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萬張選票抗議政治建制派和假民主——民主權利鬥爭至關重要的經驗
抵抗、左仁，社會主義行動
香 港「516公投」一週年之際是總結香港和中國的民主運動鬥爭的良機。香港的不民主政制是由前殖民大國所謂的「民主英國」強加於香港人民的，並且得到了所謂 的「共產主義的」中國獨裁專制政權幾乎原封不動的保留。一年前的「516公投」在香港民主鬥爭的歷史上是一個里程碑事件，它表明人民對於這不民主的政治制 度的反抗。
2010年5月16日，儘管香港政府和資本主義建制派的抵制，但仍然有五十萬零七百八十七人投票支持「516公投」挑戰當局的 候選人。雖然政府會否認這一點，並會著重指出投票率17.1%是一場「失敗」，但即使是嚴肅的資產階級評論家也將這一結果視作一個警告。香港城市大學的鄭 宇碩評論道，「考慮到選前建制派方面的竭力抹黑，作為一場抗議活動，能動員超過五十萬人參與投票對當局的政改說不，這本身就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而著名 的資深作家和評論員林和立則指出，「516公投正使香港的政治日益激進化」。
社會主義者和民主派人士有必要分析去年的鬥爭及其後事件，並 由總結出成績表，包括最近社會民主連線（LSD）的分裂和其他政黨的分離合縱。在社民連內外有相當的人士，包括一些積極活動分子，也低估了「516公投」 的政治意義，或對未來在香港推動民主權利的問題上得出錯誤和悲觀的結論。
此外，在中東和北非突破性革命動盪的影響下，民主訴求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中心作用，因此我們更有必要相應地對香港和中國發生的反對專制統治鬥爭作出合適的評價。
2010 年1月中旬，立法會(沒有實際法律效力的偽議會)的五名成員集體辭職引發全港範圍的補選。當時的想法是通過一個非正式的「五區公投」（在香港的五個地理上 立法會選區）以拒絕政府的不民主的政治改革方案，並提升要求立即普選的壓力。北京當局咆哮道，這是對其權力的「公然挑戰」，並會「損害香港來之不易的成 就」。所謂「成就」大概指，本港資本大亨們通過其在內地的血汗工廠和香港數以十億計的房地產交易所聚斂的巨額資金。
民主黨尋求「妥協」
這 個「變相公投」最初由立法會內的激進民主派政黨社民連倡議，而公民黨領導層對此疑慮重重，但受到下層黨員的壓力推動，最後猶豫不定的支援這運動。在選舉上 佔據優勢的民主黨拒絕參與支持「516公投」。雖然民主黨提出了幾個「戰術性的」理由為其立場進行辯護，但真正的原因是，民主黨的右翼領導長期想將他們的 政黨重新定位為一個「溫和的」力量，從而能使香港當局和中國的專制政權可以接受。特別是，甚至在「516公投」運動已經正式展開的情況下，他們仍然信奉與 中央政府談判和妥協的政策，並派代表與中央政府秘密進行談判。
正如我們社會主義者早在＜社會主義者＞雜誌和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上撰文提出警告，這是一條「單方面妥協」的路線，而且民主黨領導層不會得到來自北京方面任何實質性的讓步；相反北京 當局使用談判條件作為利誘（而不是真正的談判）是為了收編和控制香港所謂的溫和派泛民主派力量。這導致了民主黨的整個立法會黨團，除了分裂出去的兩票外， 全部投票支持政府的不民主的政改方案，為當局確保通過不民主的政制方案，包庇無限期延長由商家控制的功能界別和其他不民主的制度。
除非爆 發大規模的反政府和其合作的群眾性鬥爭，否則中國專制政權是不可能在短期內被終結的。民主黨領導人迫於這個形勢，談判和妥協過程表明了他們其自身推演的邏 輯和自卑的心理。而這更導致其內部進一步的分裂，如新發起建立的新民主同盟就是因反對政府的政改方案產生的。而事實上這兩個陣營其實都只有非常小的力量 ——民主黨的紙上成員只是730人，而另一個「新民主同盟」更接近於一個小組而不是一個政黨，其宣稱總共只有約30名成員！
