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帮助中共政权转移了视线，让它可以透过揭露苏联官僚政权的困局来获取舆论优势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1968年8月，苏联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一党专政政权入侵它们的“姊妹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造成激烈的辩论与分裂。在中国也有一个斯大林主义政权，其官僚统治阶层借助“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旗号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特权。他们以军事入侵为把柄加大了对苏联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宣传攻势。
中国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1968年毛泽东正加紧透过军队压制“无政府状态”，解除了中国许多地方的工人与学生的武装。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帮助中共政权转移了群众视线，让它可以透过揭露苏联官僚政权的困局和反对军事侵略来获取舆论优势。但中共的宣传完全是虚伪的。1956年毛泽东政权以“粉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为理由而完全支持苏联入侵匈牙利。实际上匈牙利的群众运动是一场反对官僚的工人起义，而不是亲资本主义运动。
中国广播电台谴责苏联等国的入侵是“滔天罪行”。总理周恩来抨击莫斯科“社会帝国主义”政权的军事入侵是“野蛮的法西斯主义”。
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左倾青年对莫斯科的行径感到愤怒，同时也看出西方“民主国家”对此是猫哭耗子假慈悲。许多学生转向毛泽东主义，因为他们认为毛主义能提供一个不同于苏联的、更进步的、“反修正主义”的左翼模范。新的毛派政党和团体开始涌现，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共有数千成员。毛泽东语录成为1970年代初世界上刊印最多的书籍。
中苏冲突
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斯大林主义政权──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冲突，源于两国官僚精英阶层敌对的民族利益。他们主要关注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保护自己的权力和特权。这本身就证明了，这些政权尽管废除了资本主义并引入了国家计划，却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工人民主控制经济和国家）相差十万八千里。他们无法克服民族对立，阻碍了国际经济融合和规模经济，因而严重限制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潜力。这后来成为斯大林主义崩溃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决定性因素。
1960年代，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对抗日益加深。1969年甚至爆发小规模的边境战争，导致100多人死亡。在这种紧张局势之下，1971年中共历史性地扭转外交政策，改为与美帝国主义联手对抗苏联，因而加强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削弱了全球反抗美帝的斗争。中国一直抨击苏联斯大林主义者对美国软弱，指责他们是想与美国和解。尽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导致苏联斯大林主义政权与西方资本主义集团之间出现严重的外交僵局，但是中共仍坚持同样的说法。
斯大林主义者从来不顾虑如此显眼的前后矛盾。毛泽东政权就像斯大林与其继承者一样，可以不做解释得从一个立场转到另一个立场，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立场。在斯大林政党和政权中没有民主讨论，“无所不知”的领导人决定所有问题，而且所有决定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和特权。毛泽东政权不信任且反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杜布切克的政治改革以及这些改革所释放的群众压力。中共官僚担心捷克斯洛伐克的进展会破坏中共在国际上的权威，甚至可能得到中国群众的响应。杜布切克被当作“腐朽”的莫斯科“修正主义”的一个例子。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令北京感到意外并迅速改口。
北京表示反对入侵，随后谴责杜布切克的投降和要求群众不要抵抗是“叛卖行径”。但中共的论点纯属民族主义。他们说杜布切克背叛了“国家利益”，从而将问题归结为“国家主权”，而不是工人的民主和政治权利，也不是如何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
中共呼吁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全国抵抗运动”，但这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策略的空洞口号。这令一些人产生了进行农村游击战的想法──在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中是疯狂的想法。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和更广泛地区工人的利益，中共却是只字未提。只有工人的民主控制和国际斗争才能打败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摆脱不受监督的官僚统治，建立民选的工人委员会管理国家。但中共在批评苏联时当然不会说到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