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正陷入通货紧缩危机，债务危机加剧、工资与物价下滑、愈加依赖造假数据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中港台支部《社会主义者》杂志第74期社论
随着大规模的多重危机持续恶化，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呈现出“内卷”的许多特征。迄今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崩溃。在去年，房屋建造数量跌至2020年的40%。即使如此，房屋供应过剩的程度依然惊人。
日本化
从总建筑面积减去所有已售住宅面积来计算过剩住房存量，可以算出，空置房屋足够容纳1.5亿人居住（截止2023年底，空置房屋面积略低于50亿平方米）。然而这数字只是冰山一角，未包含数十年的房地产泡沫期间，作为“投资”购买的所有第二、第三套住房。
在中国约3亿户城市家庭中，1/3拥有一套以上住房，10%拥有两套以上住房。随着房价暴跌（跌幅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大得多），越来越多第二、第三套房屋被出售，进一步导致市场饱和，加剧通货紧缩（价格下跌）。
因为中国的通货紧缩，使得如今全球金融市场难以安寝，我们相信中南海也是如此。通货紧缩被视为中国“四个D”——债务（debt）、通货紧缩（deflation）、脱钩（decoupling）和人口（demographics）——中最危险的问题。 中国官方并不承认存在通货紧缩。去年政府警告经济学家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但与其他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一样，中共的镇压也无法掩盖这些事实。
12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出现14年来最大跌幅。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正面临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最持久的通货紧缩。这种风险恐怕将会固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房地产价格暴跌、工资下降、失业问题造成需求更加疲软，迫使工厂进一步削减成本、调低薪水。对于中国这样的高债务经济体，通货紧缩会带来灾难，因为随着价格下跌，实际要花更多的钱来偿还旧债务。中国的债务已从2001年的2.1万亿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47.5万亿美元。
马克思主义网站chinaworker.info解释道，中国经济已进入“日本化”阶段，但也指出，中国的危机在一些方面其实恐将比日本更严重。这是因为中国地域上更辽阔、经济上更贫穷、社会上更脆弱。
重心转向制造业
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使国有银行及地方政府从房地产行业转向推动制造业投资，特别是“新三样”——电动车、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电池。
作为中“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部分，这一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鼓励。但正如在中国一向的情况，这是毫无协调、计划的盲冲，而且国家各个部门彼此相互竞争。结果又造成了更多的供应过剩。房地产行业已然如是。如今，新能源领域的无序扩张，正重演这种产能过剩现象。尽管去年房地产行业的银行贷款余额实际上有所收缩，但仅是第三季，银行就向制造业投入近5万亿元贷款。
情况表面上看好，但这不过是另一个内卷案例罢了。银行需要获得新的贷款，来补偿与房地产市场崩溃有关的不良贷款（永远不会偿还的贷款），因此为“新三样”的扩张投入资金。房地产崩盘会导致地方经济萎缩、消费者需求遭抑制，并加剧地方政府自身的债务危机，因此地方政府同样需要替代项目来维持自己的经济运转。中国各地政府正像淘金热一般涌入“新三样”。中国中央政府官员在1月警告说，“盲目”投资会导致这些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超过60万家，光是2022年就增加了40%（新成立23.94万家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都会倒闭——中国的电动车销量已经开始下降。当局即将出手遏制盲目扩张。债务推动的产能过剩怪圈现在也出现在“新三样”上面。