明年特區行政 長官的「選舉」（是由1200名多數為「富豪」的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推選產生的）後，在北京的推動下新政府很可能會恢復關於《基本法》中第23條公安條例的 立法工作，其中包含嚴厲限制結社自由、集會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規定，和海外組織關係的自由。根據第23條，批評中國專政當局可以被視為「叛國罪」而遭到禁 止。立法會曾在2003年嘗試就23條立法，但由於面對五十萬群眾上街抗議的激烈反對而被迫擱置。但在下一次政府重推23條立法時，民主黨將會面臨巨大的 壓力——為了顯示其是「有誠意的」可進行談判的「合作夥伴」——而支持23條立法。這可能導致民主黨的進一步分裂，但不能排除其領導層可能會在經過虛飾或 二次修改後投票支持這項嚴苛的法例。
社會主義行動在當時就曾經解釋過：「民主黨領導人的背叛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由他們的階級立場和其支持 者以及從最初階段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所決定的。這對於香港和中國的未來民主鬥爭是一個關鍵性的教訓。一個新的運動必須依靠具有戰鬥性的階層建立，他們明 確知道不可能與專制政權進行任何妥協…我們認為這個運動必須立足於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政黨將作為變革的主要力量。為了獲得成功，這一運動必須將中國 和香港的群眾鬥爭聯繫起來。它必須與資本主義制度做鬥爭，並廢除其導致的血汗工廠、氣候破壞和不斷增長的貧富差距。」[社會主義行動2010年6月22日 在群眾性反對政府偽政治改革的示威活動中所散發的宣傳單張]。
社會主義者和民主鬥爭
工 人國際委員會（CWI）及其在香港支持者積極投入到這場鬥爭中，從而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解釋為何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一定要挑戰資本主義才能成功。我們在數月的競選活動中的一個主要口號、也主要反映在我們的橫幅和網站上的宣傳是，「實現真民主 踢走資本家！」我們的要求包括，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 虛假無效力的立法會，扭轉私有化，提高工資，建立公共部門，打破資本主義富豪的權力壟斷。這是為了向廣泛的不同階層的群眾解釋需要一個真正的制憲會議，這 是托洛茨基在論及20世紀初的中國革命和西班牙革命時所提出的訴求。工人國際委員會（CWI）也同樣將「真正的制憲會議」的口號用於今天阿拉伯世界發生的 革命，以取代當地已遭推翻或仍然苟延的專制政權所遺留下來的腐敗的和很多程度上裝飾的議會。（香港在這方面其實沒有什麼不同）
社會主義者 為所有人的民主權利而鬥爭，即使只是實現部分民主改革的鬥爭，如取消香港精英主義的功能組別（當中6%的選民決定了立法會50%的席位）；但同時我們不會 把自己的訴求局限於這樣的口號。我們會解釋，真正的民主變革只有通過群眾性的工人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才能實現，並需要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而不是毛澤東史 達林主義分子過去在中國扭曲的應用）。特別是我們需要指出，一個具有社會主義綱領的群眾性工人政黨對任何一場民主鬥爭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而這一點也正為 中東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所證明，我們看到當地未完成的革命正面臨著許多危險，而依然強大的統治精英仍然在支持前政權的殘餘。
香港一些宣稱 左翼立場的團體對「516公投」採取了不同的立場，拒絕積極參與其中，因為他們認為鬥爭並不是由「左翼」所發起的。這恰恰是宗派主義的立場，坐在一邊旁觀 而無所作為，並高唱「運動政治意識過低」的高調。任何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組織應該與那些準備挑戰資本家和專制政權的階層一起積極介入鬥爭。即使他們只是部 分地參與鬥爭也沒有一個完整的綱領，通過這一經驗提升社會主義思想和對於工人政黨需要性的認識。
