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是对在今年6月再次遭到警察传讯的社会主义者秋火的采访。尽管秋火的政治立场不代表本网站及工国委[CWI]，我们在他被传讯不久之后就转发了他对受到警察迫害的声明，以示团结和声援。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你这次被捕（准确说是被骚扰）的原因是什么？
秋火：
今年6月10-17日我遭到了深圳警方的骚扰（派出所说是公安局国保大队找我麻烦，但我被带去派出所转了一圈，却没见到国保的人）。直接原因是针对我5月底一篇谈论应该争取罢工合法化的博客文章。但是事情根源恐怕更复杂。
此前，尤其是5月份，深圳连续出现多宗老板跑路和工人罢工游行事件，在媒体、微博上引发关注和热议，我在劳工网络讨论中多次提议工人组织起来，延伸谈及“劳工三权”缺失的问题（指罢工权、集体谈判权和组织工会权）。在微博上却有一拨人表现得非常“激进左翼”——抨击劳工权利写入法律、甚至抨击工人的合法斗争，抓着我不放，at一堆工界或左翼网友来歪曲污蔑我，迫我解释。其实早从4月份香港码头罢工期间（当时我也提议探讨劳工三权），他们就开始试图抨击劳工三权的合法化。于是我在5月下旬写了一些反击文章，包括那篇谈论罢工合法化的文。这拨网络ID的为首者“搅屎棍”（这是他网名）在5月24日已经公开“预告”将要“关我一周”，到6月4日这个敏感日子时还专门写了长篇大论批驳我谈罢工合法化的文。考虑到5月以来工人斗争升温、网络舆论收紧和国内政见争论的公开化，我猜想今年迟早“难免有一劫”。
警察都对你做了些什么？你最近遭受新的警察骚扰了吗？
在6月10日警方通过工厂管理层居然通知到管我的课长、组长、站长，要我提早下班去派出所驻厂警务室接受警察讯问。我感到事情非同寻常，当时就没去，而是先通知劳工界的朋友，后者在网上发布了我被警方讯问的事以及我的回应态度，于是我得到网络舆论的关注和支持，当天晚上我在工厂工友那里过夜。次日我再去上班，站长就直接把我交到工厂保安手里，后者带我到派出所驻厂警务室，一名李姓警官带我去派出所，叮嘱我把谈罢工权的文章从博客上删了应该就没事了，还特意强调说是国保找我，而不是派出所找我。但我去派出所待了一个小时，只是在“信息采集室”照相、录指纹、抽血样、简单问了个人情况，那位李警官就又开车把我送回厂了，奇怪的是他告诉我国保的人来了看到我在警务室写的自述觉得可以了（我只写了一百来字），又走了。我始终没看到自称国保的人露面。
你在文章中提到特务，你能解释一下警察是如何监视活跃分子的？
今天，全国被监控的对象如果说有数十万或几百万，都可能低估了。如此庞大的被监控群体，假如全部都派人24小时定点跟踪，那实在太不划算也太蠢了。（虽然2011年公共安全支出已经再次超过军费达到6200亿元人民币，维稳机构也的确有很多愚蠢之处，但他们还是尽可能谋求更好的监控。）
国内网络，包括QQ群，所有的电邮，博客，微博，论坛，社区，贴吧，人人网，都有众所周知的自动监控和过滤系统（敏感词屏蔽、自动删帖或人工删帖），还有数以十万、百万计的俗称五毛的“网评员”，这些其实是最低级的监控方式，都交给一般的公安网监部门、甚至交给大量雇佣“网络信息员”的“专业公司”来做。连了网的电脑当然是更容易被监控了，你随便下载个软件，都可能带有木马，你电脑上的一切文件包括你正在做什么的屏幕画面都可以被看到，别说公安就是一般的木马设计者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手机监控这种也是非常基本的，手机关机了也没用，就算把电池取掉，手机芯片也可以被激活。
对于被讯问或被捕过的活跃分子，他们在敏感的日子（如6月4日）或其他敏感政治活动期间派“社区干部”到你家问候，出了事时就会进一步有人来谈话，或要求当事人写一些类似“检讨”的东西，好带回去交差。
