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对于社会民主党人以外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马克思主义早就预言了俄国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资本主义发展同保守专制制度之间的冲突，决定了革命的爆发是迟早的事。马克思主义预言未来革命的社会性质为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说，革命的直接 的客观任务在于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创造出「正常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现在已经用不着讨论和证明了。目前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任务：对发展中的革命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以发现推进革命的「可能性」。如果有人还以为我们的革命同法国大革命或1848年欧洲革命是一回事，他就犯了个大错误。自由主义所依靠和赖以为生的历史模拟方法，决不能代替社会分析。

俄国革命具有极其特殊的性质，这种性质是我国整个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特点的总结，反过来，这一特殊性又揭示了崭新的历史前景。

第一章 历史发展的特点

如果我们把俄国社会发展的情况同其它欧洲国家的社会发展情况（把共同特点极相似、其历史与俄国历史不同的一些欧洲国家作为一类）进行对比的话，我们可以说，俄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相对的原始性和缓慢性。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详述这种原始性的自然原因，但事实本身是毫无疑问的：俄国的社会生活建立在比较匮乏和比较原始的经济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基础。只有当这种发展达到一定高度时，经济组合以及阶级和等级才能形成。等级、阶级的分化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和较专门的社会职业的形成，在发生等级和阶级分化之前，必须有一部分从事直接物质生产的人创造出剩余产品，亦即除生产供自己消费的东西以外还有剩余，只是由于剩余产品同生产者的分离，非生产阶级才有可能兴起和形成。此外，生产阶级本身内部的分工，也只有当农业的发展达到一定高度，能够保证对非农业人口的农产品供应的时候才有可能。这些有关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亚当·斯密已经准确地说明过了。

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历史中的诺夫戈罗德时期虽然与欧洲中世纪的开端处于同一时期，但俄国自然历史条件（不利的地理环境和人口稀少）所造成的经济发展的缓慢速度，必然阻碍阶级形成的过程，并使其具有较原始的性质。

如果俄国继续处在孤立状态并且只受内部倾向的影响，那就很难说俄国的社会发展史会是什么样子，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建立在某种内部经济基础上的俄国社会生活，在各个时期都一直处在外部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压力）之下。

在这种正在形成的社会－国家组织同其它毗邻的国家组织发生冲突的过程中，一方的经济关系的原始性质和另一方较高的经济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原始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俄国，同其它在较高和较稳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组织开始发生关系和冲突。这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要么俄国在对这些国家的斗争中屈服，像金帐汗国在对莫斯科公国的斗争中最终屈服一样；要么俄国在经济关系的发展方面赶上它们，吸收比它在孤立发展的情况下所能吸收的更多得多的生命力。但是俄国的经济还没有原始到要亡国的地步。俄国没有消亡，而是在国民经济力量的弦绷到极限的情况下开始成长。

因此，俄国主要的特点并不在于它一直「被敌人团团包围」。单是这一点还不能说明问题。实际上，这一点可以适用于除英国以外的其它所有欧洲国家。但是在彼此进行的生存斗争中，这些国家凭借的是大致相同的经济基础，因此它们的发展并没有（像俄国那样）经受强大的外来压力。

同克里木汗国和诺盖汗国的战争使俄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显然并不比百年战争期间英法付出的努力更大。迫使古代罗斯采用火器和创设常备射手团的并不是鞑靼人；后来迫使俄国组织雇佣骑兵和步兵部队的也不是鞑靼人，而是立陶宛、波兰和瑞典的军事压力。

由于来自西欧的压力，俄罗斯国家消耗了过大的一部分剩余产品，也就是说，国家靠牺牲正在形成中的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存在下来，因而妨碍了这些阶级本来就很缓慢的发展。不仅如此，国家还极力抢夺农民的「必需产品」，剥夺后者的生活来源，迫使他们逃离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彻底定居的土地，因而妨碍了人口的增长，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既然国家消耗了过大的一部分剩余产品，它便妨碍了本来就很缓慢的阶级分化；既然国家夺走了必需产品的重要部分，它甚至还破坏了它所依靠的原始的生产基础。

但是，为了生存，为了执行其职能，首先是为了夺取所需要的那部份社会产品，国家需要一套等级组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家在破坏它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的同时，又努力通过政府措施强迫这些基础发展，并且像所有其它国家一样，努力使等级的发展有利于它自己。研究俄国文化的历史学家米留可夫（Г.Mилюков）认为，这一点是俄国同西欧发展史截然相反的地方。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相反的地方。

