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陈墨，社会主义者应如何看待和介入反日游行和罢工
左仁和张蜀杰
回应陈墨首次发表在红色中国网站上的文章《钓鱼岛问题——回应迷思中的国际主义左派》。工国委对于自称托派的陈墨发表这篇为民族主义辩护的文章，感到非常惊讶。
由于陈墨的文章包含大量内容，本文无法一一回应，但我们从陈墨错误的结论 –中国民族主义立场 -作出回应及总结经验。我们欢迎继续与各界左翼分子辩论，认真的分析对国际工人运动是有裨益的。
“国际主义左派”？
工国委是认真看待不同意见，不会将之扭曲。可惜陈墨没有针对性地处理文森特·科洛就中日衡突的文章的内容(在中日岛屿争端背后隐藏了什么？)，陈墨将工国委(CWI)与其他面目模糊的“托派”团体混为一谈。工国委在全球50多个国家工作，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和很多亚洲国家，其中国同志自2009年出版定期刊物，在一定数量的读者间传阅，我们亦面对其他左翼分子也遭遇过的镇压、在可能的情况下介入过罢工，并打着社会主义纲领参与过2011年香港的选举，亦投入过很多群众斗争，包括展开香港唯一一个反对种族主义运动（反种族主义青年），对抗反内地人的沙文主义。可是，我们却被陈墨一并打成“国际主义左派”，与“革命共产主义国际趋势”这个只存在于奥地利没有领导和介入群众斗争经验的细小宗派团体等并列起来。陈墨以这种混淆视线的论述，以偏概全地攻击我们的“错误”，暗示所有具有国际背景的团体是有一模一样的立场——这是拙劣的歪曲！
反日游行的民族主义
陈墨的文章是捍卫反日游行，其主要的结论是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对此作出批评，而应该支持这一“自发”的运动，甚至根据他的说法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即使我们接受这一说法，这种极度中国中心的看法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抗议对亚洲其他地方的工人意识的影响。他忽略了抗议和其中的种族主义言辞对日本以至菲律宾、越南以至其他地区群众的影响（他视之为极小数，但这些言辞被媒体大量利用）。他刻意避免提及中越之间的冲突和中菲之间的紧张局势。在更落后的越南，就南海争端反对“中国帝国主义”的抗议是进步的吗？我们应该以半殖民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去看待越南及菲律宾与中国的岛屿争端吗？实际上越南和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中的岛屿争端变相服务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可见，这问题是复杂的，是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衡突，不能以单向的民族主义分析去解释。
陈墨夸大反日抗议的进步性、无产阶级性和自发性，在他的文章总共用了16次“自发”两字。如果这些抗议真的是自发及独立于国家机器之外的话，为什么它们没有继续和发展？至少，这显示了其自发性是有限的。事实是，反日抗议服务了政权，被利用为向日本和其他相关的政府发出警告，并让群众对当局的愤怒转移至日本政府。“但是这场运动并没有完全受到政权的控制。在一些城市，游行带有明显的反政府特征，但是是以一种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带有极端民族主义但同时敌视中共及其亲资本主义的政策。由于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内被当局容忍了。”因为欠缺具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在没有独立的政治力量挑战当局下，反日游行不可避免地被当局利用。当局利用这个运动，甚至内部不同派系以不同方式利用运动，以确保不会对当局构成真正威胁。我们不会盲目崇拜群众的自发运动，而是从运动中学习，并提出纲领将斗争引至阶级战线上。
陈墨指由于反日示威主要由工人和贫穷阶层组成，所以顺理成章是“进步”的，但他完全忽视重要的问题，运动领导层的性质和斗争的诉求及纲领，以及主导运动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关键。在越战中，美国的反战示威者曾有名地被“安全帽”（被政府主战论调蒙上眼睛的建筑工人）攻击和殴打。即使不可否认这些工人都是无产阶级，但没有社会主义者会将之认定为进步。有很多工人阶级基础的运动都不是进步的。反日示威运动同时受到政权外部和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在西安有欧洲豪华汽车组成车队参与示威，提出“打倒小日本，滚出钓鱼岛”等反日的口号。