对于政治上持续比较活跃的人，他们先会试图压制，压制不成，就想要对方配合他们的特务工作，提供政治活动圈内的信息，因人而异他们施以不同的计策，对于他们以为较为软弱的人，可能会威逼利诱，对于他们觉得较为固执的人，则可能只做试探（我在2007年8月被试探过，当场严词拒绝，强调这是不容谈论的原则问题，公安以后再也没提过）。当然，他们还有其他更为丰富多样的对策，例如收买或招安。数年前，国安曾经试图以1000万元的无息借款收买一个流亡海外的自由派活跃分子，许诺给后者创办企业、等企业盈利了再还款，却被后者强硬拒绝还披露到网上，让祖国十分丢脸。有过这种教训，所以维稳机构有时是不动声色地进行招安，例如通过一些人“引荐”你到大学任教，或收编到什么光彩体面的文化机构工作。如果活跃分子在“体制内”工作（例如公检法、行政事业单位、媒体等），那么上级必定很快知道你过去的事并且更有效监控你，几十年前文革初期被造反派工人群众愤怒冲击的个人档案系统，如今已发展得空前精密完备，帮助资本专制有效打压“体制内”的抗议。
生活中，我也多次碰到过身边有人谈论政治敏感话题（例如在公交车上，在经常吃饭的小餐馆里），无非就是想让我说些敏感的话题。
利用父母施压是更严重也更卑鄙的手法，这通常是对父母是体制内职工的活跃分子的压制方式。如果活跃分子的父母还在上班，就会找其父母的领导谈话，使活跃分子的父母暂停工作接受调查，如果父母是党员，还有一层党政组织的压力，包括迫使活跃分子的父母以党员名义写检查书。
多数情况下公安不会把活跃分子往死里整，既因为没必要、且可能有一定的政治舆论风险，也因为大多数活跃分子所做的事并不根本威胁政权，他们能靠这些人“立功”以求升迁、赚钱。比如你在几年里都没有“犯事”，那些负责监控你的公安干部说不定就以此作为自己的功绩，向上邀功请赏。当然，这并不等于他们真的以为他们把你驯服了，他们还会关注你在“平静”中的各种“异动”。
从以上遭遇可以带给其他工运人士或活跃分子什么样的教训或启示？
任何一个想要参与政治活动、或者只是比较进步的社会运动的人，都必须明白被监控是必然的；甚至只是公开的异端思想，也可能被监控，我想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美恐怕都是如此。
但是应该明白：被监控是有级别的，不是任何异议分子都会受到非常严厉的监控。更明白地说，监控的“等级”取决于你参与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文章），有过什么影响。由于上网的人都是自媒体，网上说话（写文章）也可以被看做公共行为，影响还更大、更直接，网络名人受到的干预往往比社会活动分子受到的干预更多，被监控的等级也可能更高。
但是对于已经被公安多次谈话、讯问、乃至被抓过仍然有活动的活跃分子，以及对于政治性的活跃团体（包括网络团体）的负责人或积极分子而言，如果遭到更大迫害时沉默、妥协，就可能被公安视为软弱，从而进一步被迫害。现在回想我6月份的遭遇，如果我不以强硬态度反击，则可能正如“搅屎棍”在5月24日“预告”的要“关我一周”，甚至可能真如6月15日晚那些“工人特务”气急败坏对我发出的暴力威胁。强硬的反击，包括把事情的全部细节在网上曝光。
最后我还想说，无论个人还是组织，都不要轻易公开怀疑自己周围的人或圈内人，因为这种怀疑很容易成为瓦解个人的人际关系、圈子或组织的毒素。原则上应该是：只有在不但指控证据非常确凿，而且对方有严重侵害行为时，且已充分准备好反制办法时，才应该公开揭露反击。有时候，公安恰恰会无故释放怀疑某某与公安有联系的信息，或者会通过某些惯于捉风捕影、偏听偏信的人来散播这类流言，从而达到挑拨离间、干扰破坏、或者侦察各人心态以便抓住最适合安插楔子之处。当然，对于政治团体来说，应该研究公安的监控，设计一些反特、反监控的措施，支持一切反对特务、捍卫自由的斗争。
你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我想谈三点看法，主要是如何看待当代的中国工人运动一些最基本方面，比如它的目标、现状和应有之义。
第一，中国工人运动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发展一系列工人民主的组织，从民主的工会，直到民主的工人权利组织。这看似一个左翼老生常谈的问题，却辩证贯穿了当前最重要的直接任务和根本任务。从直接任务的方面说，在我看来中国只有虽然频繁、但很分散的工人斗争，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即持续、有组织的、全国各地相互联系的工人斗争，直接来看就是缺乏复盖大量工人的群众组织。在许多欧美国家，是因为工会腐朽了，工人运动主力才转向各种各样的劳工NGO，但中国完全不同，现代中国的主流工会从来没有成为过群众运动的领导者，而且劳工NGO也只限于几个人或十来人的小型组织，工人活动方面更是受到重重限制。
