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准备群众斗争– 需要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抵抗，社会主义行动
九月九日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于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下揭开序幕。 <!--more–>六四烛光晚会维园人头涌涌、六月十日为李旺阳惨死挤拥中联办、七一40万人上街争民主、七月廿九日9万人游行反洗脑，以上事件千千万万的民众正在向当今建制怒吼。
正如本文所解释的，社会主义行动正组织选举工程，支持梁国雄（长毛）及社会民主连线。由于社义行动乃相对新生之势力，难以负担立法会选举高昂成本，故此本届未能派出自己的候选人参与。但我们现在与去年参与区议会选举一样，目的并非只为了赢取选票，更是为了提高群众政治意识，建立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并要招募新的活跃分子加入。故此，我们呼吁选民票投社民连线，作为是次选举中最激进的一个选择，而其选情的报捷将为未来反梁振英政府打造最好基础。但是，我们同时强调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必要性，让大众了解九月九日到票站投票，只是第一步，进而呼吁工人及青年加入社会主义行动而投入斗争，借以创造有力量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危机中的政府
资本建制日趋贪污而爆发丑闻、「民主进程」不进反退、各亚洲经济体系中最严重之贫富悬殊，皆令香港愈来愈多人走向政治化。此外，中共独裁政府以最可笑的伪选举强行委派梁振英为特首，只在激发群众不满的怒火。
刚上任的梁振英政府并没有享受过新政府应有的蜜月期，反而上任首五个星期内已有三名局长爆发丑闻，陷入即时性的危机。上任首日40万人游行要求梁振英下台，被大部分时事评论员将形容是个「坏开始」。梁振英令北京阿爷后来重新将落败候选人唐英年视为更稳阵的特首，可谓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南华早报》(2012年7月21日)报导，有传北京谋略家流传一个「计划B」去替换梁振英，正如2005年时董建华「脚痛」下台。由于替换梁振英会令中央政权的面子受重挫，故此这似乎不会于目前发生，但我们不能排除未来事态会这样发展。中国局势日趋不稳，中共独裁需要稳住香港，而梁振英似乎对此力有不及。
根据媒体报导，即使政府内部人士都认为新政府是一个「大爆煲」。梁振英不仅面临公众对国民教育的激烈反弹，更因其任命一班寡廉鲜耻的骗子作为政府高官，促发民众更大忿怒。现在政府高官就如奥运比赛一样，竞逐「辞职下台」的金牌。前发展局局长麦齐光只上任十二天即下台，并因涉嫌诈骗房屋津贴被捕。他的继任人陈茂波随即被卷入经营劏房的丑闻。陈茂波企图掩盖事实也在数天内被揭穿。陈茂波的位子现正摇摇欲坠，新政府可谓完全失败。
住屋危机
由于这些危机都涉及了地产界，因而令人民对此更为愤怒。这个行业由富豪和投机者前行着独裁统治，令受害者已不止于工人阶级，甚至愈来愈多的中产阶级也深受其害。香港楼价在过去三年中飙升了80%，高于世界上任何地方。 「经济学人」杂志于2012年4月28日发表的季度房屋价格指数发现，香港物业价格高出「公允价值」58%，使得它作为仅次于新加坡的第二被高估的房地产市场。
目前在公屋轮候名单上有18,9500户，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更多公屋和低廉的租金。然而，名册上的这个数字低估了住房危机的真实程度，因为至少有10万多人生活在不安全、不卫生或临时性的住宿。同时，根据前特首曾荫权指，香港有228,000空置单位，主要用于金融投机炒卖。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一个独立的部门调查和没收这些空置单位－只要发现其交易中存在投机炒卖行为的证据。我们还紧急呼吁计划每年兴建五万套公屋单位，但这必须在民主的公共控制下将地产公司和银行公营化，只有这样才能打败敲骨吸髓的富豪。
