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选举破投票率纪录 “激进”的新人崛起
抵抗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支部）
立法会选举于9月4日举行，今届被视为主权移交以来最重要的选举。选民改写了香港的政治版图，并狠狠教训了政府一顿。即使梁振英故作镇定，选举结果造成的冲击是不容小觑的。反对派保守了70席的27席，因此梁振英和建制派无法夺走其否决权，全面控制立法会。去年，反对派运用立法会否决权挡下政府的假普选方案，因此梁振英政府与中共政权一直想除去这颗眼中钉。
建制派的得票率从2012大选的44.1%跌至40.3%，这些数据不能比照其他国家选举的读法：因为香港并非民主社会；立法会基本上是跛脚鸭，仅有一半席次为直选，所以建制派必然取得多数议席。在有利的条件下，他们今次赢得的席次并不够多。
立法会选举本身就充斥操控与扭曲：服膺于财团利益的“功能组别”，由裙带利益网络组成的配票机器，但建制派仍是惨澹收场。正在寻求连任特首的梁振英，面对今次强差人意的选举成绩，将会成为被怪责的主要对象，本已犯众憎的他再次受到冲击。
今次投票率为58%，比2012年高了5%，是90年代立法会直选开始以来的最高。由于选民害怕反对派选举失利，在最后时间涌到票站投票，最后高投票率粉碎了亲政府阵营精心布阵的选举机器。按规定投票应于10点半结束，然而许多选区在最后一小时涌现人龙，部份票站被迫开放至清晨2点。
除了建制派未能褫夺反对派的否决权之外，由于梁振英打击民主的恶行，制造了政治两极化及民怨沸腾，反对派相对稳定的格局已经一去不返，而变得更为动荡不稳、碎片化和不可预测。
新兴反对势力在选举中崛起，在建制派与传统泛民之外，出现了与2014年雨伞运动有关的社运年轻人。各个新人并非同一阵营，而是属于从极右派到自由派左翼的各种派别。新面孔包括三名反移民的右翼本土派，以及三名自称为“自决派”的激进社运人士。但他们有个共通点：被视为更加激进勇武、挑战中共专政及傀儡港府的新选择。
“温和派”人气锐减
选举结果反映了传统“温和派”的彻底幻灭。前年的雨伞运动未能取得北京的丝毫让步，最后在失望与挫折中落幕，成为了其中一个转捩点。
工国委香港支部（社会主义行动）与中国支部一直解释过：民主斗争若果不力图打破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共专政与垄断资本主义共同统治香港，我们需要一场民主革命，但只能搭配社会主义政策来破除这个制度。资产阶级泛民相信民主与专制能够在一国内并存，但所有历史都反证了这一点，其中一方必须垮下来！
曾经在反对派占垄断地位的传统泛民，如今在立法会却仅剩11个直选席次，而“激进派”各方则共占8席。多名泛民资深议员没有连任，民协和新民主同盟被逐出立法会。工党则从上届的3席直选议席变成1席。在雨伞运动后，有温和派人士组成两个“中间派”新组织，希望让与中共协商的路线复活，但选举成绩却不尽理想，没有拿到任何议席。 据《南华早报》所述：这个现象“再次证明在急速两极化的政治环境中，温和派的生存空间不断萎缩。”
镇压加剧
因此，选举成绩表明群众强烈抗拒北京的政治干预，并寻找更具战斗性的新反制策略。今年发生的种种事件，令人们更担忧中共逐渐剥夺香港的自治权及有限的民主自由：诸如五名铜锣湾书商遭绑架，并囚禁于中国；警察暴力引发了一场暴动，为五十年来首次；港独派的梁天琦在暴动后的补选获得6万6千票等等。
立法会选举开跑时，包括梁天琦在内的6名本土派人士遭禁止参选，理由是主张港独有违香港基本法的第一条：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在2月的暴动后，我们曾说梁振英成为了本土派在补选中的助选经理。他越大力攻击本土派，他们的声望与曝光度反而越高。
梁振英在九月选举对本土派的攻击变本加厉，让他们的候选人获得23万7千票（11%），并首度进入立法会。政府封杀独派参选人，被视为对民主权利的严重打击，因而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弹。事件成为了本土派当选的关键因素。
激进势力总共获得了超过56万7千票（25%），超过上届选举的人民力量及社民连加起来的激进票（26万）的两倍。传统泛民则获62万5,600票（27%）。亲政府的阵营获得87万1,016票（40.2%），而独立候选人（建制派占多）则获10万3,334票（4.8%）。
这对中共专制政权而言是惨痛的教训：它的强硬态度反而为上次选举时几乎不成气候的政治势力奠定了群众基础。
“激进派”夺得25%选票：
本土派夺三席，237,959票（11.1%）
民主自决派夺三席，173,122票（7.86%）
人民力量及社民连联盟夺两席，156,019票（7.2%）
*人社联盟有时被归类为泛民。
反政府阵营的版图全面改变，是梁振英乃至北京倒行逆施的证据。一些在上届选举还没出现的势力，在今届获得广泛支持，是政府强硬专制统治的结果。
