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1年

2020年6月4日 上午 2:26

1989年的北京大屠杀粉碎了民主运动,也强化了中国政权对资本主义的拥抱


抵抗 中国劳工论坛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杀31周年。 1989年4月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使全国陷于群众革命运动,北京瘫痪了七个星期,运动蔓延到300多个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广场也像天安门那样被成千上万的人群占领。

6月4日北京的镇压行动中,普遍认为大约有1000人被杀,另外还有更多人在中国其他城市的镇压中死亡、受伤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军坦克和装甲车队从四个方向进攻北京,他们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别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该杀的杀”

5月底,20万清场部队(这个数量足以入侵一个国家)被北京的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不可思议地拦截了15个昼夜,被迫扎营在郊区。 当局最高领导人本以为,仅通过展示军事力量就足以震慑群众并恢复秩序(即他们破碎的专制权力)。

但是,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勇气挫败了最初的军事部署。 士兵们不想攻击人民,军官们也意见不一,不清楚哪股势力在控制政权,以及领导人想达到怎样的目的。 军方将领的迟疑给政权造成了危机——这是最终暴力镇压如此极端的一个关键原因。

陈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国劳工论坛网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从我们的电邮chinaworker.isa@gmail.com订购)一书中描述,15天里里,超过一百万人参加组成了阻拦“人墙”,并拉拢与解放军。 我们不是要轻视学生,但远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而是一场遍及社会各阶层的革命斗争。 美国驻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说,他们不得不派车去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大院接他们的中国同行,因为中国外交官的司机正在街头参与示威。

亲邓小平的解放军军头王震说:“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 血腥镇压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还曾扬言“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 ”

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国。 这个表面打着’共产党’旗号的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体,拒绝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过去五年反而将国家镇压和政治控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观点认为六四屠杀来自邪恶的毛派“共产主义”,而实际上,中国变得越资本主义,就越具有镇压性。 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斗争、反对国家镇压的20岁马克思主义抗争青年对《华盛顿邮报》(2019年5月25日)说:“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你会发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回事。 他们把法西斯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就像挂羊头卖狗肉。”

中共的超级警察机器的规模庞大,眷养了1000万个网络间谍。 2017年中国维稳费(1.2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埃及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个警察机器的主要就是为了阻止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劳工维权人士韩东方表示:“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一直将市场为信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挥舞着共产主义的旗帜,但实际上中共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和丛林法则的最大信徒。 ”[金融时报,2019年5月24日]

独立工会

韩东方在六四屠杀后被监禁,因为他是八九运动中出现的独立工会的先锋。 后来独立工会成为政权镇压的主要目标。 为扼杀工人阶级的力量、新成立的独立工会、以及八九运动最后一段时间的广泛罢工,中共政权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最可怕的镇压。 当年设在天安门广场的独立工人工会总部就正是六四当晚镇压最血腥的地区。。

即使是1989年北京头号通缉犯名单上的少数学运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监禁,当然,这已经够糟糕的了。 但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据估计有两万人被捕,当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组织罢工(“搞破坏”)和秘密工会(“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

没有学生被判处死刑,但这一厄运发生在几十名工人身上,还有其他工人被判无期徒刑或多年劳改。 其中一例就在上海,经过6月21日短暂审判后,3人被处决。 他们犯下的“罪状”是在纵火烧掉一列空载的火车,该列火车早前直接撞向在路轨上支持民主的示威人群中,将6人辗毙。

学生运动?

大多数报道都把八九运动描述为“学生运动”,但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 学生们涌入并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点燃了这场斗争,展示出英雄主义和勇气,但他们更多是对以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

赵紫阳主张中国实行渐进、有限的民主化,而强硬派主张加强专制统治,认为赵紫阳很有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走得太远了。 两派都致力于继续让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分歧集中在随之而来的政治开放的速度和程度上。

大多数天安门事件报道中遗漏了工人阶级的关键作用。 到运动后期,学生们已经极度疲惫。 学生抗议已过了高潮,许多学运分子在5月开始大规模绝食抗议中耗尽了能量。

最初的学生领袖大多来自北京的精英学校,并与中国官方机构的联系紧密得多。 而后来取而代之的学生则是来自北京以外的新鲜力量,而且他们具有更多工人阶级背景。 学生在运动中的比重上也减少了,北京的工人阶级青年开始发挥更加主要的作用。 5月20日当政府宣布戒严、军队进入北京后,这一转变更为明显。

八九运动一开始作为学生抗议运动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对更专制强硬的“元老”,但後来发展成为一场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斗争,更坚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权,尽管他们的想法并不完全清晰。 工人对于赵紫阳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没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没有明确的想法或策略,没有推进运动的诉求和方案。 发起这场斗争的学生领袖害怕“走得太远”,在开始时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为害怕激怒政府)。 而随后加入斗争的更无产阶级的群众和学生则没有这样的保守思想。