梁振英一直试图赢得一些民众的支持与承诺增加公屋落成量。他最近与大亨李嘉诚发生冲突，因为李嘉诚反对政府重新启动2002年在富豪的压力下中止的居屋计划。梁显然感谢李嘉诚暴殓的财富和贪婪，让他能简单地制定一个政治目标，试图赢得一些舆论支持「复建居屋」计划。
但是，如果我们关注这场虚张声势的战争背后的实际的事实，梁振英的住屋计划其实没有多「大胆」。房屋局局长张炳良指，居屋重启计划直到2016或2017年都不会对地产市场有影响，而在此之后，建屋计划将被限制于极为有限的水平－每年5000个单位。对于那些最有迫切需要的人而言，复建与否根本分别不大，因为它只是提供出售金额的补贴，而非租金补贴。低收入家庭被拒之计划的门外，因此需要大幅增加公屋的供应量－而这部分梁振英却萧规曹随，与之前的政府没有多大差别。
贫富差距
住屋的危机与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密切相关。最贫困的10%的家庭平均收入自2001年每月$2,590港元下跌到2011年每月$2,170港元。
政府最近人口普查报告承认，现在贫富悬殊是1971年有记录以来最恶劣的。同时，工人被迫工作更长的时间。从政府统计处的数字显示，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的工人，从1997年的44万人上升到62万人。这主要是由于雇佣合约员工的爆炸性增长，极大地取代了永久性员工。
梁振英已采取一些小措施，如高龄津贴增加一倍至每月港币2,200元，成本约每年52亿港元，但另一方面政府的累积盈余超过6000亿港元！他的政府正准备以洒一点「糖」来掩盖有毒的反民主的政策。但令人惊奇的是，考虑到政府支持率几成赤字，而当前又处于立法会选举期间，——政府提出的新的支出竟然少得如此可怜！
谁在阻挠民主？
这些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社会问题与香港民主斗争是相通的。近三十年的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英国、当下则在中国控制下－通过政策的延误，谎言和拖延来阻碍引入「正常」的议会制度。
据其拥护者所说，资本主义与言论自由和法治是香港的所谓「核心价值」。在仔细观察下，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明显的矛盾。腐败丑闻表明，不仅资本家和他们的政府是今天香港最大的不法分子，他们也反对扩大民主权利。许多人，包括主要的泛民主派政党领导人，误以为中国当局是唯一反对真正普选制度的力量。
作为一个专制政权，中共的反对民主权利是明确的– 但它不是独自在此。如李嘉诚和其他富豪等都非常成功地融合在中国政府的国家机器中（如人大，政协等），他们同时也是23条立法和其他限制民主权利政策的鼓吹者。香港的资本主义精英沉浸在反民主的情绪中，担心如果人民群众加强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则会导致「福利主义」和他们梦幻般的特权遭到侵犯。
回顾历史，当新兴资产阶级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争取民主权利的扩展是作为反封建主义和专制君主制的革命斗争一部分－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动员更广泛的斗争人数。今天，革命斗争，也是推翻独裁政权的唯一途径。
但是，今天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在亚洲，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后开发国家或在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对这种斗争怀着恐惧与矛盾。面对镇压劳动群众，压挤工资和增加工作时数的必要，他们一般都警惕着西方资本主义底下的极为有限的「民主」形式。即使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最近的意大利和希腊－反民主的银行和如欧盟等国际资本主义机构扶持非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组成的政府」，以迫使通过不受欢迎的紧缩政策。