由于中国工人在遭受经济压迫时还同时深受专制压迫，所以一旦能够形成大规模的民主的工会，就很有可能自行超出一般工会的逻辑，发展出工人权力的萌芽来，这就像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和1956年匈牙利工人起义出现的委员会那样。在1987-1989年的韩国也有类似情况，由于还在直接与专制军警进行搏斗，就是在一批大型工会刚刚诞生后不久，就被迫具有某种准工人权力的意味，在当时的韩国，那种准工人权力却更多表现在街头，似乎没有人更自觉地想到设法把它从工会中独立出来，变为全体劳动民众的新政权，并号召全国工农保卫这个新政权。中国的工人运动有志者不但要能在将来吸取历史上工运的教训，而且现在就应该著重于工人群众组织方面的研究和奋斗。
第二，中国工人运动在2010年以来有两个重大的转变：争取大幅度加薪的口号，标志著防御斗争向进攻斗争转变；争取改组工会的口号，标志著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变。这两大趋势在以后几年里更加深了，但2012-2013年遇到了一些暂时的瓶颈：资本纷纷采取搬厂转移的方式逃避对工人的补偿金（这使得要求加薪的进攻又变成了防御或反击战），同时，资产阶级却也对一部分积极抗争的工人做了一定程度的物质退让和补偿（这多少遏制了群众抗争激化，也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工人组织形成，因为既然直接行动仍能使资方让步，那么工人就还是不会谋求更有效却也风险较高的组织）。
但是我又说这些只是暂时的瓶颈，是因为几个方面的事实都在扩张著这些瓶颈的空间：1/工人斗争的趋势年年都在增强而没有减弱（即使提高了收入的工人，并不一定更保守，反而可能更受鼓舞）；2/资产阶级只是对部分抗争工人有所物质退让，但是更大范围内，今年以来越来越多被资本甩掉的“老板跑路工厂”的工人没有得到分文补偿，还有大多数工人的实际收入其实是停滞的，更有越来越多青年被卷入“劳务派遣工”“外包工”等“贱民”行列；3/经济困境日益加剧，资本对工人的让利空间越来越小，再加上尤其去年统治阶层公开分裂以来，政治裂痕至今没有弥合、还没站稳脚跟的新当局却更遭到左右两边的抨击，统治阶级早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
最近我专门撰文分析的一个现象是很值得重视的，那就是要求经济补偿的工人斗争并不都是“抵抗性质”的，近几年有很多数千人的大罢工要求补偿的金额超过了法定标准，这意味著潜在的巨大愤怒已经快要爆发出来，以及迅速增长的斗争觉悟。只是工运的瓶颈确实还存在著，工人经济斗争中的内在矛盾和趋势，暂时还只是被压抑为潜在的革命动力。今天早已不拘泥法律框架而提出更高诉求的成千上万工人，在不久将来的群众运动爆发时期，将更快成为决定性的革命力量。
第三，对于中国工人运动来说，争取民众的一切基本自由权利——彻底的无条件的基本自由权利，应该自觉与核心目标即争取工人民主权力紧紧捆绑起来。
这些看法不仅是根据我十年来遭到专制特务监控迫害所得来的仇恨以及为自己、也为他人的抗争而得来经验（从2006年顶著有关部门直接施压持续声援被关闭的毛派的中国工人网，2010年再次撰文支持中国工人网，到2013年初声援自由派的南方周末），更是出于我所理解和坚持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群众活跃斗争并自发创造的工人民主，又须臾离不开言论、新闻、出版、结社、罢工、游行集会等基本自由。政治自由与其说是工人民主的基础，不如说是工人民主与群众斗争的阳光、空气和水分。没有政治自由的‘无产阶级专政’，只会是一堆与群众脱节的新官府衙门”（见我今年初支持南周事件的文）。
另一方面，争取基本自由权利的斗争，能够使工人运动与城乡广泛的民主运动有一个最好的连结点，同时也意味著一种政治杠杆，使得有著最强大潜能和最彻底牺牲精神的工人阶级成为整个民主运动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