中国制造业产出正在萎缩（已经连续收缩4个月）。产能过剩引发价格战、造成通货紧缩，而这问题已是非常严重。根据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23年12月的数据，中国太阳能总装机容量（900GW）是全球预期需求（300GW）的3倍。预计到2027 年，中国电动车电池产能将达到全球总需求量的近4倍。
同时，中国的国内市场并没有扩大。尽管太阳能发电量在全球范围占据无可比拟的主导地位，但到2022年，太阳能发电仅占中国发电量的4.7%，而化石燃料则占据70%。
这些惊人的数字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之荒谬。作为一个全球体系，资本主义已走入死胡同。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基础，而这两者起到的作用全然反动、窒碍经济发展。资本主义无法运用中国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以作为绿色转型的一部分，而绿色转型已经是迫在眉睫、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相反，全球资本主义正越来越多地以“国家安全”为由建立壁垒。习近平政权与美国正试着比谁更能打造壁垒。
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意味着制造业更依赖国外需求。去年，国外需求占制造业活动的57%。但出口正受到疲软的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中美冷战）所挤压。2023年，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出口额较前一年下降4.6%、降至3.38万亿美元。
今年，全球情势看起来更加黯淡。中国经济的一处亮点——电动车及汽车出口，恐将遇到外国政府越来越大的阻碍。去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中国向海外出口了414万辆载客车，而日本则出口了398万辆）。
但在10月，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出口发起“反补贴”调查，担心中国电动车出口将压垮大众汽车（Volkswagen）和雷诺（Renault）等欧洲本土汽车巨头。这一调查会在2024年底作出裁决，并可能将触发新一场重大的贸易战。法国马克龙政府被视为欧盟调查的主要推动者。因此在1月5日，中国政府对法国干邑白兰地发起“反倾销”调查，以此警告法国。
同时，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目前，前总统特朗普在大部分民调中领先拜登。即使特朗普没有在11月胜选，随着大选的升温，民主、共和两党阵营的反中言论恐将激增。
在中美帝国主义权力争斗之前的时代，美国总统候选人攻击中国的言行很大程度上只是作秀，不会成为认真的政策。但如今世界已经改变。针对中国的新制裁措施、金融管制和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是可能，而且是极有机会出现的。不是只有美国、欧盟政府对中国出口建立贸易壁垒。印度已经针对中国太阳能模组征收关税。而土耳其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额外的40%关税。
工资下滑
对于中国经济与习近平政权来说，2023是灾难性的一年。但2024年的情况已逐渐变得更糟。自2022年底的短暂运动以来，尚未再有任何重大抗议震撼中国。当局的逮捕浪潮摧垮了这些抗议，但习近平残酷的清零政策在此之前就已经土崩瓦解了。然而，如果就因此断定中国政治“稳定”下来了，或群众已经被“摆平”了，则大错特错。
在冰山之下，社会不满的暗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在社会各阶层中，中共政权的权威急剧下降。不仅是资产阶级，可能大多数民众都认为中共的官方数据和经济宣传是个拙劣的笑话。
根据官方数据，中国的GDP在去年增长了5.2%。这将是除了疫情爆发的两年（2020、2022）外，自1976年以来的最低增长率，但即使这个数字也是假的。这是出于宣传目的操弄数据的典型事例。由于缺乏可靠的经济数据，准确的分析不可能实现。但面对楼市崩盘的事实，中共的数据如何自圆其说呢？该部门经济总产值虽较3年前的30%低，但仍占23%。
相反，“新三样”占经济总量仅3.5%。正如《经济学人》杂志于2023年12月7日所指出：“即使‘新三样’每年增长20%，也无法弥补因房地产低迷而导致的GDP损失。”
这本全球资本家的喉舌刊物还指出：“新三样也不如房地产部门的劳动密集。房地产产生了蓝领工作（营建者）与白领职业（房屋仲介与银行人员）的有用结合。”
换句话说，中国的失业危机将会变得更加严重。上述所作比较表明，中共政权声称经济增长“5.2%”，但其说法存在根本性的自相矛盾。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估计中国2023年实际经济增长率约为1.5%。该报告的论据很有说服力地指出官方GDP数据“与过去一整年的萎靡情况及相应的决策不相符”。
