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大规模屠杀之一，发生于1965年美国支持的政变中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1965年10月，镇压印尼共产党（PKI）、以及随之而来镇压该党广大工人阶级的行动开始，并于翌年全年继续进行。这是20世纪最血腥的屠杀之一。普遍估计遇难者至少有50万人，甚至可能有100万人。即使是与印尼右翼将领们共谋策划这场暴行的中情局，后来也将这场屠杀与纳粹及斯大林的恐怖罪行相提并论。
美帝国主义害怕，在印尼共产党所支持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总统苏卡诺统治下，印尼可能会脱离西方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当时正值所谓「冷战」的高峰时期，冷战是两个阵营之间的长期地缘政治与军事对峙——其中一方是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另一方是威权斯大林主义政权。各斯大林主义政权统治的是国有经济体，但它们实行完全官僚化的统治。虽然后者与真正社会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仅仅是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构成了威胁，因为它们阻碍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并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非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1962年的一份中情局备忘录显示，美国总统肯尼迪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同意要「根据情势与可用的机会，清算苏卡诺总统」。
种族屠杀
中情局与驻雅加达的美国大使馆把列有上千名「共产党可疑人士」的名单交给印尼军方，并在右翼宗教准军事部队的支持下，展开围捕和处决。英国当时执政的是威尔逊的工党政府，而英方怂恿印尼军方将其恐怖行动推入反华方向，将目标锁定在占印尼人口4%的华裔身上。
这又是出自于英国殖民政府在马来西亚打击共党暴动的经验。时任BBC通讯记者查利斯（Roland Challis）表示：「西方对印尼非共党政客的期望之一，是他们能更成功地将共产主义的标签贴在印尼的少数华裔身上，让共产主义转化为一个种族议题。」为了进一步推进其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西方「民主」资本主义总是毫不迟疑煽动种族与宗教分化。
印尼的屠杀几乎以产业级的规模进行。夜夜都有上百具尸体倒入水中，堵塞了河川与渠道。2012年的纪录片《杀戮演义》（The Act of Killing），片中提出死亡总数是100万人。丧生者的2/3是华人，及后的军事政权禁止中文标语，并关闭了华人学校。
这事件标志着苏卡诺时代开始走向终结，他夹在他左侧的印尼共产党与右侧的军方、封建伊斯兰团体之间，原本维持着波拿巴主义式的均势统治。后来，印尼这个拥有数百万党员、全球规模最大的非执政共产党被打为非法，并且有约100万人未经审判便遭到监禁。美国国务院兴高采烈地宣布，在非东方集团的世界里，共产主义者的数量在一年内下降了42%。苏卡诺只是以军方领袖的身份才得以继续掌权，直到1967年初被扫地出门为止。然后，苏哈托将军带来了32年的独裁统治。
苏哈托的暴政是美国撑腰的军事独裁链之一环──其他还包括南韩的朴正熙、台湾的蒋介石──目的是牵制住席卷亚洲与新殖民世界的革命浪潮。在印尼的政变过后，澳洲总理霍特（Harold Holt）表示：「除掉50至100万共产主义同情者之后，我认为可以放心地假设情势正在重新调整中。」
未知的篇章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65-66年的事件很大程度上成了这个国家历史的未知篇章。在苏哈托的数十年铁腕统治下，甚至在他倒台后，学校教育体系一直以粗糙的反共宣传影片进行洗脑教育。2009年的《雅加达邮报》的意见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大学学生「从未耳闻1960年代的大规模屠杀」。
苏哈托时代制定的反共、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禁止宣传无神论的法令，从未被废除。然而，这一事实全然不妨碍现任总统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苏哈托的前女婿）于2025年9月，以习近平的贵宾之姿，出席北京盛大的阅兵式。
在1998年印尼盾危机时，一场革命行动颠覆了苏哈托政权。讽刺的是，这场危机正是发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羞辱性的紧缩政策强加给他的政府之后，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被苏卡诺扫地出门、而被苏哈托迎回印尼。然而正如前特种部队将军普拉博沃被控犯有战争罪、但仍旧能在2024年当选总统，这样的情况说明了时至今日，挟带巨大经济利益的军方人马仍是印尼政治的主要力量。同理，1965-66年在军方指导下执行大多屠杀任务的法西斯式准军事部队从未受到调查或处罚，并且继续跟现在的政权维持紧密关系。
苏卡诺是个和埃及的纳赛尔（Nasser）、印度的尼赫鲁（Nehru）一样的激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袖，周旋在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斯大林主义）阵营之间。在苏卡诺执政的最后几年，他受到中国毛泽东政权的极力巴结，而北京也是印共领导层最主要的国际支持者。
