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年，但是布尔什维克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仍然是一个光辉的例子，展示了如果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在全世界上台，那么在解决民族冲突中可以取得什么成就
Rob Jones, Sotsialisticheskaya Alternativa（ISA俄罗斯支部）
在资本主义统治的21世纪，这个问题尤其迫在眉睫，苏丹达富尔地区、刚果、中东的流血冲突时刻都在发生。在加泰罗尼亚、苏格兰、爱尔兰、比利时和其他地方，民族问题尚未得到满意的解决。而在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地区、中亚和乌克兰，民族问题都导致了残酷的冲突。
车臣的两次残酷战争和对少数民族的待遇表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俄罗斯的统治精英与布尔什维克有着天渊之别。最近，在西伯利亚产油小镇苏尔古特（Surgut）发生了一次袭击，一名年轻的穆斯林持刀血染一个购物中心。这显然是种族主义国家政策和极右翼行动的结果。在那不久之前，防暴警察闯入该镇的一家咖啡馆，强迫那里的年轻人剃掉胡须，声称他们可能是瓦哈比派（注：逊尼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相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竭尽心力地支持少数民族的权益。
语言问题
列宁可以说是走在了他时代的前面，他甚至批评日常语言当中的民族刻板印象，例如他反对用“霍霍尔人”（Khokhol）一词来称呼乌克兰人。而今天，这个词不仅仍在广泛使用，甚至俄罗斯官方宣传最近也启用了这个词，把乌克兰描述为法西斯国家。
布尔什维克对语言问题非常敏感，采取有意识的步骤来支持少数民族语言。列宁反对将特定语言规定为“国语”，特别是这样会歧视重要的少数语言使用者时。与这种作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苏联境内的各资本主义的新政府纷纷尝试限制俄语。这导致了1990年代摩尔多瓦的严重种族冲突、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严重紧张局势。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统治的哈萨克哈萨克斯坦，每次发生社会冲突时，特别是扎瑙津市（Zhenaozen）石油工人罢工期间，他都依靠所谓的“民族爱国者”和“民族民主派”（右翼民族主义者）去尝试限制俄语。乌克兰当局只是威胁要限制俄语也足够导致东乌克兰冲突加剧。普京政府当时伪善地用保护俄语族群权利的借口来干预东乌克兰，而现在却说要停止拨款给俄罗斯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工作。这已经在鞑靼斯坦等自治共和国引起不满。
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
在历史上大多数的情况中，布尔什维克党都以支持各民族自决权为原则。在十月革命的几天之内，他们就发表了《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这与现代外交的做法不同，在现代外交惯例里面，各方会用各种诡计技俩向自己人民掩饰其真实意图。但这项革命宣言以清晰、透明和简洁的文字表明：由于俄罗斯各族人民曾经遭受压迫和虐待，因此，应当果断且不可逆转地立即禁止大屠杀、奴役和种族攻击。它宣称俄罗斯各民族应该享有平等和主权，俄罗斯各民族要有自决的权利，包括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废除一切任何民族和宗教特权与限制，支持俄罗斯境内一切少数民族的自由发展。
这个宣言本身就与1917年二月革命后统治俄罗斯的不同政府采取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工人、士兵和农民自发的起义推翻了沙皇专制。起义的群众以为，推翻了沙皇，俄罗斯就会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有不少人甚至觉得可以建立社会主义。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革命后上台的资产阶级联盟不仅拒绝让俄罗斯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是让农民均分土地，甚至拒绝给予前沙皇帝国的各民族自由。例如，早在3月，新政府就向芬兰发出命令，维持前沙皇在18世纪的定义，重新确认芬兰仍然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7月，芬兰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宣告只有它自身才有权“决定、确认和颁布法令，执行所有芬兰法律，包括涉及财务、税收和海关的法律”。俄罗斯临时政府立刻就派遣了军队解散芬兰议会。俄罗斯临时政府规定，俄罗斯各族人民的权利问题将由一个制宪议会决定。但是，当临时政府最终发表要向制宪会议提出的民族权利的立场时，他们很坦率地说，“俄罗斯是神圣不可分裂的”。
