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150年诞辰纪念

2020年4月27日 下午 11:05

佛拉迪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更广为人知的是他作为革命家的化名:列宁(Vladimir Lenin)。一个半世纪前,他出生在俄罗斯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Simbirsk),即现在的乌里扬诺夫斯克(Ulyanovsk)。在30岁的时候,他已经被誉为世界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仅仅17年后,他就和托洛斯基一起领导了世界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

Rob Jones, Sotsialisticheskaya Alternativa(ISA俄罗斯支部)

如果今天政府撕毁所有限制普通群众权利的国际协议、接管经济运作、实行工人管理生产的制度、并呼吁全世界工人和农民为全人类利益合作,它将获得广大工人和受压迫人民的热情支持。而这正证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在1917年11月所实行的事情,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不仅在大方向上具有革命性——它几乎改变了俄罗斯普通劳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政府立即退出了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民族自决权给予那些想要脱离前俄罗斯帝国的民族、接管大片土地并赋予每个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利、停止了俄罗斯东正教和其他宗教干涉国家的权利。

在当时,英国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投票权也仅限于拥有财产的21岁以上的男性,然而新生的苏联则赋予无论男女所有18岁以上公民都有投票权,除非他涉及剥削他人的行为。由工人、士兵和农民选举出代表组成苏维埃,运作整个社会。

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妇女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实施了一项广泛的计划来减少女性文盲率,建立公共食堂、洗衣房和幼儿园来减轻妇女压力。婚姻法和离婚法被修改,允许妇女随时能依她意愿离婚,并且确立了堕胎权。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性政府部长。

同性恋也被除罪化,事实上,许多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杰出人才都是同性恋,包括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

教育对所有人都是免费的,包括高等教育在内。此外,政府开展了全民扫盲运动,提供了九年的学校教育,任何在16岁获得毕业证书的人都有权在大学学习。到1921年,已经建立了200多所新大学,在三年内数量增加了两倍。同时建立了数百所特殊学校来教授少数民族的语言。

医疗保健也对所有人免费,所有医疗机构都纳入了国家体系。医学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的医疗方法不是以治疗富人的慢性疾病为目标,而是以消灭传染病为目标。当时,传染病夺去了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穷人的生命。在1913年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不到30岁,1926年上升到44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上升到60岁。

尽管帝国主义列强在革命后发动了内战,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还是设法使俄文的字母现代化,在数个地区引入了文字,废除了反动的儒略历,使历法与欧洲其他地区保持一致。一些沉迷于过去的保守人士,至今还在使用儒略历。此外还废除了国内护照制度。

当然,列宁在建立第三国际(或称共产国际)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个组织的任务是在全世界建立革命运动。

早年生活

列宁的许多思想都是在他早年于辛比尔斯克省的生活中形成的。列宁一家生活在一间舒适但简朴的木房里,父亲是当地的一名督学,他曾利用这个职位推动教育改革。乌里扬诺夫家的三个孩子受益于鼓励读书的氛围。长子亚历山大,充满了革命精神,他加入了革命组织“人民意志”,并相信个人的恐怖手段会导致革命。1887年,他因参与密谋暗杀沙皇而被处死。这让列宁产生了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这种方法是有害的,只有有组织、有政治意识的工人阶级才能完成革命。

在帮助组织了一次学生示威活动后,列宁被喀山大学开除,他搬到了圣彼得堡,并在那里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该党成立于1898年,目的是在俄罗斯革命家和工人运动中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他后来被逮捕、流放,获释后前往欧洲,在那里的马克思主义圈子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创办了一份名为《火星报》的报纸,然后将其秘密运回俄罗斯。

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展迅速,这个运原本以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为基础。在德国,它得到了工会和民选议员的广泛支持。列宁最初对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等欧洲社会民主党巨人,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怀有极大的敬意。但是旧的社会民主党已经被那些对议会议席,而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更感兴趣的人所主导。

怎么办?

