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物浦斗争是撒切尔时期一场非常重要的大规模工人阶级斗争，是少数打败撒切尔政府的胜仗之一。三十年之后，工人阶级面对更多的开支削减和 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文章阐述：一场由战斗性纲领武装起来的斗争，加上一个植根于工人阶级的领导层是能够打败看似不可阻挡的右翼攻击。“战斗派”是当时领 导利物浦斗争的组织，后来改名为“社会主义党”，是“社会主义行动”的姐妹组织。
三十年前，利物浦市议会与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对抗，并在反削支和反私有化的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当时，市议会由工国委（CWI）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名为“战斗派”，在20世纪80年代是工党内部的一个派别，是今天英国的社会主义党的先驱）所领导，他们是当时利物浦工党的领导力量。
利物浦“战斗派”的全职组织者劳伦斯・克茨（1984年 – 1987年）向我们介绍当时利物浦的群众运动如何击败撒切尔的保守党。
就如同在当下一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地方议会纷纷削减公共开支的、私有化和提高地方税率，以弥补保守党中央政府降低对地方议会的拨款。
但利物浦却不一样。市议会的政策、纲领以及斗争的策略，皆由利物浦“战斗派”的势力决定，因而拒绝开展撒切尔所要求的削支。
利物浦议会的劳工组包括工党的左翼甚至部分工党右翼。“战斗派”的支持者一直居于少数，但我们的想法和行动建议通常都占得优势。
马克思主义者不主张以赤字预算来解决工人阶级的问题。我们的替代方案是公有制和民主计划掌控大企业及银行。
但我们认为利物浦议会应制订一个入不敷支的赤字预算，然后发动群众运动迫使政府提供额外的资源。
在1983年5月，和全国的趋势相反，工党赢得了利物浦市议会的选举。我们兑现了选举承诺，我们说过会挽回被自由党领导的政府削减的2,000个工作岗位，而我们也做到了。
把持利物浦议会数十年的自由党亦将公共房屋建设冻结。我们推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纲领：建设5,000个新房屋单位，并因此同时创造12,000个新的建造业就业岗位。当时利物浦男性失业率为25%，而部分地区的青年失业率更达到90%！
我 们将市议会员工的最低工资提升至每周￡100英镑（增加了四千名低收入者的工资），并在不扣除工资下，将每周工时由39小时下调至35小时。当地的市议会 雇用了超过30,000名工人，是当地最大的雇主。市议会的工会是斗争的关键，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控制力，包括对一半新工作岗位的提名权。
相比起利物浦通过斗争所赢得的重大改革，工党改良主义的领导却放弃了所有对工人阶级有利的改良。
无路可退
右派分子谎称“战斗派”的主导令利物浦破产，但这是不折不扣的谎言！撒切尔政府的政策几乎令利物浦破产 － 自1979年以来，她削减地区拨款的政策令利物浦当时损失了超过￡3,400万英镑！
中央政府想逼迫地方选举的政客进行钜额削支。假如利物浦当时跟随中央政府的脚步，我们在1984年的预算会比1980-81年萎缩11%。这意味著为了收支平衡，要在失业率高企的日子里，再削减6,000个市政工作岗位。
工党国家级的领袖口头上反对撒切尔，但另一方面却告诉工党地方议会应当遵守法律。如果地方议会任意实施赤字预算，可以被罚款甚至解散。利物浦议员说，宁可打破恶法，不可打压穷人。
为了避免削支，许多工党地方议会上调地方税率，在某些情况中，上调的幅度还相当大。我们说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替代方案，还会打击工人阶级家庭。地方税率的调升无法补偿政府的现金限额，我们的替代方案是争取更多的资源。
所谓的退路
在 1984年，这条所谓的退路都被撒切尔提出的新“地方税限制法”所切断。如果地方议会将向市民征收的税率设定高于中央政府的限制，将会受到处罚。在利物 浦，我们主张与通涨一致地调升税率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为扩大议会的服务提供资金。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仅仅为了填补中央政府削支所带来的空洞而调升税 率。
在市议会中，尤其是“战斗派”支持者兼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德里克・哈顿（Derek Hatton）和托尼・穆赫恩（Tony Mulhearn）指出，撒切尔政府盗窃利物浦和其他城市数以百万英镑计的国家拨款。
“还 我三千万英镑！”成为了运动响亮的口号。1985年9月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60%的人（在一个五十万人的城市中）支持应当从中央政府中取得更多的资源。 只有24%的人反对。同一份民意调查中，有74%更表示，假如市政工人准备发动罢工支持市议会，他们可以容忍学校和垃圾收集等服务中断。
当时有著对地方议会赤裸裸的恐吓行动。不止一次，撒切尔威胁她将中止地方民主甚至出动军队！但我们仍然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
工党右翼辩称，“战斗派”的纲领和想法永远不可能得到群众的支持，我们的“极端主义”会把人吓跑。但在利物浦，大家都很清楚谁才是真正的极端份子 – 撒切尔和推动削支的人！
