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鸟 中国劳工论坛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11月上映的电影《好东西》以其对性别议题的大胆触及和对女性困境的真实刻画，在严厉的审查中至少开辟出一个表达女性主义声音的微小空间。长期以来，女性主义面临中共官方的打压，尤其是在经历过2015年关押女权五姐妹、2021年封禁女权小组的20年代，反女权的情绪被中共推广，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而审查机制更是将女性主义视为一种「政治敏感」题材，少有相关作品能够登上银幕。 然而，《好东西》连续数周高居票房榜首，在豆瓣获得9.1的高分，成为2024年最受好评的电影。《好东西》的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并非首要在于其艺术表现，而在于其对女权议题的公开演绎，成为女性观众的情感出口，揭示了被压抑已久的女性主义声音正在中国社会重新悄然绽放。
登上银幕的女性主义
自2023年电影《芭比》在中国大获成功以来，多部探讨女性困境的影片陆续上映，2024年涌现出《热辣滚烫》、《出走的决心》、以及《好东西》等高分电影，从编导技巧来看，也许这些新人女导演的作品并不算出彩，但仍然得到女性观众的宽容与溢美评价。《好东西》能够在观众评分上出类拔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与前述作品对女性主义的浅尝辄止不同，电影通篇都在直接探讨中国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话题，包括但不限于月经羞耻、荡妇羞辱、家庭暴力、无偿家务劳动、男性「女权表演艺术家」等，给观众带来了直抒胸臆的爽感。
然而，影片对女性议题的探讨是有限的。限于审查机制，《好东西》只能试图用幽默的方式解构女性遭受的创伤，片中角色通过个性化的抗争应对厌女社会氛围。而现实生活中，女性面对影片里的跟踪狂、争风吃醋的前夫、校园暴力，或因女性身份遭受网暴，极难重现影片中戏剧化演绎的好结局。一个有力例证就是，《好东西》在男性用户为主的虎扑上获4.8的低分，不少男性仅因电影涉及女性议题便表达敌意。
《好东西》的现象级地位，也在于其「触碰红线」所带来几乎令人叹为观止的「刺激感」。例如至少三处镜头里，主角身后背景出现了男同性恋情侣，以及两位主角被误会为女同性恋且「将错就错」的情节——显然，这种对于LGBTQ的正常化演绎，违反了2015年广电总局禁止任何影视节目描述「非正常性关系」 的规定。其中一位主角家里囤积著大量卫生纸、罐头、种植蔬菜，无疑隐喻上海封城期间食物与生活物资的短缺。如果这还不够明显，合唱《明天会更好》的镜头几乎一比一复制了2022年上海市民在警察注视下庆祝解封的街头合唱。影片里谈及的公众号的审查制度、女教师在黑板上郑重写下「举报」并举行班会，所有关心政治的观众都对这类话题再熟悉不过。
这不代表中国审查制度的松动。审查者可以有限度地容忍女性议题的讨论以吸引女性观众、挽救一蹶不振的消费市场，但绝不容忍任何对政府的嘲弄指责。导演在接受官媒采访时，谈到电影「不是为了挑起性别对立」（中共用这种不实叙述来攻击女性主义者），许多角色极具政治脸谱化反而让《人民日报》感到「幽默和荒诞」。事实上，正是因为审查机构对女性主义一知半解与迟钝下，让本来只计划在几座城市放映的、点映票房不高的《好东西》得以幸存并意外走红。
通向女性解放之路
电影着重了许多议题，这些由日本女权主义者上野千鹤子及其他人普及。该电影公然播放月经羞耻、家庭暴力等话题，固然是进步的；但电影制片人对这些问题的去政治化、接受中共反动的「性别对立」叙事，这种做法严重折损了其所传达的讯息。这些讯息与习近平政权全力发动的大规模国家施压促婚促育行动、对女权群体和LGBTQ的污名化乃至政治迫害相对立。真正的女性解放必须指向彻底摧毁独裁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结构性压迫」，作为工人阶级男女群众斗争的一部分，团结全体被压迫者。
这是女性解放的唯一道路，也是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唯一道路。极权统治令社会成为一盘散沙，群众斗争的想法被认为是「无望」、「不现实」，基于个人行动主义的各种策略受到欢迎。本质上，这些个人行动都是在循序渐进、有限的改革框架内进行的。但中共——特别是习近平时期的中共——堵死了有限改革的道路。即使是最「温和」、限于体制内的人权活动者、食品安全吹哨人、劳工非政府组织（NGO）及女权份子也遭到无情迫害，并被指控为「反华」、「境外势力」代理人。然而，中共庞大的镇压机器坐落在一座充斥着不满情绪的火山上，而这座火山随时可能爆发。
中国的女性主义者需要将最终目标转向集体行动，这是实现有意义变革的唯一途径，将性别议题与劳动、民主等更广泛的社会斗争结合起来，并认识到需要扫走整个压迫制度、并以民主社会主义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