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的Peter Chan于2020年7月在ISA线上马克思主义大学活动进行了主讲。本文为这次主讲经编辑的版本。如今是首次刊登本文。对于中共独裁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如何在中国复辟，以及中国的资本主义形态的具体特征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都在讨论、辩论。鉴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决定性地位、及其与美国日益加剧的冲突，这些问题对于帝国主义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展望具有重要影响。
我们可以把当今中国的性质描述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它是一种特殊形式、很高阶的国家资本主义。它复制了其他”国家资本主义”（例如新加坡、韩国以及过去的日本）经济模式的一些特征。但要先明确的是，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 “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描述的是这种特定形式，而其本质，即国家与经济制度的类型，是资本主义的。这不同于过去的各种左翼和宗派分子的理论，他们以为斯大林主义与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
毛泽东还说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从斯大林统治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其继任者们统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但从未解释过这一进程是如何发生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认为，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是一个庞大的单一资本主义企业，剥削工人阶级。他们拒绝了托洛茨基的分析，而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主义由于其国有计划经济基础，是一个工人国家，而且是一个非常畸形的工人国家。如此误诊会带来严重的政治错误。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认为俄国与东欧的斯大林主义国家是国家资本主义，因此没有明确地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的反革命。他们认为这单纯是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市场资本主义而已。事实上，包括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在中国发生的资本主义反革命以及官僚化计划经济的崩溃，对全球工人运动来说都是非常重大的挫败。
畸形工人国家
要了解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进程，首先我们必须回顾1949年。众所周知，1949年的中国革命是一场规模宏大的伟大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但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以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独裁统治为范本的畸形工人国家。实际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畸形工人国家——方向是明确的，但中国的社会力量使得这一进程比俄罗斯更弱、发展得更为欠缺。中国革命的阶级力量与纲领并非马克思主义工人革命，而是民族主义的、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因此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很大不同。工人阶级虽然支持革命，但在革命中只是旁观者，没有发挥积极作用。
与俄国不同， 中国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对国家与经济有过任何控制权。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对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意识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毛泽东时代，官僚独裁统治社会与经济。毛泽东政权因其在社会上取得的巨大进步（特别是在其最初几年），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土地改革、终结外国殖民统治、堪称榜样的医疗改革、教育的改善和价格低廉的住房。这些社会改革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资本主义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国有制与计划经济，但这些却是建立在扭曲的官僚模式之上，而这一模式正是从斯大林的苏联沿袭而来的。
但从1949年起码到1953年，中共并不想走这条道路。最初，毛泽东设想先实行资本主义一百年，然后”社会主义”才可能实现。在毛时代实现过巨大成就。1952年至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3％。今天，中国政权与全球资本主义掩盖了这段历史。他们说，GDP的快速增长只是从1980年代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开始的。1952年至1978年，中国人均寿命由35岁提高到65岁，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下降到1980年的仅33%。
并非一个统治阶级