他们看到这场运动正在迅速成为生死攸关的斗争,政权毫无做出让步的准备。 但当时缺乏明确的计划和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去准确把握形势并及时重新定位群众运动。

中共高层的权斗

当局在应该让步还是武力镇压的问题上发生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在1989年5月达到顶峰,赵紫阳遭遇决定性的失败。 这是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赵紫阳被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邓小平和他的同伙在6月3日至4日发动了这种无端和过度的暴力。

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并非是亲资本主义派和反资本主义派之间的斗争——没有中共领导人主张回到改革前时代的计划经济。 这一分裂发生在那些希望为抗议行动提供一些民主让步、从而将一部分学生和知识分子吸纳入该政权的一派,与那些主张严厉血腥镇压以杀鸡儆猴、展示中共是不可挑战的一派之间的。 邓小平倾向的强硬派胜出权斗,自那以后一直是中国政权的标志——资本主义与严格的专制控制相结合。

1989年5月23日,《纽约时报》的A. M. Rosenthal写道:“1989年5月,中国政府一度失去控制权。 ”这是个准确的描述。 31年前,这位评论员提出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由于没有任何能够介入局面的权威力量,中国政府可能将能够重整旗鼓,恢复国家权力。”

1989年的中国正位处在革命(群众运动)和反革命(邓小平的亲资政权)之间的殊死搏斗之中。 群众运动没有发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没能呼吁群众运动更进一步、建立人民政权的机关(如全国各地相互联结的民主委员会),没有让正在组织独立工会的工人带头建立工人和穷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错失了时机。

邓小平政权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镇压。 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鸟。 首先,工人组织是主要目标。 政府以如此残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议者,对整个国家造成长达数十年的威吓。 血腥镇压的另一个目标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因为改革派曾向学生抗议者提供支持或让步。 镇压要发出的一个讯息是,虽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资本主义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却是禁忌。

六四屠杀并非如一些评论家所声称的那样导致了非资本主义的斯大林(港:史太林,台:斯大林)主义政权的重新巩固。 中国的斯大林主义体制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开始瓦解。 六四屠杀名义上是捍卫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推动中国政权彻底变成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时刻(尽管带有独特的中国特色)。 1989年是一场失败的政治革命,尽管它没有完全表达出自己的目标。

残暴的资本主义复辟

特别是在1992年历史性的“南巡”后,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继续走向资本主义,但这个过程受到中共威权政府的控制,以确保党内精英(尤其是“太子党”) 可以掌握资本主义经济成长中最图利的部分,同时保持铁腕政治控制,以保持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消除任何对残暴资本主义复辟的抵制。国企私有化在1990年代末达到高潮,有多达6000万名工人下岗。永久性工作被不稳定的临时工、合同工和派遣工所取代。如今,中国的国企雇用了6,000万名派遣工,他们的工资和社会福利都低于正式工。

1998年中共效仿英国戴卓尔将住房大幅私有化。今天,95%的中国住房是私人的,公共住房的所占比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德国的私人房屋占51%,美国占65%。房价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巨大负担。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平均房价与收入比名列世界最高的位置,比东京贵一倍,比伦敦贵三倍。

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25周年

一些旁观者误以为工业的高度国有化表示中国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仍是不同社会制度的混合体。 国家经济占中国GDP的30%左右(包括银行、能源、电信等关键部门和相当一部分制造业)。在1990年代,国有经济被用来创造出新的资产阶级,中共官员的亲戚和朋友从中坐上了最有利的高位。

这正符合托洛茨基对史大林主义的预测:假若工人未能够成功透过政治革命实现国有经济与政府的民主控制(例如1989年的中国),就会有如此的结局:

“至于政治性的预断即具有一种两者择其一的性质:或者是官僚制度愈来愈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一个机关,它将推翻财产的新形式,且把国家推回到资本主义;或者工人阶级将摧毁官僚制度,开启到社会主义之路。”(托洛茨基,《过渡纲领》,1938年)

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植根于对群众抗争的恐惧以及资产阶级精英的不安全感。资产阶级精英在前所未有的媒体控制和国家宣传的帮助下,很大程度上将其财富隐藏起来。中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不是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场”,而是东亚的威权资本主义,就像是蒋介石的台湾、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朴正熙的韩国。

近期可靠的媒体报导表明,中共高层“太子党”之一习近平的家族拥有1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中共大部分政治局委员也同样地极为富有。以美元计,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很久之前就已超过了美国,去年为819对571人。这些是国家控制或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完全”资本主义政权。按美元计算,中国不仅拥有比美国更多的亿万富翁,而且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每新增一名亿万富翁,中国就新增三位。

自从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开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之路以来,中国的财富从最贫穷的多数人向超级富豪的精英的转移比美国或欧洲都要多。 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一项研究显示,从1978年至2015年,中国最富有的1%人口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每年成长8.6%,高于美国的3%和法国的1.4%。