这也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1920年代评价国民党的致命错误的一面。托洛茨基说过：“斯大林同志在1925年开始将国民党称为 ‘工人及农民政党’ (!?)。这定义与马克思主义无共同之处。但显然斯大林同志的错误公式是想表达，国民党的基础是工人和农民的反资产阶级联盟。这是完全错误的，工人和农民的确是追随国民党，但他们是被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我们知道资产阶级会领导他们到哪里去。这政党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工人和农民的。”即使在1920-30年代，中国仍是半殖民国家的时候，托洛茨基支持共产党应该与国民党统一战线，但坚持由工人阶级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并联系至社会主义的斗争。
在这场反日游行潮不是由工人阶级群众领导的，很多游行中中小资产阶级和地方上中共基层党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领导成用。况且，如果只要有工人参与的运动就自动是进步的话，哪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领导工人的组织——革命政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陈墨为了制造藉口，竟然指出希腊和西班牙反欧盟和反削减开支的游行中有种族主义的口号。事实完全相反，正是工人的群众斗争限制了种族主义的危险！在希腊近几年有超过16次反对资本家削减开支的总罢工，当中带有前革命状况的特征。同时由于缼乏缺命政党，加上国家工会领袖软弱，令斗争变得复杂，并为金色黎明党打开了发展空间。现时金色黎明党在国会有18席，对外来移民进行残酷的攻击。这些发展表现了革命和反革命同时进行。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将之分辨，而不是混淆起来！
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已经不再是“半殖民”国家，即使陈墨正确地指出中国有落后国家特质以及被外国资本剥削。但中国同时愈来愈扮演帝国主义的角色，经济上剥削东亚和非洲等地其他更弱的国家。在一战时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知道俄国是半殖民地（受英法资本支配）但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对乌克兰和波兰等非俄裔的群众）。他们没有视俄罗斯民族主义是进步的，或者支持对德国开战。而且，陈墨再次只看到问题的一方。现在的情况不是帝国主义军队占领中国领土，而且在现时条件以及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下，在短期内美国或其他帝国主义竞争势力（这竞争正在尖锐化，但现时受制于经济互相依赖，但小型的衡突可以激起更大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并不会侵占或攻打中国。陈墨机械地将钓鱼岛事件与状况不同的进步的反军事占领民族运动（巴勒斯坦、伊拉克、1920-30年代的中国、法属印度支那）相提并论。对于这些情况，社会主义者不会只限于支持抗议和鼓动，并支持群众武装抵抗的权利。虽然他提出的例证中社会主义者都会支持军事行动，但陈墨没有提倡中日开战，却没有作出解释。
然而钓鱼岛事件背后是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衡突，要建立新的统治规则去控制该区的海洋和资源，也是中美之间对于地区主导权的争夺。而如果在钓鱼岛上发生武装冲突，将可能让中国当局利用和日本以及美国的外交危机，对内大力镇压反对势力，同时加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藉此推动更快和更残酷的私有化政策。就如1979年的中越战争之后，邓小平大力藉此推动资本主义复僻和市场改革。战争令越南和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而邓小平利用这场战争巩固统治集团，并加快改革和开放。对于如何对待中国统治精英未来可能发动的军事冲突，这是很大的教训。