例如，左翼21認為「516公投」是一場中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運動，並從這一立場出發預先宣稱「由民主黨、公民黨及社民連等撐起的中產階級民主運動無力動員，以至運動力量積弱」。＜民主黨的妥協與群眾運動, 2010年6月30日＞
根 據社會主義行動的觀點，這一觀點完全誤解了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在推動和爭取民主訴求方面的傳統，其中就包括普選權，以及對於群眾性或准群眾性 鬥爭的態度。「516公投」即使並不是由工人政黨或左翼發起的，而是由社民連這樣基於激進的中產階層和學生組成的政治集團所推動的，但這將會使這些力量與 資本主義建制派和北京當局發生尖銳的衝突。「516公投」和世界範圍其他群眾性或准分群眾性運動沒有根本性的區別，如過去十年的反戰運動或今天的氣候正義 運動，這些運動直到現在為止，仍然還不是基於工人組織發起和運作的。
這是一個不幸的弱點，反映了在大多數國家中前工會和工人政黨的右傾化 思想轉變。在香港也是如此，例如職工盟除了曾經呼籲其成員參與投票，沒有真正參與「516公投」的鬥爭。但鑑於這個反對中共專制當局和地方資產階級建制派 的鬥爭本身顯然吸引了部分青年和勞工運動積極分子，以及其他激進階層，所以他們會參與到行動中。在去年的最初幾個月，成千上萬的人參了全市範圍的示威、集 會和會議以支援公投，並組織起來反對政府的抵制。
正如我們在＜社會主義者＞雜誌中指出的，我們需要使「516公投」運動更能深入社區、學校及工作場所，並提出了發展成為罷課以至罷工的思想，定必能將運動連繫至反資本主義鬥爭，向統治階級構成更大壓力，這也是爭取真民主的唯一方法。
縱使由於香港欠缺一個群眾性工人政黨，這次無法實現一場「理想的」群眾鬥爭。儘管由於其政治局限性（沒有將民主鬥爭與需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繫起來）。
「516 公投」是利用資產階級議會連繫至廣大群眾運動，消耗了資產階級的「民主資源」。左翼21以「議會癡」一詞暗諷「516公投」倡議者，自己卻狹隘地以投票率 作為運動的唯一指標，並僅僅因為所謂「偏低的」投票率而將運動視為失敗。在＜社會主義者＞雜誌中，我們反覆解釋最重要的指標是運動中群眾參與程度和政治意 識的變化，而不是最後的選票結果，所以我們認為這遠不是左翼21所宣稱的一場「失敗」。
左翼21同時表現出盲目排斥任何政黨的傾向。這個 簡單而錯誤的觀點再一次顯示出其對於工人階級的革命傳統和長期以來革命成敗的經驗教訓的誤解。左翼21一方面讚頌年青人在「516公投」中積極參與宣傳運 動，一方面又宣稱「政黨需要你 你不一定需要政黨」，鼓吹年青「民主的新一代青年是活躍的進步力量，而且是無須政黨引導的獨立力量。」＜政黨需要你，但你 不必需要政黨, 2010年7月1日＞。這完全低估了反對強大的資本主義機器所需要進行的鬥爭，鬆散的地區網路或自發的青年抗議是遠遠不夠的。與之相反，政黨在階級鬥爭中 具有關鍵性的作用，這完全不應被忽視。工國委（CWI）的支持者們在我們在「516公投」鬥爭的介入中，反復解釋「新民主運動」需要工人政黨作為主要力 量。
列寧關於民主鬥爭的論述
社會主義者一直以來強調工人階級在為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 中，包括普選權的鬥爭，所起的關鍵作用。正如列寧解釋：「沒有政治自由，即不可能有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生產力的充分發展，也不可能有廣泛的、公開的和自由的 階級鬥爭，更不可能有無產階級群眾的政治教育、政治培養和團結。正因為如此，有覺悟的無產階級總是把堅決為充分的政治自由而鬥爭，為民主主義革命而鬥爭作 為自己的任務。」[《革命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任務》，1905，列寧]