立法会的反对派新人座落于整个政治光谱，属于“一人党”人士或“无党派”人士。其中3人是右翼“本土派”；另外3人的立场很不同，分别是一名自由派、一名环保分子及一名社民派。他们都主张“民主自决”，刻意地含糊其辞，但他们不主张反对外来移民，而且会被本土派攻击为“左胶”。在雨伞运动失败后，政治版图变迁的过程十分错综复杂，而且充满矛盾，原因是缺乏具影响力的真正左翼替代选项，以及欠缺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
本土派得势，然后呢？
本土派方面，青年新政及热血公民派出两条对立的名单参选，结果分别夺得2席和1席。但本土派虽然成功当选，不代表他们主张的反移民右翼立场具备坚实的群众支持，也不代表本土派会出现更有凝聚力的组织或政党。本土派会继续作为一股具网上动员力的潮流，而非稳固的群众运动。
特别在年轻世代广为传播的仇恨内地人情绪，无疑是本土派获得支持的一大元素，然而另有两个元素更加重要。首先是港独支持度升温，尽管大部分本土派都不是明确主张港独，又例如经常不加解释地使用自治及自决等词语，故意把议题模糊化，但他们目前仍对港独握有垄断权。第二则是本土派虚有其表的激进形象。
三名本土派议员进入立法会后，将会面对公众压力，要表现得更为与别不同、更为勇于对抗政府。目前看来他们没有什么好方法。青政候任立法会议员被问到会如何抵抗政府时，表示他们会拉布拖延政府的法案，而新界东的梁颂恒则表示会占领立法会主席位。
这两招都不是什么新策略，社民连梁国雄（长毛）等人已经用过。除非有大型民主运动在立法会外配合，这种策略的效果都非常有限。本土派虽然成功当选，但没法提出一个斗争的纲领及方法，而他们的种族主义立场会成为建设运动的严重障碍。
港独禁忌被打破
最近民调显示，超过六分之一的香港人支持独立，年轻受访者的数字更上升至40%。不到几年之前，港独的声音可说是根本不存在；如今在北京的铁腕策略之下，却成了香港政治永远存在的元素。不过，在近几次选举中，选民为了对政治筛选与政治迫害表达抗议，即使不支持港独也票投本土派候选人，另外也有选民认为票投本土派可以最有力向政府还击。
社会主义者支持自决权（一个现在常遭误用的词语），包括顺应多数民意的下支持自治或独立。任何独立斗争都要连结到反资反帝的斗争，团结境外更广泛地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劳动群众，才有成功的可能。这个问题之所以极为复杂，绝不只是关乎香港能不能自力更生之类的论战（事实上独立小国的确存在），而是关乎港人基于各种理由不支持独立，尤其是港独可能引来北京的武力镇压。
很多年轻人在雨伞运动失败后，总结到在中共统治下不可能实现民主，于是走向支持港独。这也是各本土派组织持有的论点，然而他们未能提出可行的替代战略来达成其目标。中共专制这个核心问题如何解决？如果北京拒绝让香港行民主选举，又怎么会同意独立呢？将“民主”变成“独立”并不会抹去核心问题：全球最大的专制政权、第二大军事强国压在我们头上。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一直解释道：唯一的出路就是将香港的斗争连结到中国大陆正在萌芽的群众运动、连结到整个亚洲，推翻资本主义与独裁制度，并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需要左翼替代方案
社会主义行动在今次选举为社民连的梁国雄助选，支持这位真正左翼的少数代表。在错误的策略性投票下，很多选民相信他相当稳阵，因而转投其他反对派候选人，使他的得票由2012年的48,295票下跌至今届的35,595票，幸能仅仅保住议席。
雨伞运动后香港政治组织如雨后春笋，有些是反动的，有些是绝望的，而很多都是混乱，是一种对旧路线的强烈抗拒。但要建基于这形势，并把不满情绪引领至一场成功的新民主运动，需要建设强有力的工会及工人群众政党。过去一切历史，包括近至2011的阿拉伯革命，都证明围绕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阶级是打倒独裁政权的决定性要素。
统治菁英的分裂
梁振英正全力寻求明年3月连任特首。虽然只有1,200名特权选民有权投票拣特首，但即使在香港统治阶级内部也愈来愈反对梁振英，将政局不稳归咎于他的硬派作风；也因为梁振英将中国大陆财团的经济利益置于香港富豪之上。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的中共政权，尚未宣布其属意人选－－究竟是要拥护梁振英，或者更倾心于其他新面孔，例如较亲港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北京就此至今仍保持缄默，可能与中共内部权斗激烈有关，因为习近平抢在明年中共领导层换届前巩固权位，也因为要等立法会选举结束后才要评估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