列宁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出现在他1902年出版的小册子《怎么办?》和1903年在第二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大会上的辩论中。这显然是一场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论,这实际上使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改良派和革命派。

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是一个专业革命家的政党,纪律严明、团结一致并按照党的纲领行事。他的对手,以尤里.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为首,认为该党应该更为广泛。他说,只要一名党员同意党的总体方向,而不一定参加党的活动,就足够了。列宁在会上赢得了多数票——他的派别因此成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反对马尔托夫的“孟什维克”(少数派)。

1905

两年后的1905年初,俄国爆发了第一次革命。加邦神父是一名东正教神父,也可能是一名警察特务,他试图转移民众的愤怒,在圣彼得堡的沙皇冬宫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人游行,向沙皇递交了一份呼吁改革的请愿书。沙俄警察向工人开火,激起了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波兰和芬兰(当时还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的大规模罢工浪潮。工人们第一次组成了苏维埃。那年年底,托洛茨基被选为圣彼得堡的苏维埃主席。

虽然列宁的很多布尔什维克同志都没能通过这次试炼,但列宁自己却通过了。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的其中一位领袖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Alexandr Bogdanov)是那些秘密建立地下党的代表人物,但事实证明,他没能把工作转向群众活动。他认为代表了数十万工人的苏维埃只是托洛斯基的把戏,他提出布尔什维克应该给苏维埃下最后通牒——要么采纳布尔什维克的纲领,要么他们将退出。然而列宁明白苏维埃的重要性。他认为,现在应该向大批年轻工人开放入党,以克服“委员会成员”的保守影响。

列宁得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不应该信任自由派资产阶级,他们正试图与沙皇专制达成妥协,成立立宪会议,孟什维克还提供帮助。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应该与贫农在同一个革命阵营中合作,推翻沙皇统治,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政体,虽然它还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它将允许工人阶级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通往“完全的自由,迈向彻底的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国!领导所有劳动人民和被剥削者——走向社会主义! ”托洛斯基走得更远,他认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在俄罗斯以及其他落后国家,太软弱无能,无法像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样进行自己的革命,工人阶级必须替他们完成,并进一步实施社会主义革命。

1905年后的数年反动时期里,列宁为了捍卫党组织而斗争,抵抗极左翼的潮流,其中包括波格丹诺夫这类人物——他们认为革命者不应该参与议会工作。然而,更巨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社民派的背叛

第二国际一直主张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有共同的利益。然而,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却在联邦议院投票支持拨款给德国帝国主义战争机器,只有卡尔.李卜克内希(Karl Liebknecht)和奥托.吕勒(Otto Rühle)是例外,这仍带来巨大冲击。当列宁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他还认为只是谣言。孟什维克主义看来不仅是改革主义,而且其政策的背后包藏的就是对国际主义的背叛。1915年,来自11个国家的38名代表坐着四节车厢参与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保持国际社会主义的旗帜飘扬。

在俄国,由于战争和沙皇警察的镇压,革命组织非常困难。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布尔什维克党成员寥寥可数。所有的女性党员都被逮捕了。渐渐地,一股新的力量被培育起来,但他们几乎没有为新革命的爆发做好准备。当一个女工代表团拜访并要求布尔什维克协助准备1917年妇女节的罢工时,她们得到的回复却是要等待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印刷机来为罢工印制传单。当时是“区联派”这个规模较小的组织(Mezhraiontsii,区联派是一群革命的反战社会民主工党人,后来在托洛斯基的影响下,与布尔什维克合并),提供反对“战争、高物价和女工无权”的传单。

俄国的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当时发生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屑一顾,这些斗争主要发生在流亡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当中,他们不理解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区别。即使到了1917年4月,在俄罗斯68个地区中的54个地区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仍然是在一个统一的党组织中运作。

列宁到达芬兰站 图片:Wikicommon

重新武装党组织

不过,革命正在酝酿中。1917年初,布尔什维克党不断发展壮大,在彼得格勒就拥有2000名党员。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上台,包括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台:史达林)在内的地方领导人选择支持临时政府。4月,当列宁流亡回国时,它面临一项艰钜任务,这份任务托洛茨基称它为“重新武装党组织”。

尼古拉.苏哈诺夫是一名孟什维克,当列宁返回俄罗斯途中,他回忆当时芬兰车站所发生的事情。

“人们写到在芬兰车站与列宁热情会面的场景时,他们一点也没有夸大。受到布尔什维克号召来到车站的士兵和无产阶级群众都欢欣鼓舞……这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到来,伴随着振奋人心的宣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了!”……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社会主义者,非常担忧列宁刚归国的演讲,这并不难理解。他们都学习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他们和西方社会主义者都以同样的方式理解革命的步骤……首先得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然后要经过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的成长,也只有到那时才有社会主义的斗争……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在为夺权的武装斗争做准备,而是在为未来立宪会议中的议会辩论做准备。列宁却像龙卷风一般赶回俄罗斯,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决定开始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在这场革命中,权力应该转移到无产阶级和贫农的手中,转移到苏维埃手中。”

