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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15日，百度公司高管谢广军之女，旅居加拿大的谢安迪因追星问题“开盒”了一名孕妇，将她的个人信息公布在社交平台，引发舆论哗然。谢安迪扬言自己从父母那里获得了该孕妇的真实身份。然而谢安迪不慎暴露了个人信息，网友随即扒出其过往言论，发现她曾多次“开盒”他人。网民怒不可遏，认为百度正在大量搜集公民个人信息，又纵容高管动用特权，导致网络暴力愈演愈烈。百度随后发布声明，称开盒信息来源于海外社工库，而不是百度信息数据库，百度高管无权调取数据库中的信息。
百度臭名昭著
然而，百度这一番解释留下诸多疑点，未能平息众怒。一方面，社工库主要在外国服务器运作，受到网络审查和网络防火墙的阻挡。因此多数网民尚不知晓社工库的存在。社工库是一种黑客工具，其中存放了大量的个人信息，只需输入网络昵称或ID，便能轻易查到网民的个人信息。另一方面，百度在隐私保护方面劣迹斑斑，其总裁李彦宏直言：“中国人愿意用隐私换取生活便利”，据悉，百度曾与莆田系医院合作使用“百度黄金眼”滥用患者隐私。也因此，在如此脉络下，哪怕谢安迪事件真相尚不完全清楚，广大网民第一反应自然而然便是怀疑百度。当然，百度只是冰山一角，“开盒”与诈骗电话、垃圾短信、电话推销一道，表明当今制度下网民的个人隐私在中国毫无保障。
近年来，各类“开盒”事件频发，逐渐为社会大众所熟知，而“开盒”以及公司或国家机关滥用隐私资料的更广泛问题，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及控制强大技术的必然结果，而在中国，中共独裁统治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一方面，资本主义互联网企业总是大量囤积用户的个人信息，用于多种盈利用途。用户的个人信息也是数字时代的新“生产工具”，能帮助企业精准投放广告，制定合乎市场的生产计划。这些数据遭到黑客手段窃取的案例每年都有，仅在2024年，就有黑客通过漏洞获取了25家跨国企业数百万条员工个人数据。另一方面，许多大型企业——银行、移动运营商、购物平台等——倒卖公民隐私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也一样，互联网企业为了利润同样滥用用户数据，比如美国市值第六大的公司Facebook就擅自使用用户资料及演算法跟踪，并且向用户付费来换取监视和分析用户的手机活动资料。谷歌于2023年在加州被告上法庭，被指控秘密窃取数亿美国人的资料、以训练并开发其人工智能产品。此外，包括苹果在内的许多跨国企业选择向中共政权低头，同意将用户的个人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内，还协助中共政权开发监控网络和公民隐私的软硬件系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政府”不过是企业追逐利润的幌子，并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采取镇压手段，从而保护这些利润。因此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地发生并不稀奇；但在独裁体制之下（例如在中国），企业对于民众隐私的公然践踏可以造成更直接、更严重的后果。
那么将个人隐私“交给国家”就安全了吗？答案是否定的。2022年7月，有黑客在论坛兜售中国居民信息和警察案件数据，据称包含逾十亿居民的个人资料，泄露自上海市公安局。中共政权总是想方设法获取中国民众的个人信息，包括禁止人们在互联网隐身和匿名，强推IP地址显示，以及电话卡和网络实名进行监管，在网民在各网站注册帐号时，强制用户上传自己身份信息（例如身份证号、实名注册手机号）。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监控每一个人，避免人们通过网络组织反抗活动。
实名制？
就像许多网民批评的那样：实行实名制的借口是“防止电信诈骗”，然而诈骗电话反而多了起来，实名制不过是方便监控我们！
应对“开盒”以及数据隐私问题，社会主义者主张将所有互联网企业公有化、由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和管理，并采用民主决定的保障措施，确保个人数据得以妥善利用。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与如今中共资本主义相对立），这可以是对工人阶级很有价值的工具，用来制定更加合理的经济与生产规划，更好地提供社会服务和资源分配，而非出于盈利被滥用、或者被被用作政治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