香港纪念晚会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六四31周年纪念晚会不会在香港聚集大批群众。香港是中共唯一可以容忍6月4日大屠杀示威和纪念的城市。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和禁止8人以上聚集的社交距离法律,意味着每年举办六四纪念晚会的历史传统在今年被中断。

各处将举行较小规模的象征性活动。但是六四的记忆不仅仍存,还可能成为更强大的因素,因为随着上个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港版国安法,中共政权夺取了对香港的直接政治统治。 中共政权镇压香港的民主斗争,令斗争将会更加激烈。

在中国其他地区,中共继续进行空前的镇压。如今,习近平治下庞大的审查机器,导致无法在武汉地方一级有效遏制2019年12月初新冠病毒爆发,从而令它成为全球灾难。中国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大流行预警系统之一,但在实际需要时,该系统因审查制度、虚假信息和极权国家机器的掩盖而失灵。

2018年佳士工人斗争之后,左翼活跃青年、学生和工人遭到镇压。虽然镇压规模比新疆小,但却是习近平镇压加剧的重要事证。这些工人和青年还被国家宣传机器不实指控为“受到境外势力操控”,中共在香港使用这样的抹黑打压一切的反对派。

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全体居民都面临官方恐怖手段,超过一百万人被关押在名为“职业培训中心”的集中营。新疆的面积相当于半个印度。它已经成为警察国家电子监控的巨大试验场,配有脸部识别监控系统、DNA采样和强制安装手机间谍软体等尖端监控技术。

尽管由于历史原因,中共伪装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它今日的政策与共产主义毫无关系,也不妨碍习近平政权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列为头号罪犯。六四屠杀周年让政府更加紧张,因此习近平在今年年初警告说中国正面临“难以想像的危险”。

中美“新冷战”

近年来,中美帝国主义冲突急剧升级,这波冲突始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迅速扩展到投资、技术、学术交流、地缘政治和军事竞赛。这相当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新“冷战”。这是两大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而不是像上个世纪两个不相容的社会经济制度(即所谓“共产主义”的史太林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

在如此背景下,基于各自的利益,中国和美国也开始互相攻击对方的“人权”记录──两国今天突然开始大谈人权,这是20多年来从未见过的情形。中国官方媒体沈迷于关注特朗普,电视上铺天盖地地报导他的事情、报导全美各地反警察暴力的群众抗议。 同时,他们歪曲香港群众抗议活动,并散布相关谎言。美国统治阶级反过来做同样的事情,指责美国示威者为“恐怖分子”,同时赞扬香港的抗议活动。

私底下,美国的主要资产阶级代表都赞同1989年的镇压是“必要之恶”。特朗普过去曾称八九运动为“暴动”,并表示钦佩中共独裁政权的铁腕镇压。 1989年6月,美国老布殊政府迅速采取秘密行动,派遣国安顾问布伦特.斯诺克罗夫特到北京,以向中共领导层保证美国对中国的有限制裁和对大屠杀的官方谴责只是暂时的,并表示华盛顿希望保持“接触”。

英国戴卓尔政府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2017年解密的英国政府文件显示,戴卓尔政府和美国时任总统布殊同意,西方在中国具有需要保护的重要“战略利益”,因此不应支持可能“将中国人带入苏联怀抱”的民主抗议活动。

中国政府也同样向西方政府发出私下保证,请他们无视中国对“西方干涉”和“境外势力”的公开攻击,因为这些攻击不过是是中共对国内的宣传策略。中共也保证继续推行过去十年的亲资本主义政策。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来说,决定因素是经济利益和本国公司的市场,而不是人权和民主的崇高理想。现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客一百八十度转变,只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中国和美国的统治阶级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并把对方描绘成恶人。

记取教训

要在中国和全球建设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以取代资本主义,1989年运动的教训至关重要。1949年畸形的革命中建立起的中国史太林主义/毛泽东主义政权到1970年代已经耗尽自身、无法再让经济发展。当时中国与俄国及东欧其它史太林主义官僚独裁政权一同陷入深刻危机,于是中共高层把倒退回资本主义视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当时中国新一代的工人运动也受到西方工运领袖及其右翼亲资思潮的阻碍,无法及时将自身组织起来、提出清晰和必要的纲领,以阻止“共产主义”官僚摧毁计划经济并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

虽然资本主义似乎给中国带来了惊人的GDP,却同时产生前所未有的问题:严重的不平等、惨不忍睹的污染、超长工时和实质收入停滞不前。今天中国的社会紧张局势比1989年更加严重。疫症大流行引起的经济衰退导致中国1/5的工人失业,而仍有工作的工人面临着严重的减薪。从习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官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中国正酝酿着新一波大规模群众运动。

正如现在被习近平政权关进监狱的左翼青年那样,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而且这场运动正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尽管现在当局不断制造苦难,但多强的国家镇压也不能避免未来这个局面。我们要厘清1989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让中共高层可以下令屠杀,才能最佳地建设新一波以工人政党为核心的群众运动,以反对专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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