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度（后来发展成为集权君主制度），就是使一定的社会利益和关系巩固起来的一种国家形式。但是这种国家形式一旦形成和存在，就产生了自身的本位利益（王朝的、宫廷的、官僚的……利益），它的利益不仅同较低等级的利益有冲突，甚至同较高等级的利益也有冲突。统治阶层作为人民大众和国家官僚组织之间所必需的「间隔」，对国家组织施加压力，使自身利益成为后者日常工作的出发点。同时，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的国家权力，也从本位的观点看待较高等级的利益，抵制它们的要求，力图使它们服从自己。国家和这些等级之间的关系的实际历史，就是沿着这种力量对比所决定的方向发展的。

在古代罗斯发生的也是基本上与此相同的过程。

国家力图利用正在发展的经济集团，企图使它们服从自己特殊的财政和军事利益。正在兴起的经济统治集团，则竭力利用国家来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比如等级特权）。在俄国，这场较量得出的结果，比西欧历史上的类似较量更有利于国家一方。就是说，在牺牲劳动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国家和社会上层集团互相效劳；不过，同中世纪西欧的等级国家相比，在权利和义务、负担和特权的分配上，俄国的贵族和僧侣比较吃亏。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如此，米留可夫的说法（在西欧是等级创造了国家，在俄国则是国家权力创造了符合它自身利益的等级）未免过于夸大，是不能用来作为任何历史前途的理论基础的。

等级不能由国家或法律凭空创造出来。在某个社会集团能够靠国家权力的帮助成长为特权等级之前，由于享有一切社会优势，它在经济上必然已经成形。社会等级不能根据预先制定好的官级表或荣誉勋位[1]法加以创造。国家权力的作用，是以自身的各类功能杠杆来推动基本经济过程，后者则促成较高经济形态的出现。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俄罗斯国家本身消耗了过多的社会劳动成果，因而妨碍了社会进步，但是它又需要这个进步。在进步较快的西欧社会的影响和压力下（通过军事国家组织施加的压力），俄罗斯国家力图用强制手段加快发展原始经济基础上的社会进步（在当时体现为促使等级分化），是很自然的。由于「赶超战略」的起因是社会经济组织的薄弱，那么国家在实施这一战略的时候，利用其统治权力按照自身的考虑来指导上层阶级的发展，也是很自然的。与此同时，在这一复杂过程中，国家一方面取得很大的发展成就，一方面被本身组织的薄弱和原始性质所困扰，而这种原始性质，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是由社会结构的原始性决定的。

因此，建立在俄国经济基础上的俄罗斯国家，是在较高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邻国国家组织的善意和（主要是）非善意压力推动下，向前发展的。从某一时期起（尤其是从17世纪末叶起），国家竭力加速经济的自然发展。新的手工业部门、机器、工厂、大生产、资本等，从某个角度来看，似乎都是人为地移植到自然经济上来的。资本主义似乎是国家的产物。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俄国的全部科学都是政府人为努力的产物，是被人为地嫁接在民族愚昧的自然基础上的。[2]俄国的学术思想，也和俄国经济一样，是在西方较高的思想和较发达的经济的直接压力下发展起来的。因此，由于经济的自然经济性质（对外贸易不发达），同其它国家的关系主要在国家层面进行，国外的影响在直接采取经济竞争形式之前，首先表现为国家之间为了生存而进行剧烈斗争的形式。西方经济对俄国经济的影响，是通过国家这个中介进行的。为了能够在武力强大的敌国包围中生存下去，俄国不得不建立工厂，创办航海学校，出版关于筑城学的教科书等等。但是如果庞大的俄罗斯的国内经济总趋势并不是向着同一方向发展，如果经济发展没有刺激对一般科学和应用科学的需求，那末国家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正在自然地从自然经济向货币商品经济发展的国民经济，明显跟不上政府的步伐；前者只是力所能及地在那些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的领域，对政府的赶超战略作出了某种反应。俄国的工厂史，俄国货币制度史和国家信用史，都是上述观点的最好证明。