虽然从二月到十月统治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曾经暗示说新的“民主”包括各族人民的自由，但它从未兑现诺言。相对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新苏维埃政府不仅公开宣告，而且也尽可能地履行各民族的自决权。苏维埃政府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承认了芬兰独立。紧随其后的是支持乌克兰、摩尔多瓦、立陶宛、爱沙尼亚、外高加索、白罗斯、波兰和拉脱维亚独立。尽管存在各种复杂和困难，而且这些新的独立国家总的来说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不是苏维埃主义，但布尔什维克政府仍然尊重它们独立的权利。
1917年的中亚，是帝国主义列强“大博弈”的战场，当时仍基本没有从封建社会走出来。尽管中亚算是沙皇帝国的一部分，但一直由封建的可汗们统治，并没有形成巩固的民族。当地也几乎没有工人阶级，充其量只有铁路和基础设施工人，其中大部分是俄罗斯族或是讲俄语。几十年来，当地精英迫于沙皇的武力服从其命令，因此他们将革命视为摆脱俄罗斯人统治的机会。布尔什维克尽其所能鼓励该地区社会主义意识的发展和工人民主，但布尔什维克党也承认当地的现实，并尽其可能向这些民族展示善意。
花剌子模（Khorezm，位于现在土库曼斯坦境内）一直由当地可汗统治，直到1920年被红军支持的民众起义推翻为止。新成立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承认花剌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为独立国家，公开宣布放弃对花剌子模领土的所有主张，并与新国家建立自愿的经济和军事联盟。曾经属于俄罗斯政府的所有财产和土地，以及行政机构都无偿移交给了新政府。俄罗斯政府还对花剌子模政府提供了财政援助，用于修建学校、开展扫盲运动，修建运河、道路和电报系统。
波兰
在辽阔的前沙皇帝国的彼端是波兰。在1917年之前的一百多年里，它一直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帝国瓜分。随着这些帝国在一战结束时崩溃，革命在前沙皇帝国的土地上蔓延，波兰人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新的局面中——波兰人终于可以争取统一独立了。布尔什维克政府承认了“波兰全国委员会”为波兰的合法代表。
当时新的波兰临时政府是由时为波兰社会党领袖的毕苏斯基所领导，其在群众压力下通过了8小时工作制、妇女投票权和免费教育。然而，毕苏斯基突然宣布：“他乘坐社会主义的车，在叫做独立的车站就下车了”。新政府很快地转向打压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逮捕共产党人，并利用俄罗斯深陷内战的机会企图扩大领土。波兰军队入侵立陶宛，并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彼得留拉结盟，入侵乌克兰并后来占领了基辅。及后红军对波兰进行了决定性的反击，才迫使他们退回到华沙。尽管如此，列宁在与波兰的和谈中坚持：“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关于波兰的政策不是因为暂时的军事或外交优势，而是因为绝对和不可动摇的民族自决原则。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自从波兰国家成立的时刻起，就无条件地承认波兰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
列宁的斗争
列宁努力确保将“民族自决权”纳入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他与罗莎·卢森堡的分歧是众所周知的。罗莎·卢森堡认为这种要求偏离了阶级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领导层跟她持有类似论点的还有卡尔·拉德克（Karl Radek）、尤里·皮亚托科夫（Yuri Pyatokov）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等人。
作为辩论的一部分，列宁鼓励斯大林（台：史达林）写本有关民族问题的小册子，不过即使在这个早期阶段列宁也已经发现有必要反对斯大林立场中的一些主张。他不同意斯大林对民族的僵化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建基于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因为这个定义排除了许多民族，特别是犹太人的权利。列宁也不同意斯大林和布哈林在1919年提出的主张，要求各国工人阶级享有自决权。他认为，在俄罗斯帝国中生活的许多民族，包括库瓦什人、巴什基尔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等，都生活在社会和经济尚未发展的地区，他们还没有机会发展阶级，更遑论是发展阶级意识了。然而，早在1918年，斯大林就在争辩说“民族自决的口号已经过时，应该从属于社会主义原则之下”。1920年10月，斯大林开始主张对于边疆地区脱离俄罗斯独立的要求“必须拒绝，不仅因为这与在中央和边疆地区之间建立联盟的构想矛盾，而且主要是因为从根本上这与中央和边疆地区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
