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工人阶级与被压迫者开始针对他们身处的条件发起反抗时──就像他们在上个时期所大范围展开──伴随而来的是探寻找寻思想。对不公的愤怒促使人们试图理解数以百万计人们每日所承受的残酷与暴力；斗争的经验让人们思考哪些方法或许是最有效的。
社会主义替代（ISA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
过去十年，全球大部分地方对压迫议题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代与21世纪初盛行的谎言——诸如后女权主义（认为完全的平等或解放已经实现或“触手可及”）、彩虹资本主义，以及自由派所谓“后种族”或“色盲社会”的谎言（译注：“后种族”（post-racial）认为我们已经克服了种族歧视，种族不再是社会不平等的决定因素。“色盲社会”（color-blind society）主张是我们不应该看见种族，不应该以种族来区分人，也不应以种族来制定政策。）——在 2008 年全球大衰退引发的群众动荡面前，无法继续存活下去。
特别是在青年当中，迫切想要挑战不公的强烈愿望，触发了新一波大规模运动。反对性别歧视、要求终止性别暴力、争取生育权、抵制限制性的性别规范的斗争，在无数国家蓬勃发展。在美国，从2014年开始，反对残酷的种族主义国家暴力的一场运动，缔造了一个新的口号“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在全国乃至全球大部分地区引发巨大共鸣。随后，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引发的起义，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街头示威。
与此同时，即使在那些尚未发生大规模抗议的国家，对压迫的认识提高、以及有意识地挑战压迫的愿望，仍然是过去时期激进化的标志。
身为社会主义者，我们的目标是参与工人阶级与被压迫者的每一次斗争，并建立一个反映多种族、多性别工人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在这样的运动中，我们寻求与我们队伍内外的参与者进行讨论，并学习他们的经验。我们提出了一项纲领，提供有效的前进方向，指出这些运动赢得胜利所必需的条件，以及终结压迫所需的条件。我们这样做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对于理解不同形式压迫的根源、以及克服这些压迫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此具有独特的价值。
在争取被压迫群体的解放及民主权利的斗争历史中，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运动也在很多时候发挥领导作用。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为受压迫民族争取自决权，1917年俄国工人就不可能夺取政权。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俄罗斯女性和LGBTQ+群体都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后来这些成果被残酷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所压制、镇压。被收回的改良包括离婚与堕胎的合法化。事实上，苏俄是全球首个实现堕胎全面合法化的国家。
条件决定意识
每当工人阶级与被压迫者开始针对他们身处的条件发起反抗时──就像他们在上个时期所大范围展开──伴随而来的是探寻思想。对不公的愤怒促使人们试图理解数以百万计人们每日所承受的残酷与暴力；斗争的经验让人们思考哪些方法或许是最有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日益凸显出来：社会为何如此不平等？广大群众每天经历的残酷条件与暴力，根源为何？这一切能得以改变吗？如果能改变，那该怎么做？
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以各种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的思想。身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明白，一些思想之所以能在特定时期获得突出地位、并赢得支持，其原因并不是随机的。条件决定意识。换句话说，人们所处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将深刻影响他们如何看待世界、以及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因此，不可避免的是，过去十多年来在激进青年群体中广泛传播和突出的思想，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些具体特征。
2008年经济危机开启的历史新纪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纪元。从北非和中东的大规模运动，到占领运动和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南欧各地城市广场的反紧缩占领运动），到重大工人斗争与新左翼组织的出现，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大动荡的时代。
然而，这一切的起点是斯大林主义崩溃的深远影响。这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开启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赢得胜利的时期。尽管斯大林主义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并且残酷地镇压、压迫人民，但它仍然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资产阶级利用它的崩溃来宣称他们的制度是无可取代的。在此背景下，许多以前的“社会民主”党或前工人政党向右转。在英国，我们可以看到布莱尔领导的工党体现了这一进程。这令工人阶级意识迷失方向、工人在职场与政治上失去组织，而这些影响不容小觑。