正如列寧在同一本小冊子中解釋的：「給自己提出這個任務的不單單是 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也需要政治自由。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代表人物早就舉起了自由的旗幟；主要出身於這些階級的革命知識分子，曾為自由而英勇地進行鬥爭。但 是，整個說來，資產階級不可能同專制制度進行堅決的鬥爭，因為它害怕在這個鬥爭中會失掉把它和現存社會拴在一起的財產，它害怕工人過火的革命行動，工人是 決不會只搞民主主義革命的，他們要力求進行社會主義變革，它害怕同官吏、同官僚制度徹底決裂，因為官僚制度的利益同有產階級的利益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同上]
中國的情況就是資本家已經融入了現存的國家制，並不積極尋求其他替代選擇。同樣地，香港的資本家也是中國專政體制的強力崇拜者， 並反對在香港實行普選。不僅僅是因為香港的民主權利對他們毫無限制的特權的一種威脅，更是因為擔心在他們賺最多錢的地方中國大陸，引發起不穩現象。
他 們恐懼未來香港的相對自由的選舉會讓一些不在他們掌握的政黨或政治人物領導政府。即使沒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群眾政黨，一個「激進」政黨或人物的當選會引 發連鎖反應，而群眾壓力的上升會迫使政府提出「真正的改變」，而北京會被迫以妥協（這對於中國其餘地區是一個危險先例），或威脅和警告（「超越了特別行政 區地位的限制」，即一國兩制的輿論嚇唬），又或以軍事鎮壓（基於中國內部和國際上的影響，這在軍事上很簡單但政治上很困難）。一旦香港自由選舉的「潘朵拉 之盒」開啟，一連串的事件都有可能發生：從香港被軍事接管，經過一個政治危機時期，到中國大陸群眾的強大騷動，開啟「第二戰線」對抗政權。究竟是革命還是 反革命佔主導，一個群眾性社會主義工人政黨佔據這場運動的發展前頭位置，在中國和香港都會起一個關鍵性的作用。而香港的民主鬥爭可最終引至中共政權的倒 臺。中共當局非常明白這道理，反而在很多參與香港民主運動的人卻懵然不知。
「516公投」-它實現了什麼？
去 年五位泛民主派議員的辭職引起了北京當局和其香港的代理政黨的憤怒，其反應足見「516公投」的影響。中央政府立即宣佈「公投」是一個「違憲行為」。在香 港的親中共勢力掀起了一股譴責和威脅的風潮。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警告說「會出現無政府狀態」，而建制派的民建聯領導人則聲稱社民連及公民黨立法會議員「煽 動叛亂」和「激化社會衝突」。房地產大亨胡應湘爵士則指責兩黨「破壞香港穩定」，並將他們的行動比作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的紅衛兵。
北京下令其代理政黨抵制補選，從而確保了雖然五位辭職議員得以重新當選，但是避免他們與建制派候選人選舉中對憾情況，從而降低參與程度。這種「確保萬無一失」的想法是北京當局的典型做法，這也反映了其對於代理政黨（如民建聯等）的信心不足。
在此背景下，儘管參與投票人數不多，但是5月16日的選舉仍然成為了一項重大的反建制的抗議，而遠不是政府方面所宣稱的「失敗」。對於這一點我們當時就說明過：
「即 使由於政府破壞而導致低投票率，但激進的反政府陣營，如社民連、公民黨和大專2012的平臺仍然獲得了50多萬張選票。516這次投票總數比2008年立 法會選舉時的親政府的建制派力量獲得的60萬張選票相差無幾，2008年選舉的總投票率達到45%，可要遠高於今次516補選的17%。」[社會主義行動 6月23日香港立法會外示威時所散發的單張https://chinaworker.info/zh/content/news/1098/]
我 們還強調，總投票率雖然重要，但不是衡量該鬥爭成敗的決定性因素：「這不是有關選票的辯論——香港一部分資產階級明白這一選舉統計背後潛伏著是一個潛在的 社會爆炸，最邊緣和被踐踏的階層正日益政治激進化，而既沒有被政府抵制所嚇倒，也沒有對民主黨領導層的溫和表現而印象深刻。」[同上]
