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重印本序言[1]

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是使俄国革命运动的各种思潮和政治团体形成派别的根本问题。甚至在社会民主运动内，自从事态的发展使这个问题具有现实意义的时候起，就因这一问题而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从1904年起，由于这些分歧而形成了两个主要派别：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的观点是：我们的革命将是资产阶级性质，也就是说革命的自然结果将是政权归资产阶级并为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创造条件。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则是：承认就要到来的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性质，但同时提出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专政来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一点作为主要革命任务。

孟什维克的社会分析是极端肤浅的，这种分析实质上只是粗俗的历史模拟，这是那些「有教养」的市侩们的典型方法。不论是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造成政治阵营的两极分化，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派变得无足轻重的事实，或者是后来实际形势的教训，都不能使孟什维克停止对「真正」、「现实」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倦寻求，他们认为这种民主派将领导「民族」去创造尽可能完善的议会民主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条件。孟什维克总是竭力到处寻找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展的迹象，在找不到的时候就加以臆造。他们夸大一切「民主」宣言和表现的重要性，同时轻视无产阶级的力量及其斗争的前景。为了使俄国革命取得所谓历史规律所规定的「正当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拼命地寻找「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期间，当找不到「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时候，孟什维克干脆自己来执行这种力量的任务。

丝毫没有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训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俄国革命形势下的行动当然不可能同二月革命中一度扮演「主要」角色的孟什维克有什么两样。资产阶级民主派缺乏真实的社会基础这一点也表现在孟什维克身上，他们很快就夭折了，在革命进行了8个月之后便被阶级斗争抛在一边了。

与此相反，布尔什维主义从不相信俄国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权和力量。它一开始就认识到工人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决定性重要意义，但是说到革命纲领本身，布尔什维克在最初使农民问题拖了纲领的后腿，因为如果没有千百万农民的支持或者和农民对立，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们（暂时）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

至于对革命内部力量和革命前景的估计，作者在当时没有附和俄国劳工运动主要派别中任何一方的意见。他当时的立场可以概述如下：以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其首要任务的革命开始以后，会很快引起强大的阶级冲突，只有当政权转到唯一能领导被压迫群众的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手中，革命才能赢得最后胜利。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它不仅不愿而且也决不能把自己限于资产阶级的民主纲领。它只有在把俄国革命变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到那时候，资产阶级民主纲领连同它的国家界限将被抛弃，俄国工人阶级的暂时的政治统治也将发展成为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但是如果欧洲依旧停滞不前，资产阶级反革命将不会容忍俄国劳苦大众的政府，它对俄国革命政权的颠覆将是无情的。因此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限度内。它必须采取不断革命的策略，也就是必须打破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界限，向愈来愈激进的社会改革过渡，并从西欧革命寻求直接及时的支持。在这篇写于1904至1906年间的文章中，这种观点得到了发展和论证。

但是十五年来作者在坚持不断革命观点的同时，在对社会民主运动中敌对派别作出评价的时候陷入了错误。由于双方的出发点都是资产阶级革命，作者曾认为它们之间的分歧不致深刻到引起分裂的程度。同时，他希望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会清楚地证明俄国资产阶民主派的软弱和微不足道，另一方还会证明无产阶级客观上不可能受民主主义纲领的限制。他认为这一点足以根本消除派别分歧。

作者在侨居国外期间一直处在两派之外；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当时非常重要的情况，实际上，沿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战线，许多坚定的革命者正集中到战线的一边，而愈来愈陷入机会主义和调和主义泥坑的分子则集中到战线的另一边。在1917年的革命爆发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组织，团结了先进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中一切最优秀的分子，布尔什维克（经过一些内部斗争）明确采取了旨在达到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策略，这完全符合俄国的整个国际形势和阶级关系。而孟什维克派那时的成熟程度仅仅足以担负我前面说过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任务。

现在，在向公众发行这书重印本的时候，作者不仅希望解释一下促使他以及其它多年来一直处在布尔什维克党外的同志有可能在1917年初同这个党共命运的理论原则（这样一个个人的理由并不能成为重印此书的充足理由），同时也希望追述一下对俄国革命动力的社会历史分析；从这个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可能而且必须成为俄国革命的任务，远在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既成事实之前就是如此。我们毫无更改地重印了这本写于1906年而其基本路线在1904年已经形成的小册子，这一事实就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在替代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孟什维克方面，而是在实际执行工人阶级专政路线的政党方面。

一种理论的最后考验是实际经验。我们现在所参加的事件，以及我们参加的方式早在大约十五年前就在我们的基本路线中预见到这一事实，就是我们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我们重印了发表在1915年10月17日《我们的话》（巴黎出版）上的一篇题为《为政权而斗争》的文章作为附录。这篇文章具有一个论战性目的，是对孟什维克领袖们写给「在俄国的同志们」的纲领性「信件」的批评。在文章里我们得出结论：1905年以后十年中的阶级关系的发展已经进一步摧毁了孟什维克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怀的希望，因此很显然，俄国革命的命运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密切地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在所有这些年来的思想斗争面前，如果有人说十月革命是「冒险主义」，那他必定是一个真正的白痴！