不幸的是，持有这个立场的并非只有斯大林一人。二月革命爆发时，位于乌克兰首都和工业中心基辅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只有200人，而且几乎没有组织。到10月，他们的人数达到800人。为响应二月革命，乌克兰资产阶级的菁英成立了“中央议会”（Tsentralnaya rada），作为“所有乌克兰人的政府”，并主张自决权。但是，基辅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说这是比阶级斗争次要的问题。在参加全俄反对临时政府的全面斗争时，他们放任中央议会去建国，包括建立政府机构和武装部队。十月革命之后，他们与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注：Bundists，犹太民族的左翼运动）一起成立一个党团，承认中央议会是合法政府，并宣布任何反对中央议会政府的作法必须“完全采用和平方式”。他们拒绝接受其他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党员的立场，即“有必要与中央议会政府进行不妥协的斗争，绝不与之达成任何协议”。结果，中央议会政府保持了乌克兰政府的强势地位，而向乌克兰苏维埃革命的进程被推迟并大大削弱了，这导致乌克兰的内战情势变得更为复杂与漫长。假如基辅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果断的行动，那肯定不会这样。
民族问题与红军
尽管在乌克兰遇到了困难，但列宁的作法在确保苏维埃政府取得内战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因为大多数白军保皇派都反对任何民族自决。
在高加索地区，白军军阀邓尼金（Deniken）明确表示，他反对给予少数民族权利，因为“俄罗斯是神圣不可分割的”。即使是那些原本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团体也普遍认为，既然布尔什维克承诺民族自决，所以他们至少有理由保持中立。而在另外许多情况下，这个承诺足以让整个少数民族支持红军。
其中一个关键的决定是让红军以地区划分，并以“原居地服役”为基础原则。旧时代的沙皇军队是俄罗斯化的。除了哥萨克人以外，少数民族成员服役时都会被外派到家乡以外的常备部队，被要求说俄语。但是托洛茨基领导的红军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许多部队以单一民族为基础，使用各自的母语，并出版了许多非俄语的军事刊物。这帮助红军赢得了很多少数民族为主地区人民的支持。许多犹太人团体自发建立武装，抵抗高尔察克（Kolchak）将军等人发起的犹太人屠杀。红军甚至在鞑靼斯坦共和国首都喀山建立了一所穆斯林官兵学校。1919年，整个巴什基尔（Bashkiria，横跨伏尔加河到乌拉尔山脉的穆斯林地区）的民族武装与红军合并，建立了巴什基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无论这些民族国家建立在哪里，在教育和卫生领域都得到了巨大的物质援助，特别是消除文盲运动。尽管是内战期间，新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大学数量仍从1917年的63所增加到1923年的248所。在避免与伊斯兰信徒直接冲突的同时，社会主义者积极倡导废除一夫多妻制、买卖新娘、还有丈夫可以拒绝妻子离婚等习俗。不幸的是，斯大林主义得势以后，这些成果都被废止了。斯大林在1930年代重新将俄语定为指挥语言，并停止了其他语言的军事出版物。
对不同民族保持敏感和灵活的作法需要很多讨论，并且常常需要列宁或其支持者直接干预以纠正错误。布尔什维克党赞成把土地自愿集体化，但是列宁警告说，在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区，强推这一政策为时过早。他甚至反对把阿塞拜疆的石油工业国有化。他担心，由于工人阶级尚未得到足够的发展，这将导致内战期间的供应中断。
在某些地区，尽管有列宁的做法，民族问题还是处理得很笨拙。例如，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传播到中亚之前，地方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就已经抓紧机会发展地方自治甚至建立了新的民族共和国。革命是后来由铁路工人与解散了的军队带来的，这些部队几乎全部是讲俄语的。他们成立了塔什干（Tashkent，乌兹别克首都）工兵代表苏维埃，并自称“苏维埃政权”。他们认为穆斯林不应该在新政府中拥有地位，并且苏维埃没有必要纳入“落后”的农民群众。结果，这个苏维埃政府孤立于当地95％的人口。当它试图用军事力量推翻新生的浩罕（Kokland）政府，并主张建立“作为俄罗斯联邦一部分的突厥斯坦民主联邦共和国”时，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许多人认为这仅仅是军事占领。
