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罪恶滔天的狂暴“设计师”

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 – 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的屠夫已经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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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哈尔·本霍林(Shahar Benhorin),社会主义斗争运动(工国委CWI以色列/巴勒斯坦支部)

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的屠夫死了。沙龙一度被称为“以色列定居点之父”,2006年1月在任以色列总理期间时因突患中风而长期处于半昏迷状态,八年后的今天他终于死去了。

世界各地众多前任和现任的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都纷纷表示对这位前以色列将军和政客的同情、悲伤、乃至钦佩。

除了阿拉伯世界,众多政客与主流媒体一起试图改写历史,依靠蛊惑人心的个性化描述,将这个罪行累累的战犯粉饰成一个勇敢的和平斗士。

“他是一位数十年如一日的战士,一位为了圣地和一个更美好更和平的中东寻求安全的伙伴”,乔治·W·布什如此说。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称道,“在他作为总理的最后一年里,他努力追求和平使众人感到惊讶。”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称赞他,“作为总理,他在不幸丧失行为能力前,为追求和平而做出一系列果敢而有争议的决定。”

紧缩政策与凶残暴行

作为一名极端的撒切尔政策追随者,沙龙政府在推行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措施的同时,镇压以色列工人的罢工,并应该为以色列社会贫困率急剧上升而直接承担责任。当下以色列三分之一的儿童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名利库德集团的国会议曾经在与本党的部长们会谈中指责他们,“你们正在杀死人民”,他希望以此来显示自己与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沙龙政府有所不同。据报道沙龙当时挖苦地对坐在身边的另一个政客说,“在所有在坐的人里面,我是那个唯一杀过人的…我的意思是亲手杀过人,对吧?”

沙龙的人生阅历中包含以色列政权对巴勒斯坦人民和本地区民众犯下的最可怕的累累罪行,——而且事实上他给以色列工人阶级带来的除了战争,也别无一物。

沙龙在14岁那年就加入了哈加纳(英国占领巴勒斯坦期间犹太人的地下军事组织),然后在1948年阿以战争成为了以色列国防军的排长。他在军中一路高升,1953年成为新成立的精锐101特种部队的指挥官,负责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秘密和报复性行动。在当年稍晚的时候,他负责针对巴勒斯坦人在凯比亚的村庄的攻击行动,以报复巴勒斯坦人杀害一名以色列犹太妇女和两名孩子。他的特种部队炸毁了45所住房,并杀害了69名巴勒斯坦平民,其中超过半数是妇女与儿童。针对西岸的凯比亚村(此后由约旦统治该地区)居民的大屠杀造成了“最大可能的伤亡”。

在1956年西奈半岛战争期间,他曾被指责领导了一场未被授权的血腥战役,也许还应该为埃及战俘遭到屠杀而负责。西奈战争是当时英法帝国主义为阻止(时任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而发动的战争。

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曾衷心地赞赏沙龙的从军记录,并帮助他一路高升(事实上还建议他使用他的希伯来家族姓沙龙作为自己的姓氏)。作为一名少将(Aluf),在1967年占领战争前夕,沙龙因为政府延迟发动战争的决定而变得不耐烦,因此他甚至建议发动军事政变从而能在没有政府同意下发动战争。

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消耗战期间(1969年-1970年),作为南方司令部的司令,他领导针对加沙地带居民的野蛮大屠杀,并在1972年责将成千上万的贝都因部落居民从当时处在以色列控制下的西奈北部地区的居住地驱逐出去,以方便以色列定居者进入。他退出当时的执政党工党,发起成立了现在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联合不同的右翼势力对抗具有强大政治实力的工党。在1973年战争期间,他作为一名司令官被派遣到西奈前线,但同时也作为利库德集团的成员参与议会选举。他就如同其他一些将军一样,希望利用他在军中的履历以培植一个支持他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他成为鼓吹以色列应该在新占领的土地上进行殖民计划的主要活动分子。

在1973年12月选举前,作为一名利库德集团的国会议员为实现军事野心,他迅速从议会中辞职,并且被当时的“工党”政府机会主义地任命为安全顾问。在这个较短的时期内,他宣布建立他自己的新党,该党主要是为确保他在未来任何党派执政的政府中都能出任国防部长进行宣传——在1977年利库德集团获得政权后,沙龙的党则立即与利库德集团进行合并。