即使陈墨在文章末尾有提及过“亚洲社会主义联邦”，但整篇长达三万字的文章的立场实际停留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与这目标违背。他引用托洛茨基，强调不要全盘否定受法殖压迫的印度支那(Indochina)群众的民族主义，托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托洛茨基的方法是将民族独立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连结起来。这不是基于教条的原因，而是对今天世界非常重要的历史教训。看看巴勒斯坦、科索沃和东帝汶的例子，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的民族解放是没有前途的。陈墨把这事情混淆起来，混淆了反对殖民侵占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在无人居住的岛上的领土争端以及海军力量竞赛。
工国委(CWI)反对任何政府对东海和南海渔民的骚扰。我们反对任何一方的军事扩张，反对日本资本阶级家最近挑衅的行动，但同时表明要达至目的，只能透过建立国际战争性工人运动，而非依附反日民族主义。相反，反日民族主义会混淆群众的意识，将日本群众推向反中国的民族主义一方。
陈墨将巴勒斯坦的斗争与保钓活动分子相提并论比较，是他最荒谬的言论之一。巴勒斯坦群众面对难以言喻的镇压、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大肆屠杀人民、房屋被摧毁，还有加沙的不人道隔离，以至药物、食物和重要物资的短缺。今天无人居住的钓鱼岛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吗？工国委(CWI)和我们中东地区支部支持巴勒斯坦群众反对以色列占领暴行的民族渴求，但我们不会单单就此完成。我们揭露软弱的亲美巴勒斯坦资产阶级的彻底失败，亦揭露右翼伊斯兰分子哈马斯的无能，在今天只能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群众斗争，去领导成功的民族解放斗争，以革命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替代方案同时需要包括以阶级为基础诉诸以色列工人，与资本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决裂。故此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巴勒斯坦的口号，并支持自愿的中东社会主义联邦，当中包括社会主义的以色列，去满足和克服以色列群众的不安。陈墨忽视这个马克思主义方法，没有提出如何争取日本和其他国家群众的支持。这场反日游行主要口号和诉求完全是民族主义的，没有意图走出去争取日本或亚洲群众的支持，以达成工人阶级的团结。
很多左翼组织都机会主义地堕入了民族主义的陷阱。历史上，LIT以僵化和教条的方式对待民族问题，令其在1982年福克兰群岛/马维娜斯群岛战争上，要求其成员自愿参加阿根廷的军队反对英国。彼特．塔夫在其小册子《阿富汗、伊斯兰和革命左翼》中提到：“他们[LIT]限制自己的民族问题的诉求在“独立”上，但没有社会主义的内容。从LIT的立场唯一的结论是，它在民族问题上是建基于地理上的概念，而且十分接近阶段论。根据他们的方法，一块领土曾经在某一阶段属于特定的国家，是决定性的因素。”可惜，在今天中日衡突中，陈墨犯上很多类似的错误。而我们会对民族主义情绪采取敏感的态度，同时提出过渡诉求去接触被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混淆的阶层。基于他们直觉上对统治精英的仇恨，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争取他们团结工人阶级的斗争。
陈墨没有提及中国作为对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压迫者。中国当局在钓鱼岛上展示军事实力除了向东京施压，亦有其内部的议程，就是要警告非汉族区的群众不要挑战中央或推动民族独立。同样，在此情况民族主义亦有其双面性。社会主义者不会全盘否定藏族及突厥语群众的民族渴求，但我们指出藏族及乌鲁木齐民族运动的亲资本主义领导是完全不能挑战当局的残酷统治，因为只能透过革命社会主义斗争，寻求团结汉族工人和国际工人阶级，才能推翻现今政权及帝国资本主义。
抵制日货？
