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一场血腥的军事政变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形势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90年前，中国工人阶级和年轻的共产党在大本营上海遭遇了一次可怕的失败，事件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这一重要的周年纪念日在中国将为多数人所忽视。1949年，毛泽东/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凭借农民军队而非有组织的城市工人阶级力量上台，它从来没能正确解释1927年发生的事，而今天的共产党统治者更做不到。
1920年代中期，一场革命浪潮为中共带来爆炸性的增长，当时它极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工人阶级本有可能——如果存在正确的纲领和领导——像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那样取得政权。工人在上海和广州掌握了实际权力，但那些在巩固其对苏联统治权的斯大林官僚精英，向工人强加毁灭性的政策，最后使其被彻底击溃。为了维持在俄国的统治，斯大林主义官僚利用俄国革命的巨大威信，散播与这场革命格格不入的政策和方法。
中国革命如果取得胜利，本可以改变世界。它会重新振作经受过一段挫折的国际工人阶级，为发生了十年的俄国革命注入新的生命，让工人有信心抗衡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
共产党人被屠杀
4月12日黎明前，随着蒋介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国民党的领导人——军事总部的一声号响，上海的血腥镇压开始了。武装黑帮身穿工人服装、臂缠“工”字袖标，涌出上海租界，开始抓捕工会成员和共产党员。军队随后前来解除赤卫队——一个超过5000人的工人民兵组织——的武装。外国军队（尤其是法军）以40架战舰占据了长江，在镇压中扮演重要角色。
工人在大街上被枪毙或斩首；其规模之大令指挥者白崇禧被《时代》杂志称为“砍共产党脑袋的人”（The Hewer of Communist Heads）。报道称，有被捕的共产党员被扔进机车火炉内活活烧死。
工人茫然无措，他们的领导人曾保证说，经苏联武装和训练的国民党士兵同他们的联盟牢不可破。在《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中，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Isaacs）对这段时期做了精彩的记述。他说四一二“没让任何人感到意外，除了工人”。
蒋介石政变后，逮捕、处决中共党员及其同情者的行动蔓延到他控制下的所有地区，随后一年里约有30万人遇害。工会被取缔，罢工被禁止。蒋介石依靠中国资本主义建立了一党专政，而且极大依赖于帝国主义势力，起初是德国，后来是美国。他的政权对左翼恨之入骨——1940年代他的军队败给毛泽东的红军、继而撤往台湾之后仍是如此。
1927年失败后中共遭遇毁灭，其成员从58,000人减少到约10,000人，把大部分幸存的领导人赶出城市，投入后来毛泽东所主张的“农民路线”。这一路线认为，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农民，是革命斗争的重心，而城市工人阶级则降为配角。这种倾斜、错误的方法与党的斯大林主义化蜕变——自上而下的官僚领导和越来越民族主义的立场——紧密相关。
不断革命论
中国经历了1911年革命后沦为“失败的国家”。旧王朝体制垮台了，但随后几年的历史暴露出资产阶级无力领导反对封建主义、军阀割据和外国统治的革命斗争。
就像在俄国那样，中国资产阶级登上舞台的时间太迟了，也因此严重依赖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农村的地主阶级。
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俄国革命作为工人革命而胜利，并将农民群众聚在自己身后，从而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地主制度。他们知道，俄国资产阶级紧紧地和帝国主义利益绑在一起，无法领导反抗当时半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所以这场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反对资产阶级。
托洛茨基在他杰出的不断革命论中对这一过程做了最清晰的论述。他解释说，工人一旦夺得政权，不会停留于纯粹的资产阶级任务（重分土地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而会继续向前，实行财产国有制和工人民主控制经济的社会主义措施，并将革命扩展到其他国家。
俄国孟什维克（右翼社会主义民主派）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坚持认为革命需要跟着资产阶级的领导，工人政党要克制地担任配角，直到资本主义得到巩固——他们估计这一过程会花费数十年。
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孟什维克的“阶段革命论”变成了各国共产党的官方标志，在西班牙、越南、印尼、智利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在中国革命中，这些错误观念第一次成为共产党的官方政策，为了维持同资产阶级国民党的“联盟”而煞停了工人阶级的斗争。
中国资本主义的疲弱
作为“现代中国之父”和国民党领导人的孙中山，直到1925年去世，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软弱性的化身。孙中山过于信任帝国主义势力和幕后手段。他敌视阶级斗争，视之为分裂。孙中山的观点类似于今天中港台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民主派”。
1917年俄国革命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中国。在此之前，许多知识分子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缺少一个“强力政府”，而不是将之看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列宁、托洛茨基和世界上第一个工人政府所代表的思想。这些知识分子发挥了革命“酵母”的作用，在年轻的工人阶级中催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短短几年内就成长为一支群众力量。