因此，就连国际资产阶级机构也越来越多地批评中共作假数据。中国人早就意识到数据作假的问题。许多人会说经济没有增长，事实上经济正在“衰退”。路透社于1月18日报导中，引述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的话说：“我们正处于经济衰退中。如果你和10个人交谈，7个人会说我们今年过得很糟糕。”
各个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都在下跌。即使在“蓬勃发展”的电动车和太阳能产业，也存在一些有关裁员和欠薪的纠纷。与此同时，传统的燃油汽车行业已经开始大裁员。放弃在外地打工、返回家乡的农民工人数创历史新高。抑制中国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正是实际收入下降，而非“信心”低迷这样的模糊说法。
《南华早报》于1月20日的报导中，引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院长姚洋的话，指出需求不足的问题“严重”、“过去3年需求零增长”。他和许多其他中国经济学家主张“需求面改革”，例如正如许多西方经济体和香港那样，向消费者提供直接补贴，而非中共目前即使市场已经饱和、但仍提高产能的刺激措施。在先前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解释道，为何中共政权对这种“需求面”实施的刺激特别警惕。
去年，由于零售业衰退，家乐福和步步高等大型连锁超市关闭了数百家分店。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也对大量公务员进行减薪、削减奖金。欠薪问题也引发了数十起抗议。
根据线上招聘平台“智联招聘”的数据，2023年第四季度，38个核心城市的薪酬平均下降1.3%，这是薪资连续第三个季度下降。报告显示，北京的薪酬较去年同期下降2.7%，广州的薪酬较去年同期下降4.5%。年轻人和毕业生的薪酬下降幅度更大。
向“负面消息”宣战
中共政权宣传的经济数据掩盖现实。令人尴尬的经济统计数据（例如青年失业率）被封杀。去年12月，经过6个月的审查后，政府恢复发布16-24岁青年失业率的数据，报告称失业率为14.9%。但官方更改了统计方式，将学生排除在外，然而许多学生之所以选择继续学业，就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
操弄经济数据可谓中共长期的传统。已经去世的李克强于2013年至2023年担任中国总理，曾著名地表示：中国GDP数字是“人造”的，因此不可靠。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表示，中国的实质GDP可能比官方公布的数字低20%。
自2020年以来，官方GDP数据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愈加拉大。习近平政权需要展现有关经济实力的另类叙述，以应对外部（加深的地缘政治争端）及内部威胁（国家机器内部权斗，可能爆发的群众起义） 。正如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所言，我们现在正遭到“不现实的正面言论”轰炸。
随着过去3年危机的加深，国家对经济相关信息的控制变得更加广泛。12月，微博警告用户不要发布有关经济的负面内容。包括刘纪鹏、洪榕在内的几位著名经济评论员，都在社交媒体上被禁言。
如此的宣传和审查，进一步削弱了中共政权在公众当中的权威。网络上的嘲讽迫使中共当局删除了一些自己的宣传文章。 2月2日，《人民日报》的人民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因引发众多嘲讽，相关话题标签被移除。该篇报导是对德国某毛派小党的成员、来访政客科佩（Renate Koppe）的采访，她荒谬地声称“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同时删除的还有一篇2016年的文章，该篇文章预测中国将从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人民日报》抱怨该文章被一位微博用户“恶意分享”，因为那名用户说这篇文章将使他“找到一个开心过大年的理由”。
连锁危机
中国房地产泡沫在3年前就开始日本式爆破。危机链条的下一个环节是地方政府，其巨额债务问题去年已众所周知。到2023年下半年，危机已蔓延到影子银行领域，该领域与房地产行业和政府表外投资工具有着密切联系。1月5日，包括金融巨头中植在内，多家信托公司向北京法院提交破产清算申请，就证明了这一点。
法庭文件显示，中植的总资产仅2,000亿元人民币，负债高达4,600亿元。影子金融是指以较高利率进行风险较高的贷款，并在传统银行业之外开展业务的公司。因此，它们受到的监管程度不及传统银行。来年，影子银行部门恐将发生更多动荡。
中国危机链条的下一环，恐怕是传统银行业。不排除下一时期可能发生全面性金融危机。去年，我们看到在中共的指令下，最大的国有银行出手接管或拯救了数家地方银行——特别是河南、内蒙古和辽宁，这些省份受房地产危机冲击最为严重。有报道称，大型国有银行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已然承压，因此越来越不愿意接管或救助地方银行。