列宁于是写下了他著名的《四月提纲》。《真理报》是在添加了一系列作者的个人观点之下才将其发表。两天后,当他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发表讲话,但是他没能得到足够票数支持。季诺维也夫(Zinoviev)、什利亚普尼科夫(Shlyapnikov)和加米涅夫(Kamenev)都反对他,加米涅夫甚至说:“俄罗斯还没有做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捷尔任斯基(Dzerzhinskiy)评击列宁,要求代表“在实践中经历革命的同志”发言。然而列宁坚持自己的立场,到4月底他已经赢得了党的支持。苏哈诺夫(Sukhanov)说,那就是“俄罗斯政治月历从2月加速到10月”的时刻。

列宁确信工人阶级,特别是青年工人会支持他。1917年,随着11月革命胜利的条件成熟,布尔什维克党迅速壮大,到年底,布尔什维克已有近35万党员,因为自由派和温和派社会主义者都未能结束战争、实现民族自决、召开立宪会议或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五分之一的党员年龄在26岁以下,一半在35岁以下。

与托洛斯基结盟

在列宁归国几周后,托洛斯基也回到俄罗斯,此后两人形影不离,共同领导了革命。他们早期的分歧,被他们的敌人戏剧性地夸大了,是关于需要一个紧密团结的革命党和革命的不断性这两个问题,而这在实践中得到了解决:托洛斯基开始相信列宁在第一点上是正确的,列宁认为托洛斯基在第二点上是正确的。双方都充分认识到,俄罗斯的革命只有作为更广泛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才能取得成功。

列宁喜欢引用浮士德的话:“亲爱的朋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他用这句话来解释为什么他改变了先前呼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立场。他说,那些死记硬背这句话的人现在已经落后了,他们“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些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仓库(或称作“老布尔什维克”仓库)。”

事实上,正是像这些事件展示了列宁的真实性格,而不是被他的反对者妖魔化的那样,也不是某些崇拜者“造神”并把列宁描绘成无所不能。列宁犯了错误,或者可能做出错误的评估。但是当他持错误意见时,他也能改变观点,这种改变通常是和同志们激烈的讨论之后产生的。

正是这种方法,再加上他与托洛斯基的紧密联盟,使得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以苏维埃为代表的工人群众和士兵的支持,并领导11月(儒略历10月)的革命走向胜利。新的苏维埃政权开始在社会主义路线上改造俄罗斯。

帝国主义者自己也正确地明白,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将成为其他地方工人的灯塔。他们在俄国发动了一场残酷的内战——包括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和法国在内的至少14支帝国主义军队支援前沙皇和白军,试图击败革命。工人阶级在战争中所作的英勇牺牲使他们筋疲力尽,并且消耗殆尽。世界革命的延迟,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人背叛德国革命之后,使原本落后的经济陷入孤立的状态。这造成了革命的反动与堕落。

列宁最后的斗争

列宁曾遭遇两次未遂的暗杀。1918年,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范妮.卡普兰(Fanny Kaplan)的第二次暗杀几乎成功,列宁的颈部被一颗子弹击中,这导致了他在1924年去世前受到中风的折磨。然而,在这一时期,他意识到,在新苏维埃国家内部,反动势力正围绕着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的三人帮,不断积聚力量。列宁将其描述为“被卷入肮脏的官僚主义沼泽”。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他与托洛斯基达成了一项协议,与正在发展的官僚主义作斗争,但不幸的是,客观形势对他们不利。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一场官僚主义的政治反革命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可怕的斯大林式独裁,在保持生产资料国有制的同时,推翻了革命的许多社会和民主成果。

列宁的遗产

列宁除了与托洛斯基一起领导俄罗斯革命外,还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遗产。他论证了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有明确纲领的强大的革命组织,才能够团结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他也警告说,这样一个政党在所有国家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建立。他认为,革命者应做好准备干预所有“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以一种新的方式、以一种共产主义的方式在所有这些方面进行工作”。

他对国家作为阶级社会的镇压工具的分析,在今天具有巨大的意义,当资本主义政府试图说服我们,在面临新冠肺炎危机时,我们要一同共度时艰,但实际上是要工人阶级承担经济崩溃的代价。

即使在今天,当许多资本主义政府无论在库德斯坦、加泰隆尼亚、西藏还是在北非都拒绝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时候,列宁对待民族问题的方法仍然是革命性的。

当然,还有布尔什维克采取统一战线方法的经验,这使他们能够通过苏维埃建立强大而团结的运动,以推翻资本主义。

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列宁对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从来没有把它当作教条,而是根据实践经验发展起来的,正如他所评论的那样:“谁要是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永远要落空。这样的人只会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头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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