谈到孟什维克对革命的态度,不能不提一下考茨基的堕落。他现在从马尔托夫、丹和策烈铁里的“理论”中找到了他自己的理论和政治堕落的辩护辞。在1917年10月以后，考茨基声称，虽然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确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任务，但是由于俄国共产党并没有通过考茨基为它规定的具体途径和具体时间表取得政权，所以苏维埃共和国应该交给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去纠正错误。对于考茨基发表的陈腐意见，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并读过考茨基当年文章的同志们一定倍感意外。当时，考茨基（他还是从罗莎·卢森堡那里学到了些东西的）充分理解并承认：由于国内阶级斗争所达到的水平和资本主义的整个形势，俄国革命不可能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告终，而必不可免地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那时坦白地写过关于社会民主党占多数的工人政府的文章。他甚至没有想到根据民主派的上层表演来决定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的问题。

当时考茨基懂得，革命将会第一次开始唤醒千百万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不是一下子唤醒，而是一步步地，一阶层跟着一阶层地唤醒，因此当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间的斗争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广大的农民群众仍处于很幼稚的政治发展水平，因而可能会把选票投给仅仅反映农民阶级的落后成见的中间力量。那时考茨基懂得，由夺取政权的革命逻辑所引导的无产阶级不可能无限期地延迟夺取政权行动，因为拖延这项行动只对反革命有利。考茨基那时懂得，无产阶级一旦夺得革命政权，它不会把革命的命运寄托在任何特定时刻最没有觉悟、尚未觉醒的群众的心理上，相反，无产阶级会把政治权力集中在从事启发和组织这些落后和无知的农民群众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手中。考茨基懂得，如果把俄国革命叫作资产阶级革命因而限制它的任务，那就意味着对天下大事一窍不通。他和俄国、波兰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正确地承认，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在欧洲无产阶级之前夺取了政权，它必定会利用作为统治阶级的形势给予欧洲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强有力的帮助，而不是把它的地位迅速让给资产阶级。所有这些充满马克思主义原则精神的世界前景展望，不可能由农民在1917年冬的所谓制宪议会选举中的投票结果决定，也不能由考茨基或是我们的主观意愿决定。

现在，当十五年前的展望变成了现实的时候，考茨基却拒绝给俄国革命发放出生证，理由是它的出生没有及时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办公室里登过记。真是昏了头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糟蹋！人们完全有权说，从第二国际最伟大的理论家之一对俄国革命所下的这个市侩式判断（一个比1914年8月4日社民党议员团对军事拨款预算案的赞成表决更丑恶的表现）已经可以看到第二国际的堕落了。

几十年来，考茨基发展并坚持了社会革命的概念。现在革命变成了现实，考茨基却在革命面前惊慌地退却了。他被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吓坏了，并且对德国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强大运动采取敌视态度。考茨基很像一个可怜的小学教师，他多少年来一直在气闷的教室里向学生们重复春天的描述，可是最后当他结束他的教员生活，来到新鲜空气里的时候，他却不认识春天，因而大为生气（如果这个小学教员可能生气的话），并且力图证明春天不是春天而只是自然的大混乱，因为它的发生违反了自然历史教科书的定律。幸运的是，工人们并不信赖这位甚至是最权威的腐儒，他们信赖的是春天的声音！

我们马克思的信徒和德国工人们一齐坚持我们的信念：革命的春天已经充分按照社会自然的规律同时也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律到来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小学教师的脱离历史的教鞭，而是对实际正在进行的历史发展的方式方法所作的社会分析。

我对两篇文章（一篇是1906年写的，另一篇是1915年写的）的原文都没有作任何更改。原来我打算为原文加注，使它适合于目前之用；但是在通读原文的时候我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如果我要详细加注的话，那会使本书的篇幅增加一倍，我现在没有时间这样作。而且这种「双层」的书籍对读者来说也不方便。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本文思想系统的主要分支同我们当前的情况很相近，那些愿意更彻底地了解本书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地从目前的革命经验中找到补充本书所说明的观点的必要资料。

列夫·托洛茨基
1919年3月12日于克里姆林

[1] 本节序言译自英文版《不断革命论和总结与前瞻》一书，正文据圣彼得堡1906年出版的《我们的革命》（《Нашa ревопюция》,КнигоиздагельствоН.Глаголева.-Пегерόург）一书译出，正文的第十章是托洛茨基后来补写的，在《我们的革命》中未收入，现在据苏联国家出版社1922年出版的《1905年》第287-293页所载原文译出——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