在1920年代初的几次重大斗争中，例如1922年震撼全中国的史诗般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展现自己的战斗力。这些运动开始吸引国民党领导人的注意。孙中山过去致力于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但一无所获，现在转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也是为了借此影响工人运动。借助双方达成的协议，国民党获得了大量军事装备和训练，并被斯大林政府认可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斯大林把联合国民党看作中国政策的核心——为了在中国扶植一个友好政权，从而保证东部边境的安全。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反革命，瓦解了工人阶级对政府和经济的民主控制，意味着1917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逐渐向服务于新官僚精英的国家特权的政策让路。
中共被要求将自己的队伍融入国民党，共产国际领导人难以置信地把这叫做“党内合作”。孙中山不同意中共作为一个党加入国民党，只接受个人身分加入，共产国际/斯大林同意了。于是，中国共产党便在政治上服从于国民党的纲领及其官僚领导。许多中共党员感到不安，但是共产国际的巨大威望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项政策。
托洛茨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警告说这会剥夺共产党员的政治独立性。他不反对根据具体行动，例如为了对抗占据着中国核心城市的帝国主义者，进行有限的合作，而斯大林的路线相当于同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组建一个共同政党，在这个政党里共产主义者自己的声音将被淹没。正如托洛茨基的警告，这项政策被证实是毁灭性的，导致中共在革命的前途、纲领和策略等问题上完全迷失方向。
革命浪潮
1925年5月，英军在上海射杀11名示威工人，引发了一场波及中国所有主要城市的大罢工和革命浪潮。亦有数百万的农民加入农会，许多村庄的农会开始变成苏维埃的萌芽，并带有武装民兵。同年中共党员从1000人骤增到20000人，第二年又增加了一倍多。新的工会组织吸引了数百万成员。
资产阶级和农村地主——许多国民党军官就是他们的儿子——越来越害怕工人阶级（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取消许多工厂的可怕制度）和农民（要求土地改革、废除地主阶级的苛捐杂税）的日渐激进的诉求。这些矛盾导致广州——也就是1925年7月国民党建立“国民政府”的地方——发生了国民党领导人和共产党的第一次尖锐冲突。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广州工人阶级就已经建立了事实上的苏维埃（民选的革命工人议会），成为这个城市的“第二政府”。
1926年3月，蒋介石在广州发动政变，声称共产党企图绑架他。他的阴谋得逞只是因为中共领导人因错误的观点和方向而陷入混乱。工人赤卫队被解除武装，共产党高层和国民党的俄国顾问被捕，尽管有数千名士兵听从共产党指挥，更不用说数十万有组织的工人，其中数千人还拥有武装。
蒋介石在广州建立了军事独裁，命令解散工人组织。难以置信的是，共产国际没有丝毫抗议。斯大林重申，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同国民党的联盟。中共没有组织工人抵抗政变，而是被要求做出新的让步，包括禁止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和军队中担任高层职务，以及中共与莫斯科的所有通讯都要经过国民党总部。
来自广州的警号
可耻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所有关于广州政变的消息都被压了下来，因为这会让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丢脸。西方媒体关于政变的报道被斥为旨在分裂国共两党的“帝国主义谎言”。
就在广州政变几天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投票接受国民党为同情党，只有托洛茨基一票反对。“在准备扮演刽子手的同时”，托洛茨基说，蒋介石“希望披上国际共产主义的伪装——他成功了。”
由于斯大林主义机关以“党的纪律”为名实行审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不知道托洛茨基的分析以及他反对斯大林灾难性的中国政策的斗争。
尽管如此，中共内部还是开始形成反对斯大林路线的力量。1926年6月，党的创始人和总书记陈独秀的提议赢得多数领导人支持，他认为应该放弃自我囚禁的政策，转向党外合作。这项决定在送到莫斯科之后被拒绝了。
1927年二月，上海工人在军阀孙传芳的统治下起义，经过数星期的街战后打倒了他的势力，并号召总罢工，夺得了城市主要设施，例如铁路和印刷厂，的控制权。蒋介石的北伐军入城前，工人实际上已经取得胜利了。工人组织控制了城市，但当时工运未有足够自我意识。
当时需要做的，是宣布成立工农政府，主张在中国立即国有化主要企业、土地改革、中止帝国主义的特权、落实民主权利、组织苏维埃。通过建设与工农联盟的士兵苏维埃，应该采取特别措施争取国民党底层士兵的支持。悲惨的是，由于中共受制于这一思想──在“革命资产阶级”领导下包含“所有阶级”的运动──因而没有发出上述的号召。
革命与反革命是同一进程的两面，而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或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拥有清晰纲领和领导的政党。中国革命的悲剧在于，工人被剥夺了这样的领导。年轻的共产党是一支英勇的力量，但它还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它向此发展的潜力被斯大林政权强加的政策破坏了。
广州事件是一年后上海血腥得多的决战的总排演。不幸的是，只有资产阶级反革命一方为此做好了准备。工农群众乃至他们的先进阶层没有汲取广州事件最重要的教训——反革命的威胁和对抗它所需的纲领与方法。直到蒋介石发出致命一击的时候，共产党官方宣传仍把他描绘成一位盟友和“革命领导人”。
更多关于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资料请见：
哈罗德．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1938）
列昂．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1927-1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