人民也摆脱了这些抹黑。一封致函至当地报纸的信中写道：“我不肯定托洛茨基是谁，但从利物浦所修建的这么多房屋看来，他一定是个瓦匠！”
动员工人
战斗派很清楚，这场斗争必须从地方议会大厅转移到街头、工作场所和住宅区。我们只有通过动员工人阶级作为地方议会的后盾，才有可能迫使撒切尔让步。
因此，在1984年3月29日，即预算案实施日，我们发动了一天的总罢工，并组织了五万人在市政厅游行，以支持市议会的立场。市议会的策略 – 拒绝紧缩或实施大幅上调地方税 – 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在罢工和游行前是数月的群众运动：全城群众集会、在工厂闸外集会、上门家访争取支持和派发传单。利物浦工党在预算实施日前发放了18万份报纸。
与此同时，工党的国家领导层不是去鼓励斗争，反而敦促利物浦将地方税提高60%！
马 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单靠一个城市的力量就能获得成功。我们采取了具体的步骤以争取全国乃至国际的支持。我们特别在与其他市政工会建立联系方面，取得相当的 成功，特别是伦敦市政工会。来自利物浦的代表到全国各地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战斗派”组织了很多大型会议。 在1984年夏季，我们赢得了中央政府的让步，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矿工在三月开始罢工。撒切尔知道她不可能两线作战，因此决定集中对付矿工。
赢得重大让步
一些左翼批评我们与中央政府达成协议，但实际上在矿工的角度看来，我们的胜利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我们想证明，如果工人阶级有一个坚定的领导和正确的战略，是可以战胜撒切尔的。
当时中央政府被迫作出重大让步，而我们武断拒绝的话，利物浦的工人会怀疑保守党对我们的抹黑是真实的：即我们不惜任何代价，纯粹搞对抗。
我们证明了，将一个非常广泛的群众运动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口号和方法下是可能的。
斯 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和其他所谓的“左翼”却站在旁边放冷箭，声称“战斗派”局限了整场运动的范畴。他们想要广泛的联盟，包括教会、工党领袖，甚至保守党的某 些部分！最终他们求仁得仁，与保守党与工党领导层联合在一起，反对利物浦地方议会、反对群众斗争，反对在1983 – 87年间所取得的斗争成果。
选举胜利
撒切尔无法用民主的手段打败我们。在那个时期，我们赢得每一次选举。因此，利物浦47名工党议员战斗至最后一刻，最终被上议院这一封建残余发动司法政变革职。超过￡500,000英镑的罚款和堂费强加在这47名议员身上，这些钱是通过工人运动所筹募到的。
但是，若果撒切尔和工党领袖没有组成联盟，这场政变是不能发动的。当我们和保守党战斗之际，工党领袖尼尔・基诺克展开了针对我们的第二条战线。
利物浦工党被解散，然后又在警察接管政权后重开。“战斗派”支持者被驱逐，并禁止成为候选人，而且受到前所未有的诽谤。
在利物浦反“战斗派”的举动在工党内部渐渐演变成一场政治反革命，最终工党在贝里雅手上堕落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政党。当基诺克和建制将枪头指向我们时，亦为那些追逐名利的野心家和斯大林主义者壮胆。
紧要关头
斯大林主义的英国共产党在利物浦的规模很小，但有一些重要的工会职位。然而，英共的领导没有动员其背后的组织去投入反削支的斗争，反而利用他们的地位去攻击市议会。他们在教师工会的领导层起了破坏作用，在1985年令教师仅仅够票反对发动支持市议会的罢工。
这是一个斗争的关键时刻。1985年，由于英国工会联合会（TUC）可耻的右翼领导人拒绝组织有效的团结行动，矿工被击败了。现在撒切尔要向利物浦报复，彻底扼杀抗争能赢得回报的想法。
为了让25个市议会达成反“地方税限制法”的统一战线，我们接受了——尽管有很大保留——所有市议会都同意采取“无税率”的策略，以不设定税率作为对抗。利物浦市议会主张制订赤字预算的策略，因为更容易向公众解释。
我们用尽全力和这些议会达成共同行动的协议。然而，统一战线几乎一触即溃，各地方议会纷纷抛弃“无税”战术，仅得利物浦留下来孤军作战。
我们知道和前一年（1984年）相比，形势没有这么有利。但当时别无他法，不是战斗下去，就是面临削支！
困难的境地
1985年9月，我们呼吁全体市政员工罢工的提议以微弱劣势败北，工会官僚从中作梗，令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即使如此，在法庭以拖延战术争取时间而令47名议员保留议席，直至1987年3月。
这反过来确保了房屋计划没有被自由党和保守党的重临所推翻。从某方面来说，比起在运动得势的时期，我们的策略反而更令敌人在运动退却时更措手不及。保守党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廷说，“战斗派”是个永不停息的组织。
利物浦斗争表明，工人阶级能打败看起来势不可挡的新自由主义攻势。在决战中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作战计划，连结到一个植根在工人阶级中的领导层，努力认真地评估敌人，预测他们的攻击并以灵活的战术回应。
这意味著，今天马克思主义政党（战斗派的继承者 – 社会主义党和我们的国际－工人国际委员会（CWI））正在建设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