中苏两大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愈来愈对立——引起了「中苏交恶」。这场两个名义上的「共产主义」政权之间的对抗，甚至在1969年引发了一场未经宣战的边界冲突，这场冲突长达七个月，是根植于两个官僚独裁政权互相矛盾的民族利益而展开的权力斗争，但却以「真正的共产主义」（北京）对「修正主义」（莫斯科）之名包装。
随着冷战在1960年代早期变得更加紧张（特别是在亚洲），苏卡诺也响应了激进的反西方主义。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在1963年与西方石油公司签订契约，完全无视了印共与民族主义者国有化油田的诉求。英美两国关于如何把刚独立的马来西亚当成西方利益桥头堡加以利用的争论，被苏卡诺正确地斥为「新殖民主义的」冲突。他带着印尼脱离联合国，还将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驱逐出国。
这些措施向华府与伦敦敲响警钟，尽管如此，印尼群众的处境仍在恶性通货膨胀、失业率飙升与土地改革的僵局中恶化。苏卡诺的演说充满激进的修辞，却没有提出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对缩写情有独钟的他提出了「NASAKOM」这一概念──民族主义、伊斯兰教与共产主义的混合物，这一言辞充其量是为了安抚不同社会势力、而他试图在这些势力当中求取平衡。
1963年一场严重的干旱导致中爪哇省出现大规模饥荒。当农民在印共的支持下开始占领土地时，军队也四处展开镇压。苏卡诺要求印共领袖们取消在这个议题上作出鼓动，以换取一些形式上的让步，而印共领袖们也照做了。
Craig Bowen曾在他优秀的《从骨灰上三起三落的印尼共产党》简史里解释道：「国家对世界各地的银行有严重负债，预算赤字每年成倍增加。由于长期恶性通胀的结果，印尼盾（Rupiah）的币值猛跌到只有其合法币值的百分之一，直至1965年的六年期间，生活费用增加了百分之二千。与此同时，有报道说，高达国家预算百分之七十五的费用被用作武装部队的开支，这数字令人吃惊。」
阶段革命论
群众不满在增长的事实，反映在印共壮大的速度上。印共从1952年只有7千党员膨胀到1964年的300万人，这时印共已是继中共与苏共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到了1965年8月，距离军事镇压开始不过几个礼拜以前，印共领导的工会、青年与妇女组织底下有2,600万人──那是印尼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后来在1965年11月被军方逮捕并枪毙的印共领导人艾地（Dipa Nusantara Aidit），甚至曾经夸口说如果当时举办大选的话，印共会赢得30%的选票，而这在当时听起来是完全合理的。
但大选并没有举行──1959年苏卡诺以他所谓「指导式民主」之名行戒严之实，大选也就在印共领导层的同意下暂停。在1955年，苏卡诺执政的最后一次议会选举中，印共以16.4%的选票成为第四大政党。
不幸的是，印共领袖们被斯大林主义式的「阶段」革命论所束缚，以致他们相信像印尼这样最近才刚脱离荷兰殖民的新殖民国家，并没有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他们因此得出结论说，工人运动的任务是要以结合成「反帝国主义联盟」的方式拥护民族资产阶级的最激进势力。根据这个理论的架构，其目标在于巩固民族资本主义与「民主」并无限推迟社会主义与工人夺权。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坚持：「阶级斗争从属于民族斗争。」
这种阶段论是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信仰的之一，意味着印共领袖对群众斗争而言是个巨大的刹车器。他们强调的是民族因素，譬如在军事及政治上对抗英美支持的马来西亚独立成国（马来西亚与印尼在婆罗洲上有领土接壤）；牺牲的却是对阶级斗争的响应，就像1917年俄国革命及其知名口号「和平、面包和土地！」那样。
在印共与苏卡诺的结盟下，该党实质上成为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的附属物，一切行动与纲领上的独立性都被剥夺，并且只举办总统所批准的活动。
历史学家莫金戈（David Mozingo）观察道：「该党庞大的工人、青年、妇女组织可以举行让苏卡诺演讲的壮观集会；但是，这些集会却很难令城镇平民相信印共正离夺权愈来愈近。」
看似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印尼共产党，与苏卡诺的政治差异在群众眼中愈渐模糊；甚至从印共领导层看来也是如此。
如同澳洲历史学家莫尔提梅（Rex Mortimer）所述：「到了1963年，该党对总统的崇拜已达近乎盲目的地步。尽管总统因为疏于经济事务而恶名昭彰，该党仍宣称他手握经济药方。不久之后艾地因为封总统为他马列主义的第一导师，因而被授予荣誉。」
1920年代中国的翻版
印共领袖的政治错乱，以及他们未能明白与追求一个独立、明确的社会主义立场，简直就是重犯1920年代斯大林与政治经验尚浅的中共在中国所犯下的错误，而这一错误导致了1927年灾难性重大失败，中国工人阶级当中的最先进分子遭到血腥镇压。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针对斯大林阶段论的最佳解答，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也会（依照具体状况而定）与非社会主义者、甚至资产阶级政党组成在纯粹实用性质的短暂联盟，譬如抵抗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或保卫民主权益；但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同时也要保有完全的政治独立与行动自由。俄国革命已经证明，不可能存在一个稳定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土地改革、民族问题以及民主权利的任务唯有通过工人阶级夺权才能实现。
