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的源头，是资本主义本身！
裘青 社会主义行动
香港现时每日弃置九千吨废物，这些废物除回收外完全依靠将军澳、打鼓岭及屯门等三个堆填区处理，而这三个堆填区亦将于2015、2017、2019年相继饱和。现时政府提出方案要求扩大三个堆填区及于石鼓洲兴建焚化炉，但受到群众大力反对。在争议持续的情况下，废物处理饱和的危机却日复一日地迫近，到底谁该为此负责？
“源头”在哪？
对于解决都市废物，最理想的方案固然是从源头着手，减少废物的产生。但不论现时政府日以继夜铺天盖地地宣传所谓的“源头减废”抑或呼吁“惜食”减少厨余都不过是将产生废物的责任推诿于个人，这不但无助于真正解决废物问题，更为真正的废物源头扯起一块巨大的遮羞布。
诚然，作为个体理应负担起减废的责任，笔者就在工作场所带动起废物分类回收工作。但放到社会层面上，政府现时的政策和宣传却是把资本企业的责任转嫁往群众个人身上。日常生活中有不少废物的产生是由于其不合理的、和刻意浪费产品设计，甚至提高损耗率故意降低产品的使用寿命，缩短消费者的消费周期而从中获利。
同时，根据环保署二零一一年《香港固体废物监测报告》的数据指出，自二零零七年开始，工商业废物公吨数平均以每年7.5%的速度增长，而家居废物公吨数则每年平均下降5.7%（图表1）。再者，由于不少工商业废物处置不善，因此在收集的过程中被统计为家居废物。因此，香港都市多数废物的源头实是于资本家而非个人！
需要民主决策解决方案
香港的都市废物问题的确需要一个迫切的解决方案，但扩建堆填区只不过是饮鸩止渴。堆填区再大，终有饱和之日，届时难道又再将其没完没了地扩建？焚化炉似乎是唯一一个合理选择。过往焚化炉由于会产生极大的污染和致癌物二恶英而令人闻之色变，事实上随着技术的进步，现时的焚化技术多采用高温燃烧室、空气洗涤系统等，几乎已过滤所有二恶英。如在美国全国87座焚化炉，每年只排放10克二恶英，相比87年每年排放10,000克减少了99.9%。此外，也有人提出的高温处理技术加外海垃圾岛的方案。
政府现时的焚化炉计划问题出于缺乏民主而透明的程序让民众参与和了解决策的制定和内容，无法改变民众对焚化设备的坏印象，令政策陷于僵局。而无论任何更先进的处理垃圾政策，都应该有民主选举的居民委员会共同商议并决策，而非政府在议会强硬通过！
企业的源头减废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求资本家为从浪费型消费市场中获利而负上主要的责任，零五年已公布的《都市固体废物大纲》已提及生产者责任制，但至现时已近十年却仍只闻楼梯响。生产者责任制要求生产商、分销商和零售商负上废物生产的责任，要求他们在生产和设计产品时更符合环保原则、减少不必要的包装，以及令产品具体高维修性和可重复使用等，并对固意浪费的企业厂商征收高额的惩罚性税款！
然而，香港政府作为资本家的服务机关，绝不敢动财团利益一根汗毛，因此要实施这些政策，就必然要将企业民主公营化，并由工人和消费者民主管控，才能打破资本家对经济政策的控制。
由于环保事业难以产生利润，尤其在极端新自由主义的香港社会更是寸草不生，只有政府应该全面公营城市的环保事业，大幅增加环保的开支，才能令环保业兴旺起来，制定更全面和高效的资源回收计划。相反，撒手交予私人营运，令大量本可回收减废的物品因无利可图，从而变成掩埋在堆填区内的“纯粹废物”。环境破坏造成的社会代价不会计算入企业支出或国家生产总值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就迫使社会走向环境污染。
近二十年，世界各地资本家为了缩短利率周期，设计并生产了大量容易损坏、不可修复的商品，甚至鼓吹追求时尚而弃置尚未损坏的产品，从设计到生产，从生产到销售再到弃置这一个过程中制造了环境灾难。一城一地的小修小补政策或可挽救该区的环境于一时，但对全局而言却甚至远远谈不上“杯水车薪”，就如同香港实施胶袋征费计划一般，笔者早就指出这或者可以稍为减少香港一地的胶袋废物产生量。但更长远而言，因为胶袋的供应量是建基于利润而非需求，而精炼塑胶原料的石油垄断企业往往可以操控这些供应，因此塑胶原料产量绝不会因此而减少。
反对“三堆一炉”议案
立法会在今次会期结束前，因为反对派议员拉布令“三堆一炉”方案暂时未能通过，但在10月议案再审议时，功能组别必为这个可耻的方案保驾护航，届时全港居民都要为自己的健康和环境而抗争！我们在关注香港的废物政策同时，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最终的“源头”就是奢靡浪费的资本主义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