列宁的灵活策略
最初，斯大林的民族事务部的态度是这只是地方事务，但是随着白军在该地区被击败，如何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领导红军前锋的伏龙芝（Frunze）最初提议将该地区分割以便于统治。这遭到了当地共产主义者的抵制，其中许多人几乎没有掌握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基本原则。但是，当斯大林领导的委员会提议建立统一的突厥斯坦自治区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时，当地的共产主义者更加不满。最终，列宁不得不介入，重新厘清了应该采取的立场：在大力减少俄罗斯富农的影响的同时，应注意使俄国人与当地人的土地所有权平等。确保只有在当地领导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做出关于突厥斯坦的任何集中决策。要求有序地、“逐步但稳健地”准备将权力移交给当地工人的苏维埃。当地苏维埃政府的基本任务“不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是推翻封建制度”。列宁表示：“将该共和国一分为三的议题不宜过早决定”。
另一个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解决的问题是“本土化”（korenisation）。这是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培养当地领袖而不是从中央外派官员进行治理，以此让布尔什维克扎根于新共和国和民族地区的原则。
布尔什维克党特别留意了民族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语言的发展。如果列宁听说布尔什维克官员，包括来自中央的官员，在那些俄语不是当地主要语言的地区继续讲俄语，会非常生气：“苏维埃政权不同于资产阶级和君主政权，因为它代表的是劳动人民真正的日常的利益。但要做到这点，只有苏维埃机构使用当地母语进行工作才可能”。不幸的是，发展民族语言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民族事务部本身，那里的官僚经常争辩说，只要将俄语翻译成当地语言就足够了。相反，列宁回应说，首要任务是确保教育机构提供熟悉母语和文化的老师以及母语教科书。在讨论这一问题的大会上，一位发言者指出：“培养国际主义的精神不是通过把无法互相理解的儿童聚集在一起，而是用其母语介绍世界革命的精神。”
为了协助在非俄罗斯族地区建立支持，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有意识地与当地左翼革命组织合作并试图赢得支持的政策。在乌克兰，他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耐心与“斗争”协会（Borotba）合作。这是一个扎根于农村的左翼社会革命团体。托洛茨基多年的友人和盟友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ii）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建立了十所新的“共产主义大学”来培养各民族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同样重要的，新政府做出了巨大的投资，建立以民族语言教学的公共教育系统。1921年苏维埃政府拨款一千万卢布，用于发展白罗斯语和乌克兰语教学。对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等主要民族，这个流程很快就完成了。较小的民族花了更久，但是这些任务都得到了认真对待。到1923年，有67所学校教授马里语（Mari），57所学校教授卡巴尔达语（Kabarday），159所教授科米语（Komi），51所教授卡尔梅克语（Kalmyk），100所教授吉尔吉斯语，303所教授布利亚特语（Buriat），超过2500所学校教授鞑靼语。在革命之前，中亚地区民族学校的数量只有300所，到1920年底达到2100所。这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当地的许多语言/方言在革命之前没有文字的。通过引入拉丁字母的表音文字，以及俄语字母本身的现代化，为推广民族语言的任务提供了帮助。
鉴于这段期间大部分都是内战激战状态，这一成就更加令人瞩目。这期间资源通常都是很缺的。学校经常被用来训练部队。而且由于许多教师自愿去了前线，所以很难找到足够的人手任教。例如，1917年的乌克兰语教师很少。尽管到1923年终于有了45000人，但这仅仅是所需人数的一半。等到内战结束，情况才大大改善。
高加索
如果没有列宁对民族问题采取敏感和灵活的策略与态度，打赢内战会困难许多。
不幸的是，这成为了在20年代初官僚主义堕落开始得势的时候，首先的受害者。这在高加索地区尤其明显。