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长期背景。这意味着，这次金融危机后发生的运动，经常是爆炸性的、有时具有革命性质，而总的来说，工人阶级在这些运动中尚不能通过自己的民主组织起领导作用。尽管确实爆发了一些工会斗争，但右翼领导的腐败角色意味着，这些斗争经常在相对短时间内被出卖、被击败。
所有这些事情都打造了一个背景，使得一组彼此关联的思想能够在渴望反击压迫的年轻人中获得认同，这些思想起源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外，而其根源主要在于自由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思想。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思想类别，最初是由那些（至少曾经）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家所发展出来的。然而，后现代主义意味着反对马克思最核心的思想。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否认可以从马克思主义者所称的“经济基础”（经济运作方式、生产组织方式、其中不同阶级的作用）出发来分析社会。因此，他们也拒绝所谓的“宏大叙事”——他们指的是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思想，它指出现有的力量或社会进程（例如阶级斗争）将倾向于推动历史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
身份政治是另一个广泛的思想类别，其中有些思想或多或少互相有所区别。但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归类于这一大类的思想，都有一些关键的共通点。最主要的是，虽然它们都围绕着压迫或身份认同的问题，但却缺乏对社会的基础性、基于阶级的分析。换句话说，它们建立在我们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假设上。
被称为身份政治的一些观点，其激进程度可以有高有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是身份政治的一种形式，位于光谱的一端之上——一点也不激进！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虽然很多思想仍然属于身份政治，但至少表面上对社会现状提出更激进的批判，因此在越来越多政治化的青年与受压迫者中获得支持。这些思想通常与新生的社会主义或反资本主义意识并存。支持这些思想的那些人可能是渴望斗争、最有斗志的那一部分人。
“交织性”、“特权理论”和“批判性种族理论”都是一些案例，展现彼此或多或少有密切关联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受到广泛支持和流行。对某些人来说，这些观点往往是相互混合并重叠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们彼此泾渭分明。但是，鉴于这些理论是在一种对压迫议题产生新意识的复杂社会条件下所兴起，这些思想不可避免地反映出许多不同的、以及一些相互矛盾的进程。
一方面，“交织性”等思想代表了激进化，特别是当这些观点由一部分人群表达出来，并推动他们投入到对抗各种压迫的斗争中时。这些思想反映了对资产阶级或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摒弃，因为后者倾向于将其自身局限于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平等”，或其他现行体制内的改变，例如“令更多女性跻身精英阶层”，却忽略了这对大多数工人阶级女性的局限性。这种形式的“女老板”女权主义也没有考虑有色人种妇女和那些面临其他形式压迫的妇女的需求。“交织性”之所以受到欢迎，其中一个原因正在于它能够指出上述女性主义的问题：这类女性主义可能提供了一层包容性的表象，而在其內里，残酷的压迫却可以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
什么是“交织性”？
有一个组织“多元交织正义中心（Centre for Intersectional Justice）”将交织性理论定义为“描述基于性别、种族、族群、性取向、性别认同、残障、阶级及其他形式歧视的不平等制度如何『交织』，以产生独特的动态与影响”。与此同时，维基百科提供的定义（通常是搜寻词汇所提供的第一个Google搜索结果）是，它是一个“分析框架，用来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和政治身分的各个方面如何结合起来，创造出不同模式的歧视和特权。交织性识别出多种有利和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的例子包括性别、种性、性别、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宗教、残障、体重和外貌。这些相互交叉和重叠的社会身份既可能是赋权性的，也可能是压迫性的。”
在这个名称下通常所指的一系列思想，其中包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同意的概念。不同的压迫确实是“交织”的。例如，一位黑人女性所经历的压迫，无法仅仅透过“黑人”与“女性”这两个身分作为彼此分离或独立的范畴来理解。黑人女性经历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方式往往是特殊的，而且更加尖锐——不但是受压迫的“量”有所累积，在“质”上也有所不同。事实上，最早解释与阐述这个概念最早不是自由派学者，而是社会主义斗士。