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分析斯大林主义时解释道，执政的官僚层是一种过渡的、不稳定的社会形式。它缺乏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稳定经济基础，以及统治阶级的持久性。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处于更加落后与孤立的条件下（特别是在中苏交恶之后），中共官僚比俄罗斯斯大林主义更加不稳定。这也解释了毛时期无止尽的动乱，最明显的案例便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一事件当中包含了内战特征。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有存在的必要。但在计划经济中，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角色完全是寄生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说，是一种”癌症”。到了1970年代，中国的官僚层不再只是经济发展的相对负担，而是绝对负担。因此，由于缺乏明确的工人阶级替代方案及运动，中国革命是一场不完整且未巩固的革命。要想捍卫革命的社会成果，唯一方法是工人发动一场新的政治革命，打破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权力，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共政权陷入巨大危机。GDP衰退了1.5%，社会一片混乱。国营经济运作不稳。中共官僚层受到毛泽东晚年动荡事件的冲击，渴望安全与稳定，以确保其地位与特权，而这只有改变财产权关系才能实现，换句话说，唯一途径是放弃国有计划经济、转而实行资本主义经济。1976年4月5日，逾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此事被称作”天安门事件”（注意：不要将其与1989年同样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运动相混淆）。
对于政权、特别是其中的毛派人物，群众广泛地感到愤怒。中共担心他们会在1976年被群众推翻。1970年代末期邓小平的上台，反映出中国官僚层和斯大林主义制度已经陷入全面僵局。邓小平的计划反映出他在探寻一个替代方案，而这样一个方案建基于各种试验与”改革”，当中包括资本主义措施。
“摸着石头过河”
转向资本主义并不是源自于一个精心制定的总体规划。中共统治集团知道必须改变，但却不清楚在哪里改变、以及如何改变。邓小平采取了一种他所熟知的方法，叫”摸着石头过河”。最初，甚至在毛泽东去世之前，中共就已经开始关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的”自由化”市场改革试验。南斯拉夫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贷款，这一迹象显示该国深陷困境。中共一直抹黑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但到70年代末时已经不再这样讲了。
早在1970年代末，中共与邓小平就开始更多地从东亚寻求灵感。韩国、新加坡、台湾等东亚”四小龙”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迅猛增长，成为中共改革的范本。对中共来说，一大吸引力在于这些经济体也是一党独裁，但它们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邓小平访问了这些国家。他说：”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
中共领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带有些微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民族主义者。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者来说，看到”小”国以及以前向中国朝贡的国家，如今以比中国快得多的速度现代化，感到不安与震惊。因此，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放弃计划经济、转而采用东亚威权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从意识形态上并非巨大飞跃。
正如邓小平的名言所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中国最初的资本主义改革尚且温和，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改革步伐加快，并导致阶级分化加剧。新的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发展，自有其强大的逻辑。中共高层内部形成了有意识的亲资反革命阶层。邓小平宣称他的市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这反映出中共官僚层中新兴资产阶级一翼的信心日益增强。
中共推行资本主义改革，大部分情况下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先在一个地区进行试验，然后再扩大到更广范围。邓小平政权首先开放外国投资，而这得益于1979年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他们允许私人公司在市场上运营，但最初的控制非常严格。同时，国营企业也转型成为利润驱动型企业。后来它们被私有化或部分私有化。目前最大的国营企业已经上市、并在股市起主导地位，但这是后话。
砸碎”铁饭碗”
然而，改革并非没有遭到自下而上的抵抗，在城市地区尤其如此。在所谓改革开放的头十年，尽管没有完全实施私有化，但市场改革已经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工人阶级失去了永久的工作保障，即”铁饭碗”的一部分、包括退休金与医疗保健服务在内。学校、幼儿园、住房，甚至电力，基本上都是由你所在的国营企业来组织的。中共用新自由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语言，指责”铁饭碗”导致工人懒惰、”阻碍经济发展”。邓小平说，铁饭碗要被”砸碎”。直到今天，中国大部分资本家仍然认为，欧洲的福利制度是这些社会陷入危机、GDP增长缓慢的原因。
1985年2月，中共取消了物价管制。他们转向了价格双轨制：一个是国家制定的中央配给供应价格，另一个是更高的自由市场价格。中共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与特权，通过国家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投机来牟取暴利。消费品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通货膨胀率在1989年飙升至31%以上。这是自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事件，也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导火线。八九民运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反对双轨制经济中的投机行为。