这就解释了香港资本家的利益与中共独裁是互相挂勾的－同样的都是出于对工人阶级潜在力量的恐惧。因此，仅仅只与其中一方战斗是不可能的。出于这个原因，那些支持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泛民主派，并声称它是最有利于民主自由的经济体系，是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变革。可耻的「温和」泛民寻求与独裁政权进行腐败的妥协，显示了这些政党的政治破产。
「超级议席」－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立法会选举新增了五个所谓的「超级议席」五个－对应五个地方选区的所有选民都可以投票的功能界别。对这一创新来推销「一人两票」（一票为地方选区和「超级」功能组别之一）的想法持怀疑态度的市民绝大多数赞成彻底废除功能界别。
五个「超级议席」只是一个装饰，民主党可耻的应上届政府恳求同流合污，掩盖深深不民主的功能组别的性质。这些特权与亲当局力量的堡垒被设计用来「凌驾」于群众选举结果之上，并保证当局可以控制立法会。 「超级议席」没有改变这一点。其余30个功能组别，由低于香港2.5％人口的少数人决定。在上一届立法会选举中，这些议席中有14个候选人没有竞选对手而自动当选－他们的资格得到银行家和地产商事先同意，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并抗衡受民众的压力影响的另外半个立法会。
最后一次的小圈子选举行政长官，令人误以为北京允许一场民主竞争进步的错觉（本是操纵手法，但事与愿违，两个建制派的候选人卷入一场「内战」）。同样的设想，「超级议席」选举将产生很多的「民主」的错觉，却同时保持目前的不民主制度的主要核心。在现实中，没有规定「超级议席」参选人必须是区议员－真正能代表一个挑战或替代现行制度。
但是，正如假行政长官选举失控，「超级议席」选举也可以令亲北京阵营事与愿违。目前，亲建制的候选人被迫疏远过于梁振英和其不受欢迎的政策，如学校洗脑计划。这导致了北京香港事务的高级官员王光亚前所未有的干预，在7月访问深圳告诉亲政府的政党，「不要依靠攻击政府在选举中政治上得分」。
这些分歧并不反映任何真正的亲政府阵营核心部份的转变，而只是为选举而作出机会主义的变化。只不过，这种情况下政府创造了新的困难和矛盾，强化了危机气氛，并可能导致如学校课程计划等关键政策搁浅，尤其是如果教协和其他抗议团体能充分利用危机升级的机会，通过罢课行动的斗争建立斗争的基础。另一个建制阵营分裂的标志是，梁振英的头号支持者与选举顾问刘梦熊催促梁振英推迟国民教育科计划，刘梦熊也是全国政协委员。
二十三条
反国民教育的抗争可以说是未来更为艰巨的反二十三条斗争的「预演」。自1989年以来首次的一天总罢课将会严重动摇政府的管治，尤其是在立法会选举前夕发动的话。这会让反二十三条运动获得宝贵的经验，显示群众抗争需要何种形式。现在证明了单靠游行示威已经不足够。当然游行示威会对提升群众意识其关键性的作用，但是要真正推倒政府的恶法仍然需要更有力的行动。
二十三条通过之后将会在香港引入中国大陆独裁政府的打压手段。警察会获得大量的权力来禁止「搞事」的游行，而对中共独裁的公开批评将会受到打压甚至监禁。与一些外地「不受欢迎的」外国政治组织的联系将会被禁止，以阻隔国际上的支援和声援。但是拥有清晰政治（新自由主义）目的的大财团、金融机构或其他资本家的打手当然不会被限制。就算没有二十三条的今天，香港记者协会指出87%的记者认为今天的新闻自由比2005年还要差。
二十三条明显地是梁振英政治任务的核心。因此，反对此恶法通过的抗争需要立即开始，而需要在接下来的立会选举作为主要的议题。 「温和派」的泛民已经表明他们不能在民主的议题上作出有力的抗争。推倒二十三条第一次立法的2003年历史性的50万人游行是在泛民领导们的悲观与消极态度中发起的。当年爆炸性的动员成功阻止了第一次的立法，但也是建基于当时的实际局势，包括经济衰退、房价崩溃以及对董建华政府的不满。
我们不能够期待同样的因素会在今天重复，所以任何现实的反二十三条的策略都需要包括其他除了游行示威以外的手段。与更广泛的反专制斗争一样，现在需要的是要在广大工人群众、工作场所以及社区当中建立起群众运动，发起不同的杯葛运动、占领甚至使用（极为重要的）罢工武器。反对二十三条而发动的一天总罢工将会是群众展示巨大力量的机会。这不单会让本地的资产阶级精英感到害怕，甚至会影响到中共独裁，因为他们害怕中国内地的遭受超剥削的工人阶级会模仿反抗。
斗争的策略