据报道,时任利库德集团政府总理的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拒绝让沙龙执掌国防部,并声称“沙龙也许会把坦克都部署到总理办公室周围。”但他在下一届利库德政府任期内最终得偿所愿成为国防部长。他之所以成为国防部长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作为定居点的负责人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负责组织以色列定居点居民的撤离行动。当时根据以色列与埃及的和平协定,以色列需将其西奈半岛的定居点全部撤离。这是沙龙此后负责加沙撤离的一个先例。

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

在各种暴行中,能与沙龙联系在一起最知名的一场大屠杀应该是1982年发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在一天半的时间内狂热的(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人屠杀了数百名巴勒斯坦难民和黎巴嫩什叶派居民,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该地区处于以色列军队的占领下,以色列军队卑鄙地利用黎巴嫩教派冲突,并在沙龙的直接命令下授权长枪党进入当地(进行屠杀)。(以色列军队)用照明弹照亮整个地区,并防止乞求活命的居民逃离。从大屠杀现场发来的报告直接送达沙龙,然后报告给安全部长,而他允许长枪党人完成他们的屠杀狂潮。

沙龙是这场战争的主谋,旨在粉碎巴勒斯坦民兵和利用黎巴嫩内战建立一个傀儡基督徒政权,并由该政权与以色列执行一份所谓的“和平协议”。他甚至欺骗了以色列政府地面入侵的规模。在进攻的第一周就有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死去。在这场战争和此后长达18年的占领黎巴嫩南部地区期间,有超过1200名以色列士兵阵亡。

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在国际范围内点燃了抗议的怒火。在以色列它触发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战运动。数十万人参与抗议,要求对肇事者进行调查,要求以色列国防军从黎巴嫩撤军,并要求沙龙和总理梅纳海姆下台。前线士兵把一首儿童歌曲改编成抗议歌曲,反对自己成为沙龙推行帝国主义计划的炮灰:“飞机接走了我们,将我们送到黎巴嫩,我们为沙龙而战,归来时却躺在棺材里。”士兵们拒绝去黎巴嫩参战的反战运动也得以进一步发展。

一个由以色列政府任命的委员会对大屠杀进行调查并要求沙龙辞职。但最初沙龙拒绝辞职,直到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一场反战游行中,一名反战抗议者被极右分子投掷的手榴弹炸死后引起众怒后,沙龙才不得不辞去国防部长的职位。但是他仍然得以留在此届政府和随后的政府中出任其他职务。

巴勒斯坦大起义

1987年12月,在反对占领的第一次巴勒斯坦群众大起义(Intifada)的第一天,沙龙在他新买的第二处住所内举行挑衅性的乔迁派对。该住房就位于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穆斯林社区心脏地带。

十三年后,他攀爬圣殿山的行为又触发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抗议者反对奥斯陆“和平进程”的欺骗。

由于得到以色列社会蕴含的狂热的反动民族主义浪潮支持,2001年他得以出任总理一职。随后他得到以色列统治精英的委托而发动了两场战争——一场是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血腥军事行动,另一场是反对以色列工人阶级的阶级战争。依靠他广泛的民族团结政府,他在这两场战争中杀伐无情。

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推动的“反恐战”被沙龙利用来进一步推动他的行动。2002年(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城市发动了一系列可怕的自杀炸弹袭击。在尝试过各种不同的战术后,沙龙最终升级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战争,重新完全占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控制的所有的人口中心。大约有500名巴勒斯坦人与29名以色列士兵在“防御盾牌行动”中被打死。针对杰宁的难民营,一场长达12天的残酷军事打击导致超过5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由于以色列军的推土机在难民营里迅速推倒了百多座住房,这导致一些死者被直接埋在他们住宅的废墟中。之后国际社会和地方当局进行了一系列虚伪的“和平计划”的宣传。

就在以军攻击的前夕,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盟因为担心地区不稳而提出它的“和平计划”。(即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以换取以色列完全撤离其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布什政府在其对伊拉克发动侵略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也在试图实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计划”,从而确保安抚本地区和国际观感,并加强它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而俄罗斯、欧盟和联合国为它们各自在该地区的利益也与美国结成“四方联盟”。这一讨论会旨在推动布什的“路线图”计划,并再次许诺在2003年建立一个正式的巴勒斯坦国,在2005年结束冲突。

当时以色列当局不同派别也提出了几个平行的和平倡议。沙龙被迫支持美国当局的和平计划。在提出了一份长长的保留意见清单后,他宣称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是推动任何政治进程的障碍,应该被废黜。(最近的证据显示,2004年阿拉法特之死很有可能是沙龙政府的秘密机构暗杀的结果。)