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反对中共照着斯大林强加的政策在1924年加入国民党。中共加入国民党，完全从属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底下──而国民党和它所代表的社会阶级并没有能力进行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必然会采取反工人阶级的措施。
因此，毛泽东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在40年后极力主张印共从属于苏卡诺，是件多么讽刺、可恶的事情。与1920年代一样，这政策导致反革命的屠杀，而工人阶级的先进共产主义分子被歼灭。由于没有理解1927年中国革命的惨败，中共鼓励印共在政治上顺从苏卡诺。艾地在1963年成为中国科学院的荣誉会员，他的选集开始由中共出版。印共与苏卡诺的所谓联合阵线也被宣称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重要的国际意义。」
如此恭维是为了奖励印共脱离莫斯科并开始绕着北京运转，提升中共在全球共运中的地位，将印共作为北京向苏卡诺与印尼资产阶级施加影响力时的谈判窗口。这重演了斯大林40年前，试着利用政治上遭阉割的中共去争取跟蒋介石国民党的结盟，旨在推进斯大林统治集团局限于一国视角的外交政策利益、而非推进工人阶级革命的利益。
即使在1965年尾声的军事镇压展开之后，中共政权非但没有诉诸「人民战争」，或对反革命发动武装斗争，反而建议印共「不要恐慌，也不要被挑衅」。这种立场源于它不愿进一步削弱苏卡诺的地位，以便抢救结盟关系。这甚至与斯大林注定失败的对华政策如出一辙，斯大林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上海大屠杀后企图挽救与汪精卫领导的所谓「国民党左翼」的联盟，而不是让中共重新回到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上。
因此，在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被种族主义暴徒袭击时，中国官方仍噤若寒蝉。后来到了1967年，幸存的印共党员决定重回游击路线。实际上，当时中共政权对印尼的政策已经瓦解，游击战也只是先前群众斗争的回光返照。
最残酷的败仗
1965年军事镇压肇始于九三零事件（G30S，Gerakan 30 September），一群激进的军官在9月30日发动一场拙劣的政变，逮捕并杀害六名右翼的将军。这场未竟全功的行动大概是为了先发制人，阻止这些右翼的将军酝酿在一周后启动的政变阴谋。受美帝国主义撑腰的军队高层逮到机会，把这场失败的政变归咎于印尼共产党，并展开大规模报复。
尽管印共少数高层可能有耳闻一些风声，但其党员彻底被九三零政变搞得措手不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能以一词表达：那就是「瘫痪」。在军方开始以毁灭性的反共宣传展开反攻后，要阻止右翼发动的军事接管、从而阻止它粉碎群众反抗，唯一方法就是动员印尼共产党的群众力量上街并号召大罢工。
印共应该回应要求立即举行大选、将土地归还农民、冻结物价、国有化产业并将其置于工人民主控制、民主化军队与举行军官选举，还有迅速组织工人的武装民兵。如果这些诉求能在右翼军方领导层巩固对政府与国家的控制之前便立即提出，就很有现实机会取得成功。不幸的是，印尼共产党没看到架在脖子上的快刀，该党领袖们不但没提出这些诉求，还期待他们的「朋友」苏卡诺能挽救局面。
印共干部对镇压的爆发毫无准备，由此导致的便是束手无策，状况跟1933年的德国与1973年的智利有相似之处。印尼共产党员，包括领导阶层在内，一点求生计划也没有。似乎在他们之间广为流传的建议就是「等待指示」。然而指示始终都没有被下达。
印尼共产党的惨败与接下来的血腥惨剧，都是对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恐怖警号：不单单是资本家、将军们和帝国主义势力随时准备着为挽救其制度而展开大屠杀，还有对「激进」资产阶级政客的幻想、缺乏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模糊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政治之间的界线等政治错误，都会演变成最残酷的败仗。
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印尼危机接踵而至。其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从2000年的0.285上升到2025年的0.375。今天，自27年前苏哈托独裁政权垮台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正在震撼这个国家。现任总统普拉博沃是1965年右翼军国主义分子的政治传人——他接受美国训练（并短暂遭受美国制裁）、对「西方」民主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随着新一代工人阶级斗士与受社会主义影响的青年投身斗争，印尼共产党兴衰的血的教训必须被谨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