二月革命后，高加索地区的人民，主要是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期待俄罗斯新政府承认他们的自决权，但却希望落空。十月革命爆发时，该地区被德国和土耳其联军占领。在1918年德国战败后，占领它们的换成了英国和邓尼金的白军。确实，因为布尔什维克政府签署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不仅放弃了波罗的海、乌克兰和白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同时他们还把高加索很大一部分土地割让给了奥斯曼帝国。
随着内战进展，邓尼金的部队最终被赶回克里米亚，应该由谁来管理高加索地区的问题自然而生。布尔什维克在诸如阿塞拜疆的巴库、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车臣的格罗兹尼等大城市中有很多支持者。但实质上，革命是通过红军的军事胜利到达该地区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后来分别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
然而，控制格鲁吉亚的是孟什维克政府，这个政府是改良派的第二国际的大红人。尽管列宁与格鲁吉亚的领导人之间存在激烈的政治争执，其中一些人甚至曾经参与1917年的圣彼得堡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列宁还是赞成与该政府采取和解态度。托洛茨基也反对军事干预。他认为，推翻格鲁吉亚政府的任务应该交给格鲁吉亚人民。因此，他赞成“在格鲁吉亚内部进行一定的准备工作煽动起义，并在起义爆发之后前来援助”。1920年5月，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签署了承认格鲁吉亚独立并同意不侵略的条约。
该地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代表，斯大林的亲密同志（他们都是格鲁吉亚人），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Sergey Ordzhonikdze）则另有想法。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他主张立即把格鲁吉亚苏维埃化。斯大林支持这一立场。他们无视列宁和俄罗斯政府的建议，利用红军单位挑起格鲁吉亚边境的冲突。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央委员会不得已通过决议，“倾向于在遵守国际规范的前提下，允许第十一军积极支持格鲁吉亚起义并占领第比利斯。前提是第十一军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在对所有信息进行全面审查之后，需要保证可以成功。在此提出警告，因为运输条件恶劣，我们正缺乏面包。因此，我们无法让你使用火车或铁路。我们只能从高加索地区运送粮食和石油。”这些信息对当时身在乌拉尔的托洛茨基保密。等他回到莫斯科，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后，他非常愤怒，并且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红军为何以这种方式进行干涉。
军事干涉自然引起了当地居民和相当的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很大反对。但是，无视该地区民族问题的敏感性，以及当地存在三个公认的民族身份这一事实，奥尔忠尼启则在斯大林的支持下策划建立了一个“外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该共和国将成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的一部分，并拥有高于三个新共和国的权力。除了能够决定格鲁吉亚国内问题外，这个外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还会把三国的货币统一在一起。这点遭到格鲁吉亚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个货币联盟会破坏其相对较强的经济。考虑到建立外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时使用的方法，许多人还认为这会引进俄国劳动力来发展经济，并认为这是延续了沙皇时代的作法。
奥尔忠尼启则这种铁腕作风往往不咨询当地领袖的意见，向对手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以及他本人奢华的生活方式，包括爱骑一匹大白马。这些都使得情况雪上加霜。
苏联成立
外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的辩论，涉及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新苏维埃国家未来的方向。
