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不代表我！群众抗争反对一党专政是唯一出路
社会主义行动 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就普选框架“落闸”，坚持特首候选人必须为亲中共人士，由中央操控的提名委员会筛选候选人，无视民众对普选的诉求。此举形同清楚证明了一个残酷现实：中共一党专政下并不可能有真普选。北京不但落闸，更准备放狗咬人。
人大决定令公众震惊、愤怒、绝望甚至是被背叛。民主斗争若要前进，就需要一场群众运动去引导社会上的愤怒。这场运动一定要包括罢课罢工、占领行动、杯葛等公民抗命。
人大决定的提名程序的门槛比现时小圈子选举的更高。连曾经提倡妥协方案的温和派汤家骅都坦承方案“比想像中更不民主”。六月汤家骅与亲中人士举行政改论坛讨论妥协方案，社会主义行动当时到场抗议。
人大决定的重点不仅在其内容，其强硬语调亦不可忽视。政治局常委张德江明言中央已“心理上准备香港会有事发生”。建制阵营猛烈抹黑民主势力与占中运动，尤其最近几个月指控其为“违法行为”。
“坚持占中只会头破血流”
人大决定发表之际，当局发言人骤然改为强调“国家安全”，外国势力借香港颠覆中国。这指控是毫无根据的，英美等西方国家政府与中国交涉时从来都是商业利益行先，人权为后，根本不会关心香港是否有民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指，中共独裁者只让“爱国人士”出选特首，正如美国也不会容许恐怖分子的首领担任州长。陈佐洱在港台节目更表示，如果坚持占中“只会是头破血流”，近日也有不少中共高官发表过同类言论。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社评指，香港不免面临摊牌，而中共及其爪牙有“资源”（即国家镇压力量，包括解放军）去应对危机，这阐述了人大常委强硬立场背后的“战略意义”。
《环时》8月26日的社评指：“香港反对派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要我们有不允许香港沦为西方势力范围的决心，中国内地和香港社会就有取之不竭的资源，将极端反对派和其背后支持力量最终推向绝望。”
人大决定等同向香港民主运动宣战。中共似乎计算到之前与资产阶级反对派领袖（泛民）的所谓“对话”已再无价值，现在是他们摆出强者姿态，在香港重新树立权威。北京可能预计不免会有一些抗议发生，但他们有信心将其抑制，并重挫泛民主派的力量，令香港以至大陆的民主斗争败退。这些举行无疑反映出中共政权深陷危机，激烈权斗正在进行。习近平需要展示其“强人”作风。
张德江等官员表示，当局已经准备镇压，由大规模逮捕清场，以至检控或有可能拘留活动分子及公众人物。这战略可以惹来反弹，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正如《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共可能会发现自己与大批港人长期僵持不下。
历史性的挑战
北京不仅想令香港民主进程停滞不前，更要令其倒退，因此开始警察暴力对待示威者、打压新闻自由，从而恫吓并打压批评政府人士。最近资助并动员反占中等亲政府“示威军”，当然据称的19万反占中游行人士只是收钱的临记，并非亲政府的真正势力。如果中共成功推动这些反革命措施，他们会继而步步进迫，试尝重推廿三条国安法，并对香港强加其他政治束缚。
因此，最近的事件为中港的民主斗争带来历史性的严峻挑战。当务之急是要有果断而有力的回应－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去挑战人大常委的政改框架，并向中共妖魔化占中以及整场民主运动的舆论反击。然而，为了这场反抗运动得以胜利，必须从最近的斗争经验中汲取教训，当中曝露了泛民领袖在纲领及战略上的重大弱点。他们偏好妥协和逐步改革，避免以群众斗争去公开挑战独裁统治。
占中三子也是如此，他们政治及策略上亲近温和泛民，不断拖延发动占中，令运动的民气不断消耗，寄望于与港府及北京达成协议，但最后也不能说服北京不落闸。相反，他们一直拖延而导致错失了建设运动的时间，而单单空谈占中去威吓中共反而只勾起了中共对八九时的回忆，当时的危险几乎令中共失去政权。
社会主义行动的支持者一贯批评占中三子及泛民主派拖延发起占中及其犬儒懦弱的路线。我们强调若果要取得胜利，要打倒独裁政权而不只搞一场象征性的抗议，占领只是运动开始的一块跳板，让运动升级至真正的群众运动，包括罢课罢工是关键的元素。这连系至建立群众组织，尤其是战斗性的工会及工人阶级群众政党，为民主斗争赋予经济实力及政治领导。要拉阔民运战线，从而取得中国群众的回响，就是要令民主运动走向反资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将民主诉求连系至需要消灭贫穷、长工时及高楼价等民生问题。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长王振民指，需要提委会筛选候选人“保护”香港工商界精英的利益，在香港的一场论坛说：“目前主导香港政治的是少数企业界精英人士，他们控制着香港的命运。”他这样说是为了合理化构成提委会都全是菁英。香港商界如何敌视占领中环，而加拿大、印度及意大利在港的商会也是如此，由此可见资本家对民主的态度。