在2002年战争战争状态下,沙龙政府以自杀爆炸事件为借口,在西岸内部建造了用混凝土墙和栅栏构成的今日已绵延数百公里的巨大隔离墙。起初沙龙拒绝任何建立隔离墙的想法,因为他认为这在另一方面会成为阻碍建立定居点的举动。但他最终做出让步,重要的是因为这样可以用巴方的恐怖袭击为借口来为合并大型定居点和加固其防护墙。尽管因为巴勒斯坦民众对失败的自杀攻击的支持日益下降,而导致巴勒斯坦武装的战略发生变化,所以当时隔离墙的重要部分尚未完工,自杀攻击已经明显下降。。

撤离计划

2002年年末,沙龙曾在口头上承认一个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就和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一样口惠而实不至。在此后一年内,他宣称推动他的撤离计划。但这一行动远不是所谓的“追求和平”。

取消加沙地带定居点和军事基地的背后是以色列政权对两个因素的忧虑,一是担心人口比例的变化(以色列统治区内巴勒斯坦人口增长将导致以色列犹太人口成为少数族群),二是以色列政府明白无法避免巴勒斯坦人继续推动反对占领的斗争。

2003年沙龙谈及占领时,他表达了统治精英的担忧“那些认为可以继续维持占领局面的想法…350万巴勒斯坦人口对以色列而言是一个糟糕的包袱,…我们需要从正在不断生儿育女的350万巴勒斯坦人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定居点运动和其所依赖的“大以色列”思想因为2005年从加沙撤军而大受打击。

在第二次起义结束之际,2004年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病亡。当时,沙龙的“脱离接触计划”正在全面展开。这一举动与“追求和平”实在是差之千里。在2002年战争最激烈的阶段,沙龙曾宣布,他不会从定居点撤离以色列居民,“ 纳兹拉姆(Netzarim,在加沙心脏地带的前以色列定居点)将与特拉维夫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但撤离仍然发生了,不过这只是一个战略妥协,此举意在增强以色列在其他地方的占领和定居点,并准备升级针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残暴手段,使当地变成了一个庞大的露天监狱。这已为2008-09年的加沙战争和2012年的“云柱行动”中的围困政策和可怕的两轮大屠杀而展现出来。

沙龙的遗产

沙龙的遗体被埋在位于北纳杰夫地区的家族农场的私人墓地里,这在技术上其实是不合法的。该地区离加沙地带很近,而以色列空军正按惯例对人口稠密加沙地带进行例行的空中打击,而在葬礼后不久,巴勒斯坦武装向该地区发射了两枚火箭作为回应。而在不到一个月之前,一名四岁的女孩死于以色列的空中打击。

在他失去知觉8年后,许多以色列统治阶级的代表试图召唤沙龙的“神明”(来维持统治)。而在他担任总理期间,已有一些针对他进行的腐败调查,虽然以色列主流媒体自觉地保护他免受公众的批评。

沙龙已经被(宣传)改头换面为一名追求和平的强有力的国家领导者,一种议会波拿巴主义者。他从利库德集团分裂出来后,成立了前进党(Kadima Party),该党主要依靠以色列统治阶级中支持在西岸地区推行类似加沙地带的有限撤军计划的阵营的支持。后沙龙时代的前进党用这个承诺赢得了2006年大选,并发动了针对黎巴嫩和加沙的两场新战争。由于担心哈马斯控制约旦河西岸,他们放弃了“单边主义”战略。

以色列当局与国际社会的某些人冀望通过对沙龙的颂扬向内塔尼亚胡政府施压,迫使其在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行的谈判闹剧中做出“断然的决定”。

在后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地区,由于对人口比例问题尚未解决的担忧,以及巴勒斯坦人中蕴含的强烈愤怒和国际社会扩大对以色列孤立的背景,以色列统治阶级对其目前的政府感到灰心沮丧。但如沙龙这般腐败的屠夫也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

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打击迟早会遭到巴勒斯坦人大规模抗争的回应。随着对以色列定居点支持的减弱,新一代的以色列工人和青年将为争取社会正义与和平而斗争,为了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也将不得不起来反对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占领与压迫。这些斗争,伴随着在以色列和被占领土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力量,将会彻底消除沙龙所遗留的有毒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