许多人认为自己是交织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反对在女权斗争中排斥或边缘化跨性别或非二元性别人士，以及有色人种。我们身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也全面反对那种排挤、边缘化行径。然而，当交织性被用作理解社会的整体分析框架时（例如维基百科定义所总结的方式），它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也有一些关键性的差异。
交织性是一个主要从主观角度分析压迫的框架。在这个意义上，它的出发点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有不同的分析——从社会、物质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压迫的根源，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对抗并终结它。
我们寻求理解并分析压迫的物质基础，以此为我们的出发点。这包括压迫的表现方式、维持压迫如何有利于统治阶级，以及为何他们必须维持压迫。举例来说，在英国，有色人种更有可能面临品质不佳且拥挤的住房、工作不稳定以及食物贫乏。为了改变这种物质上的现实，我们需要将改变、挑战态度的斗争与争取物质和经济利益的斗争联系起来，例如争取真正可负担的住房和每小时20英镑的最低工资。我们强调，多种族、多性别的工人阶级拥有着巨大的潜在力量，其集体行动与罢工的能力可以煞停社会的运行。
压迫的制度根源
交织性概念的整体框架以主观经验为主，因此这个概念的核心问题是，它无法正确理解或解释不同形式压迫的制度根源。因此，它无法指出终结这些压迫所需的基础：推翻根本上压迫性资本主义制度，并以建立在团结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取而代之。
许多交织性理论的思想家谈论不同的“压迫性制度”。有些人也使用着反资本主义的话语。但他们并未正确理解资本主义、认知到这一制度是最终支持一切形式的压迫。例如，胡克斯（bell hooks）是交织性理论的著名倡导者，她在其作品中描述了各种环环相扣的压迫制度。她列出了“白人至上、父权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此被列为一系列具有同等程度压迫性的各色制度之一。但却掩盖了资本主义作为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的根源，或作为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所扮演的实际角色。
这种取态反映在许多著名的交织性理论思想家处理阶级问题的方式上。“阶级歧视”一词经常出现在不同压迫形式的清单中，与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对残障人士的歧视、恐同恐跨等等并列。这些思想家往往认为阶级压迫在“质”上与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称的）特殊压迫没有区别。
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当分析社会的起点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从物质条件出发，而是从个人和群体的主观经验出发时，它显得合理。但它的局限性在于，它没有把分析的根基放在探讨社会的结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是如何组织的，以及是为了谁的利益、压迫是如何显现的，以及压迫对谁有利。
这并不意味着理解受压迫的主观经历不重要。马克思主义者确实非常重视人们的经历。众所周知，列宁花了很多时间倾听俄国每个性别工人的声音，力求对他们的日常斗争做到感同身受。他试图利用这种理解来帮助布尔什维克学习如何传达他们的纲领，并将其磨砺到能让工人阶级借此切实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程度。但是，如果你只会收集整理个人经历，而不能建立对社会运作“大局”的结构性理解，就只能产生有限且终究无效的分析。
例如，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一个人对阶级的经历，会让他在主观上总是觉得阶级是最根本的问题。例如，在阶级斗争处于低潮的时期，“自我认同”为工人阶级的人就有可能减少。那些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人——即依赖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与那些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人，这两者的人数并不一定会相符。
为什么阶级是首要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阶级从根本上就不是一个主观认知上的身份问题。它关乎在一个以极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为基础的制度中，人们的客观经济地位。我们认为阶级是“首要的”，不是因为它在一个人理解其经历时占有重要地位，而是因为社会存在建立在阶级剥削之上，这是一切形式的压迫的结构性基础。
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反对压迫的斗争是次要的、或从属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也不意味着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恐LGBTQ+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永远“次要”。正如马尔科姆·X所正确指出的：“不存在没有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确，反资本主义斗争与结束一切压迫的斗争都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参与工人运动的斗争，来发挥被列宁称之为“被压迫者代言人”的历史作用——反压迫的斗争最终都将成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的、无阶级的社会，压迫的根源就不会消失，我们就永远无法赢得真正的解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世界会自动摆脱压迫。这些压迫已经在社会中根深蒂固了好几代。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要摆脱它们也需要极大努力。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努力与偏见、偏执或反动态度作斗争——它们源于统治阶级分而治之的策略和牟利的需要。
