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回顾整场抗争，并从大联盟错误中汲取教训
左仁, 社会主义行动
9月27日下午，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主席胡红玉公开表示：「委员会今日会议有部分共识：国教科在政策修订下不用独立成科，故认为不需要有官方课程指引；既然不用有课程指引，亦不用再作修订。因此，官方指引已失效。」受梁振英操控的委员会显示政府进一步的退让，可是基于要维护面子，政府含糊其辞而不愿公开表示撤回国民教育。即使国民教育几乎胎死腹中，但政府始终并非真正撤回课程，我们不能排除政府仍然会以教育津贴或施加压力的方式，令部分学校暗地里推行国民教育。
我们需要回顾整场反国民教育的抗争，并从大联盟错误的决定中汲取当中重要的教训：
九月九日凌晨二时左右，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突然宣布解散一连十日的占领行动。占领行动令反国教运动迈向高峰，对整个梁振英政府造成重大威胁。推动罢课正是将运动遍地开花的最佳方法，然而解散占领行动等于弃械投降，「全港大罢课行动」曾就此作出强烈抨击，并预见占领行动被解散后，没有了整场运动的一个中心阵地，下一步的抗争将会陷入复杂的困境。林郑月娥对结束占领和绝食的决定感到安慰，足见大联盟的错误决定让政府舒了一口气。
即使如此，9月11日专上学生联会号召的大专生罢课依然相当成功，共八千人参与于中文大学的集会，表现了学生反对国民教育的决心。之后更有9月xx日城市大学的500人的反洗脑大集会，还有9月24日起连续两天公开大学部分学生进行罢课，显示了大学生亦勇于站起来反对洗脑教育。可是，各院校的集会行动未见有协调统一，未有重新整顿反抗运动的士气，对梁振英政府的威胁亦大不如前。
反国教大联盟在解散占领行动后，没有提出进一步将运动升级的策略。主要是将反洗脑的责任推回个体的学生及家长，并采取被动的态度去「监察」学校推行学民教育的情况，甚至劝喻家长日常要留意子女的教材有没有爱国教育的成分。集体的抗争转向单独的监察，使运动去政治化和去组织化，一场大规模的抗争机会白白流失。这错误的决定当时甚至令不少民众混淆起来，误以为国民教育已经被撤回。
9月21日学民思潮号召全港中学的国民教育关注组和学生会，会议后总结下一步主要行动只是派发宣传反国教的小册子。不少参与者表示，会议中召集人黄之锋被问及推动罢课的问题时，只以「罢课不是设定日期就可以」和「不是我们说要罢课就可以罢课」回避问题，没有以准备抗争的心态和意愿，与学生切实讨论组织罢课的可行性。 「全港大罢课行动」深明组织罢课不是轻然设定一个日子就可以自动成事，而是需要经过周详的计划和讨论，并设立民主的罢课委员会去策划和协调整个罢课运动。学民思潮作为反洗脑运动的中学生焦点，如果设一定个目标的罢课日子，可以让学生尽快动员及筹备。可惜教协和学民思潮似乎不愿意承担这个斗争的责任。
作为规模较小的「全港大罢课行动」，我们仍于不同学校宣传和组织独立的罢课委员会，给予学生建议如何在校内由下而上推动罢课，并让学生和参与者民主讨论和决策罢课安排。我们努力维持组织的民主和开放，让支持反洗脑的学生、旧生、家长和教师都可以加入罢课委员会，向学生建议如何在校内推动罢课。不少表示持有反国民教育的学校允许学生，但全港大罢课行动成员在学校组织罢课委员会后，受到校方巨大施加压力以图停止其组织行动，包括没收学生的传单、受到校长纪律处分的威胁，甚至要求学生会见辅导。真正威胁政府的抗争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校方打击，而全港大罢课行动亦支力支援和协助学生抵抗打压，鼓励学生亲身将事件向公众及媒体曝光。
正当大学罢课泛起抗争的涟漪，中学罢课行动能激起巨浪，不仅能对梁振英政府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甚至有机会迫使梁振英下台。政府含糊的退让无非要收买群众的民意，事实上亦可能降低反国民教育的意欲，但我们需要随时准备继续斗争，以罢课推倒国民教育的讨论在未来可以再炽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