陈墨抵制日货上的观点是错误的。对于社会主义者不会支持抵制日货，陈墨表示这是“笃信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他拒绝承认今天供应和生产链全球融合的情况下，事实是更为复杂的。即使工人阶级有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纲领，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解决问题，但当然这不意味着“等待”国际社会主义来临，而是各国都同时进行斗争。抵制日产汽车和电子产品将会打击中国工人，令工厂关闭和失去职位。中国第六大汽大公司广州汽车集团报告指，其公司去年94%的利润来自生产日本品牌的汽车（丰田和本田）。苹果最新的iPhone 5在血汗工厂富士康生产，当中的内存来自东芝，屏幕来自夏普，还有新力的摄像头、村田的蓝牙设备、松下的电池。社会主义者不会反对全球劳动力分工，这可以达到节约时间的效果，是进步的。但社会主义者坚持这过程要从资本家贪婪的手中夺过来，而由国际工人阶级民主控制和计划。社会主义者支持国有化和工人民主控制，反对外国资本所带来的剥削，但不是以抵制的方式反对所有外国投资。这将会沦为一个孤立的经济，并阻止对经济重要的技术和专门知识输入。再者，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是事实，抵制外国货品根本不可能发展为持续的群众运动，这也是现实，与支不支持全球化的立场无关。我们支持国际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和民主规划，包括群众控制跨越边界的投资。
社会主义者不会轻易提出抵制外国货品的诉求。如果我们提出这个诉求，我们会强调工人组织以工会的单位共同行动——例如以码头和铁路工人去阻挡货品，而不是以消费者的个体行动。例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非反对白人种族隔离独裁政权的斗争，当时的抵制行动是南非左翼提出的，亦得到他们的支持。今天中国并不能以抵制日货的诉求建立集体斗争。当局可以容忍甚至在一段时间内鼓励这行动，以作为引导群众愤怒的安全网，又可以向日本政府施加经济上的压力。
香港“保钓”运动
陈墨错误地指出，因为钓鱼岛活动分子很多次出海登岛被阻止、被当局打压，就证明这是对当局的政治威胁。这再次美化了这个宣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运动。北京阻止保钓行动委员会出海以避免不可预计的事件（任何国家机器都会捍卫自己垄断势力）。当局一方面要利用民族主义示威增强自己在亚洲向日本和美国的实力和地位，一方面却害怕“过激”的民族主义会失去自己的操控，这是典型资本主义建制看待民族主义的方法。当局一直以来都阻止登岛行动，但正是在这次的中日冲突中香港出海登岛的行动有利当局的外交，所以当局才拉起闸门让他们出海。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在8月16日登出一篇题为“中国官民默契是保钓成功之本”的社评指出，解放军不派军舰为保钓人士护航，并非软弱，又指中国如果现在“夺回”钓鱼岛，会触发大规模战争。称“民间保钓行动都是由国家综合实力做支撑的。政府未对保钓人员登岛提供公开支持，并不意味着保钓人士是孤立的。”这正好驳斥了陈墨指当局镇压“保钓”行动。
其中一名保钓分子、香港政党社会民主连线的领导人物之一曾建成，曾经在黄岩岛议题上于2012年4月发动抗议反对菲律宾，焚烧菲律宾国旗。香港有15万菲藉外佣，她们面对压迫、歧视和种族主义，特别是在2010年马尼拉的人质惨剧案时。曾建成的抗议在这反菲情绪的背景下是特别有害的，但他同时反对内地孕妇来港产子，支持更强硬的边境管理政策。工国委的香港支持者反对曾建成的沙文主义立场。
如果民族主义意识在中国真的代表着挑战政权的话，为什么政府还是大搞火箭升空和爱国教育等工程来煽动民族主义呢？为什么香港政府又要推动爱国国民教育挑战自己呢？
关于日企罢工
陈墨通过9月份在日企工厂和前几年大连开发区发生的罢工潮说“工人斗争中民族意识仍然具有其进步意义”。然而陈并没有解释工人的提出了怎样的诉求，罢工取得怎样的成果。
今年九月份和以前大连开发区大多数发生在日企的罢工中，工人都提出了加薪的诉求。在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一份报告中显示，当地发生罢工的日企的工人几乎都提出了加薪的诉求，而且大多数实现了加薪。一位工人告诉记者：“其实罢工和反日没什么关系。许多人只不过是利用这个机会要求改善待遇罢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广州站在日企的立场表示：“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到底是要反日还是要加工资。”
然而，少数日企比如松下珠海厂发生了打砸设备的事件。和陈墨的看法相反，在这些工厂中工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起到了负面的作用。
我们当然支持工人们利用这一时机在进行罢工争取提高工资待遇和要求独立工会的权利的时候，完全策略性地在罢工中使用反日口号，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形势下给与工人一定的“保护”，给当局镇压制造困难。