正 如我們在那時所解釋的，選民們並不是由需要選擇「次惡」所驅動的（即戰術性投票以打敗最壞的選擇，在爛蘋果堆中選一個沒有那麼爛的），所以「516公投」 的投票者是有意識地支持這一「違憲行為」。投票結果也反映了階級分化。相反於許多重複的宣傳，爭取民主權利要求並不是獲得來自中產階級主要的壓力。 「516公投」投票率最高的的地區恰恰是香港最貧窮的深水埗地區，其家庭平均收入只有全市平均水準的五分之四。相反，在許多高檔住宅區幾乎不少選民沒有走 出來。年輕選民的參與比例為每四人中有一人參與投票，明顯高於常規立法會選舉。
該運動還廣泛地提升了群眾意識，特別是對功能組別的本質的 認識。它放大了民主黨領導層的問題其戰略性的妥協和投降。雖然這一政策的破產尚未完全為廣大人民群眾掌握，但是一個更先進的青年階層對此洞若燭火。 「516公投」的兩個月後，在每年都要舉行的7月1日親民主示威中，民主黨被警察包圍以保護它的遊行隊伍。傳統上這是泛民主黨派一個大的籌款活動，但示威 中民主黨的捐款下降到前一年的三分之一水準。
破裂的泛民主陣營
很顯然，這些事件代表 了香港民主鬥爭的轉折點，令舊泛民主陣營變相分裂。不幸的是，由於缺乏一個群眾性行動的工人政黨，未能傳播社會主義的分析並呼籲進行，這個政治局勢重整的 必然過程雖已開始，但表現為一個混亂和矛盾的方式。一個紮根工作場所和本地社區的群眾性工人政黨，將能夠動員相當規模的力量繼續推動運動和提升鬥爭。
自從去年「516公投」以來，所有的泛民主派政黨都面臨分裂或內部危機，催生了新「政黨」，如新民主同盟（前民主黨）和人民力量（前社民連），並有進一步重新排列的可能。公民黨目前其內部還沒有看到正式破裂，但領導團體內部出現了日益緊張的對立。
社 民連曾被一些評論家宣佈為「516公投」的「主要贏家」，他們贏得了創記錄的278,931張選票（2008年立法會選舉時他們獲得選票為114498 張）。但是由於黨內長期內亂，而當中人身攻擊佔主導地位，政治問題很大程度上仍然未得到澄清，所以一直沒有能夠基於選戰勝利而得以進一步發展。這裡有一些 重要的教訓。在政治上發動一場成功的鬥爭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知道如何以此為基礎建立新的發展，通過大規模的招寡和組織以鞏固成果，並確保有效的為勝利寶 座進行政治防禦。為此，除了抗議行動外，一個強有力的內部政治生活和成員結構，如地區支部、定期政治教育和討論都是必須的。社民連缺乏對於「516公投」 的重要性的明確讚賞，也沒有充分認識自己通過其基層成員的影響在「516公投」中的作用，是為該黨今年年初急劇分裂的因素之一。
正如我們 在去年解釋的，曾蔭權在民主黨的支持下，「成功」推動通過政改方案，被證明只是一個得不償失的勝利。政府面臨著一個著另一個的政治慘敗（財政預算案的徹底 讓步，東亞運動會申辦流產），而曾蔭權的民意反對率從去年六月的46%已經上升到如今的59%。建制派陣營將在混亂中推出三名同樣糟糕的特首候選人，以在 明年的「選舉」中取代曾蔭權。
香港擁有世界上最極端的貧富差距和「最難以負擔的」的住房價格，在過去的兩年裡房價飆升超過60%，這帶來 了對政府的巨大不滿。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八十的受訪者希望政府重新啟動2002年已經停止的受資助「居屋」，但這是政府已經一再拒絕的政策。 另一項最新調查顯示，香港最貧窮的10%的家庭收入從2006年每月的3100港元下降到了如今每月的3000港元。資本主義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而只能 使其變得更糟，這將導致政治激進化的進程進一步繼續和深化，這也需要尋找群眾性的替代選擇以取代親政府的黨派和「偽民主」的反對派。
社會 主義行動與社民連在一系列運動中進行合作，正如與其他左翼分子和團體進行合作一樣，同時仍繼續與他們進行辯論和討論前進的方向。社民連雖然其仍然在組建 中，而但尚未完全形成真正的政黨，但是其左翼力量可能作為未來建設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的平台。要建設這樣一個政黨的關鍵在於在香港及中國必須進行民主運動 作為一個整體的政治上的重新武裝。這就是必須要有一個具有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運動，否則將不會成功。