此前，我们和许多其他评论人士一样，曾认为2008年美国那样的金融崩溃较低机会在中国发生。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银行系统的控制力要比美国大，这意味着当局可以通过不断的金融伎俩，将这些财务损失从银行体系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从而吸收更大的财务损失。但当前日本式的内爆持续越久、越深度，中国金融当局实施这种伎俩就越难。
近期事态发展表明，幕后的恐慌日益加剧。其中包括中国3家所谓的资产管理公司（这些“资产”实际上是先前救助所累积的债务）并入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而中投公司旗下资产规模达1.35万亿美元。这一合并或将导致这些实体内部的损失不断增加。这只是中央财政部门看起来正进行的其中一项重大改组，从而加强中央集权，而习近平正是在去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曾透露要加强中央控制。
“国家队”归来
最近为重振中国基本上死气沈沈的股市而采取的政策，进一步表明存在严重的情况。 2月7日，易会满被免去中国证监会主席职务，由吴清接任。易会满是连续第三名被解职的证监会领导，所有这些被解职者都成为了股市巨亏的替罪羔羊。
在吴清上任的同时，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刺激措施，其中包括据报用来救市、即将设立的2万亿元人民币基金。股市市值自2019 年以来已减少一半（损失达42万亿元人民币）。因此，在2015-2016年市场与货币危机中声名鹊起的“国家队”再次被动员起来，为股市“护盘”。
但这次情况不同。股市下跌反映的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更广泛的通货紧缩危机。“投资者”对于习近平及其经济团队够解决经济危机的信心崩塌，也加剧了这一危机。2015年，在金融投机失控之后，股市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的“调整”。
中共似乎不仅将暴跌的股市视为额外的经济威胁、加剧通货紧缩压力的因素，还将其视为或将产生政治影响的“稳定”问题。《外国人看中国（Sinocism）》创办人兼编辑毕晓普（Bill Bishop）谈道：“调集如此多的资本带有绝望的味道，这让我想到政策制定者是否在担心一些大型机构可能面临巨大损失的风险。”
中共高层瘫痪的一个迹象是，本应在2023年底召开的三中全会被延后多时。迄今为止，尚未宣布任何开会日期。三中全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传统上当局在会上公布新的重大经济政策。三中全会的谜团显现政权内部存在严重分歧，或可能是担心如果会议上缺乏“新点子”的话，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正在侵蚀中共政权的基础。2022年的群众抗议浪潮正是普遍不满的第一个警号，此种不满或将会在下一时期再次蔓延到街头。在当今经济状况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包括年轻人真确陷入绝望境地），下一次抗议的爆发无论何时发生， 民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都有机会与政治变革的诉求相结合。
如果中共政权以铁拳镇压抗议（这是其默认反应），有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反击。习近平的亲信认为，习近平一人独裁是拯救中共统治、避免其内部瓦解与革命威胁的唯一途径，但他的个人独裁统治也同样可能 会引发这些后果。
由于所有抗议都不合法、工人罢工必遭镇压、不隶属中共的任何政治组织都被取缔，中共独裁当局缺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所有的弹性。这些“民主”国家的制度有许多“阻尼器”，比如更开放的媒体和社交媒体、至少在明面上有“反对派”的存在，而它们可以延后政治危机发展为全面革命挑战——但即使这些手段也并不可能永远奏效。
由于中共独裁设下的巨大障碍，就像1989年那样，一旦群众关键地对警察镇压不再恐惧，任何一场新兴的中国群众斗争浪潮都可能具备革命性。
一项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的东德所进行的民调显示，3/4的人们表示他们没有预计到柏林墙轰然倒下。2022年“白纸”抗议的一个重大结果是，许多参与者表示，此前他们没有意识到有这么多人对现况同样愤慨。在中国，随着中共的统治越来越迷失方向，我们正进入一个新时期，将会充满着震撼且不可预见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