在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介入日资工厂的罢工的情况下，我们强调建立独立委员会，将斗争民主化，不要信任中共官方工会，保持对斗争的独立控制，向日本姊妹工厂的工会（佳能、松下等）发出团结及联系未来斗争的呼吁。我们提出充公日本资本及中国资本的诉求，并由工人民主控制和真正的公共所有。我们强调需要有纪律的斗争，不要破坏机器和财物，因为这些东西是属于工人阶级而不是资本家的。
如何介入反日群众运动
陈墨文章提到：“误入歧途的革命失败主义与国际主义左派的文中普遍认为，由于中国现政权已经是帝国主义政权，所以呼吁中国无产阶级和左派不要介入群众性反日游行和运动，在中日冲突上采取超脱和双重反对的立场。”这是捏造事实的，工国委(CWI)并没有认为不应该介入反日群众运动，反而陈墨没有提及过社会主义者应该如何去介入运动。
马克思主义者在可能的情况下都会介入运动，与群众展开对话并提高他们的意识，与误导性的或反动的“方案”战斗。反日游行由于被国家机器严密监控，介入不是容易的事，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脱离当局默许的民族主义讯息的横额和口号会被禁制，我们的同志会被驱赶甚至逮捕。右翼民族主义分子亦可能会煽动身体上的攻击。社会主义者可以试验性地到游行路线，提出“不要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不要战争！中日工人团结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秘密派发传单可以更全面地解释社会主义的立场，需要工人阶级团结、民主权利、以独立工会联系日本以至国际群众进行团结斗争反对中日政府。
我们应该从2011年6月内蒙古的群众抗议学习，那是当地30年来最大的抗议。当时内蒙古土地维权分子被一名受雇于大型媒矿公司的汉人货车司机杀死后，蒙古青年发动抗议。他们是反对媒矿公司和环境破坏，而不是汉人。这运动赢得了全国网民的同情，而不像2008年西藏骚乱，被国家媒体演绎成反汉人而不是只反中共的行动。陈墨忽视了重要的教训，低估了群众反日情绪的负面影响。
关于如何对待游行中的暴力
陈墨指反日示威是“底层群众愤怒发泄的一种扭曲反映”，却没有提出策略带领工人作出有效的斗争。工国委(CWI)没有单纯对把反日示威的暴力与种族主义攻击等量齐观。我们不是将骚乱浪漫化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这本身不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方法，而是受欺压阶层找不到出路时作出的盲目反应。陈墨用大篇幅指出骚乱缘自工人阶级的仇富愤怒，却没有指出这不是工人有效的斗争方法，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在群众面临类似的条件下，我们对待骚乱的立场在各国是一贯的。在2010年英国的骚乱中，我们指出骚乱的责任在于资本主义的卡梅伦政府，以及无法带领斗争捍卫工人生活水准、无法为年青一代争取工作职位的工会领袖。我们反对国家机器在骚乱施以镇压的手段，纵使因为有很多工人阶级因为工人区受到大肆破坏而不同情骚乱，支持这些镇压。例如，在骚乱后的民意调查中，90%英国成年人支持警察使用水炮。但是，同时我们不像其他左翼团体盲目褒扬这些暴动。例如，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将抢劫商店的行为描述为“强烈的政治行动”。正如我们的文章(骚乱：是谁毁掉了英国？ )指出最大的抢劫者是资本家，但同时骚乱不会改变世界，而工人以罢工、占领和建设革命党的斗争方式是当务之急。我们对待反日示威的立场亦相近。我们认为中共独裁应该为骚乱和抢劫负最大的责任，反对警察镇压，但同时我们清楚指出骚乱不会实现政治上真正的改变，也不会帮助工人群众建立替代方案。
总结
社会主义者了解运动的进步与反动元素，但我们不是单纯的评论，而是要方方面面考虑如何介入运动。陈墨的文章没有提及工人阶级组织应该如何独立地介入反日示威，却偏面地褒扬中国民族主义的进步性，实际上就是迎合群众的民族主义意识，而没有提出工人阶级的立场。
中国、日本和国际的资本主义正引领群众走入灾难。工人阶级的大型运动正在来临，这力量可以改变全球。各处的统治精英恐惧未来的这些运动，因而疯狂地囤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加大了使用民族主义宣传的力度。社会主义者一定要建立新的战斗性组织，以介入斗争、提出口号和方法，令群众无意识的行动变为有意识的，反对资本主义和专制统治。在斗争里会看到群众情绪在希望与绝望间迅速转变，而现行既得利益者将会誓死捍卫自身利益。中国、日本以至其他亚洲国家的冲突会为马克思主义带来考验，只有以正确的方法和途径我们才能通过这些考验，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