然而，因为失败的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动摇了农民对计划的信心，亲资改革在中国农村面临的阻力较小。在新采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国家允许农民经营自有农场，直接买卖农产品。人民公社被解散了，这就催生了农民工这一新现象，这就带来了庞大（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后备军。
这使得国家能够打破城市工人阶级的抵抗。当然，地方的中共官僚能够利用其地位，通过抢占最好的土地与农村发展计划，累积财富与私人资本。到1989年群众运动爆发时，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已经崩溃了很长一段时间。同时，邓小平的改革方案也遭遇到越来越大的问题、遇到群众越来越大的不满。
这就是1989年4-6月震惊世界的七周斗争爆发的背景。 这场运动在右翼和左翼政治圈子都遭到广泛误解。这是一场朝着政治革命方向的运动，尚处于萌芽阶段、且意识不够，但规模庞大。超过300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示威。在一些地区，发生了地区性的”天安门”抗议，市中心被占领长达数周。这场运动几乎推翻了邓小平和中共的独裁统治。但没有明确的纲领与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中国政权镇压了这场新兴的政治革命。
工国委的分析与辩论
当时，工人国际委员会（CWI，我们国际ISA前身）误解了这个进程。工国委将天安门镇压视为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但事实上这是错误的认识。总的来说，工国委的分析以及国际上同志们提出的纲领是正确的。但由于缺乏在中国的力量，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托洛茨基曾解释道，在斯大林主义之下，工人阶级是唯一能拯救计划经济、阻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在1980年代的一段时期里，工国委低估了斯大林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压力。后来，根据我们对1990年代初东欧与俄罗斯局势的分析，这一观点得以纠正。这次纠正是导致当时工国委分裂的关键原因，其中分裂出去的势力成为了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MT，如今更名为革命共产国际RCI）。
在中国，1989年的镇压不但没有巩固毛泽东-斯大林主义政权与国家机器，反而代表着工人政治革命的惨败，以及资本主义复辟进程的快速推进。北京大屠杀之后，邓小平与中共”元老”扶植了亲资的领导层。最亲资城市上海的领导人——江泽民与朱镕基，被延揽到北京接手政权。所谓的强硬派李鹏出任总理，但1989年后政府的整体倾向比以前更亲资本主义。
中共强硬派与改革派达成了共识：继续实行独裁统治，坚决反对任何政治改革与民主权利，同时加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世界情势也促使中共采取更大胆的资本主义政策。苏联和东欧斯大林政权的垮台，对中国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也加速了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全球范围新自由主义的进程。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90年。如今，中国股市是美国之外全球规模最大的股市。
1992年邓小平的历史性南巡之后，更多国营企业被私有化并在股票市场上市。这使得更多的中共官员从官僚变为拥有私有财产与资本的资本家。同时，国营部门也出现大规模下岗失业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表示，1996年整体失业率高达21.4%。1990年代，江泽民领导时期，资本家被正式获准加入中共。
江泽民在2002年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味着中共党国机器向资本家敞开大门，而这也成为中共章程和中国宪法的修正案，但这只是将一个已经在进行的过程正式讲出来。到2011年，1/4的中共成员是”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管理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中共高层家族，即太子党（中国特权阶层的一种），拥有庞大的私人商业帝国。据报道，习近平家族拥有价值1万亿美元的资产，比贝佐斯（Jeff Bezos）富裕五倍多。《物权法》在 2007年得以通过，这是中国革命以来第一次正式恢复私有财产权。当然，私有财产权早就已经实际存在。
依赖独裁统治的资产阶级
尽管存在着官僚主义扭曲，毛时期的计划经济仍然很大程度上限制着执政官僚层。无论官僚偷窃多少国家财产，都不能转化为私人财产——公司、股票和金融资产的所有权。如今，这些障碍已经消除，中共领袖亲自掌控关键经济领域，累积了庞大商业利益。一些观察人士想准确指出资产阶级反革命发生的历史时刻。但现实情况更为复杂。我们处理的是历史进程，是强大的社会矛盾和斗争的产物，而不是将革命或反革命视为单一的行为。
当今中国的资本主义建立在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血汗工厂剥削之上，而这些廉价劳动力的骨干就是被迫离开农村的农民工。中共政权对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进行残酷镇压，包括禁止成立独立工会的权利、禁止罢工权利。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最富有的10％的人控制着社会67％的财富。
现在的中共本身已不再是一个政党，而是资本主义独裁统治的庞大机器。中共的橡皮图章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代表大会。2018年，中国人大代表连同政协委员，净资产总额达到5890亿美元。中国资产阶级是作为中共政权的附属品而发展起来的，与东亚其他地区的”裙带资本家”阶级的发展有某些相似之处。最强大的私营资本家与中共有密切联系，或本身就是中共成员。
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寻求挑战现政权、也不要求激进的政治变革。中共领导人拒绝放弃政治控制，也拒绝尝试”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习近平上台以来，这种对”西方影响”和”政治改革”的抗拒尤其明显。中共是否要推行民主改革，成为一个”正常”的资产阶级国家，也是与工国委旧领导层长期争论的话题。
在本系列文章第二部分，我们将探讨马克思主义者有关中国和中共阶级性质的重要辩论，以及这如何影响我们对于未来群众斗争的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