不幸的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组织在压迫问题上的历史远非完美。社会上主流思想和普遍的行为同样对社会主义组织有影响。这种问题必须在革命党内部得以肃清。
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粗暴扭曲（尤其是世界各地斯大林主义组织的扭曲）导致大量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组织未能以必要的方式对抗压迫。随着苏联的堕落，随着僵化的官僚取代真正的工人民主，家庭中女性理想角色的旧观念在斯大林治下得以恢复。女性在革命时期的许多进步成果被推翻——例如，堕胎再次成为了非法行为。
世界各地的斯大林主义组织在处理压迫问题时，经常采取粗暴的政治手段。这意味着他们经常把克服压迫的问题归结为“可以等到社会主义”才解决的问题，告诉那些遭受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恐跨以及其他形式压迫的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前无法进行任何斗争、得到任何解放。其他时候，这种斯大林主义立场往往归结为粗暴而轻蔑的立场：认为除了“面包和黄油”——也就是经济问题，任何其他事情都会“转移”或“分散”阶级斗争的注意力。一百多年前，列宁就坚决否定了这些思想，当时他在与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中“经济派”（只想关注工作场所经济问题的社会主义者）的错误思想作斗争。
与此同时，在其他情况下，斯大林主义势力在政治上将反抗压迫与争取社会主义完全分离开来。例如，斯大林主义的“阶段论”常说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取得民族解放，然后在遥远的未来某个时候实现社会主义。鉴于斯大林主义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广泛影响，这些粗暴的做法产生了严重恶果。
工人运动的兴衰取决于工人阶级能否团结工人中最广泛的群体进行斗争。这就是为什么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一切分裂工人阶级的偏见都是工人运动的毒药。压迫是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决反对的东西。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涵盖所有性向、国籍和残障，多性别、多种族、多元化的工人阶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变革，他们也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赢得重大让步的最有效力量。
误判压迫根源
不理解压迫是如何根源于资本主义，会导致对压迫来源的误解，更重要的是会误解当今主要是谁在延续这些压迫。特权理论学派就是一个例子。这一理论最初由学者佩吉·麦金托什（Peggy McIntosh）提出，其假设是权力分布在整个社会——其区别主要在个体层面上。虽然该理论本身与“交织性”一词有着不同的起源，但它使用的修辞和包含的思想经常与“交织性”方法混为一谈。例如，著名的英国交织性女权主义者雷尼·埃多-洛奇（Reni Eddo-Lodge）在2018年畅销书《为什么我不再和白人谈论种族》中写道：“种族主义的遗留并非毫无意义。它给受影响的人带来了无力，也给没有受到影响的人带来了力量——也就是白人特权。”
特权理论认为，任何没有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压迫的人都会自动获得特权。于是，一个通常用来描述巨量财富或强大权力的术语，被套用在了绝大多数普通人身上。这可能导致一种反向的等级制度：谁被认为是受压迫最严重的，谁的声音就应该被听到或优先考虑。这一理论还暗示，任何没有经历过某种形式压迫的人都会从压迫的延续中受益（通过他们的自然“特权”），而这一点就很有害。毫不奇怪，这些想法在许多“觉醒资本主义”的企业培训计划中占据突出地位——这些计划的引入是为了试图转移斗争焦点，将反对统治阶级压迫的斗争转变为进一步分化普通群众。
当然，如果只是从个人经历的角度来审视社会，而不试图从结构层面来理解事物，那么这种特权和压迫的二元概念就有一定的道理。在任何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资产阶级从依据种族分化工人阶级、对有色人种的超级剥削中获得物质利益。资产阶级从无偿家务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中获益，而这些主要由妇女和非常规性别人士从事。资产阶级对残障人士的需求不感兴趣，将所有被市场视为“没有生产力”的人视为社会的负担。它害怕LGBTQ+群体对其赖以维系的理想化家庭结构构成的挑战。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全社会传播压迫思想有利于资本主义。这有助于创造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个人特权，使巨额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但这意味着，从最终意义上讲，工人阶级并没有从压迫中获益。这并不是粗暴地断言所有工人阶级都遭受同样的苦难，也不是贬低特殊压迫对受压迫者所造成的巨大伤害。