此时，列宁和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的完全对立已经十分清晰。前者认为自由、平等的苏维埃国家联盟是巩固各民族支持革命的手段，并且是未来的苏维埃国家（例如德国）与俄罗斯结盟而不导致任何一国称霸的基础。而斯大林则认为民族问题是次要的，而且革命不会扩散，必须只在俄罗斯一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对他来说，共和国的存在，例如外高加索共和国，是为了行政上的便利。这个问题在围绕苏联成立的讨论中浮上台面。
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撰写了草案，规定新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他提议把乌克兰、白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独立苏维埃共和国变成俄罗斯联邦内的自治区。至于布哈拉（Bukhara）、花喇子模和远东地区的地位以后再决定。所有关键职能，例如经济、预算、外交和军事，由俄罗斯中央部门作决定。只有像文化、司法、医疗和土地等相对较小的事务由“自治”区负责。除阿塞拜疆外，所有共和国均反对该计划。但是，斯大林在提交给政府之前，就通过了批准该提案的特别委员会来推动他的计划。
但是他还有一个要克服的障碍，那就是列宁本人。在列宁从中风暂时恢复期间，得以过目了斯大林的草案。他非常愤慨地反应，要斯大林放弃整个“自治区”的构想，把苏联建立为平等的共和国联盟。尽管斯大林被迫妥协这一点，但他还是千方百计限制各共和国列宁要求的权利。他一反先前反对立法机关两院制的立场，在立法机构最上面设了一个“民族院”，然后在那里面塞满了自己的支持者。然后仿佛是之前的侮辱不够强烈，他提议不让三个高加索共和国直接加盟苏联，而是让三个共和国挂在“外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之下加入苏联。这种做法更加激怒了格鲁吉亚人。
列宁病得很重，无法参加1923年2月讨论这些议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当他最终收到报告时，列宁的愤怒达到了沸点。他写信给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同志！我非常想请你在党中央委员会为格鲁吉亚一案辩护。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正在‘打压’这件事，而我无法信任他们的客观性。”
尽管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还有话说，但他的健康状况正在迅速恶化。他无法参加6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非公开会议，该会议专门讨论民族问题。发言者在本次会议上针锋相对的立场清楚地分开了支持列宁的民族路线的人，与背弃了布尔什维克所有原则的斯大林朋党之间正在形成的矛盾。不幸的是，尽管列宁提出的关于建立苏联议案通过了，但实施它的任务却留给了斯大林周围迅速巩固起来的官僚阶层。
不幸的是，在列宁死后成功完成了苏联的政治反革命的斯大林的官僚，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完全相反。列宁曾严厉批评过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加上官僚的反犹与种族主义观念，再加上强制集体化的罪行，使得俄罗斯、乌克兰和中亚大范围的饥荒更加恶化。这段历史使得今天的反动民族主义者有理由声称苏联进行了有意识针对各民族的种族灭绝“大屠杀”（holodomor），并将其归咎于“布尔什维主义”。但是，将波罗的海国家作为筹码与希特勒谈判、在二战期间把车臣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整个民族驱逐到哈萨克斯坦、利用苏联军队镇压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起义，以及在“改革重组”时期拒绝承认民族权利，这一切的历史，都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政策完全毫无共同点。
应有的立场
一百年过去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更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
某些当今的左派同意斯大林的主张，认为“民族自决的口号已经过时，应该从属于社会主义原则之下”，这是致命的错误。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任何民族都无法获得真正的独立，因为他们永远都会被跨国企业和帝国主义的不同利益所支配，也没有能力确保所有人的真正民主和民族权利。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与社会主义者领导一场有力的、团结的工人阶级斗争。而要建立起来的前提，是这个工人运动必须对民族问题有清晰的立场才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