作为反二十三条的策略之一，社民连承诺其立法会议员会随时准备好辞职来迫使全港性的补选，就像是2010年的「五区公投」那样。这个策略需要作为更广泛反对恶法的群众动员运动的一部分来考量，而同时还要考虑其他很多新的因素才能落实采取这个策略。后来组成社会主义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在2010年的补选运动中积极参与。
社民连的领导们重新地提出此等方案有重大意义，并反映出态度上的巨大变化。跟我们组织不同，许多人－包括一些社民连成员－对于2010年「变相公投」的低投票率感到沮丧。而我们认为，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这些错误的「悲观」结论间接导致后来2011年的分裂－人民力量和社民连。相对来说，社会主义行动强调50万反政府的选票是非常重要的成果－并可发展起来。
社民连提出的总辞以及反二十三条的新「公投」反映出社会情绪的改变。街头示威的增加趋势和对于人民力量的黄毓民、陈伟业以及社民连的「长毛」梁国雄在立法会拉布战的巨大支持（反对替补机制）都反映出这点。拉布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大部分的「温和派」泛民也在巨大的群众意见下被迫改变初衷并支持「激进派」的行动。
人民力量在近月来在示威游行中的动员也更为成功。其得到许多痛恨建制派和伪民主派民主党的基层青年和民众的支持，并且提出了与社民连咩有多大差别的选举纲领。但是，尽管有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动员，其并不是由成员们民主地组成，人民力量只是由几个出位的领导所垄断。加上其隐藏的与「泛蓝」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并没有公开的显示出来）的连系，都局限了人民力量无法被推进成激进左翼，或是成为群众运动的承载工具的可能性。
需要工人政党
这些例子都显示立法会的议席－用来做为动员群众的平台－可以是斗争的重要力量。这尤其是在当一个工人政党透过清晰的社会主义纲领来赢得议席。社会主义行动从来不像其他左翼或无政府主义人士那样采取一个僵化的反议会立场，我们明白利用选举的议席来提升意识和发动斗争的重要性。但我们也在2010年的运动中指出，选票数字（也包括补选公投）并不是一切成败所在。其他方面，例如在「议会」外动员和组织的成功还更为重要。
议会和选举策略有时候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透过其独立组织的角色，以至发动罢工的武器。当香港现时的工人组织由于历史原因十分薄弱（而中国的更是如此），未来的斗争将会是「后追」的机会，到时候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和工人政党－将会是政治的重要力量。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为此准备并推动着由依靠工人薪金生活的代表所带领的工人群众政党的建立。我们所谓的工人群众政党跟香港职工盟主席李卓人今年初所建立的工党完全不同。这个新的政党是建基于英国「新工党」的模型，该党已经清楚地跟工人阶级划清界线。放弃了参与和领导斗争，新工党不断跟「激进示威者」割席，因此我们认为其只会是一些中间偏左政客们的平台，而不是工人阶级运动真正的承载工具。
在这次选举中我们呼吁支持社民连，一个对政府和保皇党派最激进的挑战代表。社民连提出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反对私有化并为民主权利而斗争－一些社会主义者也争取的政策。不过我们认为他们没有强调需要与资本主义完全切割，而这些政策本身并不足够。
社会主义行动代表着一个清晰的社会主义替代，提出将垄断香港的银行及大财团收归公共民主的控制底下。我们一方面积极地与社民连的成员在不同运动中合作，另一方面也指出需要建立一个拥有活跃群众成员的工人政党，只有其才有力量推翻独裁者并改变社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呼吁在九月九日投票社民连的同时，我们也不会就此止步。加入实现社会主义替代的斗争－加入社会主义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