拥有白人、男性、异性恋者、健全人、顺性别等身份之一或所有身份的工人阶级，当然会享有一些往往非常显著的相对优势，这些优势体现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据统计，白人工人受到警察骚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即使有受到警察骚扰，原因也不会是他们的肤色。同样地，尽管所有性别的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可能遭遇街头的性骚扰(吹口哨、言语挑逗等)，但这种情况更多地是针对女性和非常规性别者。
但是，与特权理论的表述相反，这些特殊压迫的存在最终对工人阶级中的每一个阶层都没有好处。作为被剥削工人阶级的一员，压迫和分化并不符合我们的最终利益。如果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或分歧，统治阶级就会利用这些偏见或分歧，加剧对所有工人的剥削——那些最受歧视的工人受害最严重，但在某种程度上整个工人阶级都在受害。例如，对移民工人的超级剥削是为了支付他们令人震惊的微薄工资，煽动种族主义分化，并压低更广泛范围、各背景工人的工资。
当然，这并不能避免工人（无论其背景如何）吸收偏见思想。在极端情况下，工人阶级中一些最落后、最反动的阶层会积极支持种族主义。他们会对妇女施暴。他们会支持对少数民族、LGBTQ+或残障人士的歧视。安德鲁·泰特（Andrew Tate）（译注：前踢拳冠军、网红，以极端厌女、反女权和男性至上主义言论闻名，曾因性贩运与强暴指控而在罗马尼亚被捕）之流以及“非自愿单身者”（incel）文化所传播的观点，也同样在影响工人阶级男性——甚至更令人担忧的是年轻男孩——对女性的态度。
事实上，压迫性思想的影响比这还要普遍。我们每个人都出生并成长在不平等的压迫性社会中，没有人的意识会不受其影响。其中一个案例，就是最近很多人都在关注，那些自认为“无种族歧视”的人如何以更微妙的方式(有时是无意识地)，促成一种让有色人种被贬低或被“视为异类”的氛围。
我们绝对需要挑战个人的落后思想或行为。特别是在革命党内，我们努力不断地对所有党员进行有关特殊压迫的教育，并为建立尽可能高的行为标准而奋斗。但我们也明白，瓦解压迫的任务远不止鼓励个人改变态度。如果不明确分析压迫思想的服务对象和源头，只关注各阶层个人受压迫思想影响的方式，就会导致人们对团结一致的可能性得出极度悲观的结论。更糟糕的是，它会导致人们放弃为赢得真正的变革而进行必要的斗争。
需要什么样的斗争？
如果你假设大多数工人阶级民众对压迫的延续有既得利益，那么建立广泛基础的社会运动就会显得几乎不可能——而正是这类运动在历史上推动了实质性的进步。这可能会使社运人士的关注点从争取彻底的社会变革，转移到更多零敲碎打的“减少伤害”上。这会让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阶级的其他阶层对被压迫着运动所表现出的声援（比如那些没有遭受反黑人种族主义的人，参与“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永远只能是惺惺作态的“道德作秀”，永远不可能持久。它会鼓励白人、男性或异性恋工人相信，他们必须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内部工作：即无情地审视自己在压迫他人中所扮演的角色。简而言之，这种出发点除了在政治上存有问题之外，还会让人丧失动力、迷失方向。
在群众斗争中，比如在美国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起义处在高峰的时候，这类思想往往会被削弱、退居幕后。但是，特别是当运动遭遇失败时，它们又会重新出现，并再次变得更有影响力。例如，在2022年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大多数建制派妇女组织和左翼改良主义团体（如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都制定了一项战略，而这项战略基本上只是注重于减少伤害——一项去政治化的战略，旨在提供“互助”，以帮助个人获得堕胎机会，但却未能将此联系到开展群众斗争、从而以赢得所有人的堕胎权利的必要性。
这与我们在美国的姐妹组织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此时采取的是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战斗方法。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动员起来，事实上是因为人们正在寻找反击的方法。每当我们介入或建设这样的运动时，很明显，这些正是许多人所寻求的理念——一种不止于小让步的前进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揭示通往真正解放、尊严和平等的道路。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为建立各地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力量、信心和团结而奋斗。我们支持所有挑战压迫的运动，并在工人运动中开展斗争，使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对局势产生影响。我们努力改善、发展我们对被压迫者经历的理解，并以此使得我们的诉求更完善、更尖锐，深化我们的社会主义过渡纲领。但是，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始终要明白，只有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才有力量改造社会，在反对一切形式压迫的斗争中赢得根本上的胜利。无论何时，我们都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变革才能消除压迫的物质基础，为全人类的解放打开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