“我们被骗了”
前民主党领袖李柱铭表达了很多港人的共同意见：“我们一次又一次被骗，民主一次又一次被拖延。”
社会主义行动一路以来警告，不能信任中共之前落实普选的承诺。期望独裁者去举行公平公正的选举是荒谬的。可惜，泛民领袖的纲领和政策正是以此为前题的。在历史上，民主权利都是直接间接通过反独裁的革命性斗争中赢回来的。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在1917年革命前并没有普选权，因为1917年俄国革命后第一次成立工人政府，欧洲资本菁英害怕革命会蔓延至他们的国家，才在民主权利上作出退让。
今天我们所需的是推倒一党专政的战略，这战略是建基于香港以及至关重要的中国群众抗争。如果没有这场斗争，尤其如果没有面向中国受尽超额剥削的工人阶级，单靠香港单方面的斗争是不能赢得民主诉求。
由于泛民领袖不愿抗争，香港“本土派”在这一片失望与沮丧中冒起，但他们并不明白这一现实。温和泛民相信香港单独与中共独裁者媾和，而本土派则认为可以单靠香港与独裁者对抗，其实只是同一错误的两面，都无视中国当权菁英与工人群众的截然对立。本土派种族主义的言论是团结两地群众反对中共的障碍，而两地群众团结抗争是唯一出路。同时，人大决定及北京的强硬立场不免令香港愈来愈多人支持“真正港人治港”甚至港独，而本土派可以从这情绪中收割政治资本。
泛民主派夸大了中共对改革的空口承诺的价值，为他们的骗局作掩护。正如李柱铭所言，这一次又一次发生。
运动若要向前走，就必须放弃幻想中共有心或有力在民主上作出退让。在人大决定公布后，显然至少在基层活动分子、工人与青年之间，愈来愈多人终结这一幻想方面踏出了一大步。中共若果稍作让步可能会赢得一些民意，乍看起来现在它寸步不让的取态似乎难以理解。然而，中共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其逻辑的，因为它害怕若果未来香港的管治班子不受控制，将会波及全中国，有可能威胁独裁者的存在。
要就要，不要就罢！
中共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向泛民领导威迫利诱，从而令泛民阵营分裂。温和派害怕群众斗争，更特别害怕占领运动会失去他们控制，中共期望这会向泛民造成压力而倒戈支持政府。虽然最有机会叛变的民主党对人大决定深表震惊，但不能排除他们日后会倒戈。教协立法会议员、温和派代表叶建源坦承评人大决定“比想像中更差”，民主党刘慧卿形容方案“令人作呕”。
对北京来说，似乎要准备出动Plan B。如果泛民没有倒戈支持政府，而否决了政改方案，北京就会将责任推向泛民，指控他们阻碍落实普选的进程云云。
这会造成民怨爆发，民主运动进一步激进化，造成政府严重的统治危机。如果泛民倒戈支持政府方案，2017年特首普选可能会有大规模杯葛运动，造成大量白票。
泛民主派的危机
面对人大决定的结果，温和泛民完全没有预见这一情况，因而陷入了震惊与绝望。但这震惊不必令他们反省。虽然在本文撰写之时，泛民领袖在群众压力下强烈谴责人大决定。中共的政策引致非常尖锐的政治两极化，而令寄望于当权者赐予政改的所谓“中间道路”愈来愈窄。温和派代表的汤家骅指温和民主派在港从政“无路行”。
未来几个月，中共会向这批政客施加心理压力，令泛民支持政府方案从而防止这场“历史性危机”。北京威胁如果政府方案被否决，香港未来十年都不会有普选。因此，现在只有群众由下而上的压力才能保证温和派不会重犯2010的错误，让政府通过方案。现在需要发起一场运动去巩固关键的反对票，通过要求温和派议员签署承诺书，向他们施加压力。
激进势力，例如社民连的“长毛”梁国雄希望再来一次“变相公投”，通过议员辞职去促发一场全港的补选。如果这可与切实的群众运动配合起来，可以向温和派施加最大压力，迫他们否决假普选，成为斗争的重要平台。
虽然很多活动分子希望并假设人大决定会是占中的开始，但占中领袖面对斗争时一再表现得犹豫不决。戴耀廷现在提出“持续长期”、“一波又一波抗争”的公民抗命。这本身不是错误的想法，但他可以用此作为掩饰自己无心行动的借口。局部、分散的抗议只会消耗民气。
社会主义行动从没讲过占领是唯一或主要斗争策略。由和平占中提出开始，我们认为占领可以是一个开始，但需要更有效的集体行动，例如由学校罢课开始，继而推动罢工。我们亦解释到无限期的占领运动是十分难以持续的。从美国、西班牙、希腊以至其他国家中占领运动的实际经验，就可看到这一点。
组织起来 罢课罢工
现在民主斗争的一个极为正面的发展是，愈来愈多团体开始提出大学中学罢课（包括学联），社义行动一直竭力倡议这抗争方法。有组织的全港罢课，可以有力的指出斗争的前路。虽然历史上工人组织在香港非常疲弱，而罢工很少发生，但学生的罢课可以掀起工作场所的罢工发生，而罢工是胜利的关键。
社义行动正于中学大学为建设罢课奋斗，强调需要组织起来，建立罢课委员会，集体行动。有部分人认为让个别学生“走堂”，或者由学系从上而上去领导一场被动的罢课，会是较易走而避免冲突的方法，但斗争若要成功，就要依靠大规模集体行动，并在每间学校和工作场所建立民主的战斗性组织。
人大决定打破了谈判的幻想，削弱了妥协派，令社会上政治两极化起来，为中港的民主斗争揭开新一页。在这形势，革命与反革命的元素都显然存在，更迫切需要在民主斗争中建立工人阶级群众政党，将民主诉求连系至推翻贪污专制的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