门捷列耶夫教授曾写道：「大多数工业部门（金属，制糖，石油，酿酒，甚至纺织工业），都是在政府措施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有时甚至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贴，尤其是因为政府一向有意识地奉行保护政策。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代，政府最大限度地公开执行了这项政策……最高当局完全自觉地奉行适合俄国国情的保护关税原则，它简直比我们整个有教养的阶级还要进步。」（门捷列耶夫〔Д. Mенделеев〕：《了解俄国》，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84页）这位称赞工业保护关税政策的学者忘记了补充一句，就是政府采取这种政策并不是出于对发展生产力的关心，而是纯粹出于财政上的考虑，部分是出于军事技术方面的考虑。由于这个原因，保护关税政策往往不仅违背工业发展的根本利益，而且违背了某些企业主集团的私人利益。例如，棉纺厂厂主们曾公开指出：「对棉花维持目前的高关税税率并不是为了鼓励种植棉花，而完全是为了国库的利益。」正如在「创造」社会等级的时候一样，政府所追求的首先是国家的赋税，在「移植」工业的时候，它主要关心的也只是国库的需要。但是毫无疑问，专制政府在把大工业生产移植到俄国土地一事上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发展中的俄国资产阶级社会开始感到需要西方式政治制度的时候，专制政府已经掌握了欧洲国家所有的一切物质力量。它依靠的是一个集权的官僚机器，在调整新的社会关系方面，这个机器已完全无用，而在执行镇压功能的时候倒能够发挥巨大的力量。电报联络使辽阔的国土变得狭小起来，这使行政机构对自己的行动较有信心，并使它（在镇压方面）的行动比较一致和迅速。铁路使得政府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把军队从国家的一端调到另一端，而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欧洲各国政府差不多都是不知铁路和电报为何物的。专制政府可以调遣庞大的军队，虽然在日俄战争的严重考验中，这支军队显得相当无用，但用于国内统治是足够的。不仅大革命前的法国政府，甚至1848年的西欧政府都没拥有过类似俄国今天拥有的军队。

在依靠财政－军事机器尽量剥削全国的同时，政府还把每年的预算提高到20亿卢布的巨额数字。在军队和预算的支持下，专制政府与欧洲交易所勾结起来，让后者作自己的司库，俄国的纳税人则变成了欧洲交易商的一个财源。

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世界面前，俄国政府是一个拥有无敌力量的庞大军事官僚和财政－金融机器。

这个专制王国的财政和军事力量，冲昏和迷惑了欧洲资产阶级和俄国自由派，使他们对于同这个怪物进行公开的实力较量完全丧失了取胜的信心。专制政府的军事和财政力量似乎排除了俄国革命的一切可能。

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一个国家愈是集权、愈是脱离社会，它就愈迅速地成为高踞社会之上的独立组织。这样一个组织的军事和财政力量愈大，它的生存斗争也愈能持久，愈能成功。拥有20亿预算、80亿债务和百万军队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已不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最基本需要（不仅是国内行政的需要，而且还有军事安全的需要，这个国家最初就是为维持军事安全而组织的）以后，还能够继续维持很长时间。

这种情况拖得愈久，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同惰性极强的政府政策之间的矛盾就愈大。废奴改良时代（这个时代不仅没能消除这些矛盾，而且第一次把这些矛盾鲜明地暴露出来）结束后，政府自愿转向议会道路的可能性在客观上愈来愈困难，在心理上也愈来愈不能接受。它所处的形势向社会表明，摆脱这些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在专制制度的锅炉内积累足够的革命蒸汽来把它爆炸掉。

因此，专制政府的行政、军事和财政力量（由于具有这种力量，它顽固地不顾社会的发展而继续存在），不仅不能如自由派所设想的那样排除革命的可能性，相反，却使革命成为唯一的出路，而且专制政府的势力把它自身和民族之间的鸿沟掘得越深，这次革命所具有的激进性质也将越大。

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确有资格感到自豪，只有它解释了这一发展方向，预言了它的总的形式[3]，相比之下，自由主义在靠最乌托邦的「实用主义」为生，革命民粹派则是靠追逐幻影和对奇迹的信赖而生存。

迄今为止的社会发展使革命成为不可避免。那末，这次革命的力量又是什么呢？

[1] 誉勋位是拿破仑一世所创立。——中译者注
[2] 只要回想一下国家和学校之间原有关系的特点就可以明白，至少学校也和工厂一样，也是国家「人为」的产物。国家在教育方面的压力可以说明这种「人为性」。那时逃学的学生们会被处以上枷的刑罚。可以说整个学校都处于上枷的状态。学习成了一种服役。学生可以得到工资，等等。——列．托．
[3] 连门捷列耶夫教授这样一个反动官僚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在谈到工业发展的时候，他说：「社会主义者在这里觉察到了某种东西，甚至有部分的了解，不过他们走入了歧途，遵循着拉丁语风，鼓吹暴力，助长无知愚民的残酷本性，力图通过革命夺取政权。」（见《了解俄国》一书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