台,工人阶级政党集体右转之后,他们的思想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一些左翼人士也甚至也赞同这一观点,甚至不乏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新兴的反全球化运动中颇有影响的人士,例如在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Antonio Negri)里合写的著作《帝国》说道:

“国家主权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由一系列在一个规则逻辑统治下的国家和超国家机构组合而成。这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帝国”。

事实上,战后建立的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资本主义“超国家”机构,并没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分开。他们仍然处于美帝国主义霸权的影响之下,而美国也正是1945年到现在为止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崛起中的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经济和军事霸权。尽管像苹果和谷歌这样的公司都是跨国企业,但是他们的总部却在美国。而与他们竞争的中国公司也把总部放在国内。

今天的资本主义建立在危机和停滞之上,这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加剧,局势更加不稳定。在中期内,中美之间不太可能采取全面的军事冲突,因为他们的对抗可能导致核毁灭或者其他事态,这也是资本主义要避免的。但是资本主义正在证明自己无力解决任何人类的基本问题,尤其是生态系统的破坏,因为这要求跨国合作,为人民的需求以及地球制定一个民主计划,而不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无度逐利。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国际体系,正好创造出了一个让我们摆脱未来危机的力量——国际工人阶级前所未有地多,而力量也可能前所未有地大,他们被一个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创造财富和资源共同所有的民主社会主义世界。在这个基础上,让我们打破资本主义建立的